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5月4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学联会、东路军政治部、淞沪警察厅、上海各大高校等各界团体数万人齐聚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改组全国学生联合会”“肃清上海各学校反动分子”等决议案，并请求国民政府通缉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

1927年5月4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学联会、东路军政治部、淞沪警察厅、上海各大高校等各界团体数万人齐聚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改组全国学生联合会”“肃清上海各学校反动分子”等决议案，并请求国民政府通缉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劢、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良、凌鸿勋”等。[1]在演说中，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高校学生称：“此外，你们还有一种特别的任务，就是须要拿上海所有的学阀，一齐打倒。你们可以拿今天通缉过的学阀一个一个交给政治部严办”，“我敢代表东路军政治部，警察厅政治部，二十二师政治部等答应你们，把所有学阀一齐肃清”，陈群甚至直言，“今日我们最大的希望即在此”。[2]

在这场具有相当意义的政治仪式中，“打倒学阀”无疑成为大会的重要政治诉求。什么原因导致政权鼎革之际的上海政、学、党、军界对“打倒学阀”如此重视？其究竟与国民党、青年学生有何种纠葛以至于被具名于此？陈群之言出口不到月余，1927年6月，当上海市党部再次“催请”国民党中执委执行“五四”纪念大会上议决的通缉学阀案，却悄无动静。此时的南京中央联席会议甚至认为“所称反动，并未举出何等实据，不得仅因群众一时激昂，辄予通缉”。[3]直到是年7月，国民党中执委宣布将这些“学阀”褫夺公权，并饬令各教育及其他机关永不延用。不过此时所列的学阀名单发生了变化，具名者仅有“黄炎培、郭秉文、袁希涛、沈恩孚、蒋维乔”。[4]这些人均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主要人物。

“扫除学阀”宣传画

“学阀”一词自日本传入中国以后，起初使用并不广泛。[5]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多以此指称掌控全国言论、“贩卖”西方学说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青年报人王无为甚至认为像胡适这样的“北大学阀”简直是新文化运动的障碍。[6]直至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之后，“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国共政党将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权的掌控者塑造成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反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学阀”，成为打倒的对象。在国民政府看来，江苏省教育会其罪在于：“历年依附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把持全国教育及文化事业，操纵江苏政治。”[7]应该说，“把持全国教育及文化事业，操纵江苏政治”这一定语相当准确。江苏省教育会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其教育与民间活动，[8]对于江苏省教育会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党、政角力方面，学界虽多有论及，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9]

囿于篇幅，本文仅试图以“学阀”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打倒学阀”这一口号的提出、运用、流布与实践，来展现出北伐前后上海学界中江苏省教育会、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学生之间的各方博弈与权势更迭的过程，并力求解决以下问题：这些“学阀”是如何“产生”的？从“江苏学阀”的话语形成到“打倒学阀”的付诸实践，其间有着怎样的历史面相？“学阀”名单的产生与变动的背后，各方的权力运作是怎样的？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丰富政权鼎革之际苏沪教育界的历史面相，反思江苏省教育会在国民革命中历史影响。

一、“江苏学阀”：

东大易长、五卅运动

与“学阀”话语的流布

自从清末立宪以来，江苏省教育会在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的支持下逐渐发展，形成笼罩东南的权势网络。江苏省自民初以来长期受直系控制，江苏省教育会与直系军阀之间相互倚重，保持了江苏政局的长期稳定。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势网络有了极大的扩张。[10]1924年北京政变后直系垮台，“反直三角联盟”形成，江苏政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动，江苏省教育会首当其冲。1925年江苏督军、直系军阀齐燮元出走，此后为打压直系，北京政府先后派皖系卢永祥、奉系杨宇霆、郑谦长苏。1925年随着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势力在北京得以扩张，与国民党有着密切关系的马叙伦担任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代总长。马叙伦上任后便着手整顿江苏教育界，先后罢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蒋维乔，此后北京政府又相继罢免了与江苏省教育会有密切关联的江苏实业厅长、财政厅长，引发了牵涉极广的“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与“反对教育厅长回避本籍案”。这一系列风潮前后迁延近一年，直到1925年底直系重新回归江苏，江苏省教育会才得以喘息转圜。[11]

江苏省教育会的许多成员曾是同盟会的会员，在国民革命之前与国民党人交往甚切。但1924年国共政党势力开始在苏沪学界扩张。在其动员下，各地学潮澎湃，这使江苏省教育会对苏沪教育权的控制受到了极大的干扰。1923年国民党人欲借江苏省教育会名义在上海广设平民学校以开展党务活动，即遭到了江苏省教育会的拒绝。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让汪精卫等人大为恼火。黄炎培回忆称，汪精卫“当众骂这些人所办教育是‘乡愿’教育”，“同时，就替它一群人起一个名词叫‘学阀’，有的人还创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号”。[12]恽代英亦称“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得许多学校欢迎演讲”，但“袁观澜 [即袁希涛] 讲演五四运动，说一些什么整顿学风的糊涂话，过后，汪先生随即登台讲演，驳得他的话是一钱不值，就得到了许多学生的信仰”。[13]

郭秉文

1925年的东大易长风潮之际，“铲除江苏省教育会把持之局，尤为执政府与民党两方殊途同归之目标”。[14]在各方联合打压过程中，“学阀”一词成为他们的利器，与直系“军阀”相映的“江苏学阀”形塑而成。“江苏学阀”“东南学阀”一时广为流布。易长风潮中的“倒郭派”主将柳诒徵深知“东南者，虽非此系之大本营，然亦可谓为极大之要塞，使有非此系之学者，入此壁垒，拔赵帜而易汉旗，则学阀动摇，一系一会之威位扫地，不独不能以教育家名义，觊干政之机，操入阁之券，胁省政府使受其牢笼，即宰制省立学校，使各校长悉仰其鼻息之威信，亦将随东大易长之潮流而去矣”。[15]

在下令免除郭秉文后，国民党人在报章上发表了一系列舆论攻击，列举郭秉文长校期间的种种罪状，直呼郭秉文为教育界的直系学阀。[16]“东大易长风潮”的发动者虽然主要是杨杏佛、吴稚晖、汪精卫等国民党势力，[17]但实际上，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亦多有参与。[18]他们借此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亦将江苏省教育会斥之为“学阀”进行“运动学生”。对“东大易长风潮”最终由蒋维乔长校的结果，共产党人认为这是黄炎培等人与郑谦暗中利益交换的结果，“如此，则是上至东大，下至江苏全省各校，旁及教育立法、教育经费仍在苏社一系之手”。他们的态度是“一面打倒黄炎培系，一面亦反对胡敦复——应由东大同学速为学校本身之根本的立法运动是也”。[19]

恽代英等人抨击江苏省教育会“向来与军阀打成一气，引诱着学生醉生梦死的过日子，他们教学生死读书，讲究享受恋爱，不要加入政党，不要过问政治；他们用这些法子，以软化江苏一般青年”。恽代英进而呼吁：“江苏省需要一个空前绝后的普遍的学潮，把这般教育界的流氓驱逐净尽，一扫数年来他们所酿造的妖氛”；同时，号召东大学生“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把富于反抗的同学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学潮的核心”，“我们正需政客流氓等人们互相冲突争竞，而于这中间发展我们学生自己的力量”。[20]

“东大易长风潮”中站在台面上的江苏省教育会之人为沈恩孚，其他诸如黄炎培、袁希涛等均未见发声。事实上，其内心焦灼如焚，亦在暗中竭力运作。插手北京女师大风潮，支持王九龄就职北京教长等均是其暗中与之颉颃的表征。这一系列的暗地操纵的过程却常被对手公诸报章，整个社会舆论对其观感变差，“学阀”的名号已逐渐实至名归。[21]

恽代英

在北京政府、国民党、共产党等多方使用下，许多学生开始意识到：“从前我们只知道‘打倒军阀’，却不知道‘打倒学阀’”，“‘学阀’其害之大，其虐行之苦，也不知比军阀更多几倍呢!”[22]有左派学生感叹道：“考近来的南北的学潮，一言以蔽之，莫不出于学阀的作祟。”在许多学生看来，此时“学阀”已经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方的学阀是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和他们的徒子徒孙，北方的学阀是李煜瀛一派及北大蒋梦麟一派的大联合”。由于“北方学阀”李煜瀛 [即李石曾] 、蒋梦麟此时均系国民党之人，学阀的分裂昭示出“南方学阀”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势在“易长风潮”之后已然受到压缩。[23]

易长风潮期间爆发了“五卅”运动。此时，苏沪学界开始产生出一股“师生合作”的主张。但即使在一致对外中，江苏省教育会与国共党人领导的学生组织亦有冲突。彼时，江苏省教育会联络73个学校、团体成立“上海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但因茅盾、杨贤江、侯绍裘等人认为“它的主张太浅，范围太狭，因而发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茅盾等人不满于江苏省教育会在“五卅”中对苏沪学界的领导与控制，发表宣言称“国内教育界受学阀、名流之蒙蔽，群趋于苟且偷安之一途”。[24]此时政党运动与学生运动因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以及执政府的默许而蓬勃开展，二者结合也更为紧密。“五卅”运动发生之初，上海学联“即由二十余校的组织，骤然增到九十八校的组织。上海中等以上的学校，几乎完全集合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指导之下”。[25]

江苏省教育会

五卅运动发生在1925年上半学期末，使各校考试难以顺利展开。许多学生对学校考试深恶痛绝，他们宣称这是“学阀”“禁止爱国运动之新方式”。[26]在“五卅”运动日渐高涨之时，各校遂多以放暑假来消解难以控制的学生运动。一旦放假，学生纷纷回家，势必会导致学生力量的弱化，这也是上海学联等学生组织敌视各校教职员的原因之一。

1925年8月暑假之际，上海大同大学的学生会决定不离校继续爱国运动，并发行《大同大学暑期特刊》，但“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27]的校方却登报否认该刊为大同大学所办。大同学生会遂登报予以声明，并质问校方。双方渐起冲突。此后双方虽有交涉，但各不退让，风潮遂起。[28]僵持之余，校长胡敦复决定停办大同大学，并通告“停办期内无学生会”。[29]后因暑期返校，主张开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最终留校学生不得不放弃留守，大同大学遂得以开学。[30]双方的胶着点在于对学生会的存废问题及学生会头目蔡鸿干、胡越二人的转学问题 [实际就是开除与否] 。当时蔡、胡二人实为共产党员，只是当时校内未有党支部，上海学联虽极力声援，但效果不彰。[31]这一事件为1927年大同大学易长风潮埋下了种子，也是胡敦复等人被列入“学阀”名单的重要原因。当时学总会认为“学阀献媚军阀，公然写在通告上者，有之自胡敦复始”。[32]

二、学阀卖国：

民族主义话语中的

“打倒学阀”

1925年10月直系孙传芳入主江浙，江苏省教育会与直系合治江苏的局面再一次形成。此后孙传芳与江苏省教育会均不满学生入党，干预政治。与黄炎培关系密切的江苏省长陈陶遗在1925年底发布通令，要求师生“对于任何党系不准加入，已加入者即日脱离，如有阳奉阴违，一经查出，职教员辞退，学生除名”。[33]近一年的政局变动，牵连学界，让江苏省教育会颇为忧虑。沈恩孚就建言：“本会原定计划均以兵事影响及经济困难未能见诸实行，深为抱憾。而五卅惨案以来青年学子，力谋对外以致学业荒弃，学校校务亦因之停顿，再加时势所趋，学潮澎湃，更足令人隐忧。深愿实施教育者切实注意使爱国不忘就学之本，庶可循规而进，不背教育原旨。”[34]为此，江苏省教育会加强了对“公民教育”的宣传与实践。[35]

“五卅”之后，革命动员“由民族危机动员转入国民革命动员阶段”。[36]这时候中共等提出的“反抗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深入人心。“反帝”愈来愈成为国内“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37]到1925年之后，每年5月因有之前所积累的“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国耻纪念日，纪念运动频频。

杨杏佛将东南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直斥为

“东南学阀的大本营

二、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

1926年3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担心五卅周年纪念会再次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遂在3月18日晚夜宴虞洽卿、黄炎培、沈恩孚等苏沪名流，商量应对方案。工部局请求各方“用强力抵强力，以维持公众之安全，所望此种事会不致发生”。[38]此前学生界多将阻挠学生运动的“学阀”视之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工部局宴会的消息经各报披露出来之后，立即“坐实”了激进学生的论断，成为学生界口诛笔伐的要害。

也正是在同一天，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上海后，再一次引发学界的震动。学总会特函上海学联，希望上海学联能“号召上海同学，重振五卅精神，作大规模之援助”。[39]上海学联立即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罢课四天，扩大学联的执行委员会，组织“京案后援会”。相继罢课的学校有30余所。“各校学生遂相率组织演讲队”，赴各处演讲。[40]但江苏省教育会要求“爱国志士，奋勉求学，谋此后根本之建设，勿徒为一哄之举动，供无谓之牺牲”。[41]这为苏沪各校如何处置声援“三一八”惨案的学生罢课运动定下了总基调。

“三一八”惨案爆发之时，正值新学期开学不久。甫一开学，就组织罢课示威活动，这令各校校方极为不满。上海商科大学、清心中学、国民大学、同济大学四校校方要求学生签写保证不干涉校务、不随意罢课的“誓约书”，致使各校相继爆发“誓约书”风潮。四校风潮中，商科大学因“无党青年最多，平素不好活动，国家主义派势力最大，且与学校勾结”，于是“学生会出面完全承认条件而失败矣”，共产党学生本欲“乘机会作反苏省教育会的运动”亦未能展开。在这次“誓约书”风潮中，“同济大学左派 [按：为国民党左派] 势力甚大，学生会组织亦甚健全”，因而风潮最为持久。[42]同济校长阮尚介本为江苏省教育会之人，此次风潮他曾多次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会议上与同人汇报，商议解决。[43]最后同济学生被阮尚介武力开除，他们在国民党党部的联系下转学广东大学。清心中学与国民大学均在校方的强力压制下开除了闹事学生。[44]

“三一八”惨案与“五卅”周年继踵而来，使学生求“动”与校方求“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此期间，上海法政大学、亚东医大、南洋医大、麦伦书院等校又相继爆发风潮。各校风潮起因不一，如上海法政大学因为学生反对学校征收宿舍财产保证金而导致风潮乍起。实际上，在五卅运动之后不久，法政大学学生就因“绝对服从上海学联会命令，废止上学期考试”问题与校方已有芥蒂。[45]因为此次风潮主要由国民党学生发起的“小题大做的一次风波”。南洋医大、麦伦书院均是校方与学生会在罢课问题上有冲突而起。[46]

面对3月后各校迭起的风潮，复旦大学副校长郭任远、光华大学副校长朱经农等人遂组织成立“各大学同志会”[47]，再次倡导“师生合作”“共谋救国”。郭任远主张“师生合作”对于左派学生组织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复旦实验中学就因部分学生反对“师生合作”型的学生自治会，组织成立新的学生会，导致学校开除学生会领导人陈廷高，遂发生了风潮。在此次风潮中有部分学生依然坚持上课，校方遂采取分化策略，称愿意上课者上课，愿意转学者转学，不愿意上课者则家长领回。对激进学生群体来说打击相当大，部分激进学生甚至阻止一些学生上课。左派学生提出了“恢复陈廷高学籍”“学校承认拥护学生会”“不得无理开除学生及学生职员”等6项要求，但校方始终没有完全同意。最后在众多学生胁迫下，郭任远才勉强签署。此后郭任远请来军警，强力开除闹事学生。[48]

郭任远的“师生合作”的计划至此完全破产。左派学生认为：“在反动教授中替帝国主义跑腿最努力，压迫学生最高明的莫过于郭任远博士了”；“江苏学阀郭任远者流所主张反革命式的‘师生合作’，今日赴工部局之宴会，明日开除爱国运动之领袖学生，反而大言不惭，以救中国之重责自任，则我们学生为保障民族运动之前途计，为求得自身之幸福计，驱逐打倒之不惶，怎敢欢迎？!”[49]“师生合作”让本相对抗的两个群体试图进行融合，这对于一般学生来说有很强的诱惑力。在学校中热心求学，不与政治的学生不在少数。这从各校的历次学潮中均能窥见。“师生合作”因此成为运动学生的极大障碍。他们担心这会使学生“迷于‘师生合作’之美名，而忘记自己的使命”。[50]因此，中共要求“反对反动派须先从反对各大学同志会领袖郭任远开始。因此我们将此次学潮尽量扩大，停办后 [按：指复旦实验中学] ，复组织离校委员会，专门从事反郭宣传”。[51]此后，《师生合作！》《师生合作的真谛》等痛斥郭任远的文章一时纷现。

在1926年上半学期数校并发的风潮中，均有国共政党指导的影子。上海学联不仅对这一系列风潮呐喊声援，给予各方支持，还在宣传上将这一系列起因不一的学潮爆发的原因均归结为“学阀进攻的一个开端”。1926年6月暑期，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开除了38名“规避大考”“品行粗暴”“不能专心向学”的学生。这38名学生联系到上海学联、学总会，召集报馆记者发布离校宣言，以求社会广泛关注，从而复学。[52]上海学联在其会刊《中国青年》上撰文称“现在呢，南洋又开除大批的学生，这种举动不是一校的，单独的，而是各大学的联合行动，先由南洋发动，继南洋而起的，有复旦大学与光华大学，他们开除学生的方法更卑劣，更巧妙”，“暨南大学亦将继踵而至”，“总之，上海的学阀已经下了剔除革命的学生分子的大决心，他们要使下年的上海学生界再没有‘嚣张’的反帝国主义的行为”。[53]

各校学潮动荡起伏，在上海左派学生组织看来，这都是江苏省教育会在作祟，“各大学同志会”的组织者“郭任远、朱经农等都是他们的走狗”。[54]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其实郭任远、朱经农等人成立“各大学同志会”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与江苏省教育会相抗衡。朱经农曾对记者说“我等创上海各大学同志会，与之相抗。不料图世未久，乃与学联权利范围上，有发生冲突之点，学联乃亦起而工力悉敌，是则非初料之所及者”。[55]

北伐誓师大会

到1926年下半年之后，时局逐渐发生变化，广州国民政府宣誓北伐，兵锋直指江浙。上海学生界受到鼓舞，“打倒学阀”的呼声愈加高涨。在舆论攻击上，上海学联等学生组织对江苏省教育会是全盘否定。民国时期，学生失业成为一患，江苏省教育会为此开展实业教育，颇有成绩，但被攻击为“装出假慈悲的面孔，同情学生的痛苦”，以“获得学生对于江苏学阀的信仰”。他们高呼“国民革命才能解决我们的失业问题!”[56]由是可知，江苏省教育会与学生截然两立很大程度上是上海左派学生界在学潮起伏中扩展出来的。他们将一切反对反动教职员的工作，视为“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工作中的一部分”。[57]随着北伐军的步步逼近，“目下的江苏学阀，也渐有危机，并且快到他们的末运了”。[58]

三、谁是学阀：鼎革之际

“打倒学阀”运动的展开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陷武汉后，对江浙局势影响颇大。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浙士绅不仅担心北伐军进攻江浙，亦担心奉军南下，遂促成“苏皖浙三省联合会”，主张联省自治。国民党党部、学总会等学生党团组织却是翘首企盼北伐军的到来。11月，孙传芳下令封闭学总会的会址，逮捕学生干部。[59]“学联在形式上虽然消灭，但实质和精神依然存在。”“上海各党各派的学生不锢禁于党派的观点上，而齐集于共通的利益要求之下，组织和行动均得以统一”，[60]但事实上，“各党各派都想在青年群众中插足，占有地位”。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学生运动中的裂痕逐渐显现。杨杏佛、冷隽等国民党人对上海学生界的控制逐渐加强，逐渐开始与共产党争夺对上海学生运动的控制权。[61]

黄炎培

随着孙传芳的节节败退，江苏省教育会则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其领袖人物黄炎培当时的日记中，虽未见应对策略，但可以看出他们密集频繁的与会记录。[62]1927年3月6日，与江苏省教育会已成仇雠的杨杏佛与其他十人组织成立江苏省教育协会，大有取代江苏省教育会之势。[63]3月9日，上海市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成立，他们直言“其初步工作，为打破学阀把持的局面及摆脱其牢笼”。[64]3月19日，党军到沪之际，江苏省教育会发布公告征求改革方案，以适应遽变的局势，但似乎鲜有人响应。3月21日，上海市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派人查封江苏省教育会会址，会址大门上被贴上了“打倒学阀，打倒破靴党等字条”。[65]进而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苏沪各大学校纷纷被国民党接收。5月19日听闻自己遭到通缉后，黄炎培连夜逃离了上海。[66]

笼罩苏沪局势长达十余年的江苏省教育会就此消亡。控制苏沪教育界的中心崩塌导致曾经的边缘势力云涌而起。随着中小学教职员的联合，李石岑、殷芝龄、潘光旦、胡明复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其他如上海私立学校联合会、上海市立教职员联合会、上海教育界同志会等组织亦纷纷成立。江苏省教育会与苏沪各省立地方中小学校因资源分配，经费使用等久有矛盾，因此这些新立组织均主张要“打倒学阀”。[67]

此外，上海学联于3月24日启封意味着一度转入地下的学生运动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上。[68]上海学生界长期存在着左右派之争，在江苏省教育会时期因统一学生运动的政策及共同反对“学阀”的目标使两派纷争较小，此时随着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分裂扩大，全国学联总会迁往武汉，上海学生组织逐渐被国民党人所控制。既有的权势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曾在北京政府时期遭到校方打压的各校学生复起。同济校长阮尚介、上海商科大学主任程其保、复旦代校长郭任远、南洋校长凌鸿勋，以及不久前与学生发生冲突的上海美专校校长刘海粟等均被各校学生予以“驱逐”。[69]这些学生逐条罗列各校校长的罪状，巨细靡遗，甚至不无夸张之处。[70]上海学联声称，这一系列学潮“实为上海学生起而谋本身解放之必然表现”。但同时，上海学联亦要求各校不能盲目，要统一认识，确定共同目标。[71]学生群体曾经长期喧嚷的“学生参与校务”的主张在权力格局未定之时得到了短暂的实现。[72]

“四一二”政变后，原本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学联转入地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政治部成立上海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宣布“此后凡关于上海各学生团体一切工作应受该委员会指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亦下令称“南洋、暨南、大夏、法政、法科、中华法政等校学生会为少数跨党份子把持，不能真正代表学生利益”，要求改组各校学生会。[73]暨南等校纷纷表示退出之前的上海学联。4月20日，上海学联再次改组。中共学联领导人李硕勋、高尔柏、高尔松、刘荣简、余泽鸿等人销声匿迹，取代而来的则是学生界中的“国民党右派”如冷隽、葛建时、吴其钰等人。新的上海学联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指导。

4月23日，上海市最高行政机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上海教育委员会。[74]同日，上海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宣布解散。[75]上海市党部此时亦成立了党化教育委员会与学潮解决委员会。在建政之初，上海市党部对上海学联是极力支持其活动。在1927年筹备并召开了前文所述的“五四”纪念大会。在纪念大会上，上海学联宣称：“今后我们要用三民主义的甘醴灌注民众，我们要摇动‘一切权属于党’的旗帜监督政府。”上海市党部“党权高于一切”的主张在其指导的上海学联中充分展现了出来，而学生群体的自我政治诉求亦是喷薄而出。此次大会上，上海各界通过了通缉学阀的决议。[76]起初，上海学联所列的通缉名单中仅有“章太炎、黄炎培、沈信卿、胡敦复、郭任远、朱炎、殷芝龄、刘海粟、张君劢”等人，后来经过上海商科大学、南洋大学、光华大学学生会提议，又增加了“袁希涛、沈嗣良、张东荪、阮尚介、凌鸿勋”。[77]

这些“学阀”无不是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因或大或小的师生矛盾而反对学运、阻碍学潮之人。在宣布通缉“学阀”后，沈嗣良、袁希涛等人依然在活动。[78]刘海粟、凌鸿勋、沈嗣良均上书否认自己为“学阀”。凌鸿勋呈请上海政治分会称，上海学联会将自己“侪于学阀之列，似同于风马牛不相及”，并历陈长校两年，“只知谋学校与学术之发展”。此外，他还“每期甄别学生，召集教务会议审查学行成绩为标准。即前被开除近复返校之学生，其中复为清党运动所斥去除”。请求接收学校之人为其主持公道。[79]沈嗣良上书辩白后，上海政治分会要求其下设的上海教育委员会处理此事。[80]上海教育委员会在处理“学阀”的问题上，与市党部的态度大不相同。上海教育委员会就认为“沈嗣良可不取缔”，[81]“取缔”与“通缉”两个不同的措辞背后是截然不同的立场。此时上海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取缔教育界反动分子宣言》中，曾被上海市党部所列的“学阀”名单已不见踪迹。[82]

在建政之初，国民党政权内部机构叠床架屋。在接收上海市各大学的问题上，上海市党部与上海政治分会、前敌总指挥部以及上海市教育局等机构的权限均存在重叠反复的现象。同时，清党使地方党部的权势迅速扩张，以至于诸多新立的政府部门不得不受制于地方党部。此时期一些在民初北京政府就曾担任要职，与江苏省教育会久有往来的教育界人士加入上海市政府，形成“政治南伐”的现象。相较于上海市党部中的陈德征、潘公展等年轻人来说，这些“北洋政客”政治履历丰富，行事稳健持重，对上海市党部在“打倒学阀”中的激进态势颇为不满。因此上海市党部在与上海市政治分会等行政机构在职权与政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与分歧。[83]

上海市党部

事实上，上海市党部的“通缉”并无多大的法律效力。“打倒学阀”的过程绝非如此轻而易举。在权力格局还在升降沉浮、方定未定之际，“打倒学阀”的口号虽会成为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学联等激进派扩张权势的武器，但“学阀”也会借人际网络与新政权迅速合流，并会以“跨党分子”“共产党捣乱”来攻击主张“打倒学阀”之人。这成为“清党”之后“打倒学阀”运动的一大特征。5月12日，上海政治分会宣称：

一月以来，沪上各学校学生每以学生会名义向学校当局提出种种要求，限期答复，并有其他轨外行动，使学校当局不能行使职权，当此军事期内，所有公私学校经济异常困难之际，维持现状已属不易，倘再生其他枝节，教育势将停顿，殊非所宜。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对于整顿教育事项，正在积极计划，一切办法将来自当公布。所有各校学生要求多与国民政府新教育计划有关，应归一律办理，在政府新教育计划未颁布以前，各校务应暂一律照旧维持，以免纷歧。[84]

一些“学阀”及反对“打倒学阀”之人将上海政治分会的此番通告“引为护身之惟一宝符”。少数学校当局本已允许学生要求，但一见此通告，“认为后盾，不惜反汗[讦]，致使风潮又复酿成”，为此上海学联请求政治分会予以撤销。[85]在打倒“学阀”胡敦复的问题上，大同大学内部形成“拥胡”与“驱胡”两派。“拥胡派”有上海政治分会的命令后才逐渐反击。此后，又得到吴稚晖的声援。上海市党部党化教育委员会委员陈德征与吴稚晖还为此论战于报端。吴稚晖的出手一方面是出于与胡敦复的私谊，一方面认为大同风潮是“全含报复”，“恐有CY分子在内”，同时他认为“恶名可以随便相加，恶名也必定成为毫无价值了”。[86]

上海总商会对随意污蔑为“学阀”进而呼喊打倒的现象极为不满，称“近来人心不古，每有利用清党时机，借口打倒学阀，摭拾文人笔墨，挟嫌告讦者，此风断不可长”。“讹诈之风由此而长，要挟之计无一不售，势将使智识阶级人人自危，甚非国家前途之福也。”[87]上海市党部对各方指责不以为然。在历陈军阀与学阀相勾结残杀青年学生的事实后，认为“论者不察，以青年为跋扈嚣张，不啻隐为学阀辩护，兹可怪也”。[88]上海学联亦紧随其后发表声明，不过除重复上海市党部党化教育委员会的内容外，主要强调学生应该要“实行国民党化教育，努力学术运动”，“应在学术上努力于各种智识的探求，各种新文化的创造”。实际上是默认了学联会近来“学风嚣张，只知破坏等罪名”。[89]

“迩来该学阀等不仅不知敛迹，且活动甚力”，1927年6月上海市党部再次请求予以通缉学阀。[90]直到7月政治分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会议才通过了“褫夺公权，并令各教育及其他机关，永远不许延用”的决议。[91]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学阀”名单又有变化，主要是针对江苏省教育会中人。名单中增加了郭秉文，而其余的如研究系的张东荪以及因学潮起伏而被打上“学阀”标签的朱炎等人纷纷不见了。从而可以管窥南京国民政府对处置上海学界的态度。8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市政府的要求，只是对黄炎培等人“予以儆告”而已。[92]尽管如此，沈恩孚仍然上书蔡元培等人，辩称“不惟学阀之名不敢居，即所加依附、把持、操纵等名词，亦殊无一字之敢承也”。[93]

此时，有传闻称曾为上海“大学同志会”主力的朱经农与曾被上海市党部打上“学阀”标签的前中法工专校长朱炎在争夺上海教育局局长之位。得悉传闻的上海学联异常激愤，后朱经农担任上海教育局局长，朱炎担任上海土地局局长，上海学联认为这简直“是以我党同志以血花生命交换来的政权付之反革命份子 ”，“一切恶化腐化及非革命者反混作一团，窃取权位实行腐化，而清党将永无穷期”。[94]此后，上海市党部清党委员会、上海学联公开质问朱经农：是否在各大学同志会时期压迫学生；何时入党；是否在担任上海教委会委员时偏袒“学阀”。朱经农虽一一解答，但仍迫于舆论压力而辞职。[95]

朱经农

建政之初的南京“中委会”对学生运动始终采取慎重的态度，对“学运始终只限于一些临时性的应变措施，而缺乏一套完整的、固定的计划与政策”。随着1927年9月国民党三中央的合流，以及12月蒋介石的再次上台，国民党对于学生运动逐渐转向限制与控制。[96]此后上海市党部及下辖的上海市学联的权势均逐渐减退。上海学联的经费支绌，难以为继。直到1928年8月，上海学联仍请求“通缉学阀郭秉文”等十人，只是似乎杳无音讯。[97]此时，因大学院制度的出台以及中央大学的人事纷争，“新学阀”的名号又继踵而起。虽然黄炎培、沈恩孚等此后逐渐退出学界，但“江苏学阀”的称号仍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他们的标签。

结 语

综上所论，“打倒学阀”与“运动学生”实为国共政党在苏沪教育界进行革命动员的一体两面。为了更为有效地动员学生，国共政党将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权的掌控者斥之为与“军阀”类同的“学阀”并予以“打倒”无疑成为极为有效的策略。在实践这一策略时，国共政党将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自我利益与“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实现国民革命”的政党目标、国家前途相结合。由是之故，随着国民革命的不断演进，“打倒学阀”运动才逐渐从“口号”走向了“实践”。

伴随着“打倒学阀”运动展开的是江苏省教育会——这个以士绅为主体的自治团体的消亡，而这也标志着一个党国体制的到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江苏省教育会的兴起与扩张均处于中央政府暗弱的“转型时代”之中，而其却消亡在国民革命的声浪之中。这场国民大革命不仅仅将中国带入了集团主义时代，亦掀起了一波“国进民退”[98]的大潮。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士绅在民初政局中大有纵横捭阖、钩稽南北的作用。作为地方精英的代表，他们曾不断拓展士绅权力的空间，力图在混乱纷争中谋求一个新社会。但这种图谋最终被“国进民退”大潮所淹没。自清末新政以来所建立的地方自治空间也被党国体制逐渐压缩。

相较于两湖地区的“打倒土豪劣绅”运动，苏沪地区的“打倒学阀”运动实际上仍包含着“地方精英之间的代际冲突与利益重组”[99]的因素。尤其是在国民党军到沪的初期，党部支持下的“打倒学阀”运动进入了亢奋狂热的阶段，由“运动学生”再变为“学生运动”，学生群体在短暂的权力真空中难以收束，一度呈现出“过火”的状态。在此过程中，“学阀”一词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专断性。“打倒学阀”不仅仅成为一种对既有权势结构的摧毁，更成为各方清除异己、攻击对手的武器。[100]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政的仓促导致年轻一代的党部领导者与较为老成的政府负责人在“打倒学阀”问题上的冲突不断。“清党”曾一度使地方党部权势得到迅速扩张，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旧有权势结构的吸纳以及建政的规范有序，地方党部的权势逐渐萎缩，“打倒学阀”运动因此退潮。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