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李昀鋆21岁，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她回到学校完成学业，考雅思，顺利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似乎已经从至亲离世带给她的哀伤中走出来了。

哀伤吧，不急于节哀，也不勉强顺变。

“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为分界线，被清晰地劈开成了两段。”

那是李昀鋆的母亲去世的日子。

当时，李昀鋆21岁，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她回到学校完成学业，考雅思，顺利申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似乎已经从至亲离世带给她的哀伤中走出来了。

但只有李昀鋆自己知道，她的哀伤从未停止，“我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没有一天不会因为想念她而流泪。”只是，这份沉甸甸的哀伤，被她藏起来了，并且藏得很隐蔽。

后来，她在新书《与哀伤共处》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状态，“我的人生好像突然被推入了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很长一段时间，李昀鋆都困在“人生无意义”的虚无感当中。

2016年，她经历了一次车祸，在医院住了19天。这次和死神擦肩的经历，让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个时候，她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社会福利专业博士研究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

“如何与哀伤共处？”是她那个阶段生命中最重要的课题。她想借着研究的名义，去解决自己的困惑。于是，她决定做一个关于丧亲和哀伤的研究，想知道其他人的哀伤经历，以及人们是如何带着哀伤继续生活下去的。

“ 爸爸走了，你是不是不伤心？”

李昀鋆开始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招募访谈对象，在邀请信中她这样写道：

死亡是每一个生命必达的最后终点，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忌讳谈及死亡。于是，当活着的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死亡”时，或许就是我们最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而那一份哀伤也很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情感最强烈、最痛苦，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段时光。我很希望能够听到您的故事，听到您对逝去亲人的爱。这次访谈会陪伴您一起回顾哀伤走来的一路，发现其中的意义、痛苦和成长。您的故事亦可能成为压倒“避谈生死”这一社会禁忌当中的一根稻草，让更多的人不至于要用最痛彻心扉的方式认识死亡与哀伤，留下一生无法治愈的遗憾。我也真诚地希望参与这项研究能够成为您哀伤经历当中的一个疗愈时刻。

这份邀请信发布的当天，她就收到了来自191位丧亲者发来的报名信息表，这远超出了她的预期，报名者来自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多个地方。

从2017年8月开始，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和这些年轻的丧亲者对话。最终，她访谈了44位年轻的丧亲者，33位女性，11位男性，有人丧父，有人丧母，其中有两人经历了双亲离世。在父母离世时，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19岁，接受访谈时，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5岁。

访谈的过程中，李昀鋆发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哀伤语言是极度缺失的，有人从头到尾不会提及“死”字，也很少有人提及“去世”和“离开”，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用“那件事情”这类模糊化的词汇来替代。在她看来，如同临床心理学所强调的那样，命名情绪，是人们学会与情绪共处的第一步。如果一个文化环境中，连丧亲这类词汇的语言都没有“提供”，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人也就自然而然被“剥夺”了使用语言来分享和思考哀伤的空间。

很多访谈者都告诉她，她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听到自己讲述哀伤故事的人。在此之前，他们的哀伤是完全隐蔽的，不被表达的。因为刻意把哀伤藏起来，有人甚至在父亲去世后，被母亲小心翼翼地问起，“爸爸走了，你是不是不伤心？”

最开始的时候，访谈会在线上进行，李昀鋆通常会选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拨通对方的电话，他们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却不需要有任何眼神的交流。李昀鋆发现，自己似乎在扮演一个“深夜电台主播”的角色。此后，她专程去往对方所在的城市，两个人坐下来进行面对面交流，却遗憾地发现，谈话往往难以抵达她预期的深入程度。“他们聊到自己的哀伤时，明显很不自然，经常会不知所措，逃避眼神对视。”

哀伤对话，再一次回到线上。随着对话的深入，李昀鋆也开始尝试向访谈对象坦诚自己的哀伤经历，她发现，同为哀伤者的身份，会让对方更有倾诉欲，也会讲述更多的细节，访谈时间也因此会延长，通常对话会进行1.5小时，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小时。

对于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们而言，有一些经历是相似的，丧亲的身份会给他们带来羞耻感，他们会有意识地隐藏这一身份。父母离世，尤其是与自己情感更为亲密的一方离世后，年轻子女会突然发现自己陷入迷茫，失去了努力的动力。同时李昀鋆也发现，年轻人是积极的意义创建者，他们不会接受自己的生命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丧亲会促使他们重新寻找自我生命的意义感，以及积极重构自我生命的秩序感，最终，他们会经历某个“顿悟时刻”，然后将这段哀伤的经历融入到个体的生命叙事中去。

当强烈的哀伤爆发后，年轻子女们通常会经历与抑郁症相似的哀伤反应, 譬如失眠和食欲减退等，同时也会经历属于丧亲的特定反应，譬如强烈的愧疚感和孤独感等。他们开始意识到，无解和无能为力是生命的常态。

“ 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博士论文顺利完成了,李昀鋆也顺利毕业了。

当初，她想借着研究的名义，找到自己人生的答案，而事实上，她不得不承认，研究完成后，她依然放不下哀伤，疼痛依然很真实地存在着。

而在个人层面之外，研究哀伤，在公共领域，究竟有什么意义？她曾查找学术文献，寻找一些能支撑这项研究的证据，想证明经历亲人离世的确会给人们“身心社灵”各个健康维度都带来或长或短的负面影响，但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她发现，关于丧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小众研究范畴，且更多研究源于国外，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环境里，相关的研究几乎是缺失的。

从访谈对象的反馈中，她得到了一丝慰藉。她把论文发给她的访谈对象，有人告诉她，自己读完了558页的论文，把其中提到她母亲的段落截图打印出来，贴在了日记本上。有人告诉她，每次伤心的时候，都会想起她说的那句“哀伤不是一种病，不需要被治愈，哀伤是爱。”有人告诉她，“我也没走出难过，只是相比最初那个完全无助的自己稍微好了些。我甚至觉得，这道撕裂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它只会被越结越厚的痂覆盖。”

李昀鋆会记下对那些年轻子女们而言重要的日子，包括他们亲人的忌日，他们自己的生日，她会在这些特殊的日子，以及在清明、春节、母亲节、父亲节等节日里，给对方发一条消息，“生活有时候有点孤独，但是孤独的我们并不是孤单的。”访谈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她都通过这种细微的关怀和44位访谈对象维系着连接。

对李昀鋆而言，这篇会永久存放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库里的关于哀伤研究的论文，更像是一份只属于她和她文中的44个访谈对象私人化的哀伤故事。

那个时候，她未曾想过，这份关于哀伤的研究，能被更多人看到。后来陆续有人通过她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她，表达自己对这篇论文的兴趣。这也推动着她尝试再往前走一步，于是，在这个春天，《与哀伤共处》出版了。“我希望它不仅是一本研究成果，更是一段可以被看见，被理解的哀伤叙述。”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份，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我打开了这本《与哀伤共处》，随书赠送了一本小册子，橙黄色的封面，右下角写着“相信我，写下来，真的有用。”里面的每一页，在夹缝中都有一道细微的橙黄色的光亮，“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在第一页，我看到了这句话。合上这本小册子，我打开了这本书，“谨以此书献给甘瑞珍（李昀鋆的母亲），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也宁愿你永远不知道）”

在作者简介中，李昀鋆自称“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也是一个在日常对话中喜欢猝不及防聊起深刻生命议题的人”。

她是哀伤经历者，也是哀伤研究者，她倾听和记录她人的哀伤经历，她是细微的观察者，也是温暖的共情者。在和她的对话中，丧亲的年轻子女们将自己生命里隐藏的哀伤一点点掏出，像剥洋葱一样，自我剖析，这个过程当然伴随着巨大的痛苦，而痛苦被看见的过程，其实也是它被治愈的时刻。

或许，阅读这本书，并不会减少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焦虑，然而它会给予我们一些力量，或多或少，让我们在与哀伤共处时，能够感受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

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曾是，或正在是，或将成为，与哀伤共处的人。

作者：周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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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