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禹铸造九鼎的传说在中国文明中象征着王权正统和天命所归。本文以翁卫和的研究为基础，聚焦殷墟M260遗址出土的司戊妃大方鼎，论证其极可能是大禹所铸九鼎之一。通过考察九鼎神话与史实沿革、司戊妃鼎的铭文与造型特征、礼制等级，以及考古图像与文字资料，阐述该鼎在殷时期被

安阳殷墟M 260遗址出土“黄帝嫘妃”大方鼎

作者：翁卫和

摘要

大禹铸造九鼎的传说在中国文明中象征着王权正统和天命所归。本文以翁卫和的研究为基础，聚焦殷墟M260遗址出土的司戊妃大方鼎，论证其极可能是大禹所铸九鼎之一。通过考察九鼎神话与史实沿革、司戊妃鼎的铭文与造型特征、礼制等级，以及考古图像与文字资料，阐述该鼎在殷时期被称为“后母戊鼎”或“司母戊鼎”的主流定性为何存疑。文章引用翁卫和对鼎铭文的重新释读及其对主流观点的质疑，分析鼎耳虎纹、铭文结构与中原礼制的关联。最后总结九鼎的象征意义，以及政权正统与天命传承如何通过此鼎得以体现。

引言

九鼎是中国古代文明传说中至关重要的礼器与权力象征。据史载，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收九牧之金，铸鼎于荆山之下”，铸成的九口大鼎象征天下九州 。自夏启建立夏朝始，九鼎成为王朝传国重器，象征帝王对九州的统治权和天命所归 。典籍如《左传》《史记》均记载大禹铸九鼎并传之殷周：商汤灭夏后将九鼎迁至殷都，周武王灭殷后又将九鼎迁入周室并奉于太庙 。“定鼎”“问鼎”等成语即源于此，对应了鼎作为王位与天命象征的地位 。然而，关于九鼎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及其下落，历代聚讼不休。考古学尚未直接发现夏代九鼎的遗存，但在殷墟遗址有一件青铜巨鼎引发学界极大关注——此鼎即著名的司母戊鼎（近年改称后母戊鼎）。它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最重最大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 。主流观点认为该鼎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武丁之妻妇妌，庙号“戊”）所铸 。因此学界长期将其定名为“司母戊鼎”或“后母戊鼎”，视作商代王室祭器典范 。

然而，研究者翁卫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此鼎铭文应释为“司戊妃”，并进而推论该鼎并非一般王室祭器，而是上古舜禹时期所铸九鼎之一 。这一大胆假设若成立，将重新定义司母戊鼎的时代和意义，对九鼎传说与殷代礼制的关系亦有深远影响。本文即围绕这一争议展开：首先梳理九鼎的历史渊源与神话演化，其次结合考古发现分析司戊妃大鼎在铭文内容、造型用途、出土地点、等级制度等方面是否符合“九鼎”标准，并引用翁卫和的研究观点讨论主流定性的偏差之处。再次，利用考古图像资料（如鼎耳的“双虎食人”纹饰、鼎身结构等）说明该鼎与中原礼制、图腾信仰的联系。最后总结九鼎所承载的政权正统与天命象征如何通过司戊妃鼎得到体现。通过上述分析，力求对这座青铜巨鼎的性质做出更全面深入的阐释。

九鼎的传说与历史沿革

九鼎神话的起源：“禹铸九鼎”最早见于先秦典籍的只言片语，逐渐演化为王权象征的传奇。许慎《说文解字》提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罔两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 。这段话描绘了大禹治水完成后向各方诸侯征集青铜金属，在荆山脚下铸造成九州大鼎，用于镇慑妖邪、承接上天赐予的福佑。传说九鼎之上刻绘九州的物产地貌，重千钧。尽管重量可能夸张，但此神话表明九鼎被赋予了囊括天下万物、镇抚四方的象征意义，用于祭天地祖先时需配合使用 。相传上古帝王以三鼎祭天、地、祖先（两圆一方鼎），而九鼎则对应九州之广，从而只有天子才能拥有九鼎 。例如《春秋公羊传》注疏谓：“天子祭祀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可见在礼制观念中，鼎的数量与规格直接象征着持有者的政治地位和治权范围。

九鼎在夏殷周的传承：关于九鼎在夏朝之后的命运，史籍提供了线索。《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鼎迁于殷（商），载祀六百”，意即夏代有德，九鼎传至殷朝，供奉祭祀六百年 。据此，殷朝获得了夏朝的九鼎，并奉之为王朝重宝直至殷末。商汤灭夏桀时将九鼎迁至商都，盘庚迁殷时九鼎亦又随之移至殷都 。及至周初，周武王灭殷后曾公开展示殷传来的九鼎以告天下 。周成王时，由周公旦营建东都雒邑，九鼎又被迁至雒邑的太庙安放，象征周室承继了殷的天命 。战国时期，关于九鼎下落有两种传闻：一说秦灭周后将九鼎西迁咸阳，另一说九鼎在周亡时沉没于泗水，秦始皇曾派人潜水打捞但无果 。无论传说如何，九鼎始终被视作王朝正统的凭证，所谓“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因此，能否据有九鼎代表着能否获得天命，战国历代豪强皆以“问鼎中原”比喻谋取天下。总之，从夏禹铸鼎开创王朝到殷承夏鼎、周承殷鼎，九鼎贯穿三代，成为政权更替与正统象征的实物载体。

司戊妃大鼎的出土、造型与等级

出土地与考古发现：司戊妃大鼎即传统所谓“司母戊鼎”或“后母戊鼎”，1939年殷墟武官村农民盗掘时首现于世 。后经考古学家调查，确认其出土地点在殷墟王陵区东部的一座大型墓葬M260中 。该墓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位于武官村北地，与殷王陵主墓同处一片陵园区域 。由于鼎的铭文铸有“后母戊”三字，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墓主人应是商王武丁的一位配偶，庙号“戊”，即史料中的妇妌 。她在甲骨文中被尊称“妣戊”，与武丁另两位妻子“妣辛”（妇好）和“妣癸”地位相当 。因此主流观点认定M260大墓即武丁之妻妇妌的墓葬，其生前地位显赫，与武丁及其子祖庚、祖甲的王位传承有关 。无论墓主身份究竟如何，这座青铜大鼎出现在殷墟王陵区的最高规格墓葬中，表明它具有非同一般的等级地位。殷商礼制规定天子礼器大而多，诸侯亚之，大臣更次之。而司母戊鼎之巨，在商代青铜器中独一无二，被称为“镇国之宝” 。其形制为方鼎，四足两耳，体量宏大厚重，足高46厘米，鼎壁厚达6厘米 。如此规模和重量远超同时期其它祭器，这表明它很可能属于最高等级的礼器，非王室莫属。主流考古学者评价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准，是商代青铜文化巅峰之作” 。因此从出土环境和器物等级看，司母戊鼎具备作为“传国重器”的条件：它属于商王族核心陵墓的随葬礼器，规模为商代之最。

而翁卫和学者所言，“如此大鼎决非殷（商）代女性所能拥有” ，其出现暗示着特殊的礼制意义。

器形纹饰特征：翁卫和认为司戊妃鼎通体纹饰华美庄严，兼具典型虞蜀王朝风格与独特要素。

据博物馆和考古报告描述：鼎身四面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中央饰巨大的饕餮纹与盘曲夔龙纹，四角和上下边缘铸出突起的扉棱，每个扉棱上部为牛首纹，下部接饕餮纹 。鼎腹内壁近底部铸有三字铭文。最引人注目的是鼎的立耳部分：两只耳正面外廓各铸有一对高浮雕猛虎，虎口相向且各自吞噬着一颗人头，形成著名的“双虎食人”纹饰 。耳的侧面还有两列对称的鳥形或鱼形连续纹饰，造型优美精巧 。鼎足上方也铸有兽面纹与凸弦纹。一些细节肉眼难辨，但通过照片和拓片可见纹样布局极具象征意义。例如鼎耳上的“双虎”图案，中间的人头面带平静神态，无惊恐挣扎之态，这在商代其他青铜器（如妇好墓出土青铜钺、湖南出土虎食人卣）中也有类似构图 。传统解释认为这是“虎噬人”场景，可能与祭祀献俘或巫术有关 。

但翁卫和提出不同解读，认为这其实是象征古代王权传承的图腾纹，非简单凶残画面 。总之，此鼎集合了虞蜀青铜工艺的登峰造极之作，其纹饰之繁复精致、铸造之难度（须一次熔铸千斤青铜）都说明它地位非凡 。这些特征与传说中九鼎“象万物”“重千钧”的描述不谋而合 。可以说，从物质形态上看，司戊妃鼎完全具备“九鼎”应有的形制威仪：巨大厚重、纹饰寓意深远、象征中央之权力。

铭文释读：从“司母戊”到“司戊妃”

主流释读及其依据：司母戊鼎因腹内壁三字铭文而得名。这三字历来有两种读法之争。一种是最初发现时南京博物院专家所释“司母戊”，另一种是197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改释为“后母戊”。最初的“司母戊”解读将“司”视作动词前缀，有奉祀之意，“母戊”则理解为被奉祀者的称号，即“戊之母”。结合商代宗法和甲骨文用字，一些学者认为“母戊”指商王武丁之妻妇妌的庙号（谥号为“戊”），也就是武丁子辈所尊称的“母亲戊” 。因此，“司母戊”被解释为“（祭器）奉祀母戊”，含义是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庙号戊（妇妌）而铸造此鼎 。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一鼎，铭文被释读为“后母辛”（祭祀武丁配偶妇好的鼎），其形制纹饰与司母戊鼎极为相似 。据此，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1年正式将“司母戊鼎”改称“后母戊鼎”，认为铭文首字“司”应读为上古异体字“后” 。持此观点者如著名考古学家孙机先生主张：“铭文中的这个‘后’字写法反文，乍看似‘司’，其实只能作‘后’讲。《说文》里说‘司’是普通职官，一个普通人不可能拥有如此大鼎祭器。所以此字绝非‘司’，一定是‘后’，代表有地位的王后” 。孙机据此坚持称之为“后母戊鼎”，认为唯有王后身份才配享用重达1800斤的巨鼎 。可见，主流学界基于铭文字体及礼制常规，将此鼎定位为商王后祭祀用鼎，“后母戊”意为武丁妻、祖庚祖甲之母的尊称。这个解释在教材和博物馆展览中沿用已久 。

翁卫和释读“司戊妃”：与以上看法截然不同，翁卫和通过对铭文形体和历史语义的综合考证，提出铭文应释为“司戊妃鼎” 。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甲骨文和先周文献中，“后”字用法与后世不同。殷时代并不以“后”称王之正配，殷王之配偶皆称“妃”，王有四妃，如四方之星 。直到周代晚期才正式立“王后”称号 。武丁时期王后之称并不存在，武丁之子亦不可能称己母为“母后” 。因此用“后母戊”作为殷代器铭不合时代背景。相反，“司”字在殷代金文中常见，通“伺”义，有奉侍、祭祀之意，铸在祭器上理应读作“司”更为合理 。第二，“戊”字释义问题。主流解释视“戊”为武丁配偶的庙号，但翁卫和指出，“戊”是十天干之一，属阳，常作为天帝或男性祖先的代称，不可能作为女性配偶的庙号 。武丁时代女性谥号一般用地支或其他字眼，不会单以天干为号，这不合周前礼仪制度 。“戊”更可能指帝王之号，而武丁本人庙号并非“戊”，故鼎所奉祀者不应是武丁夫妻 。第三，铭文最后一字经重新辨识，应为“妃”而非“母”。据翁卫和考释，鼎内铭文三个字其实是“司-戊-妃”，其中“戊”指上古帝王之号，“妃”指帝之配偶。他援引《白虎通义》：“殷前王之配偶皆曰妃”，可见以“妃”称王后符合殷代用语 。“司戊妃”连读即“祭祀戊帝及妃”的意思。翁氏进一步指出，“戊”为中央之帝（黄帝）的象征，其配偶可称“螺母”或“后土”神 。图1展示了鼎内壁铭文的拓片和释文。

（图中可见三个字符形体：第一字类似甲骨文“司”，第二字为天干“戊”，第三字左有“女”旁，应为“妃”字；翁卫和据此断定铭文读作“司戊妃”。）综上，翁氏质疑“司”读“后”的改名理由，转而将铭文解释为奉祀“戊帝之妃”。这一重新释读改变了鼎的指称对象：不再是商王武丁及配偶，而是指远古“五帝”之首的黄帝及其妃。此观点突破了殷代家族祭祀的范畴，将此鼎提升到祭祀上古帝妃的高度。尽管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但翁卫和的释读基于对古字用法和礼制变迁的深入考证，不容草率否定。

铭文所隐含的时代背景：如果接受“司戊妃鼎”的释义，则意味着这尊鼎的铸造年代和用途需重新界定。翁卫和据铭文和纹饰综合分析，认为该鼎并非殷代作品，而是铸造于上古舜、禹相交的时代 。他推断具体铸造时间在“舜禅让于禹，禹摄政”之际，即约公元前21世纪夏朝初建前后 。当时大禹奉舜帝之命“平治水土，划定九州”，九州牧献金铸九鼎，以祭天、地、祖先和上天帝皇 。司戊妃鼎正是禹所铸九鼎之一，用来祭祀中央之天帝黄帝及其配偶（螺母）。翁氏更具体指出：在九鼎序列中，此鼎位列第三鼎，但却是九方鼎中体型最大最重者 。他解释，这口鼎对应“中州土方”，即九州之中的中央之州，所以体量特大以象征中央土德的重要性 。铭文中的“戊”既指中央土德之帝（黄帝庙号），又暗合五行中土对应戊己日、黄帝配后土的观念 。《礼记·月令》记载：“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螺）” 。这说明戊（日）象征黄帝，后土神又称螺母，是黄帝之妃的化身 。如此，司戊妃鼎祭祀的对象正是中央土帝黄帝及螺母配偶，两者合起来即土德之主与地祗之母。由于舜、禹时代崇奉黄帝为始祖，这口鼎很可能由禹在新政权建立时铸造，用以告祭先祖黄帝夫妻以承继天命 。铭文“司戊妃”简单三字，背后凝聚的却是上古帝系传承与天命授予的观念脉络。相较之下，传统解释“司母戊”将鼎局限在殷代一后妃身上，格局与意义都大为缩减。翁卫和的释读若成立，则司戊妃鼎堪称穿越千年的圣物：铸于夏初，历经夏殷传承，埋藏于殷朝“土中”，成为九鼎遗存中硕果仅存的一件实物见证。

鼎纹饰与礼制象征：图像材料分析

司戊妃鼎不仅在铭文上指向上古，在纹饰图像上亦体现出跨时代的象征符号。翁卫和通过对鼎身各部位纹样的剖析，揭示其蕴含的王权传承信息。图2展示了翁氏对该鼎纹饰布局的示意分析

。图中标注了鼎的耳部、腹部、柱足和扉棱等构件所对应的象征意义：鼎足之柱代表王朝起源，腹部纹饰代表王祖，鼎耳纹饰则代表主祭者所在的时代徽号，凸出的扉棱象征王系传承的“序齿” 。具体而言：

• 鼎足与起源：鼎的四根柱足被视为王朝根基所在。翁卫和指出，柱足上部铸有浮雕图案，其形象可能是“中州土方王祖起源的图腾” 。例如，有学者观察鼎足纹饰中似有蝉纹或夔纹，象征祖先的再生与起源。两道凸起的弦纹环绕足部，则被翁氏解释为“地统”之象征，即大地统一、四极安定的符号 。这种将鼎足比喻为族姓之“根”的理念，与古代祭祀“不忘本”的宗族观念吻合：鼎如树，足为根，腹为干，耳为枝叶，象征祖先之根孕育后代繁衍 。因此，鼎足纹饰代表着这个王朝（尧舜禹时代）的开创源头，暗示大禹所承接的先祖（黄帝）的图腾。

• 鼎腹与王祖：鼎腹四周主纹是饕餮兽面与夔龙盘曲。传统称之为饕餮纹，认为是贪婪恶兽的装饰 。但翁卫和提出，应将这些兽面纹“去神话、还原为人物祖先”，即视作先祖形象的抽象化 。他推测鼎腹周缘所饰即“王祖戊帝的图腾” 。也就是说，鼎腹正中的兽面纹实际上代表中央之帝——黄帝本人或其象征玄鸟、龙图腾。饕餮巨目在殷代美术中俗称“臣字眼”，仅帝王才能使用 。司母戊鼎耳人像的双眼就刻画成臣字形，显示此人非凡，应代表神性或帝王 。由此推断，鼎身正面的兽面很可能不是“饕餮”之恶，而是当时人抽象刻画的帝王祖先。宋代《考古图》以来误称此类纹为饕餮，导致后人以讹传讹，将代表三皇五帝的祖先图腾误读为贪残鬼怪 。翁卫和认为正是这种误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拦路虎”之一 。因此，他主张将鼎腹兽面视作黄帝（庙号戊帝）的象征，居于鼎腹中央，接受后人祭祀 。这一解读契合铭文所示祭祀对象，使鼎腹纹饰与铭文意义相互印证。

• 鼎耳与徽号：鼎的双耳纹饰最具戏剧性：正面“双虎护人”（虎噬人）纹与侧面鱼鸟纹。翁卫和解读此为两种王朝徽号的并列出现 。他指出，鼎耳上沿的一列浮雕鱼鹰纹（或鸟纹），象征大禹所属氏族的图腾徽号，即古蜀鱼凫氏或夏族之标志 。鼎耳外侧的双虎护人纹则象征“虞”族的徽号 。“虞”在上古是虞舜的国号，有虎字声旁，本意与虎相关 。“虞舜”受尧帝禅让而有天下，号称有虞氏，其族以白纹猛虎为图腾，象征如虎治世 。因此，双虎图腾即虞舜王朝的徽号。鱼鹰（水鸟）纹则可能属于夏禹族的图腾——有学者提到四川三星堆文化中鱼鸟崇拜，传说禹亦出自西方之族，或与之有关 。综上，鼎耳一侧代表虞舜时期的图腾（虎），另一侧代表夏禹时期的图腾（鱼/鸟）。两种徽号共见一器，正符合“舜禅禹”的历史情景：舜帝传位于禹，大禹铸九鼎时既承接舜的文化标志，又开创自己的王朝符号 。主祭者（铸鼎者禹）的徽号与前朝舜的徽号同时出现在鼎上，象征王权交替的合法性 。这也解释了为何鼎耳纹饰中“被虎含着的人”神色安详：这不是受害者，而是象征舜禹交接过程中华夏族群的安定承续 。翁卫和进一步将“虎人”图腾诠释为“虞”（通“娱”）祭的意象：古代有馴虎表演娱神之礼，把头伸进虎口以示敬畏无惧，如人与虎共舞 。因此，“虎食人”并非暴力场面，而是寓意安宁、娱神乐祖的仪式场景 。他据此将那件有名的“虎食人卣”改称“虞卣”，视为虞舜时期祭器 。同理，司戊妃鼎耳之虎人与鱼纹也是舜禹时代徽号的艺术呈现，而非简单装饰。它们验证此鼎铸于舜禹交替的时代背景，保留了两个王朝的图腾符号 。这一图像学解析使鼎的纹饰与铭文、历史传说融为一体：鼎耳“双虎护人”昭示舜禹禅让，鼎腹“戊帝图腾”昭示黄帝始祖，鼎足“祖先起源”显示根基，扉棱则记录王代更迭（四角扉棱如年轮纪历，象征朝代序次） 。如此一来，司戊妃鼎俨然成为一部立体的历史铭记：上承三皇五帝，贯通虞夏之交，下启王朝血脉延绵，难怪被称“鼎之传神” 。如果说普通殷代青铜器主要服务于现实宗庙祭祀，那么司戊妃鼎的纹饰和铭文显然超越了一般祖先祭器的范畴，更像是一件凝聚文明传承的大典礼器，正与九鼎作为“传国宝器”的身份契合。

主流定性的质疑与认知偏差分析

主流定性回顾：在翁卫和提出司戊妃鼎的新解读之前，主流学界对司母戊鼎的定性经历了从“王室祭器”到“王后之鼎”的过程。一开始，1940年代学者据鼎铭文称其为“司母戊鼎”，判断为商王朝宗庙重器 。彼时由于史料不足，对铭文所指人物仅猜测为某位先王之母。直到甲骨文发现，才确认商王武丁有一妻名妇妌，祭祀称号“妣戊” 。1970年代妇好墓发掘，出土“后母辛”鼎，经对比形制，考古界推断司母戊鼎当为武丁另一妃（妣戊）之祭器 。于是提出改称“后母戊鼎”，强调其为王后等级。这一定名在2011年被国博正式采用。然而，多年来对铭文“司”或“后”的争论始终存在 。“司母戊”鼎的发现者郑振香等先生就坚持原称，认为无须强改。也有学者如李维明撰专著《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讨论铭文释读和出土地等悬疑问题 。总的来说，主流观点受限于既有认知框架，将此鼎视作商代墓主人个人的祭祀用品（哪怕地位崇高如王后）。在这一框架下，司母戊鼎被纳入商代青铜礼器体系，其意义也局限为商王室祖先崇拜的一环。而对鼎本身一些特殊现象，则未给予足够重视。例如：为何一位商代王后能拥有超规格的大鼎？为何铭文仅寥寥三字且用天干命名？为何鼎耳出现诡异的人虎纹而非常见夔龙凤鸟？这些问题在传统定性中并无深入讨论，多少反映出一定的认知偏差。

翁卫和的质疑正是针对这些“不合常理之处”，从而引发重新审视的必要。

翁卫和观点的合理性：翁卫和挑战主流的依据是多方面的。其一，时代用词偏差：如前所述，“后”作为王妃称号在殷（商）代并未出现，武丁之妃不应被其子称为“后” 。主流将“司”读为“后”，实乃以周代称谓附会殷代铭文，是时间错置上的偏差。其二，礼制等级矛盾：殷代墓葬中从未发现如此巨大的妇人专属礼器。司母戊鼎重达832公斤，被称“唯有天子祭天地方用”亦不为过。让一位王后生前或死后享用如此重器，有违“事死如事生”的殷礼：生前王后不可能用九鼎之制，死后却享天子九鼎，明显不合常理。主流虽用“王子为母铸鼎”来解释，但殷代王子即位前无此铸鼎权力，即位后又何必只铸一鼎专祭生母？此矛盾点出将鼎简单视为孝敬母后的局限。其三，铭文过简疑点：若真是祖庚/祖甲为母所铸，一般应刻明“作宝尊彝，司母某”之类更详细语句（可参考周初毛公鼎等长篇铭文）。但司母戊鼎铭文仅“三字铭”，既无铸造者信息，亦无用途说明，反常地简略。这更像上古遗物在殷代被当作神圣之器使用，无需殷代人另刻铭记。翁卫和据此推断其本非殷代原生铸品，而是殷人先祖流传之宝 。考古上也有殷代墓中殉藏更古老玉器、铜器的实例，表明殷人崇拜前朝遗物。

司戊妃鼎或是作为夏遗至宝被殷王室封存，武官村M260作为“殷土中”很可能就是用于安置此宝鼎及相关宗庙，而非一般后妃墓穴。主流将其简单等同于妇好墓葬性质，忽略了鼎本身年代可能早于殷的可能性，这是认识上的盲区。其四，图像学线索：司辛妃鼎的“双虎食人”纹饰并非殷文化所独有，而在更广泛的地域和时期出现过（如湖南宁乡虎卣、三星堆虎尊等 ）。这暗示该纹饰题材可能源自殷以外的文化传统。翁卫和将其联系到虞舜时期徽号，实际上是提示我们不能局限于殷代视角看待此鼎，而应考虑更早的文明因素甚至多元文化交流。主流过去将这些纹饰作为“饕餮”“食人”一笔带过，属于用后世成见简化了先民丰富的图腾内涵 。

通过翁卫和的诠释，这些纹饰重新“活”了起来，与古史传说对应，彰显出跨时代的意义。

综上，主流定性存在的偏差在于：过度聚焦殷代背景而忽视更久远的历史脉络，以固有礼制推断铭文而未深究文字本源，以常规用途解释异常器物而错失探究契机。这些偏差导致将司戊妃鼎“矮化”为一件王后祭器，而未能认识到其可能是上古王权象征物的身份。翁卫和的研究恰弥补了这些不足，虽然其观点大胆，非常规，却激发学界重新审视此鼎的学术价值。在科学精神上，正如孙机先生所言“文物研究是科学，细节当有依据” 。翁卫和通过扎实的史料比对和大胆假设，提供了新的依据和论证方向。这种探索虽未必最终结论正确，但无疑推动了对司戊妃鼎与九鼎之谜的深入思考。

九鼎象征意义与司戊妃鼎的历史定位

九鼎自上古以来承载着王朝统治正统和天命传承的双重象征意义。从大禹“铸九鼎以定九州”开始，九鼎便不仅是实用器物，更被赋予了神圣政治寓意：鼎象征王权，鼎存则王运在，鼎失则改朝换代 。周人以获得九鼎为受命于天的标志，春秋战国各诸侯则以能否问鼎来比喻争夺天下。可以说，九鼎凝聚了中国早期文明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共识与想象。作为九鼎之一的司戊妃鼎（若翁卫和说法成立），正体现了这层象征内涵。首先，此鼎铭文直指黄帝及其妃，黄帝是华夏共同始祖、文明肇启者。在殷代和更早传说中，黄帝被视为授予王权的天帝代表 。用一口大鼎来专祭黄帝及配偶，意味着新王朝获得了来自远祖的承认，其统治具有天命正统性。鼎的铭文和用途昭示：政权更迭不是单纯世俗行为，而有赖对远古天命的继承，必须通过隆重祭典昭告祖先神祗。这与周成王迁九鼎入雒邑太庙的举动异曲同工，都是在象征层面完成新旧王朝权力交接。其次，司戊妃鼎纹饰中“双虎护人”将舜禹禅让的场景符号化，彰显出政权传承的合法性。舜退禅禹被后世视为君权让贤的佳话，而用图腾语言刻画于鼎耳，等于为禹的即位加上了舜的认可印记。九鼎本为禹治水得九州之贡铸成，各鼎纹饰或铭文或许分别纪念不同的地域或功业 。司戊妃鼎若是其中之一，则其主题侧重于中央之州（禹治水治所）和传承关系。通过虎、人、鱼、鹰等意象组合，此鼎讲述了舜帝传位禹、禹受命于天的故事，也隐含黄帝作为最高祖先对此的注视认可。这样的象征叙事绝非一般祭器所需，唯有在立鼎称王这样的大事上才可能出现。可见司戊妃鼎是一件承载政治神话的器物，其存在本身即诉说着王朝正统性。第三，从流传轨迹看，若司戊妃鼎确为九鼎之一，那它见证了天命在夏殷之间的转移。据《墨子》“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得九鼎是其代夏受命的明证 。司戊妃鼎深埋入殷朝“土中”定鼎，或许正是殷对这份传国圣物的珍视和畏惧之举。殷亡之际九鼎下落不明，可能有的被周人夺走，有的遗落他处。司戊妃鼎未随周入关中，很可能被留在安阳“殷土中”地下，成为孤悬后世的文明遗珠。它的重见天日，使得关于九鼎的不少传说细节第一次有了实物印证。如鼎耳虎人与虞钺、虎食人卣的对比，揭示了从舜禹到殷不同时期虎图腾的延续与演变 。再如鼎之巨大，恰可解释古籍所云“鼎之轻重”为何成为列国争论焦点——因为九鼎确实巨大无比，非礼制达标者不得挪用。这一鼎出土后，新中国曾避免将其运台或出国展览，也被民间赋予“鼎保国运”的象征性传说 。可见即使在现代，它仍被看作国家命脉的标志物之一。这与古代九鼎的观念形成巧合的呼应。最后，无论翁卫和关于司戊妃鼎的具体推论能否全部成立，可以肯定的是：司母戊鼎本身的价值不止于古代一件祭器。它承载了多重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有待我们以更开阔的时空视野去诠释。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历劫不毁，被称为“天降国宝” 。

正如考古界常言，“考古文明需识器、识纹、识字” 。

通过对司戊妃鼎从铭文到纹饰的重新审视，我们看到了一个跨越三代（夏殷周）甚至上溯五帝时代的宏大图景，也让九鼎这一传说中的至宝首次有了栩栩如生的细节。这既拓展了历史爱好者的想象空间，也为高水平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课题：如何进一步印证九鼎传说？如何解读青铜器图像背后的文明密码？司戊妃鼎的研究无疑将继续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

结语

司戊妃大鼎（司母戊鼎）的性质之辨，是一次古代文明传说与考古实证相碰撞的精彩案例。本文从九鼎的神话渊源出发，论证了司戊妃鼎在铭文、造型、用途、出土背景等方面符合“九鼎”所应具备的特征。翁卫和基于对鼎铭文“司戊妃”的释读，提出该鼎为舜禹时期所铸九鼎之一，用于祭祀黄帝及其妃后土。尽管这一观点有待更多证据支持，但其大胆假设和严谨论证为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九鼎可能并非子虚乌有，它的遗物或许真地尘封在后世王朝的土地之下并被当作传国重器延续祭祀。司戊妃鼎作为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青铜鼎，其特殊纹饰和铭文提供了解读九鼎奥秘的钥匙。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口青铜巨鼎远远超越了一般王礼器的意义。它体现了政权正统与天命承传的物质象征，诉说着夏殷周文明交替的历史记忆。通过对司戊妃鼎的深入研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古代礼器蕴藏的意义常与传说神话交织，当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相印证时，隐藏的历史真相便可能浮现于世。司戊妃鼎之谜尚未完全解开，但它引发的讨论本身正丰富着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与传承的理解。今后，期待有更多考古新发现和跨学科研究来检验和拓展本文所述观点，使九鼎传奇的真相离我们更近一步。

来源：翁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