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7年12月初，北京刮起一阵干冷北风。忙完文件的毛泽东在灯下翻阅来京接待名单，忽然看见“毛恩谱”三字，眉头一挑：“老同学来了？”一句轻声自语，却让身旁的工作人员听得清清楚楚。自此，韶山农民毛裕初北上的行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1957年12月初，北京刮起一阵干冷北风。忙完文件的毛泽东在灯下翻阅来京接待名单，忽然看见“毛恩谱”三字，眉头一挑：“老同学来了？”一句轻声自语，却让身旁的工作人员听得清清楚楚。自此，韶山农民毛裕初北上的行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几天后，京广线上呼啸而来的绿皮车停住，六十八岁的毛裕初提着两包山枣饼，脚上依旧是那双打补丁的布鞋。他一句“咯站到咯哒啦”带着浓浓湘音，显得既兴奋又局促。迎接人员想帮忙拿东西，他摆手，“自家亲戚，手里空落落不吉利。”一句话把客气化得干干净净。

车进中南海时，冬阳映着红墙，毛裕初缩了缩脖子。这位一辈子背朝黄土的农民，此刻面对的是新中国的权力中枢。车门打开，毛泽东大步迎出。“叔祖父，路上辛苦咯。”他先用乡音喊了一声，随后伸手去接那包山枣饼。毛裕初听到“叔祖父”三个字，愣了两秒，憨憨一笑，“又乱喊呢，莫怪莫怪。”紧张情绪，一下消散。

两人落座。热茶冒着雾气，话题很快回到私塾时代。邹春培先生的戒尺、池塘里半掌宽的波纹、偷跑去县城看热闹的夜路，都被翻了出来。毛泽东兴致高，难得地放慢语速，“那会儿先生背过身，我还撺掇你上树去摘柑子。”毛裕初呵呵直乐，“遭板子挨得多，柑子也没少吃。”

笑声落定，气氛转向正事。毛泽东侧身问：“家乡合作社用得顺手不？秋粮结算公平吗？”他没套官话，只要实情。毛裕初挠挠头，“比旧社会好多咯，莫说讨饭，现在兜里还有几个钢板。不过亩产八百斤，报纸吹大了。一般田六百斤，好的试验田才可能高。”这一通直言不讳，让主席不时点头。

有意思的是，两人说到粮食时出现了短暂沉默。毛泽东把茶杯轻轻放下，眉宇带着思考。“浮夸风若蔓延，麻烦就大了。”这句话音量不高，分量却重。毛裕初听懂了，他嘴角动了动，却没再多说——老农的判断直白，但他更明白分寸。

中午用餐，毛泽东亲自把一块红烧肉夹到毛裕初碗里，“长沙味道，试试看。”毛裕初忙把碗端起，“你这是向我敬老酒啊，领导可别破费。”桌旁秘书抬手示意别客气，毛泽东笑着补一句，“宗族辈分在前头，礼数得周全。”

午后，毛泽东安排警卫陪毛裕初游览颐和园、故宫、农业展览馆。老人把每处都看得新奇，却在西郊机场停留最久。轰鸣的运输机划过跑道，他眯眼追着影子，“飞得忒高，掉下来不得了？”警卫忍不住乐。次日汇报时毛泽东也笑说：“他怕坐飞机，我就不勉强。”

北京的日子并不奢华。住处是普通招待所，一间火墙暖气的小屋。夜里，毛裕初总掏出随身带的草纸，借手电筒昏黄的光给家里写信：毛主席待我好，吃得饱，睡得暖，不要念。“手电筒”三字在信里重复了两行，因为那是毛泽东亲手送的礼物——一支加长电筒，足够在没电的山村照一整夜。

除夕将近，老人提出返乡。毛泽东再挽留无果，便让秘书准备了新棉衣和两百元。老人把钱推回，“你用得着，我不要。衣裳是娘家做的，穿得舒坦。”僵持片刻，毛泽东只得收回钞票，却把衣物硬塞进行李。临别，他嘱咐：“乡里有啥情况，用湘笔写给我，别顾忌。”毛裕初答：“写。就是写不多，写得真。”

1959年春节前，韶山来了回电：毛裕初寄去的三封信已到，他说“干群关系还行，早稻保险，肥料短缺，公社饭吃饱，细粮不够。”毛泽东批示相关部门调查，也把信存档。那一年七月，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韶山。滴水洞的水凉，谷穗却青涩，他与毛裕初肩并肩走在田埂。没人安排摄影，只有偶然经过的放牛娃看见“两个老人坐在树荫里说话”。

遗憾的是，第二年冬天，毛裕初抱病写下最后一封信，“田里还要多施草木灰，船形田改平畦更好。”信纸发黄，字迹仍旧端正。那封信送到北京时，老人已在韶山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毛泽东批示：存档，家属来信按来往宗亲办理；另向韶山公社转去五百斤化肥，以慰故人心愿。

毛裕初没有显赫头衔，也无求于人。他用一身泥土味留给中央最直接的声音：粮食到底多寡，农民究竟苦乐。毛泽东把这声音视作坐标，衡量政策是否落地。两人身份天差地别，情分却从私塾延续到共和国的清晨。一声“叔祖父”，一支手电筒，一封封土味信件，勾勒出新中国前进路上最真切的一种联系——最高领袖与普通农民之间，不隔山不隔水，只隔一张信纸的距离。

来源：蒋南强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