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贤荣||母亲的证书

摘要：我好奇，凑近一看，呀，这一摞证书有三十多个。我忍不住从母亲手中拿过那摞证书，我一个一个地翻看起来。有党员证，选举代表证，党员党费证，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等证书。

今年春节回老家陪老母亲过节，期间的一天，老母亲掂出一个很大的塑料袋，坐在圈椅上，从里面拿出一摞红色的证书。

母亲不识字，她拿出一个证书后，总要仔细看看，嘴里轻轻地自言自语道，这个是啥子?

我好奇，凑近一看，呀，这一摞证书有三十多个。我忍不住从母亲手中拿过那摞证书，我一个一个地翻看起来。有党员证，选举代表证，党员党费证，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等证书。

不过，在她老人家众多的证书中，最吸引我的，却是那个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和证书。

母亲一九六0年六月入党，先后任过大队(现为村)妇女主任、生产队妇女队长，在我记事起，母亲是一个做事认真、风风火火的人。

我的母亲姓刘，名德碧，在她们六姊妹中，排第三。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农历)出生于川东一个偏僻的农村——刘家湾(一石三根树)。她目不识丁，一直过着土里刨食的生活。

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没有一点文化，可她为人、处事，在老家方圆几十里，却很少有人赶得上她。

母亲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是一九五四年“公社优秀共青团员” 证书。听其他老一辈的人讲，母亲年轻时，绝对称得上是个积极分子。六十年代初期母亲就入了党，当上了生产队妇女队长，后又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先后十多次被公社、区、县评为先进生产者等。基于她的表现，当时的公社曾极力推荐母亲到县里学习，学习回来后，可在公社当个妇联主任什么的。可是当时迫于家庭压力，主要来自于我父亲以及我爷爷奶奶的压力，其主要原因是害怕我母亲出去了(有正式工作，吃国家粮)就会抛弃他们，因此，全家老老少少不让母亲去学习。无奈，母亲只好留在了农村。

母亲获得的县级“优秀共产党员” 证书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母亲便由大队妇女主任降为生产队长，个中原因家里人是不得而知的。据我懂事后，舅舅们给我说，母亲这人直，心里藏不住话，看到别的大队干部的不正之风，当面就要指出来，因而得罪了人，被降了职。其实母亲对这事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工作起来仍是风风火火，做事为人仍然耿直。

不过，当生产队比当大队妇女主任辛苦得多，生产队的每一件事她都得管，特别是在不被人理解，甚至是刁难的情况下，母亲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势来。那是一年农历二月间，农村就开始做秧田(在水田里将部分水排掉，隔成一格一格的形状)，虽然其时已经春暖花开，但水却是相当凉的。对此，很多男同志都不愿意下水田，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母亲不下田，他们肯定不会下去。面对这种情况，母亲二话不说，脱掉鞋袜，裤腿往上一挽，牙一咬“咚咚咚”几步就下到冰冷刺骨的水田里。那情，那景，那气势，无不会让在场的男人们汗颜。

到了七十年代，母亲就由队长改任妇女队长。这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就比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长清闲多了。平常除了在大队，公社开开会以外，就是参加队里的劳动，挣工分。就是在任妇女队长期间，母亲也干了一件当时当地可以称得上让人不可想象的事。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全国计划生育之风终于吹到川东这片偏僻的农村。计划生育当时在川东所实施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安避孕环，一是绝扎。但是，这两种方法，谁也没有见识过，其风险性谁也无法预料。特别是绝扎，听说是要在肚子划上一条口子，都怕死在手术台上。很多从没有见识过这阵势的女人们，任凭公社、大队、队领导怎样做工作，就是不听。这时，母亲站出来了。她对那些女人们讲：“你们哪家不是生了四五个孩子，现在都这么穷了，不越生越穷了。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你们要是怕，我先去动手术，要死我死在你们前面。”第二天，母亲就在公社卫生院做了绝育手术。过了几天，其他女人们见母亲动力手术后没有危险兆头，都纷纷去做了绝育手术。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母亲渐渐淡出队领导的圈子，全身心扑到家庭。那时父亲到公社开的一个煤矿挖煤，除了上交队里工分钱外，一个月还可剩十余元钱补贴家庭的油盐钱之用。但全家的重活、脏活、累活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虽然我姐姐已回家务农，也帮不了母亲多少,特别是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一家拼死拼活，一年也只能挣上一万多分，也总是当超支户(欠队里钱)。所以，母亲就仔细盘算，一家大小明确分工，姐姐除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外，还得负责两头猪的猪草，我便负责每天拾三五十斤狗粪和养一头牛，就连只有八九岁的妹妹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也要到坡上割一背篼猪草或牛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