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期讲了从史前到明朝时华人迁居日本的历史，这些人有的成为一方大姓，有的成为传奇人物，他们的迁居不止是简简单单的基因融合，更是将中华文明远播日本，而明朝的华人更是让我们看到他们与祖国的藕断丝连，就算原则天涯，一些人仍不忘报效祖国。17世纪中叶，随着“华夷变态”，
上期讲了从史前到明朝时华人迁居日本的历史，这些人有的成为一方大姓，有的成为传奇人物，他们的迁居不止是简简单单的基因融合，更是将中华文明远播日本，而明朝的华人更是让我们看到他们与祖国的藕断丝连，就算原则天涯，一些人仍不忘报效祖国。17世纪中叶，随着“华夷变态”，东亚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再次发生改变，那么这一时期到后来的旅日华人则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朝贡体系下的明帝国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在这个混乱时期，许多英雄人物涌现而出，另一边的日本则进入了德川幕府掌权相对稳定的江户时代。1623年，福建移民翁翊皇收养的日本女子田川氏看上了一名中国商人，两人结婚后诞下一子，此子便是赫赫有名的郑森，而那名商人便是他的父亲郑芝龙，由于郑芝龙的工作特殊性以及日本禁止日本人出国，因此母子俩常常见不到郑芝龙，直到1630年郑芝龙才通过关系将他们接到中国，此时的郑芝龙已是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的“五虎游击将军”，然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1644年就在郑森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不久发生甲申之变，崇祯皇帝在农民军的包围下自缢殉国，满人趁乱入关，刚刚上位的弘光帝在次年便被俘虏处决，继任的隆武帝非常赏识拥戴他的郑氏家族而赐郑森国姓“朱”、名“成功”，郑成功挂招讨大将军印、佩尚方宝剑抗击清军。
幼年郑氏母子雕像（台南市・郑成功祖庙）
郑芝龙无意抗清导致福建被满人轻松攻入，在三省王爵的诱惑下他带着家属降清，郑成功却断绝与父关系继续抗清，满清也违背对郑芝龙的诺言将其收捕并进攻他的家乡，田川氏为避免受辱切腹自尽，这坚定了郑成功的抗清意志。郑成功的故事我们也都大致熟悉，抗清收台，因此不做过多赘述，像郑成功这样的人有许多，例如朱舜水、陈元赟等，朱舜水为1638年的贡生，满清入关后曾多次拒绝满人的招降并积极抗清，他一度流亡至安南，但拒绝向安南王下跪被羁押而回国继续抗清，1659年他与陈元赟等人东渡日本试图说服幕府协助抗清，其中的陈元赟则既不是武将也未有功名，只不过是一个多次旅居经历而对日本了解的人，这些来自不同经历的人就在抗清的旗帜走到了一起，然而幕府并未被他们说动，这些人也因国内局势恶化最终永远滞留在日本。
郑成功抗清示意图
在明朝灭亡前已有大量华人移居日本唯一一个外国人能够居住的地方长崎，远离家乡的华人寻求精神寄托，相继建成并称为“长崎三福寺”的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1654年，62岁的福建僧人隐元隆琦应邀前往日本担任崇福寺主持，搭乘郑成功商船的他前往日本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反清复明。根据相关通信可以发现，隐元隆琦一直与反清组织保持联络，欧全甫和姚翼明是他两个较为重要的弟子，姚翼明是隐元禅师与反清力量的跨境联络人，而欧全甫则直接在一线抗清，1649年欧全甫被清军所俘，清福建巡抚张学圣试图以“大势已去”招降他，欧全甫义愤填膺道“父母虽病危未救，凡为人子，岂有不下药之理”，张学圣为其所折服而未有加害，欧全甫趁机越狱继续从事抗清活动，东渡日本前的隐元敬佩他的为人而在1651年其剃度，法号独往性幽。
隐元隆琦
到了日本后的隐元并未忘记他那留在中国的弟子，姚翼明（法号独耀性日）在联络各部的同时也成为隐元与性幽沟通的桥梁，隐元给予性幽厚望，虽然性幽常写抗清之诗，但师傅还是劝诫其精尽修行而非停留在诗文，然而1659年等来的却是性幽的死讯。隐元伤感作诗曰“同子脩山志，志在人已亡”，性幽的忠肝义胆是众多反清人士的真实写照，而反清斗争随着南明的覆灭走向低潮，在现实和不甘中一批旅日华人最终再也未能归国。
隐元隆琦登陆处
就在满人逼迫汉人剃发易服、大兴文字狱阉割悠久的华夏文明时，日本文化却因此次华夷变态得到了便宜。就以前面所述的隐元隆琦在日成立了黄檗宗，最初他到日本仅是为留日华人提供精神寄托，该派严谨戒律、严谨作风以最传统的中国佛教姿态进入日本，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磨练心灵的重要性，这让长期流于形式的日本佛教重新发现宗教精神和实践信仰的重要性。普茶料理就是该派对日本日常生活影响的最好体现，法会或佛事结束后，僧侣与信众都会聚餐，芸豆、毛竹、西瓜、莲藕等素食被传入日本，利用芝麻油炒菜、油炸的烹调方式也普及了尚未开发油脂使用的日本。虽说黄檗宗强调严谨，但不是刻板的苦行僧，平时人们可以边喝中国传来的煎茶边交谈而无需拘泥于礼节，久而久之便形成代表着中国隐居圣人自由和高尚精神的“煎茶道”。
芝麻豆腐是普查料理的代表
隐元隆琦不只是带来饮食文化的改变，还在艺术上颇有造诣。绘画上创造出一批元明风格的文人山水画、水墨竹画，日本唐绘的创始人逸然性融就是黄檗宗的画僧，而他的绘画风格则传给被誉为日本文人画创始人的祇園南海；书法上则开创了“黄檗三笔”的派别，掀起了日本唐风书法的繁荣；浙江僧人独立性易还在日本教授篆刻艺术，被认为是“日本印章雕刻之父”。利玛窦等人以西方科技为“引子”让基督教得以在明朝传播，而隐元隆琦所开创的黄檗宗也因与傲人的传统中华文化相结合吸引了许多日本人，黄檗艺术在日本迅速传播，并深深扎根于江户文化，成为其形成的重要元素，黄檗宗也因此成为禅宗三大宗派之一，这在处于闭关锁国下的江户时代能够传播得如此广泛、如此长久是极不寻常的。
黄檗宗的总寺院万福寺
明亡也间接推动日本儒学的发展。儒家早在5世纪就传入日本，不过被称为“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直到明末才开始传入日本，藤原氏一支与秦氏的后裔林罗山便是日本新儒学的领军人物，“华夷变态”便出自林家对满清的厌恶所创，流亡日本的朱舜水也报以类似观点，其作《避地日本感赋》「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拠中原。衣冠誰有先朝制、東海翻然認故園」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和对侵略者的鄙夷，受《史记》所感染而热爱中国古典的水户蕃主德川光國一直寻求学习正统儒学，朱舜水的到来给了他学习的机会，朱舜水的思想是介于理学和心学之间并讲经世致用，在朱的影响下德川光國主持编纂了具有正统思想的《大日本史》，形成了尊皇思想的水户学，为未来“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提供直接动力。
朱舜水
明人带给日本人除了心灵上的净化，还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朱舜水一起入日的陈元赟初来乍到时便受到浪人的挑衅，但陈元赟以武术击败了浪人，正好目睹此事的三位武士向其学习“大明擒人之术”丰富日本柔术，陈便有“日本柔道创始人”称呼。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叫辩庆梦想的明人将中国武术融合于忍术的“体舍流”，该流派至今已为熊本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健的体魄还要有悦音安抚，对明国宫廷音乐、寺庙音乐颇为了解的福建人魏之琰在皇宫演奏相关乐曲后，明乐开始在日本上层流行，这些音乐收录为《魏氏乐谱》，至今依然保存在东京艺术大学，弥补了几乎没有保存明代音乐文献的中国大陆的资料空白。“明魂”以独有的形式在日本得以保留。
现代日本人演奏明乐
就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时候，以儒教治国的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侵入也施行了锁国政策，对清的不认可也导致双方未有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联系彻底断裂，清有广州十三行，日本有“四港”，其中长崎港为中日贸易的窗口。随着到日贸易的中国人增多，一些人干脆就住在长崎，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外来居民，1688年在长崎市郊十禅寺乡的幕府土地上开始建造中国人的住宅并于次年竣工，这片可供三千人居住的区域被称为“唐人屋敷”，里面有20栋两层楼房屋、107间店铺，还有观音堂、天光堂、道心堂、仓库以及本屋，居民禁止随意出入，有说法称由于定居者多为不认可清政府的华人，而日本从唐代直到明朝都称呼中国人为唐人，因此日本将这些“正统汉人”等同于“唐人”，不过清时许多到日贸易的中国人来自江浙一带因此也会被称为“南京先生”。
《日本风俗图志》的唐人屋敷
事实上明朝的灭亡并没有打消日本对中国的兴趣，长崎成为日本了解清朝的窗口。长崎设置唐絵目利对清代船舶上携带的绘画、书法和工艺品的价值进行鉴定和评估，清朝商人伊孚九将南宗人文画传入日本形成“南宗画派”，清宫廷画家沈铨（字南）则将写实花鸟画传入日本催生“南派”；除了绘画还有音乐，清朝戏剧、民歌和其他传统音乐最初在享保年间（1716-1735年）引入长崎唐人屋敷，被日本地方官员、青楼女子传出，由于明乐演奏成本高多流于贵族，清乐主要由民歌和通俗歌曲组成而流行全日本各阶级，所以明乐的势头很快便被清乐盖过。由于当时所接触外国事务多为中国，所以一些舶来品被冠以“唐”，例如穿着不止中国特色的异国情调跳舞被称为“唐人舞”，一些糖果商贩也打扮成“唐人”跳舞唱歌吸引顾客，可见华人文化之影响。
沈南画作《雪梅群兔图》
19世纪中叶，清国和日本被列强强行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华人移民在这一时期增多。首先兴盛的是长崎，1859年长崎港向国际社会开放后华人居民居住地不再受限，所以他们搬迁到离港口更近的新地，这就是长崎新地中华街的由来；同一时间开放的还有横滨，西方人在此设立租界，一些西方商人的中国买办也定居于此，多为广东人，他们在这开设杂货店、服装店、杂货店逐步形成横滨中华街；1868年神户港开放，给西方人担任厨师或仆人的中国人也来到这里，他们开办了杂货店、猪肉店、餐馆等生意，所以此前“南京先生”的称呼被冠以该街“南京町”。这三个较早开埠的华人街在日后成为日本三大唐人街，然而近现代中国移民日本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横滨中华街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