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郑啊，你家小院打理得不错，今天又有孩子们来读书了。＂是村里的老王，声音里带着几分喜悦，几分期待。

电话铃声划破夜的寂静，突然响起，吓了我一跳。

＂老郑啊，你家小院打理得不错，今天又有孩子们来读书了。＂是村里的老王，声音里带着几分喜悦，几分期待。

春夜的北风裹挟着一丝凉意，窗外的霓虹灯闪烁不停。

我坐在单位分的两居室里，紧握着那个黑色的转盘电话，听筒冰凉，如同我此刻的心情。

电话那头是我十几年没回过的家乡。

1998年的春天，大哥大还只是富人的玩意儿，能打来这么一通长途，必是有要事。

我不自觉地攥紧了听筒，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愧疚。

我叫郑建国，1960年生于东北一个小村庄——双榆树村。

那时村里大多是泥草房，冬天一场大雪，屋檐下的冰凌能挂到膝盖，北风呼啸时，房门缝里能钻进来雪粒子。

父亲是乡里的民办教师，教了几十届孩子认字读书，村里有不少人提起他都尊称一声＂郑先生＂。

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整日里弯着腰在地里刨食，皮肤晒得黝黑，手掌上的茧子厚得能扎人。

日子虽苦却也踏实，一家人围着煤油灯吃饭，听着父亲讲那些从书本上看来的故事，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记得那会儿村里通了电，一条黑线从电线杆拉到家家户户，晚上点起那盏昏黄的电灯泡，全家人围在下面，看谁的影子能投得最大。

大队广播站每天傍晚播新闻，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蹲在大喇叭下，听中央台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然后模仿那些我们似懂非懂的词句。

＂建国哥，你将来肯定能去北京当播音员！＂村里的小妮子常这么夸我，引得我暗暗得意。

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八十年代初，父亲托了关系，让我去了县城一家国企，成了父母眼中的＂铁饭碗＂。

＂咱家建国有出息，吃上商品粮了！＂村里人见了我爹，他总是这样乐呵呵地说，仿佛我得了什么天大的荣誉。

靠着勤恳跟着企业一路向上，我从车间操作工到班长，再到车间主任、科长，生活条件渐渐好了起来。

发工资那天，我把崭新的钞票码成一摞，小心翼翼地用橡皮筋捆好，骑着二八大杠回村，把钱塞进母亲的衣兜里，看她那双布满裂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敢接过。

1990年，企业效益好，我分了房，还评上了先进，加了工资。

看着家里攒的那点钱，我一拍大腿，决定在老家盖一座小院。

＂爹，咱家也该换换样子了，盖个砖瓦房，冬暖夏凉，您和娘也能享享清福。＂我跟父亲说。

父亲搓着手，眼里闪着光：＂好啊好啊，那得赶紧找人打砖，明年开春就动工！＂

当时的农村，谁家盖了砖瓦房那可是大事，左邻右舍都会来帮忙，一方面是乡里乡亲的情分，另一方面也是来见识新式样的房子。

砖瓦结构，三间正房带厢房，青砖黛瓦，木质房梁，还特意雕了几朵云纹在门楣上。

我专门辟出一间书房，摆满了从县城新华书店买的书籍，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红与黑》，还有一些农业科技小册子。

＂这是咱郑家百年来头一次盖起像样的房子。＂父亲站在刚完工的院子里，手抚过那崭新的红砖墙，眼里闪着泪光，＂好房子不住也得有人气啊，你小子别光顾着城里跑。＂

父亲从县城集市上买回一个座钟，摆在正屋的八仙桌上，嘀嗒嘀嗒的声音填满了新房子的每个角落。

＂钟声不断，家运不衰，＂他念叨着老话，笑得合不拢嘴，＂建国，你有出息，爹娘脸上也有光。＂

若是放在以前，有这么一座敞亮的房子，我恨不得天天守着，可成家立业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企业改制，跑业务，升职加薪，一年就那么几次探家的机会，再加上满天飞的饭局和应酬，几年下来，回老家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城里有暖气，卫生间，有电视机、录音机，那时候流行的＂三转一响＂，我差不多都置办齐了，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这一对比，老家的小院显得越发清贫，即便是刚盖好的砖瓦房，那冬天寒冷的炕头和夏夜嗡嗡的蚊子，都让我有些不适应。

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城里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回家的脚步却越来越慢。

1995年春节，我回到老家，发现父亲瘦了一圈，咳嗽不断。

＂没事，老毛病了。＂他摆摆手，却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抹去嘴角的血迹。

正月十五那天，父亲坐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望着满天的星斗，突然说：＂建国啊，爹这辈子没啥遗憾了，就是希望村里的娃娃们都能像你一样，走出去见见世面。＂

他向来不是个爱表达的人，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让我鼻子一酸。

＂爹，您好好的，别说这些。＂我拍拍他的肩膀，＂等我再攒些钱，买台电视机回来，让您和村里人一起看新闻联播。＂

父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扇形一样展开：＂好啊好啊，那可是个稀罕物。＂

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长谈。

那年夏天，一场急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我连夜赶回老家，看着父亲那张安详的脸，哭得像个孩子。

丧事过后，我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临走时看着那座空落落的小院，竟有些不忍。

。

＂这房子是你爹一手操持盖起来的，墙缝里有他的心血啊。＂母亲轻声说。

＂娘，城里条件好，以后不用起早贪黑干活了。＂我劝道，＂这小院，我找村里人看着，逢年过节回来住。＂

母亲叹口气，擦擦眼角，最终拿起那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粗布包袱，跟我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小院的钥匙交给了村里的老王，那是父亲的老友，平日里没事就一起下下象棋，喝喝小酒。

＂建国啊，你爹这辈子最看重这座小院，你可得常回来看看。＂临走时，老王拉着我的手叮嘱道。

＂一定一定。＂我点头如捣蒜，心里却盘算着城里的事。

可是谁又能想到，那句＂一定＂，竟成了一晃就是几年的＂健忘＂？

城里的生活平淡无奇，单位分的楼房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冬天暖气烧得足，夏天电扇呼呼地转。

母亲初来乍到，不适应楼房生活，总是坐在阳台上发呆，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眼神里满是迷茫。

＂这水龙头一拧就来水，咋这么邪乎？＂母亲看着自来水龙头，一脸惊奇。

＂厕所就在屋里，晚上不用打手电出去了？＂她四处打量着卫生间，好奇得像个孩子。

我笑着解释这些＂新鲜玩意儿＂，内心却有些不耐烦。

城里人作息规律，楼下的刘大爷是个退休干部，特别注重环境卫生，常因为我家门前的垃圾分类问题对我横眉冷对。

＂你这垃圾袋得扎紧了，滴的水把楼道弄脏了。＂刘大爷指着地上的一滩水渍，声音不大却字字入耳。

母亲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常把洗菜的水泼在楼道里，惹得邻居们频频侧目。

我一次次解释，一次次道歉，心里的火气却越来越大。

一次争执中，刘大爷冷冷地说：＂郑建国，你连自家的老屋都不管，还谈什么珍惜家园？我可听人说了，你们村那房子荒着都好几年了！＂

这话如同一把钝刀，生生剐在我心口。

为了这事，我跟母亲发了脾气：＂你就不能入乡随俗吗？城里不比农村，处处都要注意形象！＂

母亲低着头，不言不语，只是那双饱经风霜的手一直在围裙上揉搓，像是要搓出一朵花来。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的关系有些紧张，她在城里没有熟人，不习惯高楼大厦的生活，只能整日窝在家里看电视，看那些她听不太懂的连续剧。

她那枯瘦的手总是不自觉地抚摸着窗台上放的一张老照片——父亲站在那座小院前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却被她擦得干干净净。

＂儿啊，家里的钥匙给谁了？菜园子里的黄瓜可得让人摘了，不然全浪费了。＂母亲常问。

＂村里老王家拿着呢，偶尔帮忙看看。＂我总是敷衍着回答，＂现在咱在城里住得好好的，那老房子又冷又潮，不住也罢。＂

母亲叹口气，不再多言。

日子一天天过去，企业效益不错，我的工资也涨了，生活安逸得像一潭死水。

母亲在我家住了几年后，身体渐渐硬朗起来，适应了城市生活，甚至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队伍，倒是比我这个整天加班的中年人活得滋润。

去年夏天，我在商场偶遇初中同学李明。

那时正是周末，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我一个人在百货商店转悠，想买件衬衫。

＂建国？郑建国？＂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一看，是李明，初中时的同桌，现在在家乡当了村医，模样没怎么变，就是脸上的皱纹多了点，黑了点。

＂好些年没见了！＂我们俩像当年一样勾肩搭背，找了家茶馆，聊起了各自的生活。

李明提起家乡的变化滔滔不绝：新修的水泥路，村口的文化广场，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有那些走出去的大学生。

＂咱村现在不比从前了，电灯电话都通了，家家户户有电视机，年轻人都骑摩托车进城，比咱们那会儿滋润多了！＂李明的眼里闪着光。

我听得入神，却发现他只字不提我那座小院。

按理说，父亲当年盖的那院子在村里也算是一景，李明不可能不知道，可他就是绕着这话题走。

我心里不是滋味，却又没好意思直接问，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荒废了？坍塌了？还是被人占了？

＂你呢？单位里还顺当吧？＂李明岔开话题问我。

＂挺好的，当了科长，收入稳定，就是忙了点。＂我有意无意地瞟着他的表情，想从中看出些端倪。

李明点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

＂建国，有空回去看看吧，村里变了样了。＂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欲言又止，＂你爹要是看到现在的村子，准得高兴。＂

我点点头，心里却泛起阵阵涟漪。

多少年了？自从把娘接出来，我就再没回过老家。

起初还惦记着，后来工作忙，家庭琐事多，慢慢地就将那座承载了太多记忆的小院抛在脑后。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坐在小院的石阶上，眺望着远方，嘴里念叨着：＂好房子不住也得有人气啊。＂

我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

今年三月，单位安排我去沈阳出差谈一笔业务。

列车缓缓驶过熟悉的风景，窗外的田野渐次展开，远处的山峦如同一幅水墨画。

到了双榆树站，我鬼使神差地下了车。

初春的双榆树村，田野上泛着新绿。

乡村公路两旁的杨树抽出了嫩芽，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在唱一首久违的歌谣。

通往村里的路确实变了，不再是记忆中的泥泞小道，而是平整的水泥路，路边还装了路灯，远远望去像一串珍珠。

过去要蹚水过的小河上，修了座小桥，桥头立着块石碑，写着＂同心桥＂三个大字，据说是村里几个能人集资修的。

村口立着块新牌子：＂美丽乡村示范点＂。

多少年没回来了？村子变了模样，我却仍能凭着记忆找到回家的路。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我那废弃多年的小院是否已经成了村里的＂污点＂。

拐过村委会的大院，远远就看见了那座熟悉的小院。

出乎意料的是，院门漆成了鲜亮的红色，墙壁也粉刷一新，门前甚至摆着几盆开得正艳的杜鹃花。

院子干干净净，一点儿不像是荒废的样子。

青砖铺就的小路上没有杂草，院墙上爬着几株紫藤，花苞初绽，再过些日子就能开满紫色的花朵。

父亲生前种下的那棵石榴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我站在院门外，有些恍惚，仿佛穿越回了当年盖房时的场景。

＂谁在那儿？＂一个白发老人推开院门，眯着眼望过来，手里还拿着把扫帚。

＂是我，郑建国。＂我有些局促地说。

老人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绽开笑容：＂哎呀，建国回来了！＂

老人一拍大腿，放下扫帚迎上来。

我这才认出是村里的王大爷，比十年前见时苍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纵横交错，腰也驼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有神。

＂快进来看看！这么多年没回来，我还以为你把老家忘了呢！＂王大爷用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拉着我的胳膊，生怕我跑了似的。

推门而入，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

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那口老井被新修的井台围着，井台上搁着半块新皂角，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屋内的家具虽然老旧却擦得锃亮，那张八仙桌上摆着父亲生前爱用的紫砂茶壶，旁边是那个座钟，居然还在嘀嗒嘀嗒地走着。

书房里，我当年留下的那些书籍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看得出经常有人翻阅，有些书页都翻得卷了边。

墙上还贴着孩子们画的水彩画，有春天的油菜花，夏天的荷塘，秋天的稻谷，冬天的雪景，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房梁上挂着几串五颜六色的纸鹤，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打招呼。

＂这是……＂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你出去多年，这院子总不能荒着。＂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看见村主任赵满仓走了进来，他比我大几岁，当年我在村里上学时，他就是班长，现在是村里的主心骨。

＂咱村前年搞了个＇留守儿童第二课堂＇，正缺地方，就借用了你这小院。＂赵满仓解释道，＂孩子们周末在这里读书、做手工，挺好的。你那些书成了孩子们的宝贝，他们喜欢得很呢！＂

我站在院子中央，恍如隔世。

记忆中，父亲曾站在这里，说过＂好房子不住也得有人气＂的话。

如今，这座被我遗忘的小院，却成了村里孩子的精神乐园。

一种复杂的情感在胸口蔓延开来，既有愧疚，又有感动，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欣慰。

＂起初是我们几个老头子轮流打扫，后来孩子们也加入进来。＂王大爷接过话茬，眼睛亮亮的，＂每个季节打扫一次，十年如一日。你爹在世时常说，读书改变命运，现在村里的娃娃都在这儿沾了你们家的光啊！＂

我的眼眶一热，看向屋角，那里摆着一张陈旧的照片——父亲站在刚建好的小院前，眼里满是期待与骄傲。

照片的边角有些泛黄，但被装在一个简朴的木质相框里，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灰尘。

＂孩子们管这叫＇郑爷爷图书室＇。＂赵主任指着书房的门框上贴着的红纸条说，＂他们不知道你爹是谁，我就让他们这么叫了，让老郑在九泉之下也高兴高兴。＂

＂郑爷爷……＂我喃喃重复着这个称呼，心里一阵酸涩。

我蹲下身，摸了摸院子里的一块青砖。

那是父亲亲手垒上的，砖缝里还有他留下的指痕。

记得当年垒墙时，父亲嫌工人砌得不够结实，就亲自上阵，一砖一瓦地操持，边干边教我这些门道。

＂盖房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能马虎。＂他常这么说，＂这房子啊，不光是住的地方，还是咱郑家的根啊。＂

如今父亲走了，那座凝聚了他心血的小院却因为村里人的善举，有了新的生命。

＂建国，要不是你家这院子，村里的娃娃们还真没个安身读书的地方呢。＂赵满仓说，＂你看现在，多好！＂

他一边说，一边领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厨房里摆着几张小桌子，上面有孩子们留下的练习本；大屋的角落里堆着几把扫帚和拖把，那是孩子们用来打扫院子的工具；院子里有个小菜园，种着一些时令蔬菜，据说是教孩子们认识农作物。

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充满了生气。

＂起初村里有人提议把你这院子收回去，说是你们家也不回来住了。＂王大爷悄声告诉我，＂是赵主任力排众议，说这是你爹一辈子的心血，不能糟蹋了。这才有了今天这样子。＂

我感激地看了赵满仓一眼，心里的愧疚更深了。

＂那现在，是不是得还给建国啊？＂王大爷问赵主任，＂毕竟是人家的房子。＂

赵满仓有些为难地看着我：＂建国，要是你有别的打算，我们就把东西搬走，重新找个地方…＂

＂不用不用！＂我连忙说，＂就这样挺好的，让孩子们继续用吧！＂

临走时，村主任递给我一叠信纸：＂这是孩子们知道你要来，写的感谢信。你看看，要是不愿意继续借房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我接过那叠满是稚嫩字迹的信纸，心里一阵温暖。

火车上，我一封封读着那些孩子们的心声：

＂郑叔叔，谢谢您的书，我现在最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保尔·柯察金就是我的榜样！＂

＂我长大也要像您一样，出去见世面，再回来建设家乡。我会努力考大学的！＂

＂我在您家的院子里看星星，觉得特别亮，比在自己家里看到的还要亮呢！＂

＂郑爷爷的照片看起来很和蔼，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很好的老师，村里的王奶奶说，他教了很多人认字…＂

一封封信看得我眼眶湿润，一种久违的情感在胸口蔓延。

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现：这才是父亲想要的吧？

一座有生命、有温度的房子，能够庇护那些求知若渴的孩子们，让知识和希望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我想起母亲收藏的那张照片，想起父亲的话，想起那座承载了太多记忆的小院。

回到城里，我把所见所闻告诉了母亲。

她正在阳台上浇花，听我讲述小院的变化，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你爹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书。＂母亲放下浇花的壶，坐在沙发上，＂他当了一辈子的民办教师，最心疼那些没书读的孩子。他要是知道了，九泉之下也会笑的。＂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三天假，买了一车新书和文具，还有一台电视机和DVD播放器。

我再次回到双榆树村，心情和来时截然不同，仿佛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院子里，十几个孩子正围坐在一起朗读课文，书声琅琅，充满朝气。

看见我进来，他们都好奇地站了起来，眼睛里满是疑惑。

＂这是郑叔叔，院子的主人。＂赵主任介绍道，声音里带着几分骄傲，几分期待。

＂谢谢郑叔叔！＂孩子们齐声喊道，响亮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架上、地板上、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座小院从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父亲的理想，属于这片土地，属于这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

＂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第二个家，＂我蹲下身，平视着这些孩子，＂郑爷爷的书，你们要好好看。＂

＂谢谢郑叔叔！＂孩子们欢呼着，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从那以后，我每个季度都会回乡一次，参与小院的维护工作。

有时带着母亲一起，看她在院子里晒太阳，和村里的老人拉家常，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仿佛年轻了许多。

有时带着妻子儿子，让他们感受那份淳朴的乡情，也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还找了木匠，在院子中央竖起一根旗杆，每周一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孩子们围在下面唱国歌，那场景让人热泪盈眶。

刘大爷知道这事后，再也没提过我家门前的垃圾问题，反而常常询问小院的情况，还专门送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给村里的孩子们。

＂有根的人，才最可贵。＂他对我说，眼里满是赞许。

房子盖好后，我曾经很长时间没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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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小院，有了新的生命，而我，也找回了自己的根。

每次站在院子里，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阅读，我仿佛看到父亲就坐在那棵石榴树下，捋着胡须，满意地点头。

＂爹，您说得对，好房子不住也得有人气。＂我望着天空轻声说，＂这人气，我替您守住了。＂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