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甚至为此不惜撕下“自由市场”的伪装，撒下几千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就为了让几家芯片“巨头”重新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工，就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今天的美国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焦虑。

从特朗普到拜登，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

甚至为此不惜撕下“自由市场”的伪装，撒下几千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就为了让几家芯片“巨头”重新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工，就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问题：

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装了半个地球，被称为“民主兵工厂”的国家，一个工业产值一度占到全球近一半的巨人，是怎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它到底是怎么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工厂，让曾经震耳欲聋的生产线归于一片沉寂的？

这，不是一个被别人打败的故事。

这是一个帝国从内部开始，一步步自我毁灭的故事。

这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如何用金融报表替换了工厂蓝图的故事。

这更是一个被遗弃的工业锈带，如何用它的铁锈，慢慢腐蚀掉整个国家灵魂的故事。

黄金时代的“原罪”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底特律。

当时一个普通美国男性，哪怕没上过大学，只要在福特的流水线上找到一份工作，就能拥有安稳的生活。这份工作，正是无数美国蓝领工人‘美国梦’的具象化体现。

他们所在的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签下了一份被称为“底特律条约”的合同，这份合同，保障了他优厚的养老金和全家人的医疗保险。

他们每周的工资大概是76美元，只需要工作30个周，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就能买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在那个年代，每六个工作的美国人里，就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为汽车工业服务。

这些蓝领工人，构成了美国庞大、自信且富足的中产阶级。

他们的幸福生活，建立在一个无比强大的工业帝国之上。

此时二战刚刚结束，欧洲和亚洲的大片土地都被打成了一片废墟，惟有美国本土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大发战争财，在战争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工业动员。

那时候的美国工业产能有多逆天？

仅仅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的总和。

而盟军使用的所有军事装备里，有三分之二都是美国制造。底特律，就是这个帝国的“民主兵工厂”，单单一个克莱斯勒的坦克工厂，就生产了全美国四分之一的坦克。

到1960年，美国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40%。

然而，就在这辉煌的顶点，美国人亲手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这个“原罪”，不是别的，就是胜利者无法避免的傲慢。

当你的工厂强大到没有对手时，你会做什么？

是继续埋头研究怎么把螺丝拧得更快？

还是抬头仰望星空，思考更“高级”的问题？

美国选择了后者。

他们把制造业的领先当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不是需要每天在车间里用汗水和智慧去维护的成果。生产制造这种活又脏又累，不是他们这种“世界之王”需要操心的。

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说：“生产是我们最不担心的事，因为我们是国王，没人能靠近我们”。

于是，整个美国的创新资源，开始向军事、航天、基础科研这些领域倾斜，而对于如何改进生产线、如何提高效率、如何让制造业变得更精益，他们不屑一顾。

而就在美国“仰望星空”的时候，被他们打成废墟的德国和日本正在埋头苦干。他们没有选择，必须在资源匮乏的绝境里，研究出最高效、最精益的生产方式，去重建自己的工业基础。

一个在享受胜利的果实，另一些则在播种未来的种子。

这致命的傲慢，就是美国工业衰败的“原罪”。

它为后来华尔街那把锋利的“屠刀”，提供了最完美的借口。

华尔街的“屠刀”

时间快进到70年代，此时的世界已经变了。美国工厂的订单时好时坏，工友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股看不见的寒气，正在慢慢侵入这个工业帝国的心脏。

1971年，尼克松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

这背后传递的信息，简单粗暴：

我们美国人印的这张绿纸，比你们从地里辛辛苦苦挖出来的黄金更重要。

从这一刻起，美国的国家实力不再锚定在工厂的生产线上，而是锚定在了华尔街的印钞机上。

金融，第一次站到了工业的头上。

如果说尼克松只是把刀递了出去，那真正为这把刀开刃的，是一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家。1970年，他提出了一种后来被整个美国商界奉为圭臬的理论——“股东价值至上”。

这个理论听起来很高深，翻译过来就一句话：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其他的一切，包括员工的福利、社区的繁荣、甚至国家的利益，都得靠边站。

弗里德曼给了华尔街一把思想上的屠刀。

他用一套完美的理论，为美国的CEO们完成了一次“道德松绑”。

他告诉这些精英，拆掉一座工厂，解雇一万名工人，把生产线搬到海外，这不是背叛，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股东的“崇高责任”。

从此，长期的技术投入成了愚蠢的成本，而忠诚的工人们则变成了资产负债表上冰冷的负数。

有了理论的武器，自然就有了挥刀的刽子手。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通用电气（GE）当时的CEO——杰克·韦尔奇。

他有个外号，叫“中子弹杰克”，因为他所到之处，工厂的建筑还在，但里面的工人全没了。

在他执掌通用电气的20年里，他裁掉了超过10万名员工，把大量的工厂业务外包、离岸，把一个响当当的工业巨头，硬生生变成了一家靠金融部门（GE资本）赚钱的金融公司。

韦尔奇的这套玩法，很快成了全美国CEO的“标准操作”。

而两个历史性的事件，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工具。

第一个事件，是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让美国公司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工厂搬到墨西哥，用一天几美元薪水的用工成本，替换掉了过去要付几十美元日薪的美国工人。

据统计，这套贸易协定，至少导致了70万到100万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

第二个事件，威力更大，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一个拥有数亿勤劳、廉价且高素质劳动力的庞大市场，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叠加全球产业链调整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从1999年到2011年，美国全产业岗位减少200万-240万个，其中光制造业就占了近100万个。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蓝领们的情况：他们所在的工厂关门了，机器被廉价变卖，运往了墨西哥或者中国，他们父辈靠双手挣来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他们的“美国梦”，碎了。

锈带的悲歌

当工厂的灯光一盏盏熄灭，留下的是什么？

是延绵数百英里，从五大湖区一直延伸到中西部的“铁锈地带”。

底特律，这座曾经拥有185万人口的汽车之城，人口暴跌超过65%，只剩下不到70万人。

到了2012年，这座城市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地和废墟，并因为高犯罪率、人口外流、及破产风险等诸多负面因素，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悲惨城市”。

而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也上演了悲哀的一幕。这座曾经是通用汽车诞生地、全球汽车工业的心脏，竟然连为市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这种最基本的功能，都做不到了。

为了省钱，市政府在紧急财政状态下，决定不再使用底特律的供水系统，转而从充满工业污染的弗林特河取水，并且没有进行必要的防腐蚀处理。

结果，老化的水管系统释放出大量的铅，毒害了整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儿童。

一个能造出世界上最复杂汽车的城市，最后却被自来水管“打败”了，这不仅仅是城市的悲剧，更是美国工业衰败最真实的写照。

你以为这只是一笔经济账吗？

不，这是一笔“人命账”，更是一笔“政治账”。

当稳定的、有尊严的制造业工作消失后，留下的巨大社会真空中，滋生出两颗毒瘤。

第一颗毒瘤，是毒品。

今天美国的阿片危机，重灾区正是铁锈地带和阿巴拉契亚山区这些被全球化抛弃的地方。

这不是巧合，而是一场源于经济崩溃的公共卫生灾难——当地很多美国人在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未来的盼头后，就将毒品视为了自己唯一的“慰藉”。

第二颗毒瘤，是政治的撕裂。

那些被遗忘的蓝领工人，成了美国政治中最愤怒、最不稳定的一群人。

他们的怨气，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铁锈地带的几个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成了决定美国总统归属的关键战场。

特朗普的崛起，他那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本质上就是对我们在第一章里描述的那个“黄金时代”的一次遥远而痛苦的“招魂”。

被关闭的工厂，最终变成了泛滥的毒品和撕裂的选票；

锈带的铁锈，最终腐蚀了美国的政治肌体。

小结

从黄金时代的傲慢，到华尔街的贪婪，再到铁锈地带的绝望，美国工业的自我毁灭之路，逻辑清晰，环环相扣。那么，他们还能回去吗？靠几千亿的补贴，就能重建“民主兵工厂”吗？

恐怕，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今天的制造业，早已不是敲敲打打的流水线。

它需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美国已经失去了。

首先，是人的流失。

苹果CEO——蒂姆·库克曾无奈地说，在美国，你甚至凑不齐一屋子的模具工程师。

几十年的去工业化，早已造成了严重的技能断层。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落后。

从日益不稳定的电网，到陈旧的物流体系，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无力支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最关键的，是供应链的缺失。

中国花了数十年时间，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完整、最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从一颗螺丝钉到一枚芯片，在特定区域内即可找到全链条供应商。

这种生态优势，不是靠补贴就能在短时间内复制的。

美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它忘记了工业的强大，最终是建立在车间，而不是赌场里。

当一个帝国的精英阶层只擅长玩弄资本，却把“如何制造产品”抛在脑后时，它就已经为自己的衰落写好了墓志铭。这片铁锈，恐怕再也擦不掉了。

来源：文史档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