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7年到1948年，在上川东地工委下面共成立了七个县一级的工作委员会。第一工委于1947年11月成立，代理书记邓照明，委员陈以文、王敏，辖大竹、达县、梁山、垫江一带，以后又增加了开江、开县。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四）

1948 年 2 月，由邓照明指挥，在达县、大竹、梁平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

川东临委成立以后，组织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是1948年2月由邓照明具体负责，在梁平县虎城乡、达县南岳、大树乡等地举行的 “虎南大”暴动。

1947年到1948年，在上川东地工委下面共成立了七个县一级的工作委员会。第一工委于1947年11月成立，代理书记邓照明，委员陈以文、王敏，辖大竹、达县、梁山、垫江一带，以后又增加了开江、开县。

邓照明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去延安青干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调到晋西北根据地宁武县担任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取得了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1946年回四川工作。

第一工委的前身，是彭咏梧领导的邻（水）大（竹）工委。1947年7月，彭咏梧派共产党员胡正兴到大竹张家场，吸收了陈尧楷、刘继清入党，建立了张家场特支；9月陈以文、王敏到大竹，相继建立了杨通乡特支、石子乡特支、文星乡特支、大竹县特支。工委成立后，为切实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在大竹组建了山后区委，陈以文任书记，统一领导山后各乡的党组织。在虎南地区南岳、大树、虎城、黄庭等地也建立了特支。

工委机关设在南岳旋顶山的一个小村里，有收音机、油印机等，每晚可收听陕北与邯郸的广播，还准备出报与印文件，并有三条长枪、三支手枪的小卫队。下辖虎南、山后两区区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江震同志即对虎南大的武装斗争作过一些准备，派了大量干部和在本地有关系的党员回乡去工作。

邓兴丰，达县南岳人。少年时期在本乡读小学，在达县中学读书期间，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后考入重庆华西专科学校，毕业后入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南岳小学教书。经过一段时间后，被任命为校长。为了抓住地方政权，更有利于掩护革命活动，利用国民党“还政于民”的机会，借青、红帮组织的关系和势力，积极活动，打通关节，以乡民代表选举，原乡长李文明推荐的形式，当上了乡长。

1947年10月29日，邓兴丰利用三十岁生日机会，大办酒席，借机接待了邓照明等人，并利用职务之便掩护川东临委派来的三十多名同志。他们在南岳、大树一带大力发动农民抗租、抗粮、抗捐和反对拉壮丁，实行“二五”减租斗争，发展党员，并在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出革命话剧。

为了解决外来干部的生活开支，邓兴丰以乡长身份将乡粮库存放的积谷卖掉两万多斤。

他卖掉了自己的七十余亩土地，买来十枝枪和两百发子弹，通过上层关系，利用敌军官做投机买卖的军车，派人从外地买回造枪弹药的简易机器，找来几名技工，在黄庭和虎城山沟里，办起了小型军械厂、子弹厂。还以保卫全乡安全为名，成立了三十余人的乡自卫队，安插地下党员熊曙东、杨春旭任队长。

南岳佛宝山余少白有一支约二十人的绿林队伍，经邓兴丰、熊曙东等人反复动员，归入武装起义旗下。

当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卫武装“刀儿教”也被打入内部的地下党员掌握，经过整编，成为拥有一百多人的“大刀队”。

到1947年12月，游击队在虎南区的活动已相当公开了。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工作部署”（见《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中说：

1947年12月，王璞来一工委检查工作。当时，我们控制着两个小地区：一是虎城寨（李大荣负责）、南岳（邓兴丰）、大树坝（吕在和）、黄庭坳（没有党员控制，但伪乡长被迫接受我们的指挥）四个乡，这个地区在达县、梁山、大竹三县边界。二是大竹的山后区，即是张家场（陈尧楷）、杨通庙（徐永培、徐相应）、文星乡（徐春轩）等三、四个乡。我们在这些地方，控制了伪乡政权，两处各约有五、六十支枪，七、八十人。我们的活动很公开，开大会，作宣传。我们的人员常背枪上街。我身上带了支左轮，王璞问可以射击吗？我说当然可以，他接过我的手枪，选了目标，放了两响。看了这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这里算个解放区了。”还说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我说，我们虽然能控制，但远远说不上是解放区。看来王璞同志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我便讲了自己的看法，搞大规模、公开的武装要有准备，即要有党的基础，要有群众基础，要有懂点军事的干部，要选择有利的地区，还要有一定的回旋活动的范围。而这些我们还不具备，只能搞隐蔽的小型的武装斗争。他坚持临委的意见，我们在1948年1月开始公开发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记载：

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了一些四、五十人或二、三百人的大会，教歌、讲话、上课，派人站岗放哨，有时还大吃一顿。党的干部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不少人知道有个“邓大哥”。一些特务混到张家场，亲自看到过一些露了面的党员干部，还听过“邓大哥”的讲话。晚上几十支手电筒闪着亮光，上百名群众到庙里开会，群情振奋，歌声嘹亮。

山后区与虎南区相距80华里。

区委负责人陈以文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0年入党，1947年初派到川东农村工作。这年4月，陈以文与王敏来到垫江县，住在垫江女中教师张秋军、傅伯雍负责的地下联络站，当时由于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了延安，垫江县最高的合作仓库四楼上挂出了一幅标语“共匪老巢延安被我军占领！”地下党同志恨得咬牙切齿，陈以文鼓励大家说：“不要看到敌人今天把标语挂在最高的楼上，这只不过是为他们自己送葬的丧钟而已！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全中国都是人民的天下。明天咱们想办法把它拉下来吧！”当晚，他们特邀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帮泽去合作仓库楼上打麻将。第二天清早，那幅标语不翼而飞。敌人出动了县长、团长、警察局长宣布戒严，关起城门捉拿“奸匪”，查不出一点线索，只好不了了之，此事却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7月，陈以文到大竹张家场工作，与1946年回乡的育才学校学生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接上了关系。

当地民风剽悍，乡民中猎户较多，每年农历六月六、九月九都要赶“山王会”，拜过山王菩萨，然后成群结队，上山打猎。陈尧楷等根据本乡民俗，运用“山王会”、“猎枪队”、“兰交会”、“姊妹会”、“农民翻身会”等形式，团结了三百多名进步群众。

1949年1月18日，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签发的一份“共匪在大达一带活动方式”的调查报告中说：

共匪在大达一带之活动，即整个农村武装斗争工作之一环。其基本原则有三：

集中一切“革命”力量；中立一切保守力量；拉拢一切反蒋力量。

前者为共匪之群众运动，后二者为共匪之统一战线运动。

先就共匪之群众运动而言，共匪吸收群众约分下列三过程，即认识革命，同情革命、参加革命。……其满足群众弱点之有效方法为：

第一，共匪农村工作人员，必须有劳动观念，帮助农民作农事，帮助农民排难解纷；

第二，利用农村卫生设备简陋，随带各种医药，如奎林丸、阿斯比林、甘草片、消炎片等为农民诊治小病，使农民欢迎，接受其意见；

第三，以哥老拜把，结姊妹等方式以之接近。

共匪统一战线运动为上层运动。其方式：一面利用不清算，不斗争、保护开明地主诸口号，使其不惧共匪；另一面则夸大共匪胜利，对政府信念动摇，使能中立或予共匪以经济上之援助，以至参加共匪为止。此外则为匪运，拉拢一切土匪、烟匪，即共匪所谓的反蒋力量。

共匪目前群运及统战中心在培养建军基础。培养有四：1、战斗员；2、武器；3、干部；4、供养。战斗员之培养寓于农民之训练；武器来源主要为联络乡保长以控制有生力量，或使其盗卖公粮，或令地方党员出卖田地，购买枪、弹；干部则由党员担任；给养与武器来源相同。

共匪组织农民方式，首则甜言蜜语投其所好，妇女先结拜姊妹，成立“姊妹会”，或利用农村习惯成立“生期会”、“兰交会”等，分组考察、训练；对农村男子，首先则成立“山王会”、“兄弟会”、“少亲会”、“生期会”等，亦分组考察、训练，为共匪在农村之第一步。再由上述各种会选出其进步、优秀分子组成“翻身会”，为共匪在农村组织之第二步。由“翻身会”、“农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中“徐春轩谈话记录”中谈到：

枪从哪里来？除自己买外，另一条路是到地主那里想办法，具体形式又分为送、借、提。对那些比较老实的、不太敌对的，我们向他讲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向我们捐钱、捐枪。那些虽不愿意送，但还不十分反动的，我们就向他借，但要加个条件，把他限制起来，逼他就范。怎么限制？我们先用他的名义拟一封信，叫他写好，签了字，给我们拿着。内容说：“你们几时需要，我愿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今后他要变卦，那么，对不起，我们是共产党，你不也通共吗？把柄在我们手里，通共是要杀头的！这么一来，他就哑巴吃黄莲了。再一种形式是公开提，武装缴地主的枪。永培和相应就曾经混到天城寨，向姓沈的地主要枪。这个地主不赞成送，也不愿借。他说：“你们要，公开拿走算了，我不通共，也把你们奈不何，反正是你们拿走的。”好吧，既如此，我们也不开收条，提走了。

陈尧楷等经常以“山王会”上山打猎为掩护，练习瞄准、射击。飞禽走兽都是他们的靶子；绵绵东山，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陈尧楷更是练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王”。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到1948年初，一工委辖区内已有党员三百二十八人，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党员干部约百人。

地下党员的大规模的公开活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

邻水县参议员包志明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陈尧楷曾利用同乡、同学、亲戚的关系对包作过工作。1947年9月初，陈尧楷向包经营的从事信贷业务的“吉祥栈”借款，讲明用于买枪，包一面借款给陈尧楷，一面和护邻场的乡长包益向大竹专署密报。同时包志明和包益抓了“兰交会”的一个弟兄去当壮丁，拒不放出，引起“兰交会”成员的极大愤慨。游击队与包志明的对立日益尖锐起来。游击队决定除掉包志明。9月30日，包志明被游击队员打死在张家场街心，此事引起邻近乡、保长的惊恐，纷纷向上呈报此事，说：“陈尧楷……率领男女党徒在邻竹交界一带设立秘密机关，……纠集党徒数千人。”四川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富庠和保安副司令傅渊希正式行文，命令保安七总队一大队会同邻水、大竹的警察中队“前往剿办”。

事后，王敏利用大竹县特支书记邵启群的关系，在大竹《三日刊》登出“情杀耶 仇杀乎 包志明遭阻击 野鸳鸯双双殒命榻前 陈尧楷被迫投奔山林”的新闻稿，故意渲染成“桃色新闻”，将此事遮掩了过去。

1947年4月，达县专员李放六风闻虎南区内革命活动，派军统特务李特夫出任二区区长。李放六解放后交代：

1947年7月，梁山特委会秘书杨戡给我一封私函，说大树、黄庭、南岳吕在和、邓兴丰组织刀儿教，可能有政治活动，要注意防范。接信后，我在信上批交达县特委会秘书任思进，严查具报。任即派大批特务前往调查。任先后派特委会秘书情报组长王茂彬、中统特务杨顺文等去侦察。8月，杨从大树等地回来后，又派中统李澎程去查。

（见烈士陵园档案A143）

杨顺文交代材料中说：

我于同年七月赴大树乡杨海山处侦察，杨海山就向我谈他儿子杨龙祥引一些人，是重庆来的，住在他家，有李坤、王敏、小余、小周等五六人，随时跑到王臣那里去，吕在和（大树乡长，王臣在那里当乡队副）也随时下乡跑到王臣家里去。我又侦察到杨帆（南岳乡队副）同邓兴丰（南岳乡长）、王臣、余少白（利用的匪头子武力，故拉在里面）、吕在和、李坤、王敏、小余、小周等百余人在大树乡胡家大沟观音寨开会组织队伍，杨海山还同我说他家里重庆有几人还带得有电报，我就认为是无线电台，我就肯定他们一定是中共地下党分子。

（见烈士陵园档案A143）

李特夫得情报后严密布置，伺机下手。并将余少白“招安”，使游击队力量受损。

一次李特夫借开会为名，设下埋伏，计划逮捕邓兴丰。邓得到情报后，带了几名精悍的武装人员潇洒赴会，同时还布置了十几名便衣在附近相机行事。老奸巨滑的李特夫不敢贸然采取行动，随即报告李放六。

“至1947年旧历腊月暴动成熟前，我令李特夫将二区大树、南岳、黄庭的共产党完全扑灭。腊月二十九，李特夫电话向我报告。我命李先将唐汉涛中队带往大树，并命县警察中队长张登策会同镇压暴动。”（李放六交代材料）一场血腥的镇压即将开始了。

1948年1月，王璞按照约定来到虎南大地区，于17日至21日召开一工委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建立千人的大党；建立千人千枪的大军；在大竹、梁山两县建立全县的政治优势（包括群众、武装与统战）然后向达县、宣汉、开江、开县发展；各地派干部到一工委领导的游击队内学习、锻炼，培养一批党务、群运、军事干部；出版一份油印报纸，以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见《解放战争时期的大竹武装斗争》）并将所有人员编为3个中队，王臣、邓兴丰、杨春旭分任队长。

此时，情况已相当紧急，“李特夫就率领区警察中队队长唐汉涛等到大树乡（张登策是一个县警中队长率队原驻在大树乡）……，李放六派专署保警大队两个中队……接着七十九师也派了一个尹献营长率领全营士兵前往大树乡镇压暴动。”（杨顺文交代材料）敌人调动了几十倍于我方的兵力，已在磨刀霍霍。

2月6日至8日，邓照明主持召开一工委干部会议，会上一些同志认为：“早迟都要暴露的，不如现在拉出去上山打游击。”但大家也清楚地认识到，我方准备还不充分，仓促行动会引起不良后果，特别是双方力量悬殊，尤其武器更赶不上敌人，如果硬拼，有限的弹药打完了，哪里来支援，如果退，又往哪里退？最后考虑到“我们由于‘搞红了’，已经暴露，不动不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立行，立即拖上山才是上策”（见达县《党史资料》第9期）

2月8日晚，王臣派乡丁借口送乡长吕在和回家，将乡公所全部枪支扛回家里收存，约定2月10日（大年初一）早晨率各中队在大树乡后山会师。

这一天李特夫也到大树乡亲自坐镇指挥镇压来了。2月14日，李特夫与当地豪绅尹文豪以请客办酒的名义，准备逮捕吕在和、王臣、邓兴丰等。王臣等情知不妙，拒不出席。吕在和被设计诱捕，随即叛变，交出了组织和同志，一月后，眼见油水已被榨干，敌人乃将其处决。

游击队不知吕在和已叛变，原计划劫狱救他，未成，便转移到邓家坡一带。游击队被围困在东西山之间一条长约四十里的地带，后来李征下令不准当地老百姓上山，在山上见到就枪毙，游击队断了粮源与外界情报，处境日趋恶劣。

在虎南区起义的同时，大竹山后区也举行了起义。一天，张家场陈礼和小队奉命到邻水县武装缴枪，途中遇到一群客商，土匪出身的队员徐贵提议：“抢了他们，扩大武装。”带队的人一时把握不住，便抢起来，被保安队察觉包围，徐贵被俘，供出了游击队线索，敌人即调省保安团、79师前来围剿。

2月5日，山后区武工队一百二十多人在苏家沟一带集结，伺机伏击号称“山中霸王”的邓如璋，第十区保安副司令傅渊希闻讯后令大竹警察局长李叔怡带大队人马于次日凌晨进击。游击队决定向内山撤退，撤退尚未开始，便被敌人发觉，游击队仓促应战。陈尧楷边打边指挥部队往山上撤，他一连打翻五、六个敌人，然后钻进山林。

敌人开始比较谨慎，对我们采取大包围，逐渐缩小包围圈的办法，敌人先整接近我们的群众，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在山头转，坚持了两个多月，南边陈以文领导的部分因为没有武装斗争经验，受了点损失，撤到垫江去了。陈尧楷等的一支小队伍翻了两座山到广安，找到广安党组织和王璞，当地党组织把他们掩护安置了。我们北边几十个人，没有受损失。我在华北打游击有些经验。我也知道我们四川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在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下，如果硬拼，领导人牺牲，队伍就失败与散掉了，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我们研究决定主动撤退，保存力量，以利将来再战。邓兴丰是本地人，地形很熟悉，在一夜之间，我们就从敌人包围的空隙中全部撤出来到大竹石桥附近。在我们一工委领导下工作的人，一部分是从重庆来的学生，一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撤出后，一部分仍回到重庆，掩护在重庆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家中，一部分仍留本地。王敏和邓兴丰留在大竹石桥附近安排留下的人，我到重庆，向王璞汇报工作。

（邓照明《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

留在当地的游击队员，大部分坚持地下斗争，并参加了几个月后的华蓥山起义。

1948 年 8 月，华蓥山地区举行了川东地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敌人“川东北清剿指挥部”的围剿下，起义失败，领导人王璞不幸牺牲。

华蓥山位于重庆以北，渠江以东。山脉从东北到西南绵延一百多公里，主峰宝顶在岳池、邻水、江北交界处，海拨1580米。整个山区，峰峦叠幛，树木参天，荆棘丛生，产煤炭、石灰、硫磺和竹木，自然资源丰富，合川、江北、岳池、广安、渠县、邻水、大竹等县簇拥在它的周围。

华蓥山地区人民却在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压迫下民不聊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华蓥山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屡扑屡起，从来没有停止过。1926年，岳池县卸任团练局长陈徙南在重庆与邻近各县的团练局长秘密商议驱逐军阀罗泽洲。当时共产党员、岳池县邮电局长熊尧冥与陈徙南建立了统一战线，1926年5月，陈徙南在岳池县黎梓卫召开四十八场的士绅和民团会议，到会代表八十多人。会上提出了“打倒军阀罗泽洲，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并组成川北民军，由陈徙南任司令，共产党员刘汉民负责军事，同军阀部队对抗，坚持达三月之久。

1926年12月初，爆发了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的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起义军共一万二千余人，在顺庆成立了革命政府，后遭到军阀部队围攻，直到1927年4月，刘湘的“川黔联军”加紧围攻泸州，刘伯承同志离开泸州去武汉。

1931年，中共岳池特支书记金化新派共产党员廖玉璧等回家乡岳池县，以“军团冲突”为由，组成一支武装力量，多次组织武装斗争。1935年廖玉璧被杨森的“精练营”逮捕杀害。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1933年解放了大巴山以南直到华蓥山以北广大地区。红军每到一地，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建立了包括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1946年6月，在延安枣园，朱德总司令与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与四川籍干部曾霖、林蒙、李唯等同志谈话，部署在四川搞武装斗争。朱德同志要求他们回川后“搞点武器，发动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打烂蒋介石的坛坛罐罐。”又问：“你们三个打过仗没有？”三人之中只有曾霖参加过“南昌起义”，并在新四军中带过兵、打过仗，于是曾霖被派回四川。

1947年底，川东临委决定在广安建立上川东地工委，书记王璞，委员曾霖、骆安靖，下辖七个工委。到1948年上半年，上川东地工委领导下的十多个县共发展党员三千人左右。

王璞，原名孙仁，化名王慕斋、石果。湖南桃源县人。抗战时期来四川，先在西康工作，1941年转川东地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书记等职。起义前，他经常装扮成商人或“阴阳先生”在华蓥山区各县检查布置工作，由于他不熟悉四川农村风俗习惯，又是外地口音，在地下活动中冒着比别人更大的风险。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党组织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到川东、川北农村，以各种社会关系作掩护，控制了一部分乡保政权和中小学等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仅重庆育才中学，就有五十四人下乡。

陈伯纯是合川金子乡人，1939年入党，1943年受组织派遣回乡工作。

我那个乡──合川金子沱，我回去掌握政权，搞据点有一些条件：当地陈、王两大家族在金子乡左右一切，乡政权轮流坐庄，不是姓陈就是姓王。我家庭是个大地主，我利用家族关系，可以去开展一些工作，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是在外面参加革命的，抗日救亡运动，合川搞什么“课余”抗日救亡活动没有我在场。1937年搞抗日救亡活动，我在武胜县，合川哪里知道我呢？1939年我在南充中学入党，合川的人更不知道。在合川许多人印象中，我只是一个地主“大少爷”，我在外面高中都没毕业就教中学，而且还教高中，人们觉得我这个人似乎“还有点学问”。总之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灰色的，回去便于隐蔽，对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有条件的。

以前乡亲们讲，你在外面教书，何不回来作校长呢，把我们这个学校办好嘛！那时还不愿意回去。现在上级党组织要我回去，我把空气一放出去，说什么“乐意回乡屈就小学校长。”到寒假我回去就把校长这个职务抓到了手。

在当校长这半年中，就继续活动抓乡政权。以校长的身份在街上吃茶喝酒，与各种人物交往，给人的印象比较好，还愿意拥护我出来作乡长。因前任乡长是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他要钱整人，搞得声名狼藉。我这个人看起来还大方，对金钱满不在乎，又不打牌掷骰，不抽大烟，不会整他们，对那些所谓的“五老七贤”好象又还尊重，因此拥护我当乡长。但是县里还要活动一下。那时，乡长要经县政府民政科批准，需要把这层关系打通。当时的民政科长叫陈屡中，与赵其文（20年代的老同志）是北京哪个大学的同学。赵、陈都是江北人，私交不错。赵其文给陈屡中写一封信，交给我拿去面会这位陈科长，经过这样上下一活动，我这个乡长职务便唾手可得！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陈伯纯《我所参加的华蓥山武装斗争》）

1946年初，杨奚勤从北碚复旦大学回到岳池县当了尚用中学校长。刘石泉、蒋可然等人也先后到了合川、岳池一带工作。他们在农民中秘密组织农会，讲解解放战争形势，讲土地法大纲，讲“三抗”斗争，还举办夜校，编写教材，教农民识字，并教唱革命歌谣，比如：“花儿遍地开，解放军就要来；穷苦百姓大翻身，‘蒋该死’快垮台！”“一根竹片孤单单，捆成把把扳不弯，打倒老蒋啥，要抱成团。”在农民中建立了“生期会”、“兰交会”等，组织了上千人。

1948年初，岳池党组织获悉阳和乡公所押送一批壮丁进城，路过罗渡区，立即派武装去将捆成一串的十多个壮丁全部释放，并在地下党控制基层政权的地方，把应交的壮丁往后拖，软拖硬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广安县地下党员杨玉枢打入“袍哥”组织中，把全县“袍哥”联合起来组成“广安协合总社”，杨玉枢担任总社“红旗管事”，壮大了力量又利用总社建立的商号为地下活动筹集经费。

合川县金子乡乡民代表主席王绍文，由于陈伯纯对他作了工作，金子起义前，他将自己家里的五枝枪交给了游击队。1947年，刘石泉从重庆带回一个两岁的男孩，说是革命后代，交给他秘密抚养，王绍文将这个孩子一直抚育到解放后大学毕业，因刘石泉同志已牺牲，至今这个孩子也不知他亲生父母是谁。

改造土匪，使他们为我所用。这些土匪，多数是因反抗抓丁、逼债逼上梁山的，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是可以改造的。例如合川龙回乡一带的秦耀、秦鼎，后来参加了起义，秦耀敢打敢冲，不怕牺牲，被吸收为党员。袁念之改造了王普全等三十余人，他们在起义中都很英勇。

武装斗争中武器是很重要的，除了利用地主武装外，杨奚勤、杨汉秀等还变卖田产购买枪支弹药，杨汉秀一次就卖掉一百多石谷子，交党组织买武器。1948年，谈剑啸等从重庆将“比时特”机械修理店的车床、钢材运到广安代市乡下，雇了七名工人，造出了一部分手枪，在岳池伏龙乡、合川肖家场，都曾有过地下党的秘密兵工厂。

1948年春，有军事斗争经验的曾霖、余行健在广安代市、观阁，岳池姚市桥等地秘密组织武工队，讲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战地救护等常识。经过培训的武工队，后来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

1948年5月初，邓照明与王璞在广安会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和王璞同志谈了一个星期，当时奉、大、巫的起义（1947年底）和一工委的起义（1948年1至3月）的高峰都过去了，用血取得了直接的经验教训。一工委有三、四十个干部撤到重庆等待安排。还有大片地方要重新部署。可惜对于这两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汲取，对今后做法，我们也发生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两次经验证明，大搞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转移暴露了的干部，保存力量，待机再起。搞法要注意隐蔽，由小到大。王璞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两次起义的经验证明可以大搞，并提出一个计划：（1948年）八、九、十月做准备，十一月搞试点，十二月全川东武装大起义。我一一作了解释：三个月准备时间太短，搞武装不能由一方试点，我们插起旗子，敌人便要围剿。全川东大起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各地基础不一样，很难同时发动。最后，王表示暂不讨论了，叫我负责把一工委重新组织起来，投入武装斗争。当时重庆市的党组织发生了大破坏。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邓照明《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工作部署》）

重庆市党组织发生的这次大破坏就是几乎将川东地下党逼入绝境的“挺进报事件”。

1948年4月，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即叛变，出卖了重庆、成都、上海、上下川东的同志。因没有及时安排转移，7月4日，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和地下党员马正衡被捕。骆安靖是王璞的主要助手，刘、冉叛变后，王璞曾对骆说：“你被捕不得呀，被捕了整个上川东都会受影响。” 7月2日二人分手时王还说：“这该不是我们最后的见面吧。”骆安靖被押到重庆后叛变。马正衡则十分顽强，受刑最重最惨，从头到脚被炮烙、吊打得没有一处好肉，却坚守组织秘密，后被杀害于渣滓洞。

王璞从岳池去广安途中，惊闻骆安靖叛变，遂立即返回岳池县罗渡乡，在共产党员伍俊儒家召开上川东七、八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王璞提出：目前情况紧急，为了反击敌人，保存党的力量，应立即发动华蓥山周围几县的联合大起义。敌人逼在眼前，不起义就会束手待毙，只有武装自卫，才是上策。会议决定：上川东各工委领导的地下武装力量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政委王璞，曾霖负责军事，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分别组成支队，支队番号以工委番号为序，工委书记任支队政委。在讨论行动计划时，王璞提出：广安的工作基础较好，应首先在代市、观阁一带发动起义。他说：要象放鞭炮似的在许多县打响武装起义的枪声，使敌人惊惶失措，然后把各地的武装力量汇合起来，建立游击根据地。他本来打算亲自去广安布置，因已经暴露不能前往，遂派杨奚勤去广安、渠县传达罗渡会议的决定。

至此，华蓥山区的广安、岳池、合川、武胜、达县、大竹、渠县等县的联合大起义开始了。先后共有五处打响：8月12日广安代市、观阁起义；8月17日武胜三溪起义；8月22日岳池伏龙起义；8月25日武胜、合川边境的真静、金子起义；9月20日渠县龙潭起义。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游击队有两千多人。

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闻讯，立即调集了两个军组成的“川东北清剿指挥部”进行围剿。

1948年8月12日，五工委在广安代市、观阁发动武装起义。

广安位于渠江之滨，背靠华蓥山，沿渠江而下通合川、重庆，是上川东的重要县城。1948年1月，成立了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委员有谈剑啸、吴子良、杨玉枢，有党员四百多人，控制了长、短枪三百多支，陈尧楷又带领大竹游击队到了广安，更增强了广安的武装力量。

1948年7月，刚结婚三天的杨奚勤辞别新婚妻子来广安传达罗渡会议精神，从此走上武装起义道路直至牺牲。

五工委在代市地下党员贺天策家召开会议，对起义进行具体部署。五支队由杨玉枢任支队长，刘隆华任政委，下设两个总队，代市为第一总队，谈剑啸任总队长，温静涛任政委；观阁为第二总队，邓致久任总队长，陈伯纯任政委，张德沛任参谋长。预定8月12日，代市、观阁同时起义，起义后在华蓥山打锣湾会师。谈剑啸起草了“告全县人民书”，代市艺文中学教师吴文烈刊刻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支队”印章。会后，大家分头准备。

不料，8月10日上午，代市特支书记丰伟光因被骆安靖出卖，遭代市镇镇长谢相勤逮捕，为了避免起义计划暴露，谈剑啸决定赶在当天晚上起义，并布置代市镇队附秦华堵住镇公所大门，由观阁郑修迪带来的游击队，将谢相勤击毙，然后冲进代市镇公所提缴武器。当日黄昏，秦华不经请示，带两个助手到代市街狙击谢相勤，谢正在杨怀轩店内与杨谈天，秦华搭讪两句退出店外，待谢与警卫走到门口，秦华对准谢相勤开枪，哪知连开两枪都是“哑火”，谢相勤趁势倒下，额头碰伤，谢的警卫唐凯同秦华等对射中被打死，谢相勤慌忙逃到镇公所。秦华见状，跑到游击队集结地王家烂坝向谈剑啸汇报，当即遭到严厉批评。行动已暴露，敌人有了准备，游击队只有火速上山。

8月11日，一弹未发，缴获地主王清春、方劲明、王炳烈十一枝手枪，一枝冲锋枪，一枝马枪。早饭后，游击队向华蓥山进发，准备到广安、邻水交界的打锣湾，与观阁游击队汇合。13日晚，去与观阁游击队联络的队员被敌人逮捕，暴露了游击队在天池的住地，14日晨，邻水县警察中队包围了游击队住地，用机枪封锁了出口，游击队员推倒土墙冲了出去，打死打伤警察中队四人。

游击队转移到山上后，由于附近没有农户，粮食供应不上，派出的人又未找到王璞，与观阁游击队也没联系上，处境困难，遂于8月17日，下山转移到原来的据点——代市龙山寨一带隐蔽起来，杨奚勤潜回到岳池，领导了岳池的伏龙起义。

22日，游击队夜袭三台乡公所，救出被抓去的两名队员朱开顺、朱文泽，还缴获两枝冲锋枪，三枝步枪和几十发子弹，仅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战斗。

27日，广安县派自卫中队长兰东书带队围剿，派保队附杜长兴带路，杜暗地向游击队报信，游击队在山上设下埋伏，打得敌人仓皇逃命。

9月2日，敌人又派四个乡的乡、保丁来围剿，仍是杜长兴带路，杜来不及给游击队送信，只带起几个保丁在离游击队住地约三里的地方，谎称游击队来了，朝天鸣枪，几个乡的乡丁听到枪声，乱了阵脚，互相乱打起来。打了一阵发现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都彼此咒骂埋怨起来。

游击队转移到代市附近，仍未与观阁联系上，决定分散行动，曾永新带一队人到永兴乡活动，秦华、秦兴富带人到龙台乡，谈剑啸、宋廉嗣到渠县、广安交界一带，曾霖、余行健在代市住了一段时间，分别转移到重庆。

观阁总队由杨玉枢、刘隆华、陈伯纯、陈尧楷、王兆南等领导，按计划于8月12日在观阁镇发动起义。这支队伍由观阁、广兴、大良、桂花等乡的农民和知识青年及陈尧楷由大竹带来的游击队组成，共二百多人。

起义前，游击队与观阁镇长金友亮秘密约定：8月11日晚游击队先把镇公所包围，金友亮鸣枪为号，游击队即冲进镇公所缴枪。不料老奸巨滑的金友亮却耍了两面派手段，等游击队敲门找金友亮时却久无应声。游击队察觉有变，迅速撤退。12日天亮时几支小队在小井沟集中，动员了一部分没有枪的农民回家，只留下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和一个独立中队，王兆南任大队长，陈尧楷任独立中队长，杨玉枢、陈伯纯带队向华蓥山进发准备与代市队会师。

16日晨，到达丁家山，通宵未眠的游击队员吃过早饭，刚合上眼，岗哨来报大竹专署保警大队来袭，游击队派一个中队绕到背后包围了保警队，开枪射击，敌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人在打枪，向后面挥手示意不要开枪。此时驻在院子里的游击队员也向山上冲来，两面夹击，敌人的机关枪只响了几下就被打哑了。半天激战，游击队缴获七枝枪，毙伤警察大队数人。战斗中杨玉枢、刘隆华、陈伯纯、胡正兴等与部队失散。杨玉枢走到桂花乡，被敌人杀害，投尸拐枣洞，解放后起出忠骸，迁葬县烈士陵园。刘隆华等在桂花乡第一保被抓住，该保保长张世敏是地下党员，当晚即掩护刘隆华等转移，后刘隆华被派到南川坚持斗争。陈伯纯秘密返回合川，领导了金子乡起义，胡正兴到重庆汇报情况后回广安找到了游击队。

18日，游击队到达广安、邻水交界的千丘，供给发生困难，游击队决定没暴露的队员回家，剩下的四十多人由陈尧楷、向杰栋带队转移到大竹张家场一带活动。10月，向杰栋带领的游击队又返回广安与王兆南等会合，继续在广安进行游击活动。

1948年8月17日，八工委在武胜三溪乡发动了武装起义。

1942年，蒋怀瑾回到三溪开展工作，并当上乡长，还利用他的职权，先后安插了北碚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等到三溪小学教书，1948年1月成立中共武胜县特支，2月八工委成立，工委书记蔡衣渠、副书记徐也速，委员蒋可然、罗永晔。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三溪乡十个保有九个保组织了“农民翻身会”，会员三百多人。一部分乡保政权和枪支弹药逐步被地下党和农会掌握。1948年前后在武胜新场乡岳池龙孔、白庙等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秦来明、曹文翰等还担任了区副保长、保队附，单新场乡就掌握了五十八条枪。

7月，“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八支队”成立，由蔡衣渠、蒋可然、罗永晔领导，下设三个中队。岳池县龙孔乡为一中队，武胜新场乡为二中队，武胜三溪乡为三中队，共四百余人。

8月17日，曹文翰领导的一中队因迟到未能与二、三中队在约定的三溪乡黄明桥汇合，只好隐蔽在桥附近的陆家院子，保长陆文壁偷偷溜到乡公所密报，游击队发现后迅速撤离，向三溪进发，沿途砍断三溪通往飞龙等乡的电杆、电线，在离三溪场一里路左右与赶来镇压的三溪乡乡队附张胜廷带的自卫队相遇，乡丁大声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曹文翰答道：“我们是新场乡队伍，来清乡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胜廷神气十足地说：“我们是到陆家院子打匪的。”曹文翰命令部队卧倒，向敌人射击，并逐渐向桃林桥转移。敌人尾追不舍，不久，新场乡与飞龙乡百余名乡丁追来，游击队到达报慈寺，已互相失掉联络，数人被俘，只好分散隐蔽。直到9月初，隐敝下来的同志参加了三、四支队战斗。

继三溪乡起义后，8月22日，七工委领导的岳池伏龙起义又打响了。

伏龙乡地处华蓥山麓，是上华蓥山的一道屏障，既可袭击山下各乡镇，又可上华蓥山打游击。伏龙乡党支部领导的武工队，是七工委副书记刘石泉，工委委员杨奚勤亲自组织的，乡长张蜀俊当学生时即有进步思想，起义前还参加了共产党。岳池县长肖毅安和罗渡区长李明雍分别给张蜀俊送来两封密信，劝说他停止起义，并许以“七县联防司令”的官职，如若不听，则逮捕法办，查封田产，张将信交给了杨奚勤并坚定地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就是家破人亡，也要参加革命！”伏龙乡乡保政权大部分被地下党掌握，张蜀俊以扩充保丁为名，让许多农会会员背了枪，还利用乡政权和变卖田产，配备了两挺机枪，十几枝手枪，三十几枝步枪。

8月21日，伍俊儒、秦耀带领八十多人的罗渡姚市桥武工队，中和乡李成、廖亚彬也带领八十多人赶到伏龙乡，与张蜀俊的一百多人集中在伏龙乡公所周围。

当天下午，伏龙场到处是背枪的起义战士，一个个心情激奋，斗志昂扬。

22日晨，伏龙场上红旗飘扬，到处贴着：“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起义队伍还打开乡公所和一些地主的粮仓，开仓放粮，粮仓入口，人如潮涌，许多小孩没有工具，就脱下衣裤去装粮食。路上都是担着黄灿灿谷子、喜笑颜开的农民，大家兴高采烈地说：“华蓥山天亮了，蒋介石要垮台了，我们穷人有望头了。”

接着，三百多游击队员和上千群众在伏龙小学操场举行起义誓师大会，杨奚勤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游击队的斗争，为解放四川，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群众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震天，作恶多端的乡保长们吓得魂不附体，乡长韩春祥在理发店才剃了半边脑壳，吓得仓皇逃走。

当天下午，游击队佯装进攻县城，下山与王璞、刘石泉、陈伯纯的队伍汇合。岳池县长肖毅安带着一百多名警察，广安县警察局李朝钺带二百多人分头向游击队包抄过来，游击队得信后，派一个突击队拖住敌人，大部队安全转移。

27日，游击队与敌人一番激战，缴获步枪十四枝，俘虏十二人。当晚，部队到达岳池、武胜交界处水洞湾，宿营刘家院子。

28日黄昏，部队正准备出发，敌人内二警二百多人及乡武装包围了游击队驻地。伍俊儒、秦耀带几个神枪手组成突击队，爬上左侧断墙，瞄准敌人机枪手并当即击毙，突击队乘机冲出大门，向敌人猛扑上去，机枪副手见势不妙，抱起机枪撤回左侧高地，与坡上的敌人一道组织火力狙击我方涌出大门的队伍。敌人居高临下，我方队伍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这时，已冲出大门的杨奚勤身先士卒，从身旁队员手中接过冲锋枪，一阵猛射，游击队乘机冲上去夺回了制高点。杨奚勤被敌人机枪射中，壮烈牺牲。后敌人将遗体抬到黑耳场，示众三天，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趁天黑将杨奚勤遗体掩埋。

水洞湾突围后，徐庶声、刘石泉带领五六十人，与其他部分失掉联系，决定暂分散隐蔽，徐与刘约定，两天后在合川古城乡汇合，徐庶声去古城乡途中被捕。

伍俊儒、秦耀的突击队与敌人一直战斗到晚上，并与张蜀俊汇合，共五十多人，在其中挑选二十余人组成精干小分队往合川金子乡找王璞、陈伯纯的队伍。

30日深夜，住在农民邹明秀家，不料被一甲长告密，十二洞桥乡公所乡丁赶来，并在屋外喊话：“屋里的人快出来，不然就开枪了！”游击队在屋里一声不响，一个乡丁爬上土墙观察动静，“叭”，被秦耀一枪当场击毙，乡丁慌作一团，乡队附带着几个乡丁走近屋门探听虚实，十几个游击队员猛烈开火，并占领制高点向逃跑的敌人扫射。这一仗击毙敌三人，伤三人，缴获手枪一枝，步枪六枝。

游击队星夜兼程赶往金子乡，王璞、陈伯纯已带队去了岳池。敌人四处清剿，封锁甚严，游击队员只得抄小路上华蓥山顶峰宝顶，与袁念之部汇合，队伍增加到五十多人，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10月，山顶已有积雪，寒风凛冽，游击队员却穿着夏天起义时穿的单衣，敌人层层封锁，找不到粮食。伍俊儒、秦耀、朱重光带了一个精干小分队下山搞粮食，约定三天后返回，仍由张蜀俊带人在九宫庙接应。伍俊儒等下山后，敌人封锁越来越严，张蜀俊几次下山接应均未成功。伍俊儒、秦耀等通过地下党员屈超筠，进步群众徐荣照等筹集了一些经费、粮食、正待返回，却遇到保安队挨户搜查，十几个队员无法集中上山只好分散隐蔽，秦耀去重庆寻找组织，被捕遇害。

游击队在山上吃穿困难，环境更加恶劣，直到10月底，终于与邻水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在山上一直坚持斗争到1949年3月。（待续）

来源：开朗明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