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深秋的南黄海，一艘形似“咸菜瓢儿”（这种渔船的外形像咸菜根部的菜瓢儿）的渔船正随浪起伏。船舱里弥漫着浓重的鱼腥味与油墨气息，几双布满老茧的手在昏黄的油灯下飞速分拣铅字。突然，一个浪头打来，整盒四号仿宋字哗啦倾倒，两千个方块字在船舱里乱窜。“快捡！”随
敌后出版（沈启鹏 作）
1942年深秋的南黄海，一艘形似“咸菜瓢儿”（这种渔船的外形像咸菜根部的菜瓢儿）的渔船正随浪起伏。船舱里弥漫着浓重的鱼腥味与油墨气息，几双布满老茧的手在昏黄的油灯下飞速分拣铅字。突然，一个浪头打来，整盒四号仿宋字哗啦倾倒，两千个方块字在船舱里乱窜。“快捡！”随着队长一声令下，众人立即俯身，指甲抠进木板缝隙，在颠簸中把一个个铅字捡回。这是抗战时期海上印刷厂的日常，更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创造的生存智慧。
1941年，日军对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时，新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陆上印刷厂屡遭破坏。9月，新四军一师参谋处测绘组正在丰利镇毛家庄翻印苏南及浙江地区的五万分之一作战地图，遇到日军突袭，逼近的枪声迫使毛瑞洧参谋当机立断：将笨重的印刷机搬上渔船。这个看似无奈的应急之举却意外开辟了“海上游击印刷”的新模式，实现了从陆地到海洋的战略转移。
随着斗争形势不断恶化，1942年苏中海防团成立后，开始系统实施后勤单位“海上化”战略，由海防团护航，将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和印刷厂全部转移至渔船。这些改装后的“生产舰”随海防团活动于丰利至废黄河口的广阔海域，形成独特的“海上流动后勤部”。海上工作困难重重。登上“咸菜瓢儿”渔船，改造后的印刷车间令人震撼。原本的渔网舱被木板隔成三层：底层压舱石上固定着脚踏圆盘印刷机，中层是排字工猫腰作业的铅字“迷宫”，上层则堆放着浸过桐油的防潮纸张。所有设备都用麻绳捆扎。工人们利用波浪起伏的节奏，在船体上浮瞬间快速滚墨，下坠时立即停手，随时应对风浪。极端环境催生出惊人的技术革新。没有胶辊，工人们就拆解自行车轮胎塞入棉花；缺大标题字，技术人员便用刻刀手工雕刻铅坯。
海船上的生活比岸上更加艰苦。海水是咸的，吃的水只能从岸上用牛车拖上船，洗澡和洗脸都成了奢望。洗脸时，毛巾刚抹过，脸皮就绷了，风一吹，脸上像上了白霜，又痛又痒。海水洗的衣服，晴天穿在身上硬得要命，阴天穿在身上湿漉漉的，奇痒难受。海上常常大风大潮来袭，船身颠簸得厉害，许多同志都晕船，呕吐不止。特别是机器在船舱里也放不住，几乎要倒下来。报纸印不出来，大家心急如焚。但他们没有放弃，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用“铅字油印”的方法继续出报。将排好的版子扎好，滚过墨，在有光纸上喷些水，再摊在版子上，用刷子刷过去。这个过程需要四个人同时操作，印一张报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当朝阳跃出海平面时，三千份带着盐渍的《江海报》正式出版，这些带着海盐结晶的出版物成为连接根据地与外界的信息生命线。头版头条的墨字力透纸背：“曙光在前，千帆待发”。这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一种信念，一种对未来的期许。海防团参谋长凌海波说：“看着他们像踩着浪头跳舞一样干活，就知道我们打击日寇的决心有多大。”1942年12月，他率领四连乘船护航，连续航行了三天三夜，将苏中军区有关后方机关从海上转移到苏北军区老黄河口一带。
海上印刷厂承载的远不止信息传播功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决定成立苏北（后改为苏中）银行。由刘少奇命名的“江淮银行”在盐城正式建立，印刷江淮币。因日军进犯，先后于1941年、1943年两次转移到海上印刷。1943年江淮银行印钞厂转移至渔船后，工人们要在浪涌中完成制版、调墨、套印等三十多道精密工序。印钞组长胡金魁设计出“浪差校准器”，利用钟摆原理抵消船体晃动，使江淮币的印刷精度达到陆地水平。这些在颠簸中诞生的货币通过海防团建立的“海上金融走廊”流向各根据地，成为维系战时经济的重要血脉。
1944年8月7日，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成立仪式在丰利镇北包场的灰场补行，环港海边战帆如云，盛况空前。当粟裕宣布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正式成立时，会场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在石林指挥下，海防战士齐声高唱：“我们是中国未来的新海军，我们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每个人都沸腾着民族解放的热血，每个人都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声……”陶勇兼任海防纵队司令员，杨进任政委，吴福海、陆洲舫任副司令，崔德耀、孙二富分任正、副参谋长。从此，我三旅和四分区有了一支像模像样的海防部队，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辽阔的黄海成了海防部队纵横驰骋的战场，建立起海上运输线，也为海上印刷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海防纵队在苏中沿海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多次缴获日军运输船，击退（击沉）日军汽艇，歼灭日军官兵，威震黄海。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曾惊呼，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难以侦察。在战争最残酷、最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印刷厂和兵工厂、后方医院、军需被服等就是靠海防团的大船在茫茫黄海上隐蔽坚持下来的。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文化产品的输送。印刷厂船队与上海地下党建立的“宝丰渔行”密切配合，将《论持久战》等著作伪装成鱼货装箱，经海路转运至国统区。1944年春，一批特殊的“咸鱼”被运抵香港，木箱夹层里藏着五百本海上印刷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后来成为海外华侨了解中共主张的重要窗口。陶勇司令员曾说：“我们运的不仅是纸张油墨，更是燎原的火种。”
站在历史的海岸回望，这些飘摇于惊涛中的“咸菜瓢儿”不仅印刷出抵抗侵略的思想武器，更锤炼出一种“浪击不垮、盐蚀不腐”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文化战场上构筑的移动长城。当今天的我们抚摸那些带着海腥味的老报纸时，指尖触碰的不仅是纸张，更是一代人在怒海中守护文明火种的永恒见证。“铅字会随浪花散去，但保家卫国的信念永远漂浮在海平面之上。”这句话至今还在南黄海波涛中激荡。
来源：江海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