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彻底改变“国家蒙难、民族蒙羞、文明蒙尘”的悲愤局面，复兴中华再造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展开多重探索，提出多种方案，其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正确的理论指引。除了理论宣传外，李大钊还认为
李大钊——唐山地区早期党员干部培养导师
秦善进
为了彻底改变“国家蒙难、民族蒙羞、文明蒙尘”的悲愤局面，复兴中华再造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展开多重探索，提出多种方案，其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正确的理论指引。除了理论宣传外，李大钊还认为应培养一起能贯彻革命理论、坚定革命立场的干部队伍，发挥出干部队伍发动与组织功能，有效唤起、团结与凝聚具有战斗力的被压迫群体，实现解放无产阶级队伍的神圣使命。针对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深度剥削的近代唐山地区，李大钊充分利用唐山地区产业工人队伍较为集中、遭受惨无人道压迫、工业教育初步发展、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具有一定联系的天然优势等特征，通过理论培养、实践锻炼与组织强化等途径，在唐山地区培养出一支能够“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早期党员干部群体，成为唐山早期党员干部培养的成长导师，这些干部队伍也成为北方地方地区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同时，李大钊对唐山地区早期党员干部培养的成功经验、优秀做法也具备永恒的时代价值。
一
李大钊的党员干部培养观
党员干部是开展民族解放事业的骨干，也是党的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关键要素之一，故此，李大钊高度重视党员干部培养工作，在李大钊看来，改造旧中国、民族复兴伟业的实施除了正确的理论指引外，还需要大量的干部前仆后继、为之付出。在理论传播与运动实践过程中，李大钊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党员干部培养观，如提升理论觉悟、坚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政治信念，发挥出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的理论灌输功能，把革命理论传播到劳工群体中去，提升斗争觉悟；在斗争中挖掘模范人物、培养工农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群体应不断强化党性修养等。
（一）坚定理想信念、发挥理论灌输功能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故此，理论修养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优秀人物的培养至关重要，只有具备扎实理论功底、具备极高理论修养水准，才能坚定政治信仰，在运动中发挥出核心和表率作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顺利开展的前提在于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战斗集体，“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尽管少数具备一定理论水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也加入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但是，这一战斗集体革命觉悟不会自觉形成，需要具备较高理论素养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把革命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从而整体上提升这一群体的革命觉悟，明确革命目标、革命对象与革命任务，“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故此，革命理论需要杰出知识分子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中去，换言之，能承担灌输任务的杰出知识分子就可以履行干部职责，但前提就是必须具备能够指导革命工作的理论修养水准，坚定革命信念，团结带领无产阶级群体进行彻底的革命运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民族解放事业的开展需要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引，李大钊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历程始终与追求真理相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对于李大钊而言，追求真理不单单是个人志向，也是对身边志同道合的同志的劝勉与鞭挞，用真理观来对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才俊进行精神洗礼，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这些才俊进行精神改造，增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增强他们在运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本领。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一些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青年才俊，顺利成长为坚守理想、信仰坚定、敢于担当、不惧困难、敢于牺牲的党员干部，成为领导民族解放事业、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坚与核心力量。
（二）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结合，培养工农阶级干部
“关键是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肮脏的废纸而已。”民族解放事业是一项全民族参与的运动，除了杰出少数知识分子代表发挥出组织作用外，还应发现、组织、与挖掘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优秀代表，提升在反抗运动中表现优异的工人领袖的政治觉悟，把他们培养为党员干部，利用他们与工人阶级存在天然联系、能真正维护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优势，发挥出能够凝聚、动员广大工人群体组织功能，把工人群体打造成为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工人运动领袖转变为党的干部也需要一个过程，一项关键要素就在于提升理论觉悟，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阶级集体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工人领袖的头脑，促进他们顺利成长为立场坚定、信仰牢固的革命干部。故此，李大钊大力呼吁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尤其是有志青年就应离开城市、离开自己的家庭，深入到工厂、厂矿、企业，到劳苦大众中开展工作，传播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公共群众之中。除了城市厂矿与企业外，李大钊还诚恳地号召广大有志青年深入农村，“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实现与劳动群众的相结合，“快快起来！努力去做人的活动！努力去做人的活动！”在李大钊指导下，通过青年学子开展的持之不懈的工作，一批工人运动优秀人物、农村反抗运动带头人在革命运动中不断成长，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以锤炼，最终转变为出色的党员干部。
（三）党员干部应强化党性修养
李大钊认为，不论是青年学生、优秀知识分子，还是工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带头人，一旦成为党员干部后，就应时时牢记自己的身份，严格执行党组织纪律，强化党员修养，对照党章来锤炼党性，明白所肩负的神圣责任，意识到从事业民族解放事业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清楚应该为谁付出、为哪种事业做贡献，必要时做好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的准备。在发展新的党员干部时，李大钊均要求每一名都应认真学习党章、按照党章的要求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加强对党章条文的认知，明确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所应履行的义务，同时严格执行党中央的组织纪律、严守党的组织机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我们的同志，在党中做过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许多人不明白我们的党和党纲，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党纲是科学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在李大钊看来，只有认真学习党章、对照党章，才能坚定政治信仰、强化理想信念，自觉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二
李大钊与唐山地区早期
党员干部的培养措施
为了加大对唐山地区党员干部的培训力度，为北方地区的革命事业培养优秀党员干部，李大钊或身体力行、直接前往唐山，或者指派身边有志之士与早期优秀党员干部，深入市区工矿企业、走向田间地头，通过理论培养、实践锻炼、组织教育等措施，把工人罢工运动与农村反抗运动中涌现出的优异代表，培养成坚定的党员干部，为唐山地区党组织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唐山、以至于北方地区革命事业的开展储备了一定的干部力量。
（一）理论培养
为了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熏陶、引导先进分子与优秀代表，李大钊充分发扬在北大红楼教育青年学子、培养干部人才的成功做法，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思想论战、开设专栏、马克思主义理论秘密进入校园等途径，或亲力亲为、或委派志同道合的同志前往唐山，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注重用“革命思想宣传教育干部”，尤其是加大对工农运动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各所院校内积极追求进步的先进青年的教育力度，引导他们顺利成长为唐山地区的党员干部，为后续革命运动培养干部力量。李大钊曾经重点培养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开始派代表来唐山，用通俗的语言向邓培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邓培还把这些代表邮寄过来的一些进步刊物分发给工人同事，引导唐山矿工群体的初步觉醒。在李大钊与其他同志的耐心教育下，邓培迅速发展为共产党员。除了培养工人党员干部外，李大钊还重视对各类进步青年的理论教育工作，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支部借交通部在北京招聘教员的机会，派北京大学旁听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树彝到交通部在唐山开办的职工学校应聘担任数理教员，秘密开展革命理论宣传，李树彝和邓培一道培养了学生党员田玉珍；1924年1月，共产党员王岑伯担任乐亭中学校长后，邀请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党员、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王德周到乐亭中学任教，为在乐亭县建立党、团组织、培养党员干部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为了提升乐亭县新发展党员王佩环、徐文作、徐文部、贾崑普、宋永翠（宋黄娥）、徐运会、徐运隆、岳泽普等的理论水平，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向他们讲授土地革命内容，鼓励他们以朋友感情在乡亲周围宣传革命思想等。为了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李大钊还多次从乐亭县和滦县选派党、团员到国内外去学习政治、军事和农运知识，如1925年7月派党员葛玉田、团员徐运作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8月派团员李运昌、孙洪祥去广东的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2月，派党员徐凌汉、贾涣生等去北方区委党校学习，6月派党员韩绍鹤、杜宗周、黎巨峰等去包头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干校学习；1927年初，派党员刘鹤生等参加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派姚洗尘等参加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学习等。在派出的20多人当中，多数人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成为共产党、革命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二）实践锻炼
坚定的党员干部除了接受系统的理论熏陶外，还应深入社会工作第一线，经受革命活动的洗礼，只有“在战火和生产实践中对其进行考验锻炼”，才能转变为能在革命运动中冲锋在前、具备动员组织发动革命群众等工作技能、能独当一面独立开展工作、并有效打开工作局面的党员干部。故此，李大钊在培养唐山地区党员干部队伍时，充分利用唐山地区历次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运动的实践机会，比如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乐亭县城西徐烧纸庄一带由农民协会开展抵制苛捐杂税清算大乡账目斗争、以玉田县为中心的旗地变民运动等，挖掘在这些运动中涌现出的组织者加以培养，或者是鼓励唐山地区的早期党员积极投身于运动中，在运动中得以锻炼。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些优秀工人代表经受了各种考验，敢于斗争、坚持到底，最终成为共产党员，如赵各庄矿著名工运领导骨干杨春霖、刘成章、王江等三人；唐山矿翻砂场铜房工人李星昌、木场木工只奎元、井下采煤工邓汝明、2号井把钩工李长顺、井下拉马工谢作先、井下采煤工陈子云等6名大同社骨干社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华新纺纱厂女工张玉兰、张凤尧、刘志成等加入党组织。这批经受历次运动考验的唐山地区早期党员干部，体现出唐山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立场坚定，时刻维护党组织与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展开生死搏斗，部分党员干部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把献血洒在京东大地之上。
（三）组织教育
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集体，良好的集体为个人提供成长环境，在集体互帮互助的氛围中，个体可以检省自我、对标先进，及时改正缺点与不足，加快成长进度；同样，一名优秀党员干部的养成，除了个人加强理论学习、在实践中磨炼外，还离不开集体组织的引导与熏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社会宗旨和政治纲领无形中可以吸引到大量进步人士、革命青年，但是，这些进步人士能有效凝聚到一起、组织起来，形成有战斗力的集体，依然需要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团组织发挥出动员、吸纳与凝聚效果，如各类进步社团、工会、研究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尤其是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吸纳青年群体中优秀分子的主要组织载体。”李大钊意识到社会组团对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性，“努力推动青年社团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除了指派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其他社会的进步青年、优秀代表前往唐山开展革命宣传、组织领导外，还重视唐山地区共青团与工会的建设工作，让这些组织成为唐山地区党员干部培养的重要平台。经过李大钊的努力，唐山地区共青团、工会、补习社等社团组织先后成立，经过这些组织的教育、熏陶与塑造，一些优秀共青团员、工会负责人成长为党员干部。1922年4月，深受李大钊教育的早期优秀党员邓培发动开滦林西矿工人建立工余补习社，利用补习文化、学习技术的形式，帮助工人学习革命知识，团结工人积极分子；不久之后，邓培在青年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中发展阮章、王麟书、李华添、许作彬等人入党。1924年1月，李大钊介绍的共产党员、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王德周到乐亭中学，吸收徐凌汉、李运昌、孙洪样、贾涣生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又根据中共北京区委指示，王德周将团员中年满18岁的徐凌汉、贾换生、葛玉田、王成奎等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在王德周的支持下，经过培养后的滦县籍进步学生秦芝、徐德瑞、杜宗周等在乐亭中学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这几名党员干部成为属中共乐亭地委领导的中共滦县支部骨干力量。这些社团集体组织，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唐山地区早期党员干部培养的摇篮，赋予这些党员干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其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
三
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鉴于干部群体对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党员干部队伍教育与培养就是革命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关系到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李大钊对唐山地区早期党员干部的培养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通过卓有成效的挖掘、教育、引导措施，为唐山地区、甚至是北方地区培养了一批党员干部群体。李大钊在唐山地区培养党员干部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与成功做法，就给新时代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原则
对于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李大钊向来重视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党员干部应绝对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坚决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并严格坚守党的秘密，坚决杜绝“同志只听党中个人指挥，不接受党的组织指导”的现象，如果一个党员干部在革命工作较为随意，“一切工作只有同志个人活动，而没有党的组织的指导”，就会出现“有许多负责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为极为浪漫”的结果，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李大钊在唐山地区培养党员干部工作过程中严格恪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具体工作进程中，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方式、途径又体现出灵活、多样的特征，充分考虑到城市工矿企业、工业院校与乡村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与教育策略，在这些不同的区域都打开了工作局面；党员发展时也不拘一格，既优先发展工人党员，体现出党组织的先锋队属性，又重视在校园和乡村地区发展党员，“研究人，寻找能干的干部”，把各类院校中的追求进步的革命学子、农村地区反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培养为党员干部，有效培养了知识分子与农民党员干部，确保唐山地区党员来源、成分的多元化，有效拓展党组织在唐山地区的影响力，为北方地区革命事业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神圣性与现实性相统一原则
唐山早期党员培养过程中，李大钊尤为注重筑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唐山地区党员干部来加强理论学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毕生理想，为共产主义、为民族解放事业、为谋求劳工利益而自觉奋斗，自觉意识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所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的神圣性，自由坚定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才能经得起任何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李大钊要求唐山地区的党员干部同自己一道，不单单作为理想的追求者，还应成为理想的实践者，主动投身于为理想而奋斗的现实社会实践中，为此，他鼓励唐山地区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于工人罢工、农村反抗运动的浪潮中，在实践中锻炼，在锻炼中成长，通过树立神圣理想来产生现实实践动力，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各项实践活动为神圣理想的最终实现提供可能与可行。
（三）科学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原则
李大钊毕生致力于追求救国真理，经过选择与甄别后，李大钊认定唯一的救国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最终为真理献身。作为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科学旗帜、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的革命先驱，李大钊不仅仅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重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身立教，教育党员干部，包括唐山地区的党员干部，严谨、细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除了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与观点外，李大钊还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运用这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这就暗示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就应做到科学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对于党员干部而言，除了学习基本理论，还应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加强对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新时代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与培养工作依然可以借鉴科学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做法，实现学习经典理论与吸收最新成果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员干部群体除了认真阅读经典著作、强化理想信念外，还应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认真学习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坚定政治立场、锤炼党性，积极投身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唐山新篇章的伟大进程之中。
作者简介：秦善进，男，河南信阳人，历史学硕士，唐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研方向为李大钊思想与唐山近代工业文化。
来源：好学豆花0w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