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期主持:马珏(民盟盟员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副秘书长)档案,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映照着未来的方向。它们不仅是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总结历史、延续历史、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韩李敏〔浙江省档案局(馆)原副局(馆)长,研究馆员〕
陈慧瑛(浙江省档案馆人事处处长)
张淑锵(浙江大学档案馆编研展览室主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小宇(地方文史研究学者、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副秘书长)
本期主持:马珏(民盟盟员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副秘书长)档案,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映照着未来的方向。它们不仅是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总结历史、延续历史、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今年,我们迎来了浙江省档案馆建馆60周年的重要时刻。为了回顾这段光辉历程,展望未来档案事业的发展,同时让更多人了解档案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我们特别策划了本期专题访谈——“档案如何在新时代实现更大的价值?”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浙江省档案馆,共同见证《第五会客厅》特别栏目的举办。《第五会客厅》作为民盟浙江省直属联合第五基层委员会精心培育的人文艺术访谈品牌,自2020年启航以来,始终秉持“以文化人,以艺通心”的理念,通过“请进来”与”走出去”双轨并行的创新模式,已成功推出36期。今天,我们特别走进这座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开启这场由浙江省档案馆与民盟浙江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深度对话。我是主持人马珏,首先请允许我荣幸地向各位介绍莅临指导的各位领导,他们是: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利月;浙江省档案馆副馆长李军;浙江省档案馆副馆长王健;浙江省档案馆馆务会议成员、办公室主任、二级巡视员吴新宇;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夏厦;民盟省直工委常务副主委 、二级巡视员何志芬;民盟省委会原秘书长,省政府原参事汪传凯;民盟省直联第五基层委副主委吴建明。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围绕档案的起源以及浙江省档案馆的发展历程、馆藏特色、利用服务、数字化转型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话题:档案的起源。韩局,您从事浙江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编辑、研究工作近四十年。先来跟我们说说“档案”一词怎么来的?我国档案典籍收藏机构的发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韩李敏:我国有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目前所知的档案,最早的就是商代的甲骨档案,是商朝有意识地系统整理和保存起来的历史记录。此后,又有铭文档案、石刻档案、竹简档案、绢帛档案等等。
我国历史上把档案称为“案卷”、“案牍”、“文书”、“簿册”等等。真正“档案”一词出现比较晚,清朝才有。满族人在入关之前,也有保存档案的习惯。满人称档案为“档子”。清朝建立以后,康熙前形成的文件中,没有出现过“档案”一词,当时,用的最多的是“档子”(根据满文的发音直译的),直到康熙朝,才开始出现“档案”一词,到乾隆朝,“档案”一词才被广泛使用。档案的“档”字是满文的音译,“案”字又是汉语中文书的意思,所以“档案”一词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满文中的档字(发dangse音)
我国历朝历代都建有保存皇家档案的库房,比如汉朝的“兰台”“东观”,宋朝的架阁库、明清建的皇史宬,都是存放档案的地方。
皇史宬
在档案的管理体制上,我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都实行分散的管理体制,从中央来讲,皇家的档案实行集中管理,各部门的档案由各部门自己独立管理。在省级层面,也是如此。唯有市县级行政管理部门,由于机构很简单,档案就实行集中管理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档案馆是解放以后才建立起来的。
解放以后,新中国建立了完整的档案管理体系,纵向来讲,建立了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四个层级的档案馆,分别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从横向来讲,除了综合档案馆以外,还建立了许多专业的档案馆,如城建档案馆、地质档案馆、地名档案馆、房产档案馆等等。
主持人:对于档案的起源和全国档案收藏机构的情况了解之后,我们来说说浙江省档案馆。陈处,浙江省档案馆是在怎么的情况下成立的,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机构和地址的变迁,又有哪些高光时刻?
陈慧瑛:浙江省档案馆成立于1965年2月20日,为文化事业单位,而在两年前的同一天,即1963年2月20日,省委成立了省档案管理局。当时,局和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省档案馆初期主要负责省级机关档案的接收、保管和利用工作。
省档案馆石莲亭旧址
受“文革”影响,档案工作一度停滞,省档案馆馆藏部分历史档案曾经从杭州转移至昌化,再转移到龙泉。至1977年,全部档案才被转移回杭州。这一期间,尽管外部环境动荡变化对档案的冲击很大,但自始至终没有丢失过一份档案,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当然,经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全省档案工作处于比较薄弱和混乱的状况。
1980年6月13日,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决定恢复建制,建立省档案局、省档案馆,归省委办公厅领导,实行“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
省档案馆曙光路旧址
80年代初,省财政投资了100余万元在杭州市曙光路建造了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的省档案馆新馆,并要求各地建造县档案馆至少在600平方米以上。198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正式实施,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与此同时,全省各级档案馆总面积从80年代初不足2万平方米发展到6万多平方米。
1990年代,省档案馆开始推进档案现代化管理。通过着手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室档案工作目标管理,档案馆内馆外的基础业务工作水平得到不断提升。1998年9月,省档案馆通过国家档案局组织的目标管理考评,晋升为国家一级档案馆。
2003年5月26日,这应该是省档案馆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高光时刻,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省档案局(馆)考察,对档案工作提出了“三个走向”的要求。自此,浙江省档案馆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档案工作“三个走向”为根本遵循,在服务中心、服务社会、服务百姓中积极有为,守正创新,改革攻坚,全省档案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档案业务建设不断提升,档案利用服务不断拓展,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档案工作就跟进服务到哪里的良好态势,档案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3年6月,我们举办了“崇高的事业——全省档案事业发展成就展”,通过300余件展品,充分展现“三个走向”指引下“浙江档案·这20年”的巨大发展成就,也充分体现了“三个走向”重要论述发源地档案人的使命担当。
韩李敏:我补充一下浙江省档案馆的前期发展,省档案馆最早的馆址位于省府大楼1号楼。1964年馆址搬迁至现在灵隐路石莲亭的位置。1982年底,馆址搬迁至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45号,我们现在所处的应是省档案馆的第四代馆舍了。
关于档案馆的建立和建设,这和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相一致。我们以前的档案管理是分散式管理,一直到195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这是我国档案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其核心理念就是提出了档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基本原则。到了1959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的要求,决定筹建浙江省档案馆,在档案管理处内部设立了“省档案馆筹备科”,配备了5名专职干部,负责省馆的筹备工作。到了1965年正式建立了浙江省档案馆。
主持人:省档案馆的主要馆藏是什么?
陈慧瑛:浙江省档案馆目前馆藏317个全宗,共计纸质档案200余万卷件,其中清代档案3353卷(件),民国时期档案12.7万卷(件),革命历史档案3000多件;其他还有照片、声像档案等特种载体档案51.4万张(盘),资料11.5万册(期)。另外,馆藏中还有杰出人才、名人手稿、名家书画等珍贵档案以及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共同富裕示范区等专题档案和专题数据库。目前,馆藏开放档案约33万卷(件)。
《钱塘江大桥》工程档案
馆藏中年代最早的档案是1738年清代浙江巡抚请安折。馆藏的茅以升《钱塘江大桥》工程档案、汤寿潜与浙江保路运动档案、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新安江水电站工程档案等4组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韩李敏:省档案馆的馆藏分为4大类,第一类是旧政权档案,也就是1949以前相关政权机构形成的历史档案。第二类是革命历史档案,是1949年以前浙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形成的档案,包括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档案。第三类是建国后形成的档案,就是1949以后至今省级机关各单位移交过来的档案。第四类是资料,这个资料也很复杂,用现在的话说主要就是非公开出版物,当然也有不少公开出版物。
主持人:我们听到了浙江省档案馆的很多高光时刻,张淑锵老师,那浙江大学档案馆是怎样的情况,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有什么“镇馆之宝”?
张淑锵:浙江大学档案馆成立于1989年,但是承载的历史却是跨越三个世纪,馆藏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文化和责任。我认为,浙江大学档案馆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和亮点。第一点是历史悠久,影响较大。浙江大学至今已有128年的历史,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研究分会的秘书长单位为全国高校在校史研究方面做强力支撑。
第二点是馆藏丰富,全宗较多。目前有8个全宗,除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个全宗,还有之江大学、英士大学等。档案计有234520卷,987731件,文件级目录618.9万条;馆藏量转化为数字形式大概有80T。
第三点是机构健全,功能较强。浙江大学作为一流大学的排头兵,是因为我们有各种支撑和引领,我们丰富的馆藏能很好的反映和支撑浙江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前进的时候所做出的各种探索。机构健全这方面,我们有7个机构,包括常规收管用各部门外,还有编研展览室和校史研究室,机构整齐的程度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
最后一点是以文化人,成果较多。作为高校存在的价值首先第一个就是教书育人,人才培养,我们档案馆作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条发展战线,20余年编撰出版了大量编研成果,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镇馆之宝这方面,浙江大学大量馆藏其实都是镇馆之宝,但是在2023年之前重要的镇馆之宝是马一浮的书法;进入2023年后,馆藏的《竺可桢日记手稿》入选中国档案文化遗产名录,大家都认为这个手稿是反映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性档案资料,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这是当前浙江大学最为自豪的镇馆之宝。
主持人:所以各级档案馆的日常业务都差不多吗?
陈慧瑛:综合档案馆的日常业务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收、管、存、用。与大学档案馆的日常业务相比,应该说在工作环节上比较相近,但在档案的来源、管理的重点、服务的对象以及业务指导、交流合作等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档案收集这块主要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依法接收工作。省、市、县(市、区)级综合档案馆主要是接收由本级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我们可统称为“档案移交单位”)形成的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另一个是通过社会开展征集工作。档案馆可以向非国有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等单位或个人保存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依法进行征集或征购。
档案保护这方面,针对纸质档案,我们通过数字化扫描加工或者是档案的修复等手段,对一些珍贵的馆藏档案开展保护工作。如针对民国档案,近几年我们大概每年平均有25万页的修复数量。另外,关于档案的长久保存问题,特别是针对电子文件或数字档案,我们就通过异地异质备份的方式加强保护与保管。
档案的开发利用方面,多年来,省档案馆在编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开展一些馆藏重要档案的梳理与研究,形成一些汇编材料,通过汇编工作能够把我们馆藏的重要档案进行系统化梳理,也更加方便查档者查阅利用。另一个是这几年我们对馆藏档案开展多载体多元化的开发,比方说围绕特色档案我们开发诸如《跟着档案去旅行》的专题节目,拍摄“档案里的故事”等系列视频;我们还结合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举办一些展览,既有体现我们服务中心大局的政治性比较强的各类主题展览,也有面向社会公众的文化普及类展览。
另外我们省级档案馆跟大学档案馆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我们对市县档案馆还有一些业务指导职能。
张淑锵:大学档案馆和地方综合性档案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学档案馆具有较强的内部性,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校园师生及广大校友,而且我们对查档有一定的要求,会对查档人的身份进行相应的审查。在符合查档资格的条件下,我们开通了全球预约查档的服务,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在线预约查档,我们可以在三日内实现“一次也不用跑”的高效便捷服务。
陈慧瑛:浙江省档案馆查档利用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而且现在不仅是提供一个线下查档途径之外,还可以通过浙江档案服务网或浙里办APP的“浙里档案”进行线上查档。
主持人:张小宇老师是地方文史研究学者,您觉得档案对您来说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张小宇:第一个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一手资料包括档案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基础,现在好多作者,一些所谓的专家都是通过网络资料来拼凑这些资料造成信息错误。
第二个因为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在近代史这方面需要优先使用档案,不论人物研究还是重大事件研究。
第三个档案在我们对一些事物的判断过程中有一个纠正的功能,因为所有的档案或者说一手资料都是当年记录下来的,回忆录等并不是说它没有意义,而是因为时间的问题记忆上会有偏差。
主持人:各位都来聊聊你们和档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吧。
韩李敏:档案具有文化的属性,同时又有政治的属性。从政治属性来讲,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档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置人于死地,也可以还人于清白。我讲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去年,我在阅读《浙江民国史料辑要》时,有份1907年有关秋瑾案的电报引起了我的重视。最终写就了《两封真假电报揭开一桩历史冤案》,刊登在浙报的“潮新闻”上,后又被“凤凰网”转发,浏览量超过30万人次。
秋瑾被害后,绍兴民间就有传闻,说秋瑾是被绍兴的3个乡绅出卖的。很快,此消息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当时绍兴的胡道南就跳出来,要求媒体公开记者的真实身份,以便当面对质,报社媒体予以了拒绝。胡道南又写信给报社,将他与徐锡麟、秋瑾的关系,以及贵福曾向他打听大通学堂的事,等等,写了说明,要求媒体予以刊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媒体当时没有刊登他的来信。反而在《神州日报》上公开了贵福致浙江巡抚张曾敭的电文,指名道姓地写明是胡道南等人告的密,以文件档案的权威性,坐实了胡道南告密的事实。从此,胡道南就臭名远扬了。1910年,王金发等革命党人,为了替秋瑾报仇,就暗杀了胡道南。民国以来,官方一直认定胡道南是告密的凶手,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书也是这么写的。
诬陷胡道南是告密者的假电文
去年,我重新将贵福致浙江巡抚张曾敭的电文找了出来,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最终从档案的角度,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原来当年《神州日报》刊登的“电文”是假的,真正的原始档案中,并没有胡道南的名字,是当时的革命党人,故意加上了胡道南的名字,以打击胡道南的嚣张气焰。枪打出头鸟,胡道南成了假档案的真正替死鬼。
陈慧瑛:我与档案的渊源比较深,我也很热爱这份职业。大学学的专业就是档案学,从2001年起,就在档案局、馆工作了24个年头,我与档案工作相伴并与时代同行,共同进步、共同成长。这个时期也是浙江档案事业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档案工作的理念、要求、工作环境、服务领域、服务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很多不熟悉档案工作的人经常会问,你们档案馆是做什么的?总的来说,档案工作的主要职责就是存史资政育人,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维权”的职责。我们讲档案工作者在古代被称为“史官”,就是主要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帝王言行、社会变迁等内容的人,而现在,我能够深刻感受到档案工作这个职业是与社会各行各业最有关联的一个职业,无论是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还是每一个社会个体,他们既是档案的记录者、形成者,也是社会记忆的管理者、社会文明的传承者。档案工作就像空气中的氧气一样,存在时没什么感觉,但一旦没有了,必定会让工作和生活处于一团乱麻中。
2017年6月,我们搬迁至现在的新馆。2018年刚好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年初时我们联合海盐县档案馆,还有张乐平纪念馆在新馆举办了一个“穿梭在马路弄堂——《三毛流浪记》画稿文献展”,《三毛流浪记》的作者是张乐平先生,他是海盐人。当时引进这个展览的初衷,就是考虑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记录者,而《三毛流浪记》则是通过漫画的方式记录了社会百态,这个特性和我们档案工作的特性是非常相近的,而这一展览形式很好地体现了历史的温度和档案文化的价值,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好评。通过举办这个展览,让我特别感到,我们要推广档案文化,就是要更多思考如何去抓住档案背后体现的一种价值认同、道德规范或精神指引,从而使档案文化在今后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张淑锵:我觉得档案是有生命的,2017年开始我做《浙江大学史料》第二卷史料编纂项目,这么多年下来我有三点感触。
第一点感触就是“着迷”——寻找档案隐藏的真相。我想真相谁都希望获得,因为谁都不希望生活在假象里,只希望自己所阅读到的、所身处的环境和认知都是真的,而档案能够收藏与展现真相。
第二点就是“抓狂”——有些档案载体信息不完整。因为我们馆藏的民国档案大多是黑白档案,是缩微胶卷数字化后打印出来的,黑白打印本身就会丧失一部分的历史信息,比方说公章下面的字可能会被完全盖住,我只能根据对当年历史的了解和对文书书写的方式来推断,相当困难。
第三点,我觉得是“欣慰”——档案支撑学术工作的开展。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大量的档案,我们才能在研究和编撰上获得很好的成果。能逡巡于大量的档案史料之中,钩沉辑录,有所发现和昌明,岂不快哉?
张小宇:我们在进行人物历史研究的时候,第一把他所有的学术文章进行汇编,才会知道他的学术思想在哪里,学术成就在哪里。第二做人物年谱,才了解人物工作、生活轨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史料有疑点,我们需要依据不同史料互相验证,其中,档案验证作用最大。
主持人:今年过年Deepseek的出现可谓是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里程碑意义,深度数字化转型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趋势。韩局对于浙江省档案馆的信息化、现代化、数字馆的建设是非常了解的,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韩李敏:浙江省档案馆是全国最早应用计算机管理的档案馆。早在1986年,浙江省档案馆就被国家档案局列为全国档案现代化的试点单位,开始应用计算机管理档案,成为全国第一家应用计算机管理的档案馆。从1986年到2005年,浙江省档案馆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实现对馆藏档案的目录检索和网上的开放服务。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视察浙江省档案馆,提出“档案工作正在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要提高档案信息化水平,运用现代技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根据习书记的要求,浙江省档案馆向省委办公厅提交了《关于要求开展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请示》以及《省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案》,最终在省领导的关心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省数字档案馆的项目得以立项建设。
数字档案馆所要做的事,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存量档案的数字化和增量电子文件的档案化。即将馆藏纸质档案、声像档案进行数字化,对于省级各机关单位形成的电子文件实现归档和接收进馆。
浙江省档案馆的数字档案馆“一期工程”在2009年得到了国家档案局组织的专家验收,成为我国首个国家数字档案馆样板工程。
浙江省档案馆成为全国首个示范数字档案馆省级馆
随着新馆的建设,从2016年开始,浙江省档案馆又开始了数字档案馆的“二期工程建设”,2019年9月通过国家示范数字档案馆测评,成为全国第一家通过数字档案馆测评的省级以上档案馆。
总之,在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方面,几十年来,浙江省档案馆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
主持人:大家认为接下来档案工作者应该如何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加快自身的转型?
陈慧瑛:首先,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用拥抱的姿态去应对问题与挑战。我们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等先进数字技术来加速我们业务工作、服务工作的深度转型。
一是可以助推档案管理的标准化与自动化。如在归档环节,AI可以辅助判别档案类型、确定保管期限以及提取其他关键信息,从而实现自动化的档案信息著录。如借助大语言模型强大的文档解析和语义理解能力,可以实现批量档案文件的自动化开放审核和密件识别,大幅提高鉴定工作效率。
二是可以助推档案服务的智能化与个性化。基于知识图谱和语义搜索的智能档案检索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增强式检索和推理式内容生成则可以进一步提高档案检索的准确性,挖掘档案内容的潜在知识价值。此外,借助AI的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还可实现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呈现与交互展示,显著增强档案的传播效果与吸引力。
张淑锵:首先,我觉得在整个人工智能AI实际上就是电脑辅助人来做各方面的工作,因为AI不是人,它要靠系统去接触资源,如果你的数字资源不够丰富,资源质量不够优越,它就无法来帮你完成工作。
第二我觉得有AI进入生活、进入工作,这是一个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我们更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数字化要抓紧,数字化的质量也要抓紧。我们现在有形式数字化,缺乏实质数字化,也就是说档案被扫描拍照,只是变成了照片而已,其实还是不够的,数字化的质量和水平与档案工作的需求还不太适应,只有这些数字化的档案规模足够大,内容能够被电脑广泛阅读,人工智能才可能真正成为我们所想的人工智能。一缕曙光,并非一片暖阳。我们应该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但是更要认识到档案工作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还有相当的工作需要去实现。
主持人:所以张老师认为人工智能还不够“智能”,更是无法立即代替档案工作者。那么我们来问问陈处,如果要到档案馆工作,需要具备哪些能力?现在的专业设置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是怎样的?
陈慧瑛:应该说,要做好档案工作,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多方面的,既需要有从事档案工作正常开展的基本业务知识技能,熟悉前面讲到的档案工作收管存用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和实际操作,这里又可以细分档案管理、档案信息化、档案保护、档案编研、档案展览、档案文化宣传等岗位的能力要求。同时,为了更好地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这里还需要档案工作者有较高的政治能力、综合管理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等。
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高、专业性强的工作,人才是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近几年来,我们坚持以“人才强馆”为理念,完善打通“引、育、管、用”全链条机制,突出加强档案人才队伍的能力建设。特别是近三年来,我们持续多途径引进、招录了涉及图书情报档案、历史学、哲学、计算机技术、信息资源管理、法律、文学、新闻传播等多学科的人才,馆内人才队伍“蓄水池”得到不到丰盈,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明显改善;同时,不断加大培育培养力度,建立多元多层次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及锻炼体系,积极营造“干中学、学中干”的良好氛围,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成效也比较显著。
主持人: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新时代,档案工作如何发挥更大价值和作用?
韩李敏:我觉得“互联网+开放”是新时代档案工作的制高点,是引领档案工作发展的方向,谁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陈慧瑛:新时代档案工作应通过推进数字化深度转型、创新智慧服务,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度挖掘档案信息资源的文化价值,赋能资政育人和文明传承,同时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历史记忆与时代需求的有机融合。
张淑锵:我想我的一句话是坚持面向读者、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突破高校档案的“内部性”及其“二重内部性”,将档案开放真正落实在档案法治的各个领域。
张小宇:分步、分类建立垂直模型,迎接AI时代,服务社会。
主持人: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不仅了解了档案的起源、发展和重要性,还深入探讨了档案馆在新时代如何发挥更大价值和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浙江省档案馆和浙江大学档案馆在馆藏特色、利用服务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及他们为推动档案事业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宝贵财富。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浙江省档案馆和民盟浙江省委员会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交流平台,也要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发言和无私分享。观众朋友们,本期“第五会客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
接下来,我们有请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利月来为我们讲话,掌声有请。
王利月:档案如何在新时代发展,刚才各位嘉宾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讲述。我觉得如果要讲一条基本路径,就是“守正创新”,所谓的守正就是我们档案的基础业务工作要做好。
但是光做这些是不够的,所以创新特别是改革,是我们目前实现更大价值的唯一路径。今年我们省档案馆已经发布了“改革推进年”方案,推出了6个方面的改革,6个方面的改革也涵盖了刚才各位嘉宾所讲的一些内容。
刚才各位嘉宾讲的核心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档案一定要是真的,出现虚假档案就会害人,这是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工作没做好,就说明我们档案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做好。
第二个就是档案的开放很重要。我们需要给老百姓和研究学者一个更方便查档的途径。
还有就是现在AI时代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这个机遇就在于我们档案本身就是个数据库,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数据库挖掘出来,应用在AI上。
主持人:感谢王馆长的精彩总结,也感谢每一位到场朋友的热忱参与。现在有请嘉宾和领导移步台前合影,让我们用镜头定格这个思想交汇的时刻,作为今日文化传承路上的一次见证。期待未来与各位继续携手,共同书写更多属于我们的文化故事!
来源:丹青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