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下，将不断恶化其净对外债务状况。美国净对外债务与GDP的比率受美国财政赤字、私人投资与储蓄差额、投资收益以及GDP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将稳步上升，直至逼近一个关键临界点。上述因素的变化会推动该比率进一步上行，而外国投

导读

01

引言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夫（Jacques Rueff, 1962）曾将当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比作裁缝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裁缝向顾客出售一套西装，并将顾客支付的款项当作贷款返还给顾客；顾客再用这笔贷款（实际上就是一张欠条）购买裁缝的新西装，如此循环往复，顾客不断添置新装，而裁缝则不断累积欠条。鲁夫由此提出疑问：当某一天裁缝要求将这些欠条兑现为现金时，顾客是否还能如约付款？

在当今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依然扮演着那个“幸运顾客”的角色，而其他国家则成为了那位不知疲倦积累欠条的“裁缝”。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美国通过经常账户赤字向各国提供国际流动性和储备；与此同时，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也使美国得以不断融资来支撑其赤字，换言之，美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从全球各地借贷的能力。

尽管在2008年前，外界普遍预期全球失衡会引发美国国际收支危机或美元危机，但现实中美国的净对外债务却在迅速攀升——从2006年的1.8万亿美元，到2023年已激增至2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也由13%飙升至约70%。虽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自2006年以来未出现明显恶化，但其绝对规模却急剧扩大。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矛盾实际上依然存在：一方面，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稳定性和国际流动性由美国提供，并作为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名义锚；另一方面，美元毕竟是美国的法定货币，其国际职能始终需要服从于美国的国内经济需求。若滥用这种特殊地位，不仅会侵蚀美元信誉，还可能危及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再者，由于美元“武器化”以及地缘政治的考量，中国等国未来很可能会减少对美国资产——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持有。一方面，美国对外融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除非美国付出更高成本，否则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势必走低，这将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因此，曾在2006年前被外界担忧却未曾爆发的美国国际收支危机，未来很可能会悄然来临。面对这一潜在风险，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净外汇资产的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02 主要内容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固有不稳定性

上世纪60年代，欧洲和日本迎来了惊人的经济复苏，其贸易状况显著改善；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经济过热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其商品贸易顺差大幅收窄，服务贸易赤字（包括海外军事支出）却不断扩大。欧洲高企的利率吸引了大量资本从美国流向欧洲，资本管制的缺失甚至催生了欧元美元市场，导致美国资本账户赤字迅速扩大。从欧洲和日本的角度看，尽管它们的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但源源不断的美元流入使得外国居民及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急剧增加，原本短缺的美元转而泛滥；而对美国而言，其贸易顺差几乎消失，部分国家甚至转为出现贸易逆差，国际收支状况骤然恶化，资本账户赤字大幅上升。最终，美元发行量远远超出了黄金储备的支持范围，外国持有者不再相信美国能够兑现每盎司35美元的金本位承诺，纷纷抛售美元换取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此宣告崩溃。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脱钩黄金后，对美元贬值的投机热潮迅速降温；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美国政府实施负责任宏观政策的信心依然强劲，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很快趋于稳定。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记账单位和锚定货币，美元必须保持稳定——这种稳定性不再依赖于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而是基于其购买力的相对稳定。然而，既然美国政府掌控着货币发行，美元实际购买力的稳定只能建立在国内政策审慎合理的基础之上。

然而，利用国家法定货币既作为国际结算手段又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必然蕴含着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国必须主要依赖经常账户（贸易）赤字来向全球提供国际流动性，也就是为弥补国际收支缺口提供充足的金融资源。美国通过不断发行“欠条”来支撑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而全球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依赖这种欠条的发行。另一方面，更多的欠条意味着美国对外债务的累积不断攀升。如果美国的净外债超过某个临界点，外国投资者和中央银行将开始质疑美国兑现这些“欠条”为“实物钱”的能力（实物钱包括商品、服务和自然资源），从而可能停止购买或持有美国证券，进而触发国际收支危机。作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美国要想维持外部可持续性，就必须实现足够高的经济增长，以确保其净外债占GDP的比例保持在可控水平之内。

1.关于美国外部可持续性的大辩论

衡量美国偿债能力（避免违约）以及维持其外部平衡可持续性的两个常用指标分别为：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和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或称为NIIP占GDP比例）。其中，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反映了长期以来经常账户赤字累积所呈现出的外部平衡趋势。

1971年，美国录得首个贸易赤字；到了1985年，美国已转变为净债务国。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迅速攀升。到2006年，这一比例由2000年的3.9%增至6.1%。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学家围绕全球失衡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之间的对比（参见Blanchard等，2005；Roubini和Setser，2005b；Obstfeld和Rogoff，2007）。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已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不少人认为，高比例的经常账户赤字极可能导致外资突然中止流入美国，从而引发美元急剧贬值。例如，Obstfeld和Rogoff（2004）曾估计，为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美元可能需要贬值20%到40%。而Calvo（1998）作为最早研究“突然停止”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根据墨西哥1994至1995年的金融危机、亚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经验，强调资本流入的急剧短期下降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实际上，墨西哥在1995年爆发“龙舌兰危机”前，其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就达到5.8%，而泰国在1997年泰铢危机前，其这一比例高达8.1%。

与此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应借助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来衡量美国外部平衡的可持续性。2003年，Reinhart等人首次提出了“债务容忍度”的概念，认为那些对债务容忍度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安全债务水平往往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到20%，而美国的容忍阈值明显远高于其他国家。Roubini和Setser（2005a）指出，在缺乏重大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美国的净对外债务很可能攀升至GDP的50%左右。很难想象在美国贸易逆差未进一步缩减的情况下，不通过美元贬值就能将这一赤字降至可持续水平；毕竟，任何国家——即便是美国——若长期面临债权人担忧严重资本损失的风险，都难以维持大幅外部赤字。

Reinhart和Rogoff（2009）通过对众多案例的分析发现，当外国债务占GDP比例超过40%时，违约的概率大约为19.4%，而当这一比例介于41%至60%之间时，违约率则上升至32.3%。正是在墨西哥与泰国分别在1995年和1997年面临危机前，其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分别达到46.3%和50%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峻。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美国在2006年并未因经常账户赤字占GDP超过6%而引发国际收支危机或美元危机。实际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多是由资产泡沫的破裂引发，而非由国际支付失衡或美元信用崩溃所致。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迅速采取行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7年6月的5.26%降至2009年3月的0.18%。尽管进行了大幅降息，但国际资本并未大规模外逃，反而有亚洲及部分石油出口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涌入购入美国国债。中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分别购入了总计约2206亿美元、134亿美元、71.2亿美元和7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同时美国银行系统的资金也纷纷回流。正是这些资金流入与回流的联合作用，使得美元指数在经历了短暂的贬值后，很快从2008年5月的70.7反弹至2009年3月的83.3。

那么，既然大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并未立即引发危机，是否就意味着只要赤字占GDP的比例不至于异常高，美国累积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净对外债务就不会对外部平衡构成威胁？Levey和Browen（2005）对此表示，只要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再加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其对外债务的积累便不必过于令人担忧。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严重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外部可持续性。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经济的活力以及该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使美国能够维持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高的经常账户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以及净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而不会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然而，必然存在一个临界值，一旦超过这个值，外部可持续性就无法再维持下去。

2.美国对外部融资的需求持续增长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经历了波动：2006年达到约6%，随后在2019年降至约2%，但在2022年又回升至3.9%（见图1）。尽管赤字比例有所改善，但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存在使得美国的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急剧恶化。至2023年底，美国的净对外债务已攀升至20万亿美元，约占GDP的70%，较2006年分别增长了10倍和4.3倍（见图2）。

国际收支危机通常发生在外国资本流入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达到一定程度时。面对目前约70%的债务占GDP比例，学界普遍关注两个问题：这一比例是否还会继续攀升？若继续上升，是否存在某个临界点会引发国际收支危机？

为回答首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确美国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的演变轨迹及其极限值。理论上，若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所能承受的债务上限越高，其未来按时偿债的难度也就越大，且可能不得不依赖于美元贬值和通胀来缓解压力。为了简化分析，这里暂不考虑外资流入的约束条件。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需要考察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务不断攀升的反应。通常情况下，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越高，外国投资者对继续购买美国资产的热情就越减弱，甚至可能开始抛售现有资产，这将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有可能触发危机。实际上，债权人对一个债务国的债务水平越敏感，其风险意识也越强，进而使得触发危机的临界点降低。尽管由于实际情况复杂、模型难以精确构建，难以准确界定这一临界比例，但通过简单计算，我们仍可对潜在风险有所洞察。

图3数据显示，1990年代美国私人储蓄与投资基本平衡，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私人储蓄明显超过投资。疫情期间这一缺口一度扩大，虽在2021年短暂回落，但2023年又反弹至约2.6%的GDP水平。分析者普遍预期未来美国私人储蓄与投资缺口可能维持在约2%的水平，尽管这一预测较为乐观。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运行财政赤字。图4数据显示，2009至2019年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平均水平约为5.7%，但因COVID-19期间极为宽松的财政政策，2020年一度飙升至14.9%。尽管此后有所回落，但赤字仍维持在6.3%左右，并有预测认为2034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6.9%，远高于过去50年平均约3.5%的水平。

图5显示，自2022年美联储开始紧缩政策以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显著上升。这一上升趋势意味着，为吸引海外资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进而推高其债务融资成本。

图6显示，随着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负担大幅增加。2023年，美国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国债利息支出从2009年的约88.6亿美元激增至约216.5亿美元，这一变化也对美国未来的财政状况构成了巨大压力。

图7显示，尽管长期以来美国凭借资本优势保持着投资收益的正向盈余，但近年来这一盈余正逐步缩小，并在2024年中期出现负值。为审慎估计风险，研究者在分析中仍假设美国保持约1%的投资收益正向盈余。

3.外国政府和海外投资者对美元计价资产的需求变化

尽管美国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持续上升，美元的稳定性却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要持久。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计价资产的需求同样在稳步上升。也就是说，各国愿意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提供融资，美国国内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得以由外资填补，从而显著缓解了对美元的通胀与贬值压力（参见Choi等，2024；Jiang等，2024）。

在推导美国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的轨迹时，我们曾假设不存在外资流入的限制。但实际上，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旦外部资金供给发生变化，触发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的临界比例也可能提前到来。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证券总额达到26.9万亿美元，占美国证券总发行量的20%。在主要资产类型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比例约为33%，企业债券27%，股票17%。总体来看，过去十年间，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证券中的持有比例呈现出轻微下降的趋势。

尽管从市场价值来看，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仅是美国资本流入的第二大来源（2023年约为7.6万亿美元，其中长期国债约6.639万亿美元，短期国债约9740亿美元），但其仍是美国最为关键的外资需求类型。原因在于，美国国债代表了从美国角度看成本效益最佳的融资方式。正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造就了其他国家对美元资产——尤其是国债——的巨大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强劲的美元储备需求，美元早已走向崩溃；而外国货币当局和一般投资者是否能持续大规模持有美国国债，将直接关系到美国外部不平衡的可持续性，甚至影响整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续。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米尔顿·弗里德曼与罗伯特·芒德尔曾就此展开著名辩论。弗里德曼认为，随着浮动汇率制的实施，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因为信用良好的国家可以轻松从国际市场借贷，无需大量持有外汇储备。但事实证明弗里德曼的观点有失偏颇：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全球外汇储备仅为330亿美元；而到了2021年底，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已激增至13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储备高达7万亿美元，增长近400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北京经济发展论坛上指出，当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聚焦两个方面：其一是确保全球金融安全网（GFSN）足够庞大、自洽并能惠及各经济体；其二是加强全球合作，稳定全球经济。虽然第二点具有合理性，但“足够庞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究竟应有多大？据统计，2015年全球GDP约为75.22万亿美元，而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外汇储备总额则约为1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5%，这一庞大数额无疑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构成沉重负担。

对于IMF而言，真正的挑战并非如何使全球金融安全网足够大，而在于如何降低非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对外汇储备的依赖，也就是如何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各国角度来看，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例如，建立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并配合适度的资本管制，能够显著降低一个国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中国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曾经持有全球最多的美元储备，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汇率灵活性的谨慎态度，中国外汇储备已从2014年的近4万亿美元在短短两年内降至不足3万亿美元。

外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虽然稳步增长，但其在美国国债总规模中的占比自全球金融危机后显著下降，直到2020年才在33%左右企稳。根据美国财政部（2024b）的数据，官方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外国投资者整体持有量的比例，也从2015年的86%一路降至2023年的49%。其中原因众多：

第一，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与日俱增。Pimco近期宣布减少对长期美国国债的敞口，正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一动向迟早会将美国外部平衡的可持续性问题推至台前。第二，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的行为，严重动摇了外界对美国履行债务义务的信心。第三，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出于国内因素调整投资组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从持有规模来看，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证券市场中最青睐的是股票。美国财政部（2024b）的数据显示，至2023年，外国持有的美国股票市值达到13.7万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了5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同期美国股市整体涨幅高达4倍，而股价飙升又进一步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股市。最初，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举措促使资金从国债市场转向股票市场；随后，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科技板块的亮眼表现也对股市上涨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外，“七大科技巨头”在市值中的高度集中，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提升，同样助推了股价走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未来股价可能随时出现逆转，从而影响外国对美国股票的持有规模。2023年，美联储虽四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但美国股市依然一路高歌，这在经济学层面似乎颇为反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CEO指出，美国股市、债市及美元之所以表现强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无他选”；目前全球约80%的储蓄正流入美国，且主要流向美股。

截至2023年年中，外国投资者所持美国企业债总额达4.1万亿美元，占美国证券外国持有总规模的15%。与其他资产类型相比，外国对美国企业债的持有增长相对温和，其在外国投资者整体持有的美国证券中的占比自2017年以来便持续下降（美国财政部，2024b）。

除了持有美国证券，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是美国获取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2025b）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外国对美FDI增加了227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5.4万亿美元。分行业看，制造业附属企业增幅最显著，增加了58.6亿美元，总投资额达2.22万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美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FDI目的地，其外来FDI总量仍在不断上升，但新增FDI的增速则普遍放缓。

另一方面，美国股价的攀升使得美国的净对外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长期累积的经常账户赤字。内向FDI的市场价值上扬与美元贬值，在再估值层面上均会对美国净对外债务或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产生影响。2020年之前，再估值效应使得美国NIIP的负值程度小于经常账户赤字所推算的规模；但此后，这种影响出现了反转。整体而言，再估值效应十分显著，但它在正反两个方向上都发挥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不断攀升的整体趋势（Deer和Song，2013；Hu等，2024）。

如果综合考量美国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与海外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供给这两大动态因素，不难发现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正如同“刀锋上行走”。一方面，海外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依然相对强劲，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净对外债务规模已较2006年扩大10倍、其债务占GDP比例上升4.3倍，却尚未引发对其外部可持续性的严重质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即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例维持在当前2%至3%的水平，其净对外债务占GDP比例仍将持续攀升，正如之前的测算所示，可能最终逼近100%。届时，外国投资者必然会开始质疑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并对继续持有更多美国资产愈发谨慎。

更为严峻的是，外部环境中还存在大量可能引发意外冲击的潜在因素。一旦为填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而形成的外资供需平衡被打破，美国很可能在瞬间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

（二）全球失衡下的国际金融规则与动荡

1.金融武器化：国际金融规则的根本逆转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担忧美国净对外债务的持续攀升可能引发“突然停止”，进而增加美国国债违约、美元贬值及通胀急剧恶化的风险。然而，如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威胁：在地缘政治因素的驱动下，美国有可能动用金融武器，扣押其他主权国家的海外资产。早在2013年，《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就曾指出，在冲突爆发时，美国可以轻易冻结中国的外汇资产。尽管这意味着双方都会遭受重大损失，但对于中国而言，损失将更加惨重（沃尔夫，2013）。事实证明，沃尔夫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国仅在72小时内就冻结了俄罗斯央行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种金融武器化，亦即美元武器化，本质上是对国际金融规则的一种根本颠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在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交战。当时，英国坚持要求俄罗斯偿还对沙皇政府的债务，而俄罗斯则需向英国债权人支付国债利息。一位英国部长曾评论道，对于“文明国家”而言，在战时偿还敌国的公共债务是“自然而然”的事（Mulder，2022）。

再看东亚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投机者在乔治·索罗斯的带领下对东亚国家发动了金融攻击，大举做空这些国家的货币，致使它们蒙受了巨大损失。虽然我们可以从道德层面对索罗斯和对冲基金进行批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始终是“按规矩办事”——他们只是利用了资本主义规则中的漏洞，而并未打破规则。

2.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困难的区域协调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依然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国债及政府相关债务（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的大量持有曾令中国政府忧心忡忡，因为这些资产面临着破产风险。2009年，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以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构想，但这一提议因遭到美国强烈反对而被搁置。

同年，中国决定走另一条路，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降低海外资产风险。随后，由于预期从人民币升值转为贬值，加之2015年后中国遭遇严峻的资本外流与资本逃逸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放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多次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力量驱动，而中央银行不会主动推动。然而，随着美元被“武器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重新获得新动能。中国政府未来预计将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但必须清楚，这将是一个长期且渐进的过程。

区域协调方面，东亚国家深刻体会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个国家难以独自应对国际资本冲击。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让各国意识到区域间的合作至关重要。1997年9月，日本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G7会议上就曾提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成员国联合筹集1000亿美元，以应对亚洲国家面临的紧迫国际收支问题。然而，这一设想最终未能落实，反映出区域协调机制在实际操作中的种种困难与限制。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区域协调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有效降低非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对外汇储备的依赖，就必须推动汇率制度的灵活化和适度的资本管制；另一方面，区域间虽然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共通之处，但在政治意愿、政策协调以及体制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建立一个高效、协同的区域金融安全网充满挑战。

03 研究结论

随着国际金融秩序经历深刻变革，国际货币体系正呈现出日益明显的碎片化趋势。美元长期以来的霸权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纷纷寻求以本币或多元货币篮子替代美元作为储备资产。与此同时，区域性金融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及多边货币互换机制、区域金融安全网等新型安排逐渐涌现，预示着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悄然形成。

这一碎片化现象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质疑，全球外汇储备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其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及区域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各国在资产配置和金融政策上趋于多样化；再次，数字货币和其他新型储备资产的崛起，也为传统储备货币格局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制定并推进应对措施。具体而言，中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持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及储备资产中的使用比例，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通过优化人民币结算体系、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中国希望借此分散对美元的依赖，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构建区域金融合作网络。中国加强与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安排，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性金融合作，旨在构建覆盖亚太乃至更广区域的金融安全网。通过区域协同合作，不仅可以增强本区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变革。强化国内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面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变性，中国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建设，确保国内金融体系在全球动荡中保持稳健运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国主张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规则体系，积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中国不仅为自身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经济稳定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IMI财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