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着北方深秋特有的萧瑟。雨水敲打着老旧的玻璃窗,汇成一道道蜿蜒的水痕,模糊了窗外灰蒙蒙的世界。老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而陈旧的气息,混合着灰尘、旧家具的木头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味——那是属于父亲的味道,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第一章:老房子,旧水壶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着北方深秋特有的萧瑟。雨水敲打着老旧的玻璃窗,汇成一道道蜿蜒的水痕,模糊了窗外灰蒙蒙的世界。老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而陈旧的气息,混合着灰尘、旧家具的木头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味——那是属于父亲的味道,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年了。
我叫李伟,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在城市另一端的写字楼里做着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父亲李建国,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退休前在城郊的一家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没出过什么大的风头,也没攒下多少积蓄。唯一的遗产,就是这间位于老城区深处、几乎被遗忘的小平房,以及里面堆满了各种旧物的、昏暗而逼仄的空间。
父亲走得很突然,一场突发的心脏病,来不及留下什么遗言。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这个家,其实一直就是我和父亲相依为命。他的离去,像抽走了我生命中最后一根支撑的柱子,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晕眩和无所适从。
处理父亲的遗物,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那些他用了几十年的东西,每一件似乎都沾染着他的气息,承载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记忆。我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在这间老屋里小心翼翼地翻找着,试图从这些旧物中拼凑出一个更完整、更鲜活的父亲形象。
客厅里,那张掉漆的茶几上,散乱地放着一些书籍、报纸,还有一个喝空了的廉价白酒瓶。卧室的衣柜里,挂着的几件衣服都已经洗得发白,带着浓重的樟脑丸味道。床底下塞满了各种箱子,里面是杂物、工具、还有一些早已过期的票据。
我在杂物间里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木箱子。箱子没有上锁,掀开盖子,里面是一些更旧的东西:几本工作笔记,一叠泛黄的信件,几枚军功章——哦,对了,父亲年轻时当过兵,虽然他很少提起,但家里一直留着这些证明。还有一把生锈的剃须刀,几双穿破了的胶鞋。
而在箱子的最底层,静静地躺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包的边角已经磨损,布料也因年深日久而显得暗淡。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它。里面除了一些零碎的杂物,比如几枚纽扣、一段绳子、一个打火机,还有一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是一个军用水壶。
水壶的样式非常老旧,是那种几十年前常见的款式。壶身是军绿色,经过长时间的使用,颜色已经变得斑驳,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底漆。壶盖是铝制的,上面布满了细密的划痕,边缘有些磕碰变形。壶身的一侧,印着已经有些模糊的红色字样,似乎是某个部队的番号,但大部分已经被磨损不清了。壶盖内侧,可能曾经刻着名字,但现在也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凹痕。
整个水壶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可以说是破旧。我甚至觉得,这种水壶早就该被淘汰了,现在谁还会用这种笨重又漏水的玩意儿?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难道是他当年当兵的时候带回来的?
我把它拿在手里,掂量着。壶身有些分量,但不算重。壶口拧紧,是空的,里面只有一股淡淡的、混合着金属和水锈的气味。我试着拧开壶盖,发现它异常紧涩,似乎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爸,这个水壶是你的吗?”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轻声问道。当然,没有任何回答。只有窗外的雨声,依旧缠绵不绝。
也许,这只是父亲留下的又一个无用的旧物吧。我心里想着。看着这个破旧的水壶,它似乎象征着父亲平凡、沉默,甚至有些乏味的一生。他就像这个水壶一样,外表普通,内里或许也曾装过些什么,但最终,都只剩下些难以辨认的陈迹。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忙着整理遗物,联系亲戚朋友,处理银行账户、房产等各项事宜。这个水壶,被我暂时遗忘在了那个木箱子里。
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老屋里那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和压抑感,决定彻底打扫一下,并把一些确实毫无用处的东西清理出去,该扔的扔,能卖的卖。
那个装着水壶的木箱子也被我翻了出来。再次看到那个军用水壶时,我依旧觉得它碍眼。它太旧了,和这个即将被我重新布置、试图摆脱过去阴影的家格格不入。
“这些东西,看来只能卖废品了。”我自言自语道。
我找来了一个大塑料袋,开始往里面装那些确定不需要的旧报纸、空瓶子、损坏的玩具、以及一些破碎的陶瓷器皿。最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个军用水壶也扔了进去。它沉甸甸的,躺在塑料袋底部,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再见了,老伙计。”我对它说,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
我拖着沉重的垃圾袋,走出了这间充满了回忆的老屋。外面依旧下着小雨,空气清新了一些。我走到巷口,看到了常在这里等活儿的老王。老王五十多岁,皮肤黝黑,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常年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电动车,车斗里总是堆满了各种废品。
“小李,又来卖东西啊?”老王看到我,咧嘴笑了笑,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齿。
“是啊,王师傅,家里清理出来一些破烂,您给看看能给多少钱。”我把垃圾袋递了过去。
老王熟练地打开袋子,用他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扫视着里面的东西。当他看到那个军用水壶时,动作顿了一下。
“哟,这个水壶……”他拿了起来,掂量着,仔细看了看,“年头不短了吧?”
“嗯,我爸以前留下的,估计是当兵那会儿的。”我随口答道,心里并没有太在意。在我看来,这就是个没用的旧东西。
“当兵的?”老王来了点兴趣,把水壶翻来覆去地看着,特别是壶身上那模糊的番号和壶盖内侧的凹痕,“这玩意儿,现在还真没人用了。不过……”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补充道,“这壶本身是军用品,材质还行,说不定有人收去做纪念品呢?”
我心里一动,但随即又打消了念头。“能值几个钱?您给个实在价吧,王师傅。”
老王掂量着手里的空水壶,似乎在估算它的价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生意人特有的精明。“这样吧,看你是我老客户了,这壶……我给你五块钱?”
五块钱?我愣了一下。一个旧水壶,卖五块钱?这简直是侮辱性的价格。但我转念一想,这东西确实不值钱,放在家里还占地方,不如换点钱,哪怕是买瓶水喝也好。
“行吧,五块就五块。”我点了点头,语气有些随意,仿佛卖掉的不是父亲的遗物,而是一块废铁。
老王见我同意了,脸上露出笑容。“好嘞!”他从鼓囊囊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五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递给我。
我接过钱,手指摩挲着那几张薄薄的纸币,心里忽然涌起一丝莫名的失落感。就这么点钱,就把父亲留下的一个物件给打发了?我是不是太草率了?
“那个……王师傅,”我忍不住开口问道,“您说,这壶真有人会收去做纪念品?”
老王把钱揣回兜里,发动了三轮车。“难说哦。现在这年头,怀旧的人不少,但真正识货的,没几个。大多数人就图个新鲜。你这壶太破了,要是品相好点,说不定还能多卖点。不过,五块钱,你拿着也别嫌少,回头我帮你留意着,要是遇到合适的人,我给你留意着点,看能不能卖个十块八块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安慰我似的。
“不用麻烦了,王师傅,五块就挺好。”我笑了笑,其实心里已经不太在意了。五块钱也好,十块八块也好,这个水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行,我先走了。”老王骑上他那辆吱呀作响的三轮车,突突突地消失在雨幕中。
我看着他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心里空落落的。我把垃圾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转身朝着家的方向走去。雨还在下,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我没有打伞,任由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泪,或许是因为失去父亲,或许是因为这个旧水壶,又或许,只是因为这连绵不绝的阴雨天气。
回到家,我把那几张一元钱扔在了茶几上,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卧室,把自己蒙在被子里。老屋的寂静和潮湿,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紧紧包裹。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粗糙的手掌,想起了他沉默寡言的样子,想起了他每次下班回来,身上那股淡淡的机油味和烟草味。
而现在,这个家里,只剩下我了。
那个军用水壶,已经被我以五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收废品的老王。这件事,很快就被我抛在了脑后。生活还要继续,我还有工作,还有未来。父亲已经走了,我必须向前看。
只是我没有想到,三天后,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第二章:平静下的暗流
卖掉水壶后的三天,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我照常去上班,面对着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和文件,脑子里却常常一片空白。同事们关切地问候了几句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也只是礼貌地回应着,说自己还好。
下了班,我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应酬或者娱乐,只是默默地回到那间老屋。房子里依旧堆满了杂物,但经过几天的整理,至少不像刚失去父亲时那么混乱不堪了。我把父亲的几件衣物打包好,准备捐给慈善机构。那些书籍和工具,也打算找个地方处理掉。
那五元钱,我没有动,就静静地躺在茶几的角落里,像一个无声的嘲讽。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那个军绿色的水壶,想起老王掂量它时那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也许,它真的就只值五块钱,一个毫无价值的旧物罢了。
我试图不去想它,努力让自己沉浸在工作和日常琐事中,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忘记失去父亲的痛苦,也忘记那个草率的决定。
然而,有些事情,注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公司加班处理一个紧急的项目报告,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喂,您好,请问是李伟先生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而略显严肃的男中音。
“我是,请问您是?”我有些疑惑,这个时候会是谁打电话来找我?
“我们是市警备区的。请问,您最近是否处理过一件旧的军用水壶?”
我的心猛地一跳。
警备区?军用水壶?
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机,手心里微微出汗。“军……军用水壶?什么军用水壶?”我故作镇定地反问,但声音里的紧张已经无法掩饰。
电话那头的男声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但语气依旧平静:“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位老兵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记录着一些重要信息的军用水壶,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这个水壶可能在您这里出现过。我们想向您核实一些情况。”
“老兵的遗物?记录着重要信息?”我完全懵了,“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这几天确实在处理一些家里的旧东西,可能……可能卖掉了一个旧水壶……”
“卖掉了?”对方的语气似乎变得更加严肃了,“卖给谁了?还记得吗?”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警备区?老兵遗物?重要信息?这听起来太离奇了。那个破旧的水壶,怎么可能和这些联系在一起?难道……我当初是不是看走了眼?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卖……卖给收废品的老王了。就是经常在巷口等活儿的那位。”
“收废品的老王?他叫什么名字?大概多大年纪?您还记得他的样子吗?”对方连珠炮似的问道。
“他姓王,五十多岁吧,皮肤黑黑的,开一辆破旧的三轮电动车……”我努力回忆着老王的样貌特征,一边说一边觉得匪夷所思。警察(或许是军人?)怎么会因为一个卖掉的旧水壶找到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李先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会派人过去找您。请您务必配合我们的调查。”对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我整个人都僵住了,靠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警备区的人?要来找我?就因为我卖掉了一个旧水壶?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水壶,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吗?父亲……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啊!他当年当兵的事情,也是只言片语,从未细说过。难道,他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无数个疑问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让我感到一阵眩晕和恐惧。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是下午三点半。他们说马上会派人过来。我该怎么办?
我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应该告诉公司领导吗?还是假装不知道,等他们来找我?我又该怎么跟他们解释?说我把一个可能很重要的军用水壶当成废品卖了五块钱?
越想越觉得荒唐和后怕。如果那个水壶真的很重要,会不会给我惹上麻烦?警备区的人,听起来就让人敬畏,我这种普通小老百姓,哪里经得起他们的盘问?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试图理清思绪。不行,我不能坐在这里干等。我必须做点什么。也许,我应该先联系一下那个收废品的老王?问问他有没有把这个水壶卖掉?卖给谁了?
对,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再也抑制不住。也许,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我能找到那个水壶,把它拿回来,一切是不是就没事了?
但是,老王每天都要到处收废品、卖废品,我去哪里找他?而且,就算找到了,他会承认吗?就算他承认了,他会把一个可能值大钱的“古董”还给我吗?五块钱卖出去的东西,现在人家可能已经翻了几倍、几十倍的价格了。
我越想越觉得沮丧和无力。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自己亲手挖的陷阱里。
下午四点半,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领导请了假,说我家里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提前离开了公司。
走在回老屋的路上,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既希望警备区的人不要来找我,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又隐隐地期待着他们能来,或许能解开那个水壶和父亲身上的谜团。我一直对父亲当兵的那段经历知之甚少,他总是沉默寡言,似乎不愿意多提过去。现在想来,他的沉默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
老屋还是老样子,安静,甚至有些阴森。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昏暗,灰尘在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光柱中飞舞。
我坐在那张熟悉的旧沙发上,手心里全是汗,眼睛紧紧盯着门口,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第三章:不速之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外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光线模糊地映照进来,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
我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和远处隐约的人声,老屋里一片死寂。警备区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的?是穿着军装的军人,还是穿着便衣的警察?他们会怎么问我?我该怎么回答?
就在我胡思乱想,几乎要被自己的焦虑压垮的时候,门外终于传来了脚步声。那不是寻常的脚步声,而是带着一种整齐、有力的节奏,一步一步,踏在老旧的石板路上,清晰可闻。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紧接着,是敲门声。笃,笃,笃。三声,不轻不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到门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门栓。
门外站着两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穿着一身笔挺的橄榄绿军装的军官,年纪大约四十岁左右,身材高大挺拔,面容严肃,眼神锐利如鹰,胸前佩戴着几枚闪亮的勋表。他肩上的军衔显示,他是一位校官,具体级别,我不太懂,但足以让人心生敬畏。
站在军官身后的,是一个同样穿着军装,但级别明显低一些的年轻士兵,大约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和紧张,笔直地站在那里,像一棵松树。
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让原本就昏暗的老屋子显得更加局促和压抑。我甚至能闻到他们身上那股淡淡的、属于军营的、干净而凛冽的气息。
“您是李伟同志吗?”为首的军官看着我,声音低沉而有力,目光锐利地上下打量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
“是……我是。请问你们是?”我的心跳得飞快,手心里的汗更多了。
“我们是市警备区侦查处的。”军官言简意赅地报上了身份,“我们有关于一个军用水壶的事情,需要向您了解一些情况。”他的目光再次扫过我的全身,最后落在我脚上穿着的、沾着些许灰尘的拖鞋上,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果然是为了水壶的事情!我的心沉了下去。
“请进。”我侧身让他们进来。那个年轻的士兵抢先一步,走进了屋子,目光快速地扫视了一下屋内的陈设,然后站定,警惕地观察着四周。而那位军官,则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来,似乎在判断着屋内的安全状况。
“随便坐吧。”我指了指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沙发。军官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来,在沙发上坐下。年轻士兵则笔直地站在他身后。
“谢谢。”军官坐下后,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李伟同志,首先请你确认一下,你是否认识这个物品?”他说着,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样东西,放在了茶几上。
当看到那个东西的瞬间,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
茶几上,赫然放着一个军用水壶。
虽然它看起来比我从老王那里买回来的那个要新一些,壶身也干净了不少,甚至壶盖内侧那些模糊的凹痕似乎也被仔细擦拭过,露出了“李建国”三个娟秀的小字……但是,那熟悉的军绿色帆布包、壶身上模糊的部队番号、壶盖的设计……都和我卖掉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呆呆地看着茶几上的水壶,大脑一片空白。
“这……这就是我……”我指着水壶,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是的,李伟同志。”军官点了点头,语气平静,但眼神却异常锐利,“这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水壶。我们在排查一位已故老兵的遗物时发现了它。根据水壶内衬上残留的信息,以及一些相关记录,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水壶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位名叫‘李建国’的老兵。”
李建国!是我的父亲!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一阵窒息般的疼痛袭来。父亲……他当兵时的名字,就是李建国?这不是很明显吗?我竟然从未深思过这个问题。
“他……他是我的父亲。”我艰难地说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军官观察着我的反应,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你确定?”
“我……我确定!”我用力点头,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他是我父亲!他去年刚刚去世!”
听到这个消息,军官和身后的年轻士兵都似乎愣了一下。年轻士兵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同情。
军官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站起身,对着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李伟同志,你好。我是市警备区侦查处的张卫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组织,向你父亲李建国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庄重肃穆的情感,“李建国同志,是一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曾参与过……”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语,“一些特殊的历史任务。组织一直没有忘记他。”
我愣愣地回了一个礼,其实我根本不会敬军礼,只是下意识地模仿着他的样子,把手举到了额边。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父亲……优秀的解放军战士?特殊的历史任务?这一切,都和我印象中那个在工厂里默默无闻、退休后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判若两人。
“张……张军官,”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那……这个水壶,是怎么回事?您,您是从哪里找到的?”
张卫国放下敬礼的手,表情再次变得严肃起来。“这个水壶,是在一位名叫赵卫国的老兵的遗物中发现的。赵卫国同志,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兵,已于上个月因病去世。他是李建国同志当年的战友。”
战友!原来如此!
“李建国同志和赵卫国同志,当年是非常要好的兄弟。他们一起入伍,一起训练,一起参加过很多任务。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当年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曾经共同保管过一些重要的东西,其中就可能包括这个水壶。后来……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他们失去了联系。”
张卫国的语气变得低沉而沉重。“我们推测,当年任务结束后,李建国同志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及时取回这个水壶,或者……是故意把它留下了。而赵卫国同志,一直将这个水壶珍藏了起来,视为对战友的思念和一种责任的寄托。他在临终前,反复叮嘱家人,一定要找到李建国同志,把这个水壶交还给他。”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父亲……他竟然也有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还有这样一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
“可是……这个水壶,怎么会到收废品那里……又怎么会被我卖掉?”我艰难地问道,声音里充满了困惑和懊悔。
张卫国叹了口气。“这正是我们需要向你了解的情况。根据赵卫国家人提供的信息,他们是在整理赵老兵遗物时,发现这个水壶不见了。随后,通过一些渠道,他们得知这个水壶可能出现在了城南的旧物市场,被一个收废品的人收走了。我们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个收废品的人,也就是你提到的老王。”
“找到他了?”我急忙问。
“找到了。”张卫国点了点头,“根据老王的交代,他确实在大约一周前,在城南旧物市场的一个摊位上,收购了这个水壶。当时他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普通的旧货,就放在了自己的废品车上。后来,在三天前,他把车停在你们家巷口附近等活儿的时候,你正好从家里出来,扔了一个垃圾袋到旁边的垃圾桶,里面……似乎就有这个水壶。”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老王说,他当时没多想,以为是你扔的普通垃圾。后来回家整理废品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是个军用水壶。他觉得可能有点价值,就随手放在了自己的废品堆里。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回忆起这件事,并且认出了你。”
原来是这样。我以五元钱卖掉的那个水壶,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警备区手里。而老王,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差点就因为这个水壶,卷入了一场他完全无法理解的风波中。
“张军官,”我低下头,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对不起……是我……是我不小心把它当废品卖掉了……我真不知道……”
我无法想象,如果这个水壶真的丢失了,或者被别人当成普通废品熔掉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简直不敢想。
张卫国看着我懊悔的样子,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李伟同志,我们找你来,主要也是为了核实情况,了解一下这个水壶是怎么到你手上的,以及你为什么会把它处理掉。我们理解,你可能并不知情。”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在,这个水壶我们已经收回来了。根据赵卫国同志的遗愿,以及组织上的考虑,我们需要将这个水壶,归还给它的原主人,也就是你的父亲。”
“归还给我父亲?”我愣住了。父亲已经去世了。
“是的。”张卫国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了一份文件,递给我,“这是赵卫国同志的临终留言和相关的证明材料。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鉴于李建国同志为国家和军队做出的贡献,以及这个水壶所承载的特殊意义,我们决定将水壶正式归还给李建国同志的家属,并协助办理相关的纪念和缅怀事宜。”
他站起身,再次对我行了一个军礼。“李伟同志,我们知道你刚刚失去亲人,心情悲痛。我们这次前来,一是为了调查水壶的下落,二是想向你了解一下你父亲的一些情况。如果你方便的话,希望能跟你聊聊你父亲生前的往事。”
我看着眼前这位神情严肃却又不失关怀的军官,又看了看茶几上那个属于父亲的、如今却承载了如此多沉重过往的军用水壶,心中百感交集。
我点了点头,声音哽咽地说:“好……张军官,我……我配合。请坐。”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大地,老屋子里,一盏昏黄的灯光亮起,将我和两位军人围坐在一起。那个破旧的军用水壶,静静地躺在茶几中央,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往事。而我,才刚刚知道,我的父亲,那个我以为我只了解一星半点的普通人,他的人生,竟然有着如此不为人知的厚重与荣光。
第四章:尘封的往事
那个晚上,张卫国和那个年轻的士兵在我那间小小的老屋里,待了很久。年轻士兵叫小李,很年轻,也很健谈,但在张卫国面前,始终保持着恭敬和拘谨。张卫国则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认真,但谈及往事时,他眼中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温情。
我给他们倒了水,然后,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回忆起我记忆中关于父亲的一切。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李建国是个极其普通,甚至有些沉默寡言的人。他在城郊的机械厂干了三十多年,从学徒做起,一直到退休,都是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他话不多,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新闻联播,尤其是军事新闻。家里订阅的报纸,他也总是先看军事版。
他脾气很好,从不与人争执,但也很有原则。小时候,我犯了错误,他很少大声呵斥我,但会用一种严肃而沉默的眼神看着我,让我不自觉地就低下头认错。他对母亲和我,都很好,虽然物质上并不富裕,但我们一家人生活得还算和睦。
关于他的过去,他谈得很少。他只说过,他年轻时当过几年兵。我问他当的是什么兵,去过哪里,他总是含糊其辞,或者说“都过去了,不提了”。家里除了那几枚军功章和一个褪色的军用水壶(就是我卖掉的那个),几乎没有其他能证明他当过兵的物品。母亲去世得早,关于父亲当兵的事情,她也知之甚少。
在我成年以前,我对父亲的认知,一直停留在“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这个层面上。我甚至曾经觉得他有些无趣,不像别人的父亲那样,能说会道,或者能给我讲一些精彩的故事。
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他喝多了点酒(这是极其罕见的),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军事纪录片,忽然对我说了一句:“小伟,你爸……当年也算是个兵。”
我当时没太在意,以为他只是喝多了,感慨一下。现在想来,那或许是他人生最后时刻,想要对我透露些什么的尝试,可惜,我当时并没有领会。
“我爸……他当兵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年入伍的?”我忍不住问张卫国。
张卫国想了想,回答道:“他是1975年入伍的,属于工程兵部队。我们找到了一些档案记录,显示他当时在西北边境一带服役。”
西北边境……工程兵……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黄沙漫天、条件艰苦的画面。很难将这样的场景,和我记忆中那个在工厂车间里,穿着蓝色工装,默默修理机器的父亲联系起来。
“工程兵?那……他们是做什么的?”我又问。
“工程兵的职责很多,修路、架桥、构筑工事、排雷扫雷……等等。”张卫国解释道,“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工程兵的任务往往非常艰巨,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危险性。这个词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张军官,您刚才提到,我父亲和那位赵卫国叔叔,当年一起执行过一些特殊的任务?”我试探着问道。
张卫国和小李对视了一眼。小李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张卫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缓缓开口:“是的。不过,关于具体的任务内容,属于高度机密,我们目前也无权向你透露。我们只能告诉你,那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发生在1979年之后不久。在那次任务中,李建国同志和赵卫国同志表现非常英勇,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些遗憾。”
“遗憾?”
“是的。”张卫国的语气低沉下来,“在那次任务中,他们负责执行一项极其重要的物资护送任务。然而,在途中,他们遭遇了意外情况,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保护任务的核心物资,他们与敌人周旋了很长时间。”
我的心提了起来。
“后来呢?”我急切地追问。
“后来……”张卫国叹了口气,“根据赵卫国同志后来的回忆,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为了掩护李建国同志带着核心物资突围,赵卫国同志主动留了下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留下……吸引注意力?那……”我不敢想下去了。
“赵卫国同志并没有牺牲。”张卫国适时地打断了我,“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依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与敌人巧妙周旋,最终在几个月后,孤身一人返回了部队驻地。但遗憾的是,李建国同志……却在突围过程中,与赵卫国同志失散了。”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失散了?”我喃喃地重复着,“那……我父亲他……”
“根据赵卫国同志的说法,他当时以为李建国同志已经牺牲了。”张卫国看着我,眼神复杂,“部队后来也组织过多次搜寻,但都没有结果。加上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都非常落后,边境局势也比较复杂,所以,李建国同志最终被列入了‘失踪人员’名单。”
失踪人员!
这个词语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却从未想过,他的过去,竟然与“失踪”这样残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
“那……那后来我父亲是怎么回来的?他不是说他是工人吗?”我感到一阵眩晕。
“这……就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之一。”张卫国说道,“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以及对赵卫国同志回忆的分析,我们推测,李建国同志当年并没有牺牲。他很可能是在与部队失散后,因为受伤或者迷路,误入了边境附近的村庄,被当地的老乡所救。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不暴露部队的信息,他可能隐瞒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当地,成家立业,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却又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我的父亲,当年的战斗英雄(或许是),竟然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隐姓埋名,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直到默默无闻地老去、去世。
难怪他很少提及过去。难怪他对部队的事情总是讳莫如深。他身上背负的,是怎样的秘密和伤痛?
“那……我父亲的身体……”我想起了父亲晚年时,偶尔会发作的咳嗽,以及他比常人显得苍老得快的样子。
“我们推测,当年的经历,可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些暗伤。”张卫国回答道,“但这只是推测。具体情况,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穿着军装的背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奔跑、战斗,然后受伤、迷路,被陌生的村民救起,最终淹没在茫茫人海中,过完了平凡的一生。他隐藏起自己的过去,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责任,因为他要保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保护那些牺牲的战友,也保护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和我。
他的一生,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
“那……赵卫国叔叔呢?他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赵卫国同志因为在那次任务中表现突出,加上后来又在边境线上坚持了近一年,荣立了二等功。”张卫国的语气稍微轻松了一些,“复员后,他被安排到了地方工作。他一直没有忘记李建国同志,几十年来,一直在打听李建国同志的下落。他曾经多次回到当年的边境地区,希望能够找到他的老战友。可惜,一直没有成功。”
“直到几年前,赵卫国同志生了重病,他才把寻找李建国同志的愿望,郑重地告诉了家人,让他们一定要找到李叔,并把这个水壶交给他。”张卫国指了指茶几上的水壶,“这个水壶,就是当年他们一起执行任务时,部队配发的。赵卫国同志一直精心保存着,他说,这不仅是他们战友情的见证,也是李叔勇敢和忠诚的象征。”
我看着那个水壶,仿佛能感受到父亲和赵卫国叔叔当年并肩作战的情谊,感受到那份生死与共的承诺。
“那……张军官,这个水壶,现在……”我看着张卫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会将它正式移交给你的家人。”张卫国说道,“同时,我们也想……尽我们所能,为李建国同志正名。”
“正名?”我愣住了。
“是的。”张卫国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根据赵卫国同志的证言,以及我们目前掌握的其他一些旁证,我们有理由相信,李建国同志当年是为了掩护战友和任务,才‘被失踪’的。他的经历,符合国家对烈士、对失散人员的认定政策。我们会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为李建国同志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荣誉。”
我的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为父亲正名……这是多么重要,却又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我从未想过,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愿望,竟然有实现的可能。
“谢谢……谢谢你们,张军官!”我激动地说道,眼眶再次湿润了。
“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张卫国摆了摆手,“这也是对逝者的尊重,对历史的负责。而且……”他顿了顿,看向我,“我们也是希望能告慰李建国同志的在天之灵。他守护了国家那么多年,我们不希望他的名字,就这样被埋没。”
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张卫国向我讲述了一些关于当年边境局势和部队生活的细节,虽然大多是片段,但依然让我对父亲的过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小李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偶尔会补充几句,或者帮我倒水。
我发现,张卫国不仅仅是一位严肃的军人,他也非常有人情味。他能感受到我的震惊、悲伤、懊悔和激动,说话时也尽量照顾着我的情绪。
夜深了,张卫国和小李起身告辞。他们走的时候,张卫国再次向我敬了一个军礼。
“李伟同志,节哀顺变。我们会尽快处理好后续的事情。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职务和联系方式。
我紧紧地握着那张名片,点了点头。
送走他们后,我关上门,独自一人坐在黑暗中,看着茶几上那个静静躺着的军用水壶。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旧物,它变成了一把钥匙,一把打开我父亲尘封过去的钥匙,一把连接着一段尘封历史、一段生死情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的钥匙。
我知道,从这个晚上开始,我对我父亲的了解,将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普通工人,而是一个曾经在边疆浴血奋战、经历了生离死别、最终选择隐姓埋名守护家人的英雄。
我的眼泪,再次无声地滑落。这一次,不是因为悲伤和失落,而是因为感动、震撼,以及对父亲深深的敬意。
第五章:迟来的真相与荣耀
接下来的日子,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
警备区侦查处的效率很高。张卫国和他的同事们,很快根据赵卫国同志的遗物和证言,以及一些旁证,向上级部门提交了为父亲李建国“正名”的申请。
我作为家属,配合他们做了几次笔录,提供了我所知道的关于父亲的所有信息。每一次讲述,都让我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敬佩。我这才明白,他平日里的那些“缺点”——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或许都与他那段特殊的经历有关。他习惯了隐藏,习惯了承受,习惯了将一切重担都扛在自己肩上。
与此同时,关于那个军用水壶的处理,也有了结果。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定和技术处理,确认了水壶的真实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警备区决定,将这个水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教育素材进行收藏。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将水壶正式交还给李建国的家属。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接到了张卫国的电话,让我去警备区一趟,办理水壶的交接手续,并商谈关于为父亲申请荣誉的相关事宜。
再次来到市警备区机关大院,我的心情已经和上次截然不同。没有了当初的惶恐和不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庄重和期待。
张卫国亲自接待了我。他告诉我,关于李建国同志的“失散人员”身份认定,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相关贡献的申报工作,已经进入了程序,上级部门正在审核材料。虽然流程还需要一些时间,但他表示,有信心为父亲争取到应有的荣誉。
“李叔的贡献,不应该被遗忘。”张卫国诚恳地说道,“他为国家的安宁和边境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欠他一个说法。”
他还告诉我,根据赵卫国同志的日记和一些零散的记录,他们正在尝试联系当年父亲可能救助过的那些边民,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完善李建国同志的事迹。
随后,我们来到了保管室。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玻璃柜前,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军用水壶。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壶身上的军绿色帆布包虽然依旧陈旧,但显得平整了许多。透过玻璃,我仿佛能看到父亲年轻时的面庞,看到他和赵卫国叔叔并肩作战的身影。
张卫国打开了玻璃柜,小心翼翼地取出水壶,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中。
“李伟同志,请你收好。”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接过水壶,入手冰凉而沉重。这一次,我感受到的不再是它的陈旧和无用,而是它所蕴含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情感重量。我将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抱着父亲温暖的身体。
“谢谢你,张军官。”千言万语,汇聚成这一句话。
“不用谢。这是李叔应得的。”张卫国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去好好保存吧。这不仅是一个纪念品,更是一份精神财富。”
离开警备区时,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我抱着那个军用水壶,感觉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同时又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好好活着,要带着父亲的那份期望,好好地活下去。
关于父亲荣誉的申请,进展得比预想的要顺利。几个月后,我收到了来自民政部门的通知,告知我父亲李建国同志的“失散人员”身份,以及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贡献,已经得到了确认。
相关部门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认为烈士的仪式,并向我颁发了《烈士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
那一天,我捧着鲜红的《烈士证明书》,看着上面父亲的名字和“烈士”两个烫金的大字,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这一次,是欣慰的泪水,是自豪的泪水。
我终于可以向所有人宣告,我的父亲,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他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战士,一位为国家和人民献出过青春和热血的英雄!
我联系了父亲生前的单位和一些老同事,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大家纷纷表示震惊和敬佩。原来,父亲在他们心中,一直就是一个踏实肯干、沉默寡言的好人,但谁也没有想到,他身上竟然背负着如此光荣而沉重的过去。
街道和社区也对我的家庭表示了慰问,并帮助我办理了相关的一些优抚待遇。我看着家里那些因为父亲的“烈士”身份而带来的变化,心中感慨万千。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那间老屋。我找出了一个干净的红布包,将那个军用水壶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放进了衣柜的最上层,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我知道,这个水壶,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它的故事,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父亲和赵卫国叔叔的友谊,他们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值得被铭记。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关于父亲的往事,采访那些还健在的、可能了解情况的老邻居、老同事,甚至联系当年父亲可能战斗过地方的民政部门,试图收集更多关于那段历史的细节。
过程很艰难,很多信息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人也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我没有放弃。每找到一条线索,每了解到一个细节,都让我离父亲的形象更近一步,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他的一生。
我开始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起初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记录下那些珍贵的回忆和查找到的史料。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尝试着将这些文字发表在一些网络平台和个人博客上。
没想到,这些朴素的文字,竟然引起了一些反响。很多人被李建国和赵卫国叔叔的故事所感动,纷纷留言,表达敬意。还有一些研究地方历史和军史的学者,也联系到我,希望了解更多细节。
我知道,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我替父亲,替那些像父亲一样默默奉献、不求闻达的老兵们,发出了他们应有的声音。
几年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联系上了赵卫国叔叔生前所在部队的几位老兵。他们告诉我,赵卫国叔叔的墓碑,就安葬在部队附近的烈士陵园里。他们一直记得李建国叔叔,每年清明节,他们都会去祭拜他,也期盼着他能够归来。
我带着那个红布包裹的水壶,来到了那座庄严的烈士陵园。在赵卫国叔叔的墓碑前,我郑重地打开了红布包,将那个历经沧桑的军用水壶,轻轻地放在了墓碑前。
阳光透过松柏的枝叶,洒落在水壶上,反射出柔和而坚韧的光芒。
“赵叔叔,”我对着墓碑,轻声说道,“我来看您了。我也带来了建国叔的消息。他……被评为烈士了。他的故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您……安息吧。”
一阵微风吹过,松涛阵阵,仿佛是两位老战友跨越时空的回应。
那一刻,我感觉到,父亲和赵卫国叔叔,这两位失散多年的战友,他们的精神,终于得到了安息和传承。
尾声:传承的重量
如今,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我也人到中年,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那间老屋,我已经很少回去了,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处理掉了。母亲留下的遗物,我妥善地保存着。而那个军用水壶,则被我放在了新家的书房里,放在书桌上一个显眼的位置。
它不再是一个被遗忘的旧物,也不是一个需要刻意隐藏的秘密。它成了我们家的一部分,成了我们家精神的象征。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在生活里感到迷茫时,我都会看看它。看着它壶身上那模糊的划痕,看着壶盖内侧那个已经不再模糊的名字——“李建国”,我就会想起父亲的一生,想起那段尘封的往事,想起那些关于责任、勇气和坚守的故事。
我会想起张卫国军官说的话:“他守护了国家那么多年,我们不希望他的名字,就这样被埋没。”
我也会想起赵卫国叔叔日记里,对战友的牵挂和思念。
我知道,父亲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一个缩影。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显赫的功名,但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守护了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默默无闻,隐入尘埃。
但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那个被我以五元钱卖掉的旧军用水壶,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了我的身边,并揭开了一个关于我父亲、关于一个时代的秘密。它像一个沉重的砝码,放在我生命的秤盘上,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理解了传承的重量。
它提醒我,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坚守,去捍卫,去铭记的。
比如,对国家的忠诚,对战友的情谊,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历史的敬畏。
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书桌上的军用水壶上,映照出一种朴素而坚韧的光芒。我知道,这个水壶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它会由我,传给我的孩子,传给更多的人。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群人,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书写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
而我,作为他们的后代,有责任,将这份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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