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阳明有关朱子思想理路的分歧始于《大学》，之后终其一生阐释《大学》，并提倡《大学》古本。但在其后学中，《大学》的版本问题依然方兴未艾，并流通着朱子改本、阳明古本与石经伪本三个版本。通过分析浙中与江右两王门后学对这些版本的态度，其在阳明后学中呈现以下变化：朱子改本
摘要：阳明有关朱子思想理路的分歧始于《大学》，之后终其一生阐释《大学》，并提倡《大学》古本。但在其后学中，《大学》的版本问题依然方兴未艾，并流通着朱子改本、阳明古本与石经伪本三个版本。通过分析浙中与江右两王门后学对这些版本的态度，其在阳明后学中呈现以下变化：朱子改本到阳明古本的转变、尊阳明所倡《大学》古本及以石经《大学》为正。这样的发展结果，与诸后学个人思想理路、从师时间性差异、师友交往的地域性差别及求实复古思潮的推动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阳明后学；《大学》版本；浙中王门；江右王门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至汉唐一直作为《礼记》中的一部分内容。到北宋时，二程始注重《大学》，并认为内容有错编而加以改动。至南宋时，朱子又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给予修订与阐发，将其作为“四书”之一而倍加重视。从朱子的《大学》改本成为官方版本，到阳明提倡恢复《大学》古本并成为王门的主流版本，《大学》版本呈现出变动不居的特色。随着明末石经《大学》的出现，朱子与阳明的部分后学转而尊石经本，对朱子改本与阳明古本有了很大挑战。学界对《大学》版本在明代的流衍及文本阐释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然而，有关《大学》版本在阳明后学中的流衍情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系统性探究，相关成果也比较少。在阳明后学中，《大学》版本的流衍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诸后学所尊版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析将有助于更深一步地了解《大学》与阳明后学思想的关系。
在阳明后学的八个王门中，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浙中为阳明家乡，是阳明学传播的重镇。其中王畿的思想承继阳明，又有部分超越，且他一生讲学，影响深远，成为让阳明学“风行天下”又“渐失其传”的关键性人物。而江右是阳明远离家乡留居最久的地方，此处弟子众多。黄宗羲评价江右王门为“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王门诸后学重工夫实践，这点也使其在晚明成为纠正阳明后学之弊的主干力量。以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为中心，对阳明后学有关《大学》版本态度的探析具有代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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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工不专一也。”[4]98最初聂豹受朱子改本影响较深，再看阳明对《大学》的阐释，尤其是不同于朱子思想理路的部分，便觉疑惑不解；然后“反求诸身心日用之间，参诸程朱合一之训，涣然若有所觉，而纷纷之疑亡矣”[3]48；直到按阳明、程朱之路径亲身体验一番，方且体悟到阳明所谓《大学》“诚意”之旨。
明白了“格物”与“诚意”作为《大学》主旨的区别，聂豹开始由朱子改本的旧习转向对阳明古本《大学》的新阐释。他认为“阳明逝矣。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并作《重刻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臆说序》，阐述《大学》“诚意”之旨。《重刻大学古本序》中还说到程朱训“格”为“至”，意味着格物者“必谓博极乎事物之理”[3]48-49。聂豹认为，如此不仅有违圣人明白易简之理路，其“以一贯之”之理也会遗失。“《大学》于入门之初，乃先驱人外性以求知，其于天理存亡之几，疑若无所与焉者也。无乃厌圣学之明白简易，而欲率之以烦苦者之所为乎？”[3]49聂豹认为，程朱对《大学》“格物”以求之于外的阐释理路，是舍简逐繁的做法。“夫因言以求其心要，欲共明圣学，岂乐为朱子操戈，以身犯不韪而重天下之呶呶哉？”[3]53更可见聂豹的态度是从其师阳明之说，进而反对朱子对《大学》“格物”的阐释理路，强调“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的“止至善”之旨。在给唐顺之的回信中，聂豹提及“《大学》古本之复，真是取日虞渊手段”[3]273。“虞渊”又称“虞泉”，是传说中的日没处。聂豹以此譬喻，说明阳明复古本《大学》是救世风之弊。“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4]92聂豹一生在政为民，不仅保其安利，更重其思想教化。因此，他对倡古本《大学》、救时风之弊也是竭尽全力，备受阳明赞赏。
明朝时期，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官方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阳明及其身边诸儒也都深受该书影响，并遵循其“格物穷理”的工夫进路。由于“格竹子”的失败，阳明开始反思“格物”的合理性，而《大学》便是他着手反思的主要文本依据。阳明提出恢复《礼记》古本《大学》，认为“诚意”才是《大学》主旨，进而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核心思想———“致良知”。这一转变对阳明的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从《传习录》中其弟子与阳明有关《大学》主旨的对话便可窥得一斑，浙中徐爱与江右聂豹就是其中例子。
徐爱是阳明比较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的著作不多，除了《横山遗集》，其思想主要散落于《传习录》中。在《大学》文本方面，他前期虽受朱子改本影响，但最后仍尊信师说，以古本为正。当发现阳明与朱子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同时，徐爱便有不解：“‘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阳明回答他说，“新民”是“自新之民”，“亲民”犹孟子的“亲亲仁民”义，亲之也就是仁之，兼有教养的意思在里面。听后，徐爱方有所觉。当涉及工夫理路时，徐爱也并不能自觉：“‘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阳明告诉他，在事物上求至善是“义外”，而“至善是心之本体”，需从内求得，徐爱一时也不能完全贯通：“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传习录》中还记载了徐爱对古本《大学》从“骇”而“疑”进而到“不惑”的整个心理过程：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徐爱与阳明在最初都遵循朱子《大学》之教，而阳明在早年“格竹子”而不通，进而反思朱子思想理路及《大学》版本问题，最终倡导以“正心诚意”为要的《大学》古本。徐爱在以朱子改本为常的环境下，对于阳明提倡旧本，“始闻而骇”；后经过思悟，体悟到阳明之学乃“孔门嫡传”，其他的为“傍蹊小径”，并由以朱子改本为准转向以古本《大学》为尊。可惜徐爱早逝，其思想转变之后所悟思想的阐发与著作并不是很多。早年跟随阳明而出现这种转变的并非徐爱一人，郑朝朔、梁日孚等亦是如此。
聂豹初次听到阳明对《大学》文本作出与朱子不同的阐释时，也是“骇而疑之，犹夫人也”。之后聂豹随阳明求学，“伏读阳明先生古本《大学》”，觉得此本更见“圣域”，但对“格物致知”的阐释理路仍然未转变过来：“自朱子所解推广知识，穷极至善，已为详尽，夫何先生复解以为善去恶，皆自知之？”在《传习录》中也有聂豹记录的阳明话语，可以窥得其问学过程中的思想转变：“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工不专一也。”最初聂豹受朱子改本影响较深，再看阳明对《大学》的阐释，尤其是不同于朱子思想理路的部分，便觉疑惑不解；然后“反求诸身心日用之间，参诸程朱合一之训，涣然若有所觉，而纷纷之疑亡矣”；直到按阳明、程朱之路径亲身体验一番，方且体悟到阳明所谓《大学》“诚意”之旨。
明白了“格物”与“诚意”作为《大学》主旨的区别，聂豹开始由朱子改本的旧习转向对阳明古本《大学》的新阐释。他认为“阳明逝矣。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并作《重刻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臆说序》，阐述《大学》“诚意”之旨。《重刻大学古本序》中还说到程朱训“格”为“至”，意味着格物者“必谓博极乎事物之理”。聂豹认为，如此不仅有违圣人明白易简之理路，其“以一贯之”之理也会遗失。“《大学》于入门之初，乃先驱人外性以求知，其于天理存亡之几，疑若无所与焉者也。无乃厌圣学之明白简易，而欲率之以烦苦者之所为乎？”聂豹认为，程朱对《大学》“格物”以求之于外的阐释理路，是舍简逐繁的做法。“夫因言以求其心要，欲共明圣学，岂乐为朱子操戈，以身犯不韪而重天下之呶呶哉？”更可见聂豹的态度是从其师阳明之说，进而反对朱子对《大学》“格物”的阐释理路，强调“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的“止至善”之旨。在给唐顺之的回信中，聂豹提及“《大学》古本之复，真是取日虞渊手段”。“虞渊”又称“虞泉”，是传说中的日没处。聂豹以此譬喻，说明阳明复古本《大学》是救世风之弊。“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聂豹一生在政为民，不仅保其安利，更重其思想教化。因此，他对倡古本《大学》、救时风之弊也是竭尽全力，备受阳明赞赏。
尽管诸如徐爱与聂豹等阳明早期弟子有从朱子改本转向古本的过程，但其之后一生遵其师说，尊阳明所倡《大学》古本，而再无疑虑。此外，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诸如钱德洪、王畿、胡直等则一直尊阳明所倡古本《大学》。
钱德洪是阳明的晚年弟子，一生严格遵循师说。自与阳明相识，“率诸友七十余人，辟龙泉中天阁，请文成升座开讲，首以所学请正”,可见他在拜师之前便对阳明十分尊崇。“昔者吾师之立教也，揭诚意为《大学》之要，指致知格物为诚意之功，门弟子闻言之下，皆得入门用力之地。”钱德洪的思想深受阳明影响，在《大学》文本方面遵循其所倡古本，以“诚意”为《大学》宗旨。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说：“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龙场悟道，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第二年，他又定“知行合一”之旨，标志着对古本《大学》的确立。钱德洪一生恪守此立说，认为《大学》之教自孟子之后得阳明而续传，“复大明于今日”。对于邹守益刻《大学》古本于《续编》中的行为，他也表示赞叹，认为如此便“不必更为别说”。
王畿同钱德洪一样，也是阳明的第一代弟子。由于二人秉性不同，所理解的阳明心学的理路也不同。尤其是关于天泉桥“四句教”一事，二人更是出现“四有”与“四无”的分野，并且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对阳明思想主旨的阐发。虽然二者有如此大的分别，但是他们一生都遵循着阳明的思想，在《大学》版本方面也遵循阳明所倡的《大学》古本。在对阳明学的发展方面，黄宗羲曾评价王畿说：“然先生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王畿的思想在阳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被后儒认为是阳明学之传成败皆系的关键性人物。王畿无论是在思想主旨还是在《大学》方面，都承续阳明所教。“《大学》之要，在于诚意，则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诚意’，不几于赘乎？”对于加“敬”于“诚意”的工夫进路，王畿与阳明的观点一致，认为是累赘之举。“晦翁以格致诚正分知行为先后，先师则以《大学》之要惟在诚意，致知格物者，诚意之功，知行一也。”王畿对《大学》主旨思想尊阳明所倡，反对朱子的“居敬涵养”工夫理路，认为朱子论“敬”以诚是将知行二分了。同时，他认为《大学》应以“诚意”为要，“诚即是敬”的知行合一理路才是孔门之旨。他在与吴悟斋的书信中也引《古本序》中言论，强调“诚意”为“《大学》本旨、千圣之绝学”。
此外，作为江右王门第二代弟子的胡直也以古本《大学》为正，遵循阳明所提倡的“正心诚意”之旨。他赞成阳明对《大学》“亲民”观点的坚持，否定朱子的“新民”阐释。在工夫理路方面，胡直也遵循阳明的释经路径，持有顺道“穷理进性”的内向理路；反对烦琐的“穷致事物之理”外向工夫理路，不认同朱子将“格物”作为《大学》之要。“《大学》之道贵知本，故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今语《大学》，则反后身心而先物理，窃恐圣门格物之旨、《易传》穷理之义不如此。”“《大学》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穷索诸物也。”胡直认为，先儒在诠释《大学》主旨时，将格物的次序放置在身心之前，不符合圣人之旨。他还以《易》来论证阳明古本与朱子改本的区别，尊“亲民”而否“新民”，持顺道“穷理尽性”而否烦琐的“穷至事物之理”。关于石经《大学》，胡直在给唐伯元的回信中持批评态度。他坚持维护阳明学，而反对唐伯元所提倡的石经《大学》“修身为本”的思想主旨，尤其是血肉之身。他不认可石经《大学》的“修身”为旨，认为如此是“舍本逐末”了。胡直不仅批评唐伯元以主“修身”的石经本为正，更对其在朝堂上弹劾阳明一事甚为恼怒。关于唐伯元在朝堂上提议以石经《大学》为正并否定阳明的地位一事，相比其他阳明后学，胡直否定唐伯元、护持阳明的态度更加坚决。
在阳明后学中，也有部分弟子虽以《大学》古本为正，但其思想却偏向朱子思想进路，抑或说兼采或调和朱王思想。浙中王门的张元忭，北方王门的杨东明、赵维新等便是其中例子。相比杨东明与赵维新的朱王兼采，思想具有不明确性，张元忭的朱王调和更有着主动性的意向。在年少读朱子改本《大学》“格致”章补时，张元忭深有疑惑；后来“得《大学》古本读之，而后知圣人之学固如是乎易简而无难也”；其后再读朱子《性理》“到岸弃舟”诗句，并集录为《悟后诗》；又结合阳明的《晚年定论》，方明白朱子之学博大圆融，与陆王并无差异。张元忭尊阳明所倡的《大学》古本，对阳明“格物”之“格其不正以归于正”的解释“向来所深信而黾勉”,认为古本《大学》更能体现圣人之学的简易之风。在《朱子摘编序》中，他不仅阐述了自己少时读朱子改本《大学》之“格物”而惑，到稍长时读阳明所倡古本《大学》而明的过程，还阐述了阳明提出“致良知”思想的背景：当时所谓的朱学者“得其肤而未窥其髓”，只务于考索，“拘泥于格式”，而“不知吾心有不虑之知”“天然之则”。张元忭特别强调朱子后学，意在阐释明代的朱子学乃人病，并非法病。因此，阳明为救其弊而揭“致良知”教，并作《晚年定论》，“考亭之学其精髓始透露于此”。对此，张元忭认为，阳明不仅“不畔于考亭”，反倒是有功于朱子学。对于这一情况，后儒黄宗羲给予“先生谈文成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的评价，也体现了张元忭辗转于朱王之间的复杂情况。
晚明时期，随着石经《大学》的出现，阳明后学中有部分人对朱子改本、阳明古本《大学》产生怀疑，而以石经《大学》为正。其中，江右王门的王时槐、刘元卿，以及泰州王门的耿定向、邹德涵、杨起元等皆对石经《大学》有所推崇。石经《大学》出现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前后，为丰坊伪造的三国曹魏政和年间的石刻本。尽管当时已有部分儒者证实此版本为伪作，但是“由于此书正好迎合了在《大学》文本争议所产生的无休止纠葛下，人们对全新证据的期盼心理，又得到著名博学学者郑晓(1499-1566)的大力推毂，同时也契合了当时好奇好秘的社会风气”，故仍然有不少儒者对此石经本《大学》尊信不疑。江右王门的王时槐与刘元卿便在其中。
王时槐为江右王门第二代弟子，整体思想尊阳明之学，但也不拘阳明所言而有所发挥。在《大学》版本方面，王时槐先是反对朱子改本而遵从古本，后又转尊石经本。他在《刻大学古本跋》中论及阳明“格之训正，物之训事”而异于先儒时，指出：“世之学者蔽于诵习之久，信今文而疑古文，信以物为理而疑以物为事，无亦为先入之言坚主于中者之过也？”
他认为世人尊信朱子《大学》改本而有疑于《礼记》古本，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毕竟明代朱子改本为官方科举必读书目，其正统地位与义解早已深入世儒心中。对于这种情况，王时槐认为：“纵使先儒以《大学》之文先后更置不一，乃吾心之良知决不因文字之更置而有改异。凡为学者，安得舍吾心之良知以为学乎？”在《刻大学古本跋》的文末，他还谆谆告诫当世诸儒，对于《大学》文本“读者诚毋泥于先入，惟切己反求，虚心以绎其旨，当自信其秉彝之良而契孔曾心法于千载之上矣”。他认为，相比孔曾心法，《大学》文本本身是次要的。因此，尽管《大学》文本各有不同，但诸儒本心“良知”并不因文本内容调序而有所改变，不能因拘泥文本而舍弃本心，而要切己反求，体悟圣人心法。虽然王时槐在《跋》中肯定了阳明所倡古本相比朱子改本更能发明本旨，但是，在他看来，发明本心重于文本。这样的观点也促使他后来见到《大学》石经时，没有加以详细考证，仅凭其内容完备、义理周圆就认为“《大学》一书，鄙意亦以石经《大学》为正，其词义浑成，原无错简，无缺文，不必更定而补缀也”。
在《大学》的版本方面，刘元卿同王时槐一样，也是尊石经《大学》。“予独恨石经之不蚤见于王子之世也。见于王子之世，则纷纷之说可无辨也。”在遇到石经《大学》之后，刘元卿“每读不忍去手”，并且非常自信地认为，如果石经《大学》出现在阳明时期，阳明便不会再提倡所谓古本《大学》，其他诸儒也不会在朱子改本、阳明古本及其他改本中纠结。“岂惟不必辨，亦不必冠良于知，训格为正也。”“言明德，则良知具矣。加良于致知之知，则非其指；训正于格物之格，则失其义。故予以石经不见于王子之世为恨也。”在刘元卿看来，石经《大学》的出现，不仅解决了之前诸儒对《大学》版本的争议，也解决了对《大学》内容阐释不同的问题。相比古本《大学》以“诚意”为要，石经《大学》以“修身”为本。尊信石经《大学》的刘元卿亦不再认同阳明的释“格”为“正”，甚至怀疑阳明的核心思想“致良知”之在“致知”基础上加一“良”字是不必要的。后来，刘元卿还著有《大学新编》共五卷，主要是阐释石经《大学》及收集其他诸儒对《大学》的阐释。其中，卷一为《石经〈大学〉白文（并跋）》，卷二为《石经大学略疏》，卷三为《石经大学发明》《附录〈中庸〉大指》，卷四、卷五为《大学广义》上下，可见其对石经《大学》的重视。
在阳明后学中，阳明所推崇的《大学》古本，并未得到一致遵从，而是呈现出古本、改本与石经本各有所从的情况，这不仅与诸后学个人思想理路的不同有关系，同时还有从师时间性差异、师友交往的地域性差别及求实复古思潮的推动等方面的原因。
（一）个人思想理路不同
朱子改本、阳明古本与石经本这三个《大学》版本，分别确定了“格物穷理”“正心诚意”“修身知止”三个不同的思想主旨。“《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对于遵循不同版本的儒者而言，也阐释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理路及工夫进路。
朱子认为先儒留下来的《礼记·大学》有错简而改定《大学》，并以“格物”为其主旨，以“格物穷理”作为其为学成圣的路径。无论是阳明还是其后学徐爱与聂豹，在最初之时，皆尊朱子“格物”理路。从阳明早年“格竹子”失败而开始对朱子《大学》“格物穷理”的质疑及对其工夫进路进行反思，到后来提出“正心诚意”的思想主旨，他认为《礼记·大学》并没有错简，并提出对古本《大学》的恢复。在阳明确定《大学》思想主旨之前，徐爱与聂豹也都受朱子改本的影响，以“格物穷理”为工夫主旨。钱德洪与王畿受阳明思想的影响，一直遵循“正心诚意”的为学进路，秉持“致良知”的核心思想，反对朱子“推极吾之知识”“穷至事物之理”的思想理路。因此，他们在《大学》版本方面也是反对朱子改本而尊古本。张元忭在最初对朱子“格物”理路产生疑惑，也不得其解，读到阳明所倡古本后，方知求之于外的“格物”进路很难穷得天理，而求之于内的“正心诚意”才符合圣人的简易之法，也应是《大学》的主旨思想。
然而，张元忭虽尊阳明所倡古本，但对于入圣之路，并不否定“求之于外”之法。“智以顿悟，礼以渐修。自悟自修，是大比丘。”从其所作禅诗可以看出，张元忭认为朱王之学并不相悖，都是入圣之路，不过是顿渐的区别。张元忭师从王畿，但又不盲从王畿主“无”的本体理路，而是认为“上智即本体为工夫，下学用工夫合本体”,“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工夫也”。张元忭认为，阳明的部分后学只讲“良知”，而不讲“致良知”，实是偏本体而不重工夫的表现。因此，张元忭的学说更加注重实践工夫。《王门弟子所知传》中说他“沿二王之习，务崇躬行，砥实践”,在实践工夫方面，他在王畿的基础上又有发明。而这一点，也离不开他对朱子思想的体悟。“朱陆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论著与文成意符者汇集之，题曰《朱子摘编》，以祛世儒之惑。”张元忭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本是同源，并汇集朱子与阳明思想共通者成《朱子摘编》，进而走向了合朱王的思想进路。
石经《大学》的出现，代表着诸儒对《大学》主旨的观点从“格物穷理”“正心诚意”到“修身知止”的转变。在写给杨晋山的书信中，王时槐不仅“以石经《大学》为正”,同时还认为：“果如石经《大学》知止知本之旨，则不必更言穷物理、致良知，而物理良知悉包括于知止之中矣。”在此，他还阐释了自己对朱子“格物穷理”及阳明“致良知”之旨的怀疑，认为二者皆已包含在“知止之中”。而“修身知止”正是石经《大学》所提倡的要点。同为江右第二代弟子的刘元卿对阳明的“良知”“格物”思想也持不赞同的态度，认为阳明加“良”于“致知”之“知”、训“格物”之“格”为“正”失去了《大学》的本意。“至是读石经《大学》，词旨完明，浑成一书，本无阙误。某以知止知本释格至，理极精切，其可信可传无疑。”“知修身为天下国家之本，谓之格物，谓之知之至……格之云彻也。彻，本末而一以贯之之谓也。”刘元卿训“格”为“彻”，“彻”有“一以贯之”的内涵，是以修身来完成“格致诚正”与“修齐治平”的贯通。因此，刘元卿训“格”为“彻”正体现了他以修身为主旨的思想理路。而石经《大学》增“颜渊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增加“修身”为旨的内容，迎合了当时提倡“修身”的部分儒者，增强了石经《大学》在当时流通的可行性。
（二）从师时间性差异
阳明后学对《大学》版本的认可不同，有时间性的原因（见表1)。从阳明确定古本《大学》的时间及各儒入王门的时间，便可看出其第一代弟子对朱子改本与古本《大学》的态度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第二代弟子在《大学》版本方面也存在时间性差异，但他们更多是受到了晚明时期社会学术背景的影响。
由表1可知，第一代弟子拜阳明为师的时间段为明朝中期，其生活时间段主要在明朝中晚期。其中钱德洪、王畿、邹守益对《大学》版本的遵从基本未发生转变，皆尊阳明所倡古本《大学》。三人拜阳明为师分别在正德十六年、嘉靖二年与正德十四年，皆在阳明已经确定《大学》古本为正之后。并且此时三人年纪皆是20多岁，而阳明是50岁左右，已经处于思想较为成熟的时候，不仅确立“知行合一”之旨已多年，还确立了其核心思想“致良知”。这三人在早年便成为阳明的入室弟子，因而他们对《大学》版本的态度深受阳明影响，尊阳明所倡古本《大学》自是无疑。钱德洪与邹守益一生尊阳明所教，思想上发明并不多；王畿的思想虽比其师更倾向于本体立教，但整体上也还秉持“愿弃举子业，求卒学于师门”的尊师观念。这也是他们对古本《大学》遵循如一的原因之一。
相比钱德洪等三位弟子，徐爱与聂豹的情况又略有不同。徐爱正式拜阳明为师在阳明被贬谪去龙场驿的第二年———正德二年，他时年21岁，阳明36岁。徐爱与阳明在弘治年间便相识，并于正德元年入京侍阳明且伴读问学近一年，后又陪阳明离京南归赴谪，至正德二年于钱塘时，正式拜阳明为师，执弟子礼。阳明确定并提倡古本《大学》在正德四年，徐爱最初跟随阳明求学时，阳明尚且处于对朱子改本《大学》及其“格物”理路疑惑而无定论的阶段。后来，基于古本《大学》的确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这一“合一”理路是异于朱子的二分思维进路的。关于阳明所立《大学》版本及思想理路皆与朱子不同的情况，徐爱最初听到时表现出不得其解的惊讶。徐爱作为阳明的早期弟子之一，经历了阳明对朱子改本《大学》的怀疑与对古本《大学》的提倡，因而在《大学》版本方面，其思想也有了从尊朱子改本到尊古本的转变。
徐爱经历和见证了阳明思想的前后转变过程，其态度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阳明晚期弟子的聂豹，为何也对《大学》古本之旨的理路产生疑惑？究其原因，其入王门时年龄较长成为不可排除的因素。虽然聂豹成为阳明弟子在嘉靖五年，阳明55岁，思想体系已经成熟，但是聂豹时年40岁，已处于中年，并且他“之于阳明，初未执弟子礼，至阳明殁，始设位而哭，称门生”。他对“良知”学宗旨的所得也并非全是师授，其中有自得的成分。且聂豹一生为官，前期学习朱子改本深有基础。后来初闻阳明《大学》古本“骇而疑之”，进而由尊朱子改本变为尊古本《大学》。
与聂豹类似，浙中第二代弟子张元忭入王门时也年岁稍长。张元忭拜王畿为师的年份不详，据可查证的资料或为隆庆五年，彼时王畿丧妻，张元忭等友人邀王畿从游，以缓丧妻之痛。王畿时年74岁，张元忭34岁。同年，张元忭状元及第，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目的《四书章句集注》应是他熟知的内容。所以，前期张元忭以朱子学为宗，后来从学阳明心学，也不盲从王畿的本体进路，而是在尊古本《大学》的同时，思想上是朱王融合的进路。
（三）师友交往的地域性差别
通过对浙中与江右两王门有关《大学》版本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到尊信石经《大学》的弟子都属江右王门，而浙中王门却没有后学尊信石经本。这一差别可以从他们从师问学及交友的往来地域性进行分析。由于浙中与江右王门皆是阳明后学，朱子改本与阳明古本之间的推崇选择更多缘于从师时间性差异，而地域性影响较小。地域性差异主要表现在阳明后学对石经本与另两个版本之间的选择上。
石经《大学》的伪造者丰坊，为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该地与浙中王门诸儒的家乡较近。但在浙江一带，受石经《大学》影响的多是对朱子改本与阳明古本不认可的儒者，诸如郑晓、王文禄等人。而浙中王门徐爱、钱德洪、王畿与张元忭皆受师承影响，又身处阳明的家乡地，他们对《大学》版本的考虑基本限于朱子改本与阳明古本。对于后来出现的石经本，他们皆未有提及，石经本并不在其对学术思想正统与否的考虑范围之内。相比之下，江右王门后学对石经《大学》的讨论则比较多，其中以王时槐与刘元卿为主要代表。
王时槐认为，《石经》大学是“圣门传心之正宗，不当以异说淆之者”。为了说明石经《大学》的可信度，王时槐不仅在文本内容上为之作义，在文本流传方面也多处宣扬其尊信者。在《石经大学略义》的结语中，他明确梳理了石经《大学》的传播历程：“石经《大学》出于贾逵，而表章于郑端简（郑晓）。嘉靖间，耿天台（耿定向）、唐仁卿（唐伯元）皆尊信之。近岁刘调甫（刘元卿）、邹汝光（邹德溥）为之疏释，时槐得受读，深有契于衷焉。”由此可见，石经《大学》出自贾逵，受郑晓推崇。在当时，得到耿定向、唐伯元、刘元卿、邹德溥的尊信与重视。在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王时槐也曾宣说石经《大学》备受当时著名儒者的重视：
生近年复见石经《大学》，盖表章始于郑端简公（郑晓），而耿天台先生见（耿定向）而悦之，稍有发明，见于集中。敝邑邹聚所（邹德涵）宪佥，则以白文刊布。邹四山（邹德溥）内翰、刘泸潇（刘元卿）礼部皆注释之，粤中唐曙台（唐伯元）吏部亦注释，且闻于朝矣。
在这封《答杨晋山》的书信中，王时槐不仅指出了石经《大学》的宣扬者，还说明了他们在石经《大学》的传播过程中作出的具体贡献。郑晓是石经《大学》的表章者，耿定向是尊信者与赞赏者，邹德涵是刊布者，邹德溥、刘元卿是为之注释者。此外，唐伯元不仅为之注释，还将其上奏朝廷，为其争取官本的地位。
王时槐在其所作的《石经大学略义》与《答杨晋山》书信中，都提到刘元卿。可见，刘元卿在石经《大学》的尊信者中占据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同为江右王门的刘元卿，一见石经《大学》便深信不疑，并为之注释，著《大学新编》五卷。在《题大学新编》中，刘元卿也指出了石经《大学》的流传情况：
石经传自邹宪佥（邹德涵），唐天官郎（唐伯元）得之，上于朝，于是此本稍稍流传人间。而耿师（耿定向）最深尊信之，王太常（王时槐）嗣为表章。……若石经之可据与否，则郑端简（郑晓）诸先生之论具矣。
与王时槐提供的信息不一样的是，刘元卿指出石经《大学》来自邹德涵。唐伯元从邹德涵兄弟处得之，然后上奏到朝廷，自此石经本开始流传于世。有关石经《大学》的可信度如何，刘元卿也是搬出了郑晓、耿定向、王时槐等从信者。可见，刘元卿对石经《大学》版本的尊信，与郑晓等名儒的推崇有着关联。
王时槐答杨晋山的书信及刘元卿的《题大学新编》中都提及对方，并且都表示石经《大学》的出现要表功于郑晓。此外，耿定向、邹德涵兄弟、唐伯元等儒者对石经《大学》也持肯定态度。刘元卿除了师从刘三五，又游学于泰州王门耿定向，而耿定向是得到石经《大学》较早的儒者之一。“据林庆彰、王赫等人的研究，丰坊伪造《石经大学》最迟的时间应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另据耿定向的记载，耿氏获知《石经大学》的时间也是在嘉靖四十一年。”耿定向拿到石经《大学》的时间比较早且对此版本有所赞赏，而刘元卿在问学之间也难免受其影响，这从其“耿师最深尊信之”的评述可以看出。
王时槐与刘元卿所提供的信息中，都提到一个传播石经《大学》的关键人物———唐伯元。唐伯元为广东澄海人，师从吕怀，吕怀是江西永丰人，倡“修身”思想宗旨，曾上疏提出以石经《大学》为正；而唐伯元初次得到石经《大学》，正是于万历年间在江西任职时。王时槐同刘元卿一样，皆为江西安福人，且二人在唐伯元将石经《大学》上奏朝廷时皆有任职，亦可见其所受唐伯元影响。刘元卿的《大学新编》皆是围绕石经《大学》而作，在《大学新编》卷一的《石经〈大学〉白文（并跋）》中，还收录了唐伯元所作的跋，附于石经《大学》正文的后面。由此可见，刘元卿受唐伯元影响之大。
（四）求实复古思潮的推动
尽管时间性对阳明后学关于《大学》版本的态度有影响，但是也不能忽略社会学术背景的影响。社会学术背景的影响作用超过从师的时间性作用，这样的情况主要体现在阳明后学中第二代弟子的思想中。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的第二代弟子诸如张元忭、王时槐、刘元卿等就是其中的例子。虽然社会背景也具有时间性，但是这种时间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变革方面，对于个人思想的影响来说，更多的还是社会思潮的作用。晚明时期兴起了求实反虚与经学复古的思潮，不仅对阳明后学的修正思想转进起推动性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石经《大学》的发展。
到了明晚期，阳明心学处于被批判的境况。万历元年，张居正改革开始，在思想学术方面表现为毁天下书院，禁止阳明心学的传播。这一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反对阳明后学带来的好虚之风，提倡朱子理学。而提出“四无”说的王畿及其思想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兼具王畿弟子与张居正门生双重身份的张元忭，其思想也开始趋向朱
王融合的进路。他曾批评王畿“向处山林，久与世隔，不知市朝之态”,同时也表示“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张元忭秉信阳明学为“四有”之教，不盲从王畿的“四无”教法。这一点不仅是他个人受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两种思想影响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当下“市朝之态”的回应。他“惧末学谈本体而忽工夫”,正是迎合了当时求实的时代性思潮。“朱子易箦，改《诚意章句》曰：‘实其心之所发。’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在《大学》方面，他尊阳明所倡古本，但是思想阐释及工夫理路却不失朱子之意。因此，他也被后儒评价为“先生谈文成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恐于本体终有所未明也”。
之所以提倡求实反虚与经学复古，是因为当时出现了妄谈心性而不务实践的风气，表现之一就是《大学》改本的泛滥。对《大学》版本的修订自北宋始便成为诸儒阐发自己思想的渠道之一，但直到朱子改本被列为官方版本，《大学》的版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朱子改本成就了《大学》，同时也将《大学》版本问题推向了高潮。直到阳明提出恢复《礼记》古本《大学》，此问题也没有结束，到晚明时期依然方兴未艾。即便是在阳明后学中，《大学》版本也没有因为阳明的提倡得以完全统一。顾宪成《大学通考》收录《大学》版本29家，刘斯原《大学古今本通考》收录38家，合计共收录50家不同版本，其中自阳明以来的改本就多达36家。这种学术背景也为《石经》大学的出现提供了土壤。石经《大学》出现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前后，而十年后张居正改革中的求实反虚政策再次对石经《大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性作用。
石经《大学》以“修身”为主旨，正迎合了当时的求实风气；而其内容采用古文字书写，且被认为源于曹魏年间，也迎合了当时诸儒的好古之风。因此，石经《大学》的出现备受学者关注，有大量儒者受其影响，如郑晓、王文禄、耿定向、管志道、王时槐、刘元卿、邹德涵、邹德溥、唐伯元、杨起元、曹允儒、汪应蛟、顾宪成、顾允成、邹元标、郭子章、李维桢、郑明选、刘宗周、袁黄、吴极、陈禹谟等。这不仅对朱子改本《大学》发出挑战，对以“诚意”为主旨的阳明古本亦是打击。无论是朱子后学还是阳明后学，都有不少儒者弃师门所倡，改以石经本为正。江右的王时槐与刘元卿便是其中例子。尽管当时有儒者提出此本为伪造，胡直也从圣人之旨方面反对将“修身”作为《大学》的主旨，但是这些仍不能阻止王门部分后学对石经本的尊信与推崇。
《大学》文本与宋明诸儒的思想有着重要联系。朱子与阳明在《大学》文本及其阐释上皆费尽一生的精力，而《大学》版本问题也成为阳明对朱子思想反思的关键一环。对朱子改本的否定及对古本《大学》的恢复，开启了阳明心学在工夫进路方面异于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尽管阳明终其一生强调《大学》古本的重要性，然而，其后学对《大学》版本的尊崇并没有得到完全统一：从朱子改本转向古本《大学》、尊阳明所倡《大学》古本、以石经《大学》为正或自己另有独特阐发。《大学》版本在阳明后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与个人思想理路等主观情况相关，也有诸如从师时间性差异、师友交往的地域性差异及求实复古社会思潮影响等客观原因。《大学》版本在阳明后学中的分衍情况，是王门《大学》思想演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内容，同时还关涉到王门诸子思想理路的分野，以及对心学理学之争在整个宋明儒学中发展情况的管窥。虽然阳明学在明朝中晚期已大盛天下，但是并未取代朱子学的正统地位。阳明学的民间风行与朱子学的官方教育，在社会上形成了紧张而激烈的张力与互动。即便是在王门后学与朱门后学内部，也都隐藏着对方的思维或观点。《大学》版本的分衍及内容阐释之不同，正演绎着心学与理学在中晚明儒学发展中的张力与互动，在宋明儒学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来源：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