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见到张文端烈士的儿子张大维是在2004年11月26日晚8点多钟。当时天下着毛毛细雨。我负责“11·27”烈士殉难5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烈士家属夜间的接待工作。张大维不高的个子，穿着褪色的旧军装，背着一个背篼，背兜里装着南瓜，手拿一把长雨伞，穿一双长筒雨靴
光荣的父亲 自强的儿子
第一次见到张文端烈士的儿子张大维是在2004年11月26日晚8点多钟。当时天下着毛毛细雨。我负责“11·27”烈士殉难5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烈士家属夜间的接待工作。张大维不高的个子，穿着褪色的旧军装，背着一个背篼，背兜里装着南瓜，手拿一把长雨伞，穿一双长筒雨靴。他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后得知2200度）。由于眼睛高度近视，我几乎是挽着他的手臂才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重庆发动机厂招待所。他还未吃晚饭，我给他泡好两包方便面，安排好食宿，千叮咛万嘱咐后（怕他眼睛看不见摔倒）才离开。第二天，他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写了长达7页的发言稿，准备在下午的烈士家属座谈会上发言，由于时间关系，张大维同志未能发言，但从他的发言稿中，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张文端烈士和他的儿子张大维。
一、光荣的父亲张文端
张文端，1914年7月27日出生在四川大竹县神合乡方圆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是佃农。到了他父亲张仁杰这一代时更加贫困。张仁杰只得在农闲时靠着挑米、挑面，挑糖下苦力挣点钱来糊口。张文端从小热爱劳动，艰苦朴素，有着倔强上进的性格和同情劳苦大众的品德。张家祖宗三代都不识字，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11岁时，父亲节衣缩食，供张文端上学读书。上学那天给他取了个书名叫文端，愿他今后做个文品端正的人。张文端专心听课，刻苦用功，考试成绩常居榜首。回到家中，他放下书包就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1930年，张文端小学毕业，亲友们三凑六合地为他筹齐了学费，送他到县城考上了大竹县初级中学十四班。张文端珍惜光阴，勤奋攻书。他酷爱文学，善诗作文，喜欢戏剧、音乐、美术，而且书法较好，逢年过节左邻右舍都要请他写对联。在共产党员刘先慎老师的影响下，他阅读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很大的启迪，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33年冬，张文端毕业于大竹中学，当时石子高小校长徐代模见张文端文才出众，又懂英语，就聘他到该校任教。两年后，他回到家乡，先后在神合文武宫小学校、双河乡沈氏私立光扬小学教书。
张文端相信科学，反对迷信。一次他母亲张王氏生病月余不见好转，病情日益严重，有人说得赶快请巫师神婆来做法术，他父亲只好赶快买来香蜡纸烛，准备找巫师为病人驱鬼招魂。张文端得知，立即请来医生，耐心地说服父亲：“鬼神是荒唐的，吃药打针才是真情，要是鬼神能做人间的好事，那世界上早就没有当医生的了。”经医生治后，母亲的病情渐渐好转，不久就康复了。这件事对全家人教育深，对偏僻山村的影响也大。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激起了张文端抗日救国的热情，他常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教育和启发学生，他编写并亲自教大家唱的一首歌，歌词是：同学们，快起来，敌人快到床面前。拿起枪，走向抗日战场；拿起刀，对准敌人脑袋狠狠地砍！中华儿女的骨肉誓和国土共存。” 至今还有不少人会唱这首歌曲。
1938年，张文端为了把神合地区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推向新的高潮，他见毗邻的徐氏小学不但教学是按陕北公学的一套办，而且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就与“徐小”联系。在一个逢场天，“徐小”校长徐代梁、教导主任徐代位和教师们带领“小先生剧团”成员，专程赴神合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张文端带领师生热烈欢迎，并积极配合这次宣传活动。在街上写抗日标语，唱抗日歌，演抗日救亡戏剧。还召集赶集的群众和学生大会，请徐代位先生在大会上作抗日救亡演讲。这次宣传活动十分成功，轰动了全乡。
1939年，张文端到双河乡沈氏私立光阳小学任国文教师，由于他教学业务全面，思想进步，很快团结起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组织抗日宣传活动，逢场过节在街上演唱《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家乡》、《上战场》等抗日救亡剧目。张文端因陋就简做道具，并亲自登台演戏，他扮演的角色逼真、动人，赢得不少观众的好评。
当年下期，由粟绍波、陈良桢介绍张文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愿望。张文端决心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一九四○年，张文端根据党组织“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正值国民党推行所谓的“新县制”，他弃教投考大竹乡镇干部训练班。三个月结业，任文星镇镇长兼文星中心校校长。他在教师会上强调：“……着重加强儿童的反帝、反封建迷信的教育，注重知识质量的教学，提高儿童们的觉悟和爱国热情。”
皖南事变后，大竹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文端失掉了组织联系，但他牢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时刻不忘党的事业，在他任镇长的那一天，专门为自己提笔疾书了两副条幅作为座佑铭：“刻苦奋斗的结果，就是光明。怠惰自私的将来，就是黑暗。”、“立志要高超，见地要宏远，胸怀要宽广，做事要伟大。”不仅字迹刚劲有力，而且内容含意深刻。
文星一带的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称“土皇帝”的谢成孝，对镇长之职早已垂涎三尺，张文端上任当镇长后，美梦破灭，怀恨在心，纠集地方三大势力的头目煽动说：“文星这么多人，就选不出一个人来当镇长吗？镇长头衔怎么能让外乡的穷小子张文端争去？大家要协力把他挤垮，让我们的人代替！”当年在征粮时，张文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公粮的摊派任务，加重了地主们的数量，为此，他们觉得时机已到，便合谋了一条毒计，联名全镇大小地主绅粮上书县政府，诬告张文端对抗国法，利用职权借征公粮之机多派文星镇的粮款，中饱私囊。县参议长坐上滑杆，带上官员赶赴文星举行茶话会，谢成孝一伙串通乡保人员，罗列了种种罪名，气焰何其嚣张。张文端不动声色，沉着应战，心有成竹，先发制人来舌战群魔，他义正词严地指出：“皇粮民税从古有之，都是以穷富、灾情、地域、乡村人口的情况或多或少来分摊。调整是本镇长职权之事，这也是上司的命令，谁敢带头闹事抗粮不缴，定以国法论处……！”县参议长见言之有理，也找不出破绽，只得表态维护张镇长履行公事，平息了这场风波。
1944年秋，文星与神合分开各成立一个乡，张文端回到家乡神合任乡长。上任第一天，他又提笔在一幅画上题词：“渡过险滩头，就是好时候。”表达了他坚信党领导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这期间，神合乡中心小学校旗贴上了五星，校歌也仿照抗大校歌编词，墙壁上画上了万里长征图样；订阅《新华日报》；通过在重庆育才学校读书的大竹籍进步青年徐春轩等人寄回育才校刊和《挺进报》，聘请进步教师包笔容（徐相应烈士之妻）等到校任教；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演出《啷个办？》、《王大娘补缸》等进步话剧，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励人民。
尽管张文端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他从报刊上看到了党组织号召国统区人民行动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每个共产党员要深入发动各阶层群众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的消息，他立即把神合有名望的人士联合起来，办起“四维茶社”，利用这个合法场所进行革命活动。成立那天，特别热闹，有讲评书的，唱戏的，下棋打麻将的；他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学习时事，研究形势，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张文端经常解答疑难问题，引导和鼓励青年们：“要胸怀大志，看准了的目标，就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只有持之以恒，才会到达光辉的彼岸！”为日后建党和组织武工队准备了力量。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几个主要战场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中共川东临委作出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斗争”的部署，筹划在川东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共重庆市委根据这一精神，抽调大批党员干部，下到农村，恢复和发展壮大党组织，组织群众，发动武装斗争。
自党组织遭受破坏以后，张文端曾秘密地找过党组织，但没联系上，日夜盼望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一次偶然的打听到以前一起同过事的徐春轩从外地返回家乡，眼前豁然明亮，心情格外兴奋，他急不可待地直赴徐春轩住地。战友重逢百感交集，最后徐春轩答应了张文端的要求，尽快向上级反映解决组织关系。
在一个秋高气爽，明月高照的晚上，中共川东第一工委委员王敏由特支书记胡正兴陪同来到文星场找到张文端，由王敏宣布了工委的决定：“同意恢复张文端的党籍。”同时指定直接由工委委员陈以文领导；并希望他以乡长身份为掩护，继续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张文端的组织关系先后由胡正兴、徐春轩领导。
张文端为了改善家中住房条件，新建一套两楼一底的砖木房子，正值开始动工之时，组织上考虑准备武装斗争，需要大量资金购买武器弹药等。便派张国立去作他的工作。张文端毅然同意组织上的意见，马上停工，把这笔钱用到武装斗争买枪买弹的准备工作上来。直到解放时，这座房子还是没修好。
张文端以装备乡丁为名，购置了部分枪弹，又把全乡所有的零星枪支集中起来，专门请来铁匠董尚书等人在乡公所修理和改造这批武器。
1948年1月7日，工委书记邓照明到大竹山后检查工作，听取了张文端的工作汇报，感到很满意，指示张文端：“继续以乡长为掩护，在经济、物资上大力支持武装斗争。”张文端牢记上级领导的指示，加快了武装斗争准备的步伐。
1948年2月6日，陈以文、陈尧楷、徐相应率领武工队队员，在大竹杨通乡的苏家沟与敌第十区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付渊希带领的保安大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前线需要补充大批武器弹药，张文端将准备好的枪支弹药交给负责运输的人员，及时供应给武工队员使用。
敌人调来大批增援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化整为零，分批撤离。一批暴露了的外来干部刘迦、宋廉嗣等同志，先后撤到张文端家中隐藏,张文端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搜查，保证了同志们的安全。当张文端接到转移外来干部的通知后，他就准备好费用，选择好路线，护送出境。
苏家沟战斗后，敌人十分恐慌，重庆行辕急令79师293团团长康泽厚率部，配合第十区督察专员公署付渊希的保安大队对大竹山后张家场、杨通庙、苏家沟一带进行“严密搜查”。同时，付、康在垫江召开清剿会议，共同拟定了清剿办法，组建了竹梁垫邻各县“清匪”的“堵剿纵队”，到大竹后五区反复“清剿”，乱捕滥杀，一片白色恐怖。
大竹县长朱焕北带着人马，出巡山后各乡场，给乡保长施加压力，想从中发现“异党”活动的蛛丝马迹。一天，朱焕北急促赶到神合乡，询问：“张乡长，看看你乡的武器怎么样？”张文端开始心中一惊，马上镇静下来：“那，有劳县长关心！”立即将枪支登记册找来呈上。狡猾的朱焕北拿到枪支登记册后，提出“还是去看看枪支为好。”在验枪时，他看有的枪支号码不对，数量不符，把脸一沉，紧紧追问张文端，张文端沉着地答道：“县座，近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苏家沟战事的教训，卑职怕有遗失，防止出乱，把下面的武器收起来分批修检了一下，以备急用；这样号码、数量必有错乱，请县长明察。”在场的乡职人员也随声应合，证实张文端说的属实。朱焕北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只得顺势下台。
敌人调兵遣将，加强了对文星、石子、杨通、神合等乡的“清剿”兵力。专门派了一连正规部队进住神合乡公所，连长与张文端同住一间寝室，名曰“共同清剿”武工队，实为控制和监视张文端的行动。
张文端在这险恶的环境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直坚持战斗。他一面要对付上司和敌军连长的纠缠，一面要为党内同志和武工队的隐藏转移创造安全条件，准备费用。直到上级组织通知他立即转移时，他有条不紊的移交工作，烧毁文件，埋藏好枪支、弹药，最后一批同胡正兴、徐世英一道撤出了神合乡，转移在高家坝粟绍波家隐藏待命。三月初，转辗来到重庆。
1948年的山城重庆，愁云惨淡，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张文端见转移重庆的人特别多，又找不到社会职业，考虑组织上经费相当困难，就赴成都找熟人想办法，经同乡长辈张富经介绍到金堂县作了科员。这里环境舒适，待遇优厚，但系不住张文端找党组织的心。干了三个多月，他辞职返渝，终于在重庆找到了徐春轩，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和平门七星岗旅馆，等待分配到川南去工作。在此期间，张文端到他原来住过的旅馆去用化名写信叫家中寄钱来，被特务发觉，于1948年7月在朝天门水巷子民立旅馆被捕。特务们把他押到行辕，推进警卫森严的审讯室，经过严刑审讯，张文端只承认叫王文通（化名），到旅馆找人的，第二天，敌人又把神合乡到重庆做生意的张富田抓去对质。
“认识他吗？”特务们把枪口对着张富田问。
“认识！”
“叫什么名字？不老实说，就先枪毙你！”
“他叫张文端，是神合乡乡长。”张富田不知张文端化名王文通。
张文端为了掩护群众脱险，笑着说：“说得好，他是我乡一个生意人，我的事与他毫不相干！”使张富田脱离了虎口。敌人如获至宝，抓住张文端改名换姓严刑审讯，打得他死去活来。最后张文端只说自己当乡长挪空了公粮，怕追究责任而改名换姓逃到重庆来躲蔽。
在敌人施用的酷刑下，张文端坚贞不屈，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严守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始终以自己是乡长来搪塞。三天后，转禁在渣滓洞看守所。
到渣滓洞后，敌人妄想从他口里得到重庆地下党的情况，大竹县长朱焕北专程赶到渣滓洞，与敌特商量了对策，不追问其它问题，专从为什么要到重庆来作为突破口。朱焕北软硬兼施，机关用尽，还是一无所获。张文端对朱焕北和刽子手们不屑一顾，仍然是“挪用了公粮怕追究责任才跑到重庆来”的“供词”。气得朱焕北脸发青手发抖，耷拉着脑袋离开了渣滓洞。狠毒的朱焕北，回到大竹立即下令查封了张文端的全部产业，拍卖赔偿公粮。
张文端不管在行辕看守所或在渣滓洞，严守党的纪律，就连狱中难友们也“只知道他是大竹县的一个乡长，因华蓥山暴动被捕的。在狱中表现尚好。”“张文端在狱中，既未听说他有出卖同志和组织的传说，也未被同房的同志‘隔离’过（对可疑分子的办法），追悼龙光章、绝食斗争、搞饮水的斗争、反毒打斗争，以及49年春节联欢大会等他都参加了。”
张文端与胡春浦、罗广斌等难友关在楼下一室，在“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战斗口号下，他们怀着一个共同愿望，出黑牢后，为党和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所以，张文端同难友们一起坚持学习，他是个深度近视眼，牢房光线暗淡，他就利用门缝和铁窗射进来的微弱亮光看书学习。难友中有很多人懂外语，他就刻苦攻读英语，学习成了他每天不可缺少的内容，直到临刑前。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蒋介石“引退”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无比高兴，决定在春节时举行联欢会，来庆祝这一伟大胜利。春节这一天，起床时间一到，张文端与全体难友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齐唱起“国际歌”、“正气歌”、“团结就是力量”、“和平民主花儿开”、“一杆红旗华啦啦的飘”、“古怪歌”、“拉壮丁”等歌曲。张文端从小爱唱歌，今天他特别高兴。几百人的歌声汇集到一起，似春雷在歌乐山上空翻滚。早饭后，经难友们团结一致进行说理斗争，看守终于同意大家放风过春节。牢门打开后，张文端兴高采烈地同大家一起向院坝走去。唱的唱，跳的跳，女牢的难友，把花被面系在腰间作彩带，在放风坝边唱边扭起了陕北秧歌。张文端和其他男难友们不约而同地鼓着掌，跟着放声高唱。他们的歌声是那样整齐合拍，掌声鼓得是那样响亮有力，舞蹈是那样优美欢快，难友们的情感多么真挚，欢声笑语庆胜利，载歌载舞迎解放。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挺进，直逼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重庆，蒋介石为了挽救“西南危局”，带着特务头子毛人凤由台飞渝，交待了大批屠杀政治犯的任务。毛人凤召集徐远举、徐钟奇等布置对白公馆、渣滓洞的大屠杀计划。11月14日毛人凤签请蒋介石批准秘密杀害三十人的名单中就有张文端。14日黄昏，渣滓洞的敌人加哨增岗，大小特务十分忙碌。难友一看就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不一会，看守所长李磊打开囚室的锁，狼嚎般地喊叫：“张文端出来，转到别处去。”张文端戴好眼镜，整理了一下衣裳，神色泰然地跟同室的难友一一握手告别，跨出狱门后，敌人给他上了手铐，张文端走到院坝中间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向各室的战友告别，深情地喊出：“再见！再见！”然后，昂首迈步向刑场走去。张文端和江竹筠等三十位革命战友，光荣牺牲在电台岚垭刑场。
张文端虽然牺牲已经五十多年了，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特别是当时一起从事地下斗争的老领导和老同志们一直缅怀着他在革命的峥嵘岁月中为党所做的贡献。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立即成立了革命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中美合作所”的被难人员进行了清理核实，及时通知了张文端的亲友去重庆渣滓洞认尸，可是没有辨认到张文端的遗体，无法追认张文端为烈士。1950年6月，重庆市和大竹县接到西南军政委员发出的通知，继续调查搜集张文端的有关材料。由于张文端是“11·27”大屠杀前的半个月就被秘密杀害在电台岚垭了，所以当时找不他的遗体；加上张文端是个单线联系的秘密共产党员，狱中只知他是伪乡长，他的直接领导人又同时牺牲了；个别知情人又调离外地工作，因而，一时难以查清。十年浩劫，调查工作被迫停止下来。
二、自强的儿子张大维
1948年7月张文端被捕时儿子张大维才5岁，妻子赵孝珍才30岁。此后每天下午黄昏，天天有人来喊赵孝珍上街，不断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押来押去。大竹专署保安队电令神合乡公所，反复究办，还抓了一些群众拷问。张大维被亲友接到了赵家沟外婆家。
1949年秋初，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开到了牛草坝。敌连长拿水果给张大维吃，皮笑肉不笑地问他：“你爸爸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知道，还要给你一块雪白的糖果吃”，又比划给他看。张大维感到莫名其妙，伯父婶子们替他解释，说小孩子不懂得你们的问话，气得敌连长吹胡子瞪眼的。接着，罗广文军队康泽厚三团在血洗张家、四合、杨通、石子武工队后，张牙舞爪开到了神合乡，逼视着一切可疑的人。
一天上午，敌军在神合伪乡长许绍由、方元村保长张永禄，牛草坝甲长张文秀，付甲长张国林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包围了牛草坝。四周站满了凶神恶煞的蒋军、省专保安队在坡梁高地架了十几挺机关枪，河边有国民党特务便衣队侦察放哨，上下正堂有背步枪的敌兵走动，两边偏堂有拿手榴弹的士兵，连排长吹口哨集合全湾群众排队，男女各一边，在大地坝威逼每人都要具连环保责，说张文端没有在家附近隐蔽，倘若查出踪影，即血染院坝，鸡犬不留。一部分兵痞翻箱倒柜，在院墙阴沟、后院古坟搜索，用竹竿通洗，用手电反复照射，悬岩峭壁就用机枪扫射侦察，生怕张文端不翼而飞。张大维母亲特别坚强，响亮的回答：“杀死我，也不知道张文端的去向。”
张大维的母亲赵孝珍，1918年腊月16日生，邻水三古华尖赵家沟人氏。她家庭贫苦，勤劳勇敢，生活俭朴。结婚后，她对内分担了家务，对外迎宾分忧。公婆、妯娌、叔侄、弟婶、姐妹相处和睦，与人无争。对外守口如瓶，经常迎送川东地下工作队，她叫儿子把煮好的鸡鸭、鱼肉蛋，秘密送到住在他家碉楼上的叔叔和阿姨们吃。对革命她心里也略知一二，只有一个念头，让他（她）们吃好、吃饱、睡好觉，开好会，多杀几个敌人。
1949年6月，国民党第一○八军罗广文部队，大竹专署保安大队、县警察中队约计总数五万人马，来山后区第二次清剿，张文端未及时处理党内绝密文件，手迹书刊，赵孝珍当机立断予以销毁，免于落入敌特手里。至使后来的便衣特务一无所获。只好放她走了。
解放后，当张大维的母亲得知他父亲张文端牺牲的消息后，当时就晕了过去。1951年2月，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展开，张大维母亲在丈夫未定为革命烈士的情况下，仍积极参加了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的斗争。她和广大的翻身农民一道，斗倒了那些称王称霸的地主豺狼。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甘落后拿出了自己积蓄的钱粮，还当了土改工作积极分子，经常忙于文星区乡开会学习。张大维经常孤苦伶仃的在家守候他母亲的归来。母亲终年勤劳在田间地头，从未叫一声苦，指望张大维长大成人之后，继承父亲的遗志。
1958年秋，全国人民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张大维母亲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在三百梯、罗保山炼钢铁、背黑炭。在狂风暴雨、疾病饥饿、路滑难行的煎熬下，母子俩相依为命，度日如年。
1960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张大维和他母亲吃生萝卜、胡豆叶、维系生命，1960年旧历7月21日晚，张大维才16岁，他母亲赵孝珍贫病交迫，携棕绳悬梁自尽，时年42岁。
张文端只读过小学四年级，受父亲的影响，在刚强正直的母亲教导下长大。在文化大革命那些骇人听闻的日子里，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是好的。张大维遭受残酷迫害，进过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没日没夜要他交待自己的父亲是反革命，他想要为地富反翻案。办学习班的干部无情的鞭打，摧残张大维的身心，张大维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浩荡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大竹县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组织人力专门进行调查，在重庆市委和“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大力配合下，终于查清了张文端的情况。于1979年10月12日，由四川省大竹县政府追认张文端为革命烈士，1983年7月20日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从1979年10月12日经大竹县政府批复批准张文端为革命烈士，至今27个年头了，他的儿子张大维现已是60多岁的老人,仍在家务农，虽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仍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革命先烈，并竭力宣传革命烈士的精神,多次到大竹县神合乡各学校、乡党员先进性教育作关于革命烈士事迹的报告，深受大家的好评。
现在，每年的“11·27”烈士殉难纪念日，张大维都要前往“11·27”烈士墓悼念父亲。来时，他背着一个背篼，里面装着送给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的新鲜蔬菜，表达他对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感激之情。
来源：开朗明月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