摘要：彼时，西安事变已经爆发几个月，蒋介石也平生第一次给儿子写了家书：“速归，国事家事皆需汝在侧。

1937年4月，西伯利亚铁路列车上，27岁的蒋经国望着窗外后退的雪原百感交集。

彼时，西安事变已经爆发几个月，蒋介石也平生第一次给儿子写了家书：“速归，国事家事皆需汝在侧。

想当年1925年赴苏时，蒋经国才15岁，而12年的苏联生涯，也早已重塑了他的认知。

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公开批判蒋介石“背叛革命”，也曾在流放期间靠挖煤、伐木谋生；后来还娶了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习惯了用俄语交流，甚至忘记了奉化方言中“母亲”的发音。

其实令蒋经国没料到的事情，前方等待他的不仅是阔别已久的故土，其实更是一场注定交织着亲情与权力的“拜见”：

因为他不仅要面对父亲蒋介石、生母毛福梅，还有那位继母——宋美龄。

“见到父亲，要说什么？”蒋方良抱着刚满周岁的蒋孝文，用生硬的中文问丈夫，蒋经国沉默摇头。

在归途中，蒋经国也反复翻看父亲的信，信中没有提及过往的批判，也没有追问他的经历，只字一句都是对“家事”的叮嘱：

“抵沪后先住沧州饭店，待我安排见礼事宜；孝文年幼，让方良好生照看；见到美龄……当以家人之礼相待。”

而最后这句“家人之礼”，被蒋介石用红笔圈了出来——蒋经国瞬间明白，这不是请求，而是命令。

4月19日，蒋经国一家抵达上海，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和杭州市长亲自到码头上迎接，随后，在保镖的护送下，他们又乘坐火车抵达杭州。

其实彼时的蒋介石正在杭州，蒋经国以为很快就可以见到父亲，可谁知等了好几天却不见动静，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对于蒋经国的归来，蒋介石也是心生欣喜，当天，他就在日记中写下：“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归来。”

然而，尽管迫切想见到儿子，但老蒋还是顾及自己面子不能轻易见，毕竟蒋经国在莫斯科曾经公开反对过他。

所以，在陈立夫的提醒下，蒋经国先写了一封信给老爸，向他汇报自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并且说了一些言辞恳切的话语。

终于，在苦等两周后，父子俩在杭州市国民政府主席别墅进行了会面。

彼时的蒋介石刚结束与中共的秘密谈判，一身戎装未脱，领口的将星在灯光下格外刺眼。

一见到父亲，蒋经国立马双膝跪地，向父亲行三叩首之礼。这是奉化溪口的风俗，也是蒋家的规矩。

而老蒋并没有像寻常父亲那样拥抱儿子，只是上下打量了蒋经国一番，眉头微蹙：“瘦了，但眼神亮了。”

蒋经国挺直身子，用略显生硬的中文回答：“父亲，身体还好吧？”

老蒋点点头，随即将蒋孝文抱过来上，难得露出一丝温和：“好孩子，像我蒋家的人。”

待寒暄过后，蒋介石屏退左右，房间里只剩下父子二人，但气氛还算显得很凝重。

只见蒋介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报纸，正是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发表的《给蒋介石的信》，上面写着“你是人民的敌人，我不再是你的儿子”。

“这些话，你现在怎么说？”蒋介石的声音没有波澜，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

父亲，那是儿子年轻不懂事……如今儿子明白，父亲的选择，是为了国家。”

而这句“为了国家”，恰好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

要知道，1937年的蒋介石，正需要通过“家庭和睦”塑造“领袖形象”——而长子归国，正是一个好时机。

老蒋沉默了一会，不再追究过往，转而谈起了“称呼”的问题：

“美龄嫁给我已近十年，这些年她待你母亲（毛福梅）也非常恭敬，你俩虽未谋面，但她时常问起你的近况。你是蒋家长子，往后见了她，要叫‘妈妈’，不可再称‘夫人’。”

蒋介石的语气很平淡，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权威，这意思是“蒋家的人，必须要懂规矩。”

其实对于蒋经国来说，他确实难以接受。因为“母亲”这个称谓是唯一的，是那个在奉化溪口守着祖宅、给他寄过布鞋的女人。

而如今要让他喊另一个女人叫“妈妈”，无异于感情上难以逾越，然而，当他再次看着父亲的眼睛时，发现那双眼睛里没有温情，只有对“秩序”的坚持。

最终，蒋经国低声应道：“儿子知道了。”

“好，你且先去溪口看望阿娘，休整一段时间，回来再谈论你的工作。”

就这样，蒋经国按照安排，又随即带着蒋方良和蒋孝文前往奉化溪口——去看望生母毛福梅。

1937年的溪口，还是个安静的小镇。丰镐房的大门敞开着，毛福梅穿着青布旗袍，站在台阶上张望。

当她看到蒋经国的身影时，再也忍不住，快步上前抱住儿子，哭声嘶哑：“经儿，你可算回来了……”

真是令人唏嘘，12年的等待，毛福梅已经从一个中年妇人熬成了两鬓斑白的母亲，她拉着蒋经国的手，细细打量儿子的脸：“受苦了吧？看这手，都是老茧。”

说着，毛福梅给儿子端来他小时候爱吃的年糕，又逗着蒋孝文说：“小孙子真乖。”接着又照呼蒋方良吃糖果。

吃过饭后，毛福梅把蒋经国叫到内屋，女子二人聊到了大半夜。

“经儿，你父亲让你叫那位夫人‘妈妈’，是不是？”

蒋经国点点头，但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娘不怪你，那位夫人……也不是外人。她是宋家的小姐，能帮你父亲不少忙。”

顿了顿，毛福梅又继续说道：“你是蒋家长子，你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你父亲的脸面。娘不图你大富大贵，只图你平平安安。”

“知道了，儿子记心里了！”蒋经国听了母亲一席话五味杂陈。

此外，在回到家乡的第三天，蒋经国也按照家乡风俗，和蒋方良补办了婚礼。

其实老蒋之所以让儿子回乡，一方面是让他在家尽孝，填补毛福梅多年的孤寂；另一方面让他在家乡安静的环境里“洗心革面”，修身养性。

直到1938年1月，蒋经国携带妻儿，辞别母亲，准备奔赴南京。

而离开丰镐房时，毛福梅送儿子一家到村口，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山路尽头，捂住脸号啕大哭，其实她失去的，不仅是儿子的“称呼”，更是那个只属于她的“经儿”。

那一天，南京总统府官邸，蒋经国迎来了这场“拜见”中最关键的一环——见宋美龄。

其实就在半小时前，蒋介石把蒋经国叫到书房，再次叮嘱：“待会儿见到美龄，要主动问好，称呼不可错。她喜欢你懂规矩，你越恭敬，她越会待你好。”

蒋经国点点头，手心全是汗。

彼时，官邸的客厅里，宋美龄穿着米白色的旗袍，坐在沙发上看书。

当蒋经国等人进来，宋美龄放下书，站起身，脸上带着得体的微笑：“经儿来了？快坐。”

她的声音温柔，没有一丝架子，随即目光落在蒋方良和蒋孝文身上，笑着说：“这位就是方良吧？孝文真可爱，像经儿小时候。”

这时，蒋经国站起身，深吸一口气，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说：“妈妈，身体可好？”

可以说“妈妈”二字出口的瞬间，客厅里一片安静。蒋介石的嘴角微微上扬，宋美龄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随即化为温和的笑意。

“很好，很好，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说着，她转身让佣人端来早已准备好的礼物，给蒋方良的丝绸面料，给蒋孝文的长命锁，还有给蒋经国的一块瑞士怀表。

可以说这场见面没有尴尬，没有冲突，甚至带着几分“家庭和睦”的温情。

然而蒋经国心里清楚，这声“妈妈”，是他对权力的妥协。

而宋美龄的回应，何尝不是对蒋家“秩序”的维护，因为她需要通过这个称谓，巩固自己“蒋夫人”的地位。

据说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懂事，美龄欢悦。家事定，则国事可安。”

而多年后，蒋经国也在回忆录《我的父亲》中写道：“1937年的春天，我学会了两个字——‘妈妈’，而这两个字，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责任’。”

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其实蒋经国心知肚明，这份“责任”的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忍与妥协。

来源：寻史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