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东潮州的金石镇，过去有个阿江车站。和大多中国的小镇一样，那时的大巴车站聚着一群想往外走的年轻人。通宵大巴票总是很抢手。午夜时分，人们在阿江车站外纸白色的灯光下等着，再一头扎进车里，一觉醒来已是外面的世界。
原创三联.CREATIVE三联生活周刊
2025年09月12日 18:21北京
广东潮州的金石镇，过去有个阿江车站。和大多中国的小镇一样，那时的大巴车站聚着一群想往外走的年轻人。通宵大巴票总是很抢手。午夜时分，人们在阿江车站外纸白色的灯光下等着，再一头扎进车里，一觉醒来已是外面的世界。
大巴接走了考上大学的学生和出外打拼的青年。十八岁那年，阿林也想去北京，住地下室，搞音乐和文学。但父亲意外摔断了骨头，他毫无准备地接过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接手了父亲经营多年的纸钱批发生意。
一晃就是十五年。阿林留在了镇上，每天在纸钱店和面包车之间来回搬货、送货。镇子的西南面有一座桑浦山，面包车终日在山的周遭打转。有时他会心血来潮，在运货回家的途中驶进一条陌生的路。但怎么转，也没有转出桑浦山。
桑浦山驾驶员的“座舱”
于是，阿林在小红书上给自己起名叫“桑浦山驾驶员”。他很少和人说，这名字是效仿《头文字D》里的“秋名山车神”。他的面包车上永远放着一台相机，纸钱的灰尘很大，他的相机也进灰很多。他的手机打开最多的应用是备忘录，里面收录着很多从未发表、他却视若珍宝的文字。
尽管很少表露，但还是有人从互联网的角落里，把这些文字翻找了出来。
两个月前，小红书找到阿林，邀请他为一项全民写作计划「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代言，小红书正在拍摄大赛的主题片，希望他在片中讲述“什么是文学”。
起初，阿林有些意外，一时间不知该不该答应。可后来，他们还是相约在离金石镇中心不远处的一个地点见面，“上了江东大桥往右走，那条江叫韩江”。韩江就在桑浦山脚下，每年端午，沿着韩江到鳌头会有龙舟赛。比起文学，这个中国南部的小镇离土地、离神明、离山、离海更近。
午夜时分，“桑浦山驾驶员”阿林骑上摩托，带着摄制组从镇上转到山脚又转回镇上，那是一段他很熟悉的路。三天后，他们找到了答案。
主题片取名《这也是文学》。桑浦山驾驶员开着面包车和摩托，在片中讲述了三个关于文学的故事，也包括他自己的故事——尽管它们看起来都不像文学。
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主题片《这也是文学》，片中这座山就是桑浦山
我是肖大妹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做肖大妹。她上有个姐姐，下有个妹妹，在家排行老二。为了方便，大姐姐叫她“大妹”，这一叫就是70年。
然而，肖大妹不是无数个“大妹”之一，她有自己的故事。在自传里肖大妹这样写道：我的降临正是青黄不接的仲夏，姆妈孕育，奶奶托生，于是我来到广西桂北地区的一个贫困小山村。记下这件事，我的人生便不是无声开始，我的来处清清楚楚。
肖大妹的人生小传第一章——《我的出生》
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她跟着奶奶。第一次上山去砍柴时，肖大妹慌慌张张：“俺只晓得扯猪菜，咋个办呢？”奶奶讲：“晓不得不要紧，慢慢学，今天就当是给奶奶作伴。” 劳作的艰辛和亲情的温柔，在记忆里交织——童年生活的底色，是苦，也是爱。
长大以后，她在生产队劳动，“因为不喜欢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没用的事里”，所以她学起了纺棉线、绞麻线、做鞋、织竹篮、扎扫把。结婚之后，娘家分得的那份田也被调出去了，于是她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民。“尽管我的锄头再勤快，有力也没地方使”。于是，和丈夫靠磨豆腐为生，一干就是二十年。她写：
“那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牛马晚上尚且有个打盹的时候，俺夫妻俩一天忙到晚，脚后跟不落地，屁股不粘凳，一日三餐吃的饭菜是啥味道也晓不得，一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
这是她人生里最长的一段日子，劳作深深刻进了身体记忆里，她从不避讳讲述，坦然接受了走过的路。
2015年，她被查出高血压、心肌扩大，市场上卖豆腐与顾客交流，说话都接不上气。她不得不停下来，过去二十年的忙碌戛然而止。身体的脆弱，成了生活的分水岭。女儿担心她“闲出病”，劝她写点东西，或者画点画。听说这个念头以后，肖大妹第一反应是：你在为难我老人家，我一个土农民写得个啥出？画得个啥起？
女儿答：哪个讲写作一定要文邹邹，你平时怎么讲话，你就怎么写。
在女儿的鼓励下，她颤颤巍巍地握着笔开始了。她第一次画起了奶奶纺棉花的模样，第一次动笔写下自己，她说：“我们这里的人经常讲一句话，拖得过是人，拖不过就是鬼。我拖到六十八岁了，现在就来讲一讲，我这个人的故事。”
一旦拿起笔，很多细节就重新浮现到脑子里来。她说，像她这样一生艰辛的人，重新展开结痂的伤疤，心确实会打颤，不过也因为写下、画下这些，寂寞荒芜的老心田里面，似乎也慢慢照进了些光，越来越亮堂，甚至开出了些鲜的花似的。
“我想，从没有人知道我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如果写出来画出来给别人看看，会如何呢？至少向世界白纸黑字地证明，我是怎么样的活过。”她这样写道。
肖大妹的文学，像一串层层叠叠的存照：出生的印记、长年的劳作、疾病带来的停顿以及老年颤抖的笔迹。她的写作念头简单而坚定：我这样活过，所以我要写下来。这是她写给自己的档案，也是她留给世界独一无二的记录。文学是农妇也可以为自己立传。
哪怕面包车开不出桑浦山
说回开头提到的阿林的故事。
他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叫@桑浦山驾驶员，前三个字是他的家乡，后三个字是他的伪装。“有许多朋友不知道我从事的职业，或者说行当。因为不值得骄傲，又易引发误会。”被问起时，他便自称面包车司机。
实则，他是一个纸钱的批发商，有人说他是天地银行的“行长”，有人说他开着载纸钱的面包车是干“押运”，每日的主要任务就是开着“押运车”穿来穿去，运送那些烧给逝者和神明的纸制品。
年轻时阿林曾困惑过，葬礼上为什么你们都不哭？现在他知道了，大多数葬礼本就是没有眼泪的，“尤其是那些经过辛苦的陪护，以及逝者漫长的弥留的人们”。
一直吵架的伯父伯母，在伯父走后，伯母念着：这个过滤龙头都是他在买他在换，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买。就是这些细碎的时刻，我们会想起来，某个人永远不在了。就像一些冷空气骤然来临的清晨我会忽然想起来用不用给外婆带张被子过去，而后又迅速的反应外婆已经不在人间了。
回望青少年时期，阿林对世界的求知欲望就像一块刚被挤干的海绵，他听Nirvana，Lennon，Bob Dylan，在房间贴上Kurt Cobain的海报，然而在这场兜兜转转的“环球之旅”后，他还是回到这片土地发生的事上。
那是2011年，阿林第一次在汕头大学听到五条人的现场，后来又不止一次听《县道184》听到掉泪——“闭上眼睛，就能听到水利沟渠哗哗的水声，流进整齐的农田里……傍晚的风把远处呛鼻的烧杂草的烟都刮过来的时候，外婆会在村口唤我回家吃晚饭。”
《菊花夜行军》里，人生曲折的阿成在外打拼失败后归乡种菊花，在一个朦胧的夜晚，喝醉的阿成把菊花当成了自己的小兵，他自己当起了兵长，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地统领他们走向市场。这个音乐里的故事让阿林恍然意识到，原来冬季家乡田野中，那些黄澄澄灯光也是在照菊花，骗取菊花夜以继日地生长。
音乐成了他回到家乡的时光机，带着他一起回到了南方。
“在地的也是世界的，人往往是对外部世界有一定了解之后，才知道回过头去了解自己的家乡，和身边发生的事情。”他开始对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一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产生更多的凝视。
摄制组见到阿林的那天，他同往常一样开着面包车送货。他的目的地有庙宇、灵堂，也有普通人家，辞旧迎新、谢神问平安都少不了纸钱。这几年，他在固定的日程之余，喜欢上到处闲逛，“逛的地方比警察还大，逛得比村长还努力。”
不忙的时候，他就拐进岔路口去拍照，或是打开手机上的备忘录，埋头敲打。“似乎每个分叉都能展开写点小故事。”
车速快起来的时候，时间好像变慢。在一种可能的人生里，阿林去了北京；而在桑浦山驾驶员的面包车里，一抬头，便能望见桑浦山。他每日见到的是潮汕人，写的也是潮汕人。
潮汕人，特别是村子里的人，对生死的接受，有一种见怪不怪的乐观。
年轻一代要讲清自己的来去总是不容易，但只要提起某某是自己老二叔。村人会把“哦~”拉得像蚯蚓一样长，恍然大悟地说“阿老炳！”作为远近闻名的“单条飘”，他合情合理应当孤独地、默默地死去，匆匆火化之后放在田野深处聚古堂满是灰尘的架子上。但老炳不一样，亲戚一户三百块凑了一班西乐，热热闹闹。老炳也不是住那种收容站，他有自己的墓地，雕刻石碑。我清楚的记得，在墓地竣工拜土地神的那个早上，他仔细打量着老细叔给他准备好的墓地，心中欢喜。
每日在神明和纸钱间穿梭，他也写这个古老的行当——“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封闭的行业，但你仍然需要关心纸价和国际锡价涨跌。”时至今日，纸钱的生产仍有大量工序需要人力——折、叠、圈、绑、粘，也因此，纸钱手工一直是潮汕乡下“灵活就业”的重要组成。
多年前，得益于机场公路开通，我把货车开进一个相对封闭落后没有工厂的乡村，我们同行们也纷至沓来。乡下男人过世得很早，做手工的八成是没有丈夫的妇女，这各家各户中，还有哑巴，有照顾残疾孙女不能出门的奶奶，有儿女不愿赡养的老人，有赌徒的母亲。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困境。下午去拉货时，老人说“我们都说要神明保佑，保佑你们要有生意，不然明年不知道怎么办”。
他写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的潮汕女人，裹着长衣，戴着斗笠，担子里是一些晒干的海货，紫菜，虾米，干贝，鱿鱼干。
她们咸咸的潮州话，总要逐字逐字才能听懂。夏天时候他们也会卖枇杷，还有酸酸的枇杷花，那些喉咙不好的人，抽烟太凶的人，常常一袋一袋地买回家，加入黑糖用水煮开。村子上的人叫她们“饶平姿娘”，她们真的来自饶平吗，我常常看见她们在静谧无人的夏季午后，趴在担子上昏昏睡去。她们是走过来的吗，会有铁铺车吗，太阳都下山了，她们走得回去吗？
很多年前，阿林把QQ签名改成了“井底之蛙也有一片天空”。似乎无法走出家乡多少让他有些遗憾，但他为自己造了一片天空。从“井底”望出去，这片天空只有不到方圆十公里，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它与无数个可能的人生相连。
所以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最后，阿林在短片中这样回答：就像公路和绿化带，没有它，公路照样转，但有了它，你能看见光的轮廓，树的影子和风的形状，世界也因此可爱了一点。
然后他话锋一转，“不过我觉得是不是文学，其实不是很重要。”
正如短片发出的那晚，阿林在朋友圈写道，“所以哪怕面包车再怎么开，开不出桑浦山，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民众的诗情
第三个故事，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她，他，他们。
2023年夏天，一个研究驻地艺术的民间机构「临海不临海」翻开了一本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临海市歌谣&谚语卷》。这本书收录了浙江省台州地区临海市各类民谣、歌谣、童谣和谚语。
歌谣的讲唱者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乡村农人，还有三五岁的稚嫩孩童。他们歌唱的对象，是劳作，是作物，是普通不过的常识——
比如《撑船歌》，唱到“水上漂漂赚大钱，裤裆掰裂用线连”，那是起早贪黑，漂在海上的人们，向生活发出的自嘲。
讲唱这首歌谣的，是当时65岁的临海文溪乡百步村农民梁再志，1987年10月，这首歌谣被乡里文化站的文化园，一位26岁的姑娘采录下来，得以流传至今。
比如《开花歌》，唱到“油菜开花黄似金，草子开花满天星”，那是终日耕种于田间的人们，对于风调雨顺、作物丰收最直观的感受。
这首歌谣于1987年7月16日被采录，讲唱者马文英是临海尤溪镇柴坦村农民，并不识字。
歌谣记录的是他们日常的劳作、嬉戏，不加修饰，不拘一格，也不高深，也正因为此，才得以口耳相传，唤起属于民众的诗情。
这份诗情最初没有落成铅字、印在书上，也少有人认为：这与文学有何关联？直到1992年被收录结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一卷。它证明了那些没有印在书上的「生活文学」，大概早就先于文学而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它。
时移势易，这样的「生活文学」如今每天都在小红书上诞生。
2024年春天，山西代县上高陵村，77岁的张福清老人走了。一位驾车环游中国的摄影师偶然路过这里，看到了满墙的文字。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后，将成为亚欧非三洲的30亿人口，世界最大物流十万亩市场，77岁的我，张福清将能去看看吗？……2023年6月23日。”
2025年，一群住在村里的年轻人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邀请大家根据“皱纹、笑容、音乐、村庄”几个词任意造句，意外收获了许多诗句。带着这些“即兴创作的诗”，他们走进梅州的村落和老旧民居，将诗歌贴进它诞生的地方。
“剥落的墙皮是村庄的皱纹。”
它可以是连续数年坚持手写的笔记，
评论里有人说：“我也是50后，也写了55年了，现在第62本了。”
可以是父母临终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在你需要时它可以是任何字。”
可以是旅途之中与陌生人的偶遇，
“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凭本事挣到了一笔钱。”
可以是12岁写下的短句，
“如果春天有一颗心，风雨便是它的灵魂。”
也可以是离家前的最后一晚，
“因为我知道从此故乡只剩寒冬，再无春夏秋。”
2024年，小红书举办了首届身边写作大赛，以“生活小题，邀你留下大作”为题，收获了上万名作者的2.3万篇投稿、1200万字生活记录，被结集出版的《我不擅长的生活》引发广泛共鸣，再次印证了生活文学的生命力。
“这些文学背后的生活足够日常、多元，呈现形式也不拘一格。这正是我们对‘生活文学’的理解，不受内容和体裁的约束，没有一定之规。”大赛负责人说。
9月10日起，小红书第二届身边写作大赛已开启线上征集入口，在「非虚构」「诗歌」竞赛单元之外，还增设了「世界的一日」特别单元，邀请全球写作者记录下9月19日这平常一天里的身边事，以无数“个体的一日”，拼凑出“世界的一日”。该单元的联合发起人包括中国作家许知远、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和导演空音央。
这一次，生活文学的面貌，将由世界各个角落的生活记录者们共同塑造。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能读到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品，它们可能始于一首歌谣、一段家史、一句日记；可能流淌在山川、田野、海风和生活里。
“什么是文学？”
这个我们曾无数次寻找的问题，原来答案并不高远。
来源：安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