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的5月,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华尔街的标志性人物、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成为了焦点。在当时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全球目光聚焦于两大国将如何互动的背景下,达利欧抛出了他对于管控潜在冲突的设想。他清晰地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作为避免
大佬也来支招?达利欧的“和平三原则”
2023年的5月,在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华尔街的标志性人物、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成为了焦点。在当时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全球目光聚焦于两大国将如何互动的背景下,达利欧抛出了他对于管控潜在冲突的设想。他清晰地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作为避免灾难性后果的框架:第一,双方都应承诺,绝不主动攻击对方的国家本土;第二,必须严格禁止使用核武器,将这种毁灭性力量彻底排除在任何可能的冲突场景之外;第三,两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对方军事人员伤亡的行动。
这“和平三原则”几乎是话音刚落,立刻就在现场及随后的舆论场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和争议。质疑声浪迅速涌现,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达利欧及其桥水基金与中国的深厚联系。公开数据显示,当时桥水基金管理着高达约150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而其中有大约12%的比重,也就是近180亿美元的资金,是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
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敞口,使得人们很难不将他的这番提议与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联系起来。批评者认为,这三条原则看似中立,但实际上可能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从而保护他在中国的巨额投资免受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
更有意思的是,达利欧本人一直是他所著畅销书《原则》中倡导的“极度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理念的坚定拥护者。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强调在组织和个人层面,开诚布公、直面真相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极度的透明,才能做出最明智的决策,建立最稳固的关系。
有人直接询问他,鉴于他对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深入了解,他是否曾向美国国防部或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提供过关于中国军事实力或相关情况的分析报告。面对这个直接触及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以及信息分享界限的问题,达利欧并没有像他书中所写的那样选择“极度透明”。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选择了沉默,或者可能只是含糊其辞地带过。
真打起来会怎样?结局猜想
瑞·达利欧提出的所谓“和平三原则”,实际上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持续走低、地缘政治风险不断累积的大背景下,试图为潜在的冲突划定界限的一种尝试。这种界限能否被遵守,冲突是否能够避免,以及一旦真正爆发,将以何种形式展开,又会导向何种结局,这些都是悬而未决且令人深思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忧虑的一种走向,便是两国从当前的紧张对峙滑向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触发这种极端情况的最敏感引线,普遍被认为是台湾问题。倘若美国基于其《与台湾关系法》或更广泛的地缘战略考量,选择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特别是采取军事手段直接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那么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不再是理论推演,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
一旦战端开启,其过程和结局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无可否认,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全球部署能力,其海空军的技术优势和作战经验依然显著。在远离本土的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干预,美军具备强大的力量投射能力。中国方面也绝非毫无准备。
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出相当可观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加上在中国近海作战所拥有的地理优势、后勤支持以及可能更为坚定的战争意志,使得任何潜在的军事对抗都绝非单方面的碾压。
因此,一种被广泛讨论的结局是,尽管过程可能异常惨烈,但中国最终凭借坚定的意志和本土作战的优势,成功实现其战略目标,完成国家统一。而对于介入其中的美国而言,则可能在军事、经济乃至国际声望上遭受其自越南战争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这样的结果,其冲击波绝不会仅限于中美两国,必将引发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海啸,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供应链(尤其是高度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被彻底打乱。
不打不和,会是“冷战”吗?
在直接战争的毁灭性前景与理想化的和平解决路径之间,还存在着更为模糊和持久的中间地带。来自新加坡等地的政治分析人士,基于他们对地缘政治和中美关系的长期观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种长期的、非直接军事对抗的竞争状态,其形态或许类似于一场“新冷战”,或者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共生关系。
这种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非短期现象,很可能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持续存在,双方在意识形态、科技标准、地缘政治影响力等多个维度的分歧甚至可能进一步加深。这场潜在的“新冷战”又与美苏争霸时期的经典冷战有着本质的不同。
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经济层面。美苏两大阵营在经济上相对隔绝,而中美经济却在过去几十年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相互依存关系。尽管近年来“脱钩”或“去风险”的呼声不断,但彻底切断这种联系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实现。
在这种“不打不和”的状态下,竞争将是主旋律。美国可能会继续联合其盟友,在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例如在高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实施出口管制,试图延缓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同时,通过强化“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机制,在印太地区构建地缘政治和安全上的制衡网络。
贸易摩擦、投资审查、围绕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竞争,都将是这场长期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方面,则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反制和对冲策略。面对技术上的“卡脖子”风险,中国将加速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加大研发投入,力图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在外交上,中国会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拓展其国际伙伴关系网络,对冲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压力。
新加坡高官警告:这代价谁都承受不起
就在瑞·达利欧于纽约经济俱乐部试图为潜在冲突划定“安全护栏”的同时,远在亚洲地缘政治的枢纽地带,新加坡的高级官员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2023年5月初,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一个公开场合极其严肃地阐述了他对中美冲突潜在后果的评估。他的结论直截了当且令人不寒而栗:一旦中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其所带来的破坏性将远远超过当时仍在持续的俄乌冲突。
黄永宏部长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因素: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体系,对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度依赖。从日常消费品到高科技组件,中国制造的标签遍布全球,构成了现代物质生活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离开了中国的参与和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将无从谈起”。
中国的体量、影响力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这两点——全球对中国制造的深度依赖以及中国在全球问题解决中的关键角色——黄永宏预测,中美若兵戎相见,其破坏力将不是现有危机的简单叠加,而是呈现指数级的放大效应。这种破坏力将是“当前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数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
黄永宏得出的结论极具紧迫感:在未来至关重要的十年里,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地理位置、无论与中美关系亲疏,其最首要、最核心的任务,应该是动用一切外交和政治资源,“竭尽全力防止中美之间爆发冲突”。
球在美国那边?冲突的“引信”在哪
综合前述的种种分析与警告,中美关系无疑正徘徊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在这多种潜在的未来轨迹中,点燃导火索、触发最危险情境(即直接军事冲突)的那个“引信”,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指向了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行为者。根据所参考的信息进行梳理,导致局势急剧升级、引爆冲突的关键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聚焦于美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具体行动,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最为核心和敏感利益的问题上——台湾问题。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北京视为中国内政的重中之重,关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叙事。北京方面已经多次明确划定了“红线”,虽然这些红线的具体界限可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保持战略灵活性,但其核心指向是清晰的,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
因此,如果美国方面选择持续性地、被北京视为“挑衅”地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层级,大幅增加对其的军事支持(尤其是进攻性武器),或者采取被解读为鼓励甚至支持台湾走向法理独立的举动,那么这些行为都极有可能被视为跨越了中国设定的“红线”。这种跨越“红线”的行为,在北京看来,可能极大地压缩和平统一的空间,从而迫使其采取非和平方式来维护其核心利益。
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避免灾难性的误判,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必要的沟通和危机管控机制,这些都将是决定未来是走向冲突还是走向某种形式稳定共存的关键所在。
参考资料:[1]杨伯江,傅梦孜,孙恪勤,吴洪英,欧阳立平,尚前宏.国际变局中的台湾问题[J].现代国际关系,2003(4):53-61
来源:孔甲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