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住在河湾镇老街的尽头，一条幽深的老巷子，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历史上曾经是镇上有名的烟酒铺子集中地。如今烟酒铺子不见了，人家倒是还在，全是些老住户。

李大爷八百万的事儿，现在巷子里谁不知道？

我家住在河湾镇老街的尽头，一条幽深的老巷子，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历史上曾经是镇上有名的烟酒铺子集中地。如今烟酒铺子不见了，人家倒是还在，全是些老住户。

我家和李大爷家是隔壁。准确地说，我家的后院墙和李大爷家的猪圈墙连在一起。夏天的时候，李大爷家的蚊子能”叮——“地一声飞过来，落在我胳膊上。这种距离，在农村叫”一个巴掌打得着”。

李大爷种了一辈子地，老伴儿十年前就走了，膝下一儿一女。儿子李强在县城做小生意，女儿李红远嫁外省，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

他七十多了，瘦瘦高高的，精神头倒还行。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拿着把铁锹，扛着个筐，晃悠悠地出门。他有十来亩地，都在村西头的河边，村里人一直跟他开玩笑：“李老汉，都什么年代了，你这十来亩地一年忙到头，毛都挣不来几个。”

李大爷从不搭腔，只是笑笑，继续干他的活。

我是镇上小学的老师，放暑假的时候，闲得发慌，常去李大爷地里溜达，帮他摘点豆角黄瓜什么的，几十年如此。

他的地是真好，黑土地，摸一把都觉得油光水滑，种出来的菜特别鲜嫩。那黄瓜皮儿还泛着白霜，一咬就”嘎嘣”脆，没有丝，汁水多得能滴到胳膊肘。

去年夏天，镇上突然传出消息，说是要大规模拆迁，河湾镇要扩建成”河湾新区”，整个老街都在拆迁范围内。

消息一出，镇上炸了锅。

老街的住户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要动迁就意味着要改变生活方式。很多人担心安置房离镇中心太远，买菜看病不方便；也有人想要趁机多分点钱，盖新房；还有人担心拆迁后子女会把他们接去城里住，就此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李大爷的神情倒是格外平静。他照样每天四点起床，拿着铁锹筐子下地。

“李大爷，您家地在哪都得拆吧？”我有一天路过他的地，忍不住问道。

李大爷正在给黄瓜浇水，头也不抬：“那可不，要建什么高铁站，这片都得推平。”

“那您怎么还种啊？”

“地不能荒着。”他摘了片黄瓜叶子在衣服上蹭蹭，然后闻了闻，又顺手扔到地上，“荒了就成了沙地，一年的收成都不好。”

我看他的样子，好像拆迁的事压根不存在似的。

“那您家房子也得拆了吧？有什么打算？”

李大爷站直了腰，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手上全是黑泥，抹完额头就留下一道黑印子。他看了我一眼：“我这辈子就只会种地，拆了也还是种地。”

拆迁的事越来越多，镇上有的人已经领了补偿款，高兴得开始办酒席了；也有人在为补偿标准太低闹得不可开交。但李大爷照旧每天下地干活，仿佛与他无关。

李强夫妻倒是频繁回来，动不动就把车停在巷子口，一身城里派头。李强媳妇许珊梅是个干练的女人，据说在县城开了个小小的美容院，生意做得不错。每次见她，都是一身淡淡的香味，手指甲涂得特别亮，说话也比村里人利索多了。

“李叔，听说了吗？我爸那十来亩地，补偿标准特别高，因为正好在高铁规划的核心地段！”许珊梅有一次在我家门口遇到我，神秘兮兮地说。

“是吗？那得不少钱啊？”我问。

“初步估算，地和房子加起来，将近八百万呢！”她的声音压得低，但眼睛亮得像装了两颗灯泡。

八百万！

我当时就觉得脑子嗡了一下。李大爷种了一辈子地，连个电动车都舍不得买，每次上街都是走路，能攒下多少钱？如今突然一下子有了八百万，这可不得了。

河湾镇上能有几个百万富翁？如今李大爷一夜之间就要成为镇上的大富豪了。

“你爸知道吗？”我又问。

“跟他说了，他就’嗯嗯’两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真是的！”许珊梅撇了撇嘴，“我妈要是还在，肯定高兴疯了。”

拆迁动作比预想的快多了。不到两个月，镇政府就要求我们签拆迁协议。李大爷一家的补偿款最终敲定在七百八十万，比预期少了点，但也是一笔巨款了。

我家因为在老街尽头，房子小，地少，只拿到一百六十万。说实话，我家拿的不算少了，毕竟我爸早年就把农田承包给了别人，只剩下房前屋后这点地了。

协议签了没几天，李大爷的地就被推土机铲平了。我路过时，看见他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被毁的庄稼，一声不吭。黄瓜秧、番茄秧，连同那些还没成熟的果实，都被埋在了黄土下面。他那双粗糙的手紧握成拳，却不知道要干什么。

老街拆迁后，我们都搬到了镇北的安置小区。政府建的六层小楼，倒也干净敞亮。一家一户分得两套或三套，面积不小，环境也好，楼下有健身器材和小广场。

李大爷分到了三套，一套留给自己住，剩下两套给了儿女。李强和许珊梅当然不可能搬到这来住，他们在县城已经有了房子，但多一套总是好的，可以出租或者转手。

搬进新房的第一天晚上，我家邀请李大爷来吃饭。七十多岁的老人，突然要适应电梯楼的生活，总有些不习惯。

“李大爷，您这下可发大财了啊！”我爸笑呵呵地说，给李大爷倒了一杯酒。

李大爷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轻轻”嗯”了一声。

“七百多万啊，想干啥就干啥，这辈子也花不完了！”我妈也跟着附和。

李大爷放下杯子，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默默地吃着。他的手指因常年劳作而变形，骨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泥。

“您打算怎么安排这笔钱啊？”我忍不住问道。李大爷已经到我家吃了半个多小时的饭了，就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李大爷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慢慢抬起头：“钱都给强子他们了。”

我们一家三口都愣住了。

“都给了？一分不剩？”我爸难以置信地问。

“嗯，都给了。我留了五万块钱，够用了。”李大爷语气平淡，好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

“那怎么行啊！”我妈一拍大腿，“您这辈子辛辛苦苦种地，好不容易拿了一笔大钱，怎么能都给孩子呢？您也该享享福啊！”

李大爷又夹了一块肉，慢慢地嚼：“我这辈子，就知道种地。钱多了，我也不会花。”

我家这顿饭吃得有点沉闷。谁也没想到，李大爷会把七百多万全都给了儿女，自己只留五万块钱。

后来，我听说李强和许珊梅拿了钱，迅速在县城换了更大的房子，又买了一辆日系SUV。他们常常在朋友圈发照片，出门旅游，吃大餐，李强还包了个厂，做什么生意我也不太清楚。总之，他们的生活质量一下子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搬到安置房后，李大爷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用四点起床下地了，早上能睡到六七点。但老人还是固执地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只是起来后无事可做，就坐在楼下的小广场上，和其他老人聊天。

有一次我下楼遇到他，发现他双手插在衣兜里，面对着东方的太阳，一动不动地站着。

“李大爷，在想什么呢？”我走过去问。

“想种点东西。”他说。

“这小区里哪有地啊？”

李大爷指了指楼后面的一小块空地：“那儿，闲着也是闲着，种点青菜黄瓜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小区的一块绿化带，物业肯定不会允许种菜的。

没过几天，我就看到物业的人在跟李大爷理论。那块绿化带上已经种上了几排青菜苗，长势喜人。

“老人家，您这不行啊，这是公共绿化带，不能种菜的！”物业的小伙子态度还算客气。

“我这也是种的绿色植物。”李大爷固执地说。

最后，在小区居委会的协调下，给了李大爷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可以在阳台上放几个花盆，种点小葱小蒜，但不能破坏公共绿化带。

李大爷妥协了。他在阳台上摆了十几个大花盆，种上了各种蔬菜。虽然面积有限，但他显得很满足，每天早上都会早早地起来，给那些花盆浇水、施肥、松土。

那个夏天，李大爷的阳台绿意盎然，黄瓜藤顺着他自制的架子向上爬，番茄结出小小的果实，散落着点点红色。

我家在李大爷楼下一层，有时会故意站在阳台上，等李大爷发现了，就会把刚摘的青菜黄瓜用小篮子吊下来给我们。就和从前在老街时一样。

日子这么一天天过，我以为李大爷已经适应了新生活。

直到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偶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菜市场的最角落，有个小摊位，摊主正在和一个老顾客讨价还价。摊主背对着我，但那个瘦高的身影，那微微弯曲的背，让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是李大爷。

我走近了才确定，真的是他。摊位上摆着几把青菜，两根黄瓜，几个西红柿，都是他阳台上种的那些。

“一把青菜三块，便宜不了，我这是纯天然的。”李大爷的语气严肃。

“哎呀，老头子，超市里的才两块五一把，你这又少又贵的。”那个中年妇女摇摇头。

“超市的打了农药，我这没打农药，浇的是净水。”李大爷坚持道。

最后，那妇女还是买了一把青菜，付了三块钱。

我站在不远处，不知道该不该上前打招呼。李大爷的眼睛盯着那三块钱，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动作很慢，好像在对待一件珍宝。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经常在菜市场看到李大爷。他每天都会把自己阳台上种的一点蔬菜拿到市场上卖，价格比别人的贵，但他总能找到几个老顾客。

有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看到李大爷正在蔬菜区讨价还价。

“这白菜，五块钱一斤，贵了。”他皱着眉头说。

“大爷，这是标价，不能便宜的。”售货员无奈地解释。

“四块，不能再多了。”李大爷固执地说。

“对不起，不能议价的。”

最终，李大爷拎着一个空袋子离开了超市。

我跟了出去，在超市门口叫住了他：“李大爷！”

他转过身，看见是我，点了点头：“哦，是你啊。”

“您在买菜啊？”

“嗯，看看价格。”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李大爷，我看您在菜市场卖自己种的菜，又在超市讨价还价…您…”

李大爷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但有些疲惫：“习惯了。”

就这两个字，却让我心里一阵酸涩。

后来我听小区里的人说，李大爷每天清早会坐公交车到郊区的一块荒地，自己开垦了一小块，种上了蔬菜。他在那里一耕一种，像过去三十年一样。

七百多万的拆迁款，已经全部给了儿女，而他，还在为三块五块钱的菜价讨价还价，还在为了能种上一亩半亩地而四处奔波。

这就是李大爷的故事。一个种了三十年地的老人，拆迁分了八百万，却依然每天买菜还讨价还价。

有人说他傻，把钱都给了孩子，自己过着这么清苦的日子。

也有人说他精，地没了还能找地种，菜没了还能种菜卖，这是骨子里的生存智慧。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只知道，李大爷脸上的皱纹里，藏着他的一生。那些被黑土染黑的指甲缝，那些被太阳晒黑的皮肤，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手，都在诉说着一个属于土地的故事。

春天，李大爷在自己开垦的那块荒地上，种下了新的黄瓜种子。种子发芽了，嫩绿的芽尖顶破土层，向上生长。

我去看过一次，站在田埂上，看着李大爷弯着腰给黄瓜苗浇水。

“今年的黄瓜，长势还可以。”他自言自语地说。

太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影子里，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有他一生都割舍不下的土地。

几个月前，我在小区门口的公交站遇到李大爷，他刚从郊区的地里回来，手里提着一袋子刚摘的黄瓜。

“今儿个地里的水管坏了，”他拉着我说，“下午得去修。”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个找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给李强打了个电话。

“你知道你爸现在还在种地吗？”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知道，他喜欢种地，随他去吧。”

“他把钱都给你们了，自己只留了五万。”

“那是他自己要给的，我们也劝过他留着养老。”李强的语气有些不耐烦。

“你们经常回来看他吗？”

“忙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再说了，小区里不是有你们照应着吗？”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月光，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前几天，我去李大爷家送了点自家做的点心。他正在阳台上给花盆里的菜浇水，见我来了，笑呵呵地招呼我进去。

他的家里很简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他、李强一家三口和李红一家四口的合影，应该是几年前拍的。照片里，李大爷站在正中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电视柜上放着一个黄铜算盘，还有一本厚厚的账本。我随手翻了翻，发现那是李大爷记的账，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天卖菜的收入和各种开支，精确到一分钱。

“李大爷，您还记这么详细啊。”我笑着说。

他放下水壶，走过来，郑重其事地说：“钱要算清楚，不能乱花。”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李大爷并不是不会享受生活，也不是不懂钱的价值。恰恰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钱的分量，因为他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辛勤的劳动。

他选择了最熟悉的活法，在变了的世界里，抓着不变的那一亩三分地，那是他的根，他的魂。

现在，每当我去菜市场，总会看到李大爷的身影。他摆一个小摊，卖着自己种的菜，和顾客讨价还价。他的讨价还价不是为了那几块钱，而是为了生活本身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李大爷，就是要在土地上寻找自己的价值，即使这土地不再属于他，即使他的口袋里曾经装过七百多万。

这就是我认识的李大爷，一个种了三十年地的老人，拆迁分了八百万，如今天天买菜还讨价还价的李大爷。

在他的世界里，幸福很简单：一亩地，一把铁锹，一筐新鲜的蔬菜，和那永远讨不完的价。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