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1年盛夏的北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困住了避雨的行人，更揭开了一个隐藏11年的惊天秘密——混进革命队伍、化名“陈子平”的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科长，竟是当年亲手将杨靖宇将军推向绝路的叛徒程斌。这场意外的相遇，让背负血债的叛徒终落法网，也让那段浸透血泪的

1951年盛夏的北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困住了避雨的行人，更揭开了一个隐藏11年的惊天秘密——混进革命队伍、化名“陈子平”的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科长，竟是当年亲手将杨靖宇将军推向绝路的叛徒程斌。这场意外的相遇，让背负血债的叛徒终落法网，也让那段浸透血泪的抗联历史，再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1951年夏季的一个午后，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天空突然暗沉下来，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科长陈子平刚处理完公务，撑着伞走在回家的路上，见雨势越来越大，便快步躲到一处屋檐下避雨。没过多久，另一个穿着灰布褂子的中年男人也狼狈地跑了过来，挤在狭窄的屋檐下。

两人并肩站着，起初只是各自看着雨帘，沉默不语。直到陈子平无意间转头，目光扫过对方的脸时，他的身体猛地一僵，握着伞柄的手瞬间收紧，指节泛白——眼前这张脸，他太熟悉了，正是当年和自己一起背叛东北抗联的同伙刘其昌！

刘其昌也很快认出了眼前穿军装的人，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脱口而出：“程斌？你不是程斌吗！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程斌”这个名字，像一把尖刀刺中了陈子平的要害。他脸色骤变，再也维持不住平日里的镇定，一把揪住刘其昌的衣领，对着周围大喊：“抓反革命分子！快抓反革命！”周围的群众听到喊声，纷纷围了过来，在陈子平的呼喊下，大家一起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刘其昌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刘其昌看着怒气冲冲的陈子平，反而冷静了下来。他对着赶来的公安人员喊道：“我认罪！我确实是反革命！可你们不能放了他！他叫程斌，不是什么陈子平！当年就是他带着我们背叛抗联，害死了杨靖宇将军！他现在混进解放军里当官了！”

这番话让在场的公安人员心头一震。他们立刻对陈子平展开盘问，而陈子平在刘其昌的指认下，眼神躲闪，言语支吾，再也无法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横跨11年、沾满鲜血的叛徒故事，缓缓拉开了序幕。

要了解程斌的背叛为何如此致命，就必须先认识杨靖宇将军，以及他所领导的东北抗联在绝境中坚守的意义。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确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杨靖宇毅然投身抗日斗争，先后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第一路军总指挥等职。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极寒天气里，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他带领抗联战士们在长白山深处、林海雪原间，用简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硬生生在东北大地筑起了一道抗日的钢铁防线。

东北抗联的斗争环境有多艰苦？战士们常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冬天只能靠啃树皮、嚼草根、吞棉花充饥；没有棉衣，就裹着破麻袋抵御严寒；没有固定的营地，就在原始森林里搭建密营隐蔽。而杨靖宇将军始终身先士卒，他不仅是军事指挥官，更是战士们的精神支柱。战士们回忆，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要看到杨靖宇将军坚定的眼神，大家就有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为了在日军的封锁下生存，杨靖宇亲自设计了七十多处密营，这些密营藏在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深处，有的隐蔽在山洞里，有的伪装在大树下，里面储存着粮食、弹药、药品等重要物资，是抗联战士们在日军“围剿”下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负责守护这些密营、协助杨靖宇指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的，正是当时被寄予厚望的师长——程斌。

程斌早年也曾有过热血的抗日经历。1932年，他加入磐石游击队（东北抗联的前身之一），凭借着出色的军事能力，很快从普通战士晋升为干部。到1938年时，20多岁的程斌已经成为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手握兵权，深受杨靖宇的信任。

但程斌的意志，却在艰苦的斗争和日军的威逼利诱下逐渐动摇。1938年6月，长白山深处依旧寒冷，程斌带领的第一师在本溪碱厂孙李沟附近活动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这一断就是半个月。日军“长岛工作班”情报机关早就盯上了程斌，他们通过之前叛变的抗联人员得知，程斌的母亲和哥哥被关押在本溪——这成了日军拿捏程斌的致命弱点。

很快，印着程斌母亲照片的劝降传单，像雪花一样撒满了程斌部队活动的山林。与此同时，日军还送来一封原抗联军需部长胡国臣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日军保证你母子平安，过去的事不再追究，只要你归顺，以后就能过上安稳日子。”

那天傍晚，程斌在篝火边反复摩挲着这封信，眉头紧锁。就在这时，警卫员传来了杨靖宇的命令：全师连夜撤往老秃顶子密营，与军部汇合。程斌沉默了许久，抬头对警卫员说：“天太黑了，山路危险，容易迷路，明天早上再出发吧。”

夜幕降临后，程斌悄悄叫来自己的亲信——保安连长何贵友，将那封劝降信塞给他，压低声音说：“把这封信交给碱厂的日军，问问他们，到底能不能保证我母亲的安全。”

第二天一早，何贵友带着日军的答复回来了：“长岛说了，只要您点头归顺，马上就放您母亲和哥哥出来。”程斌站在帐篷外，看着远处熟睡的战士们，想起上个月一场激烈战斗后，杨靖宇将军把自己省下来的半块冻土豆塞给他的情景，心里也曾有过一丝犹豫。

可何贵友在一旁不断催促：“师长，别犹豫了！胡国臣归顺后，每天都能吃上白米饭，住暖和的房子！咱们呢？天天在山里钻，树皮都快啃光了，再这样下去，别说救你母亲，咱们全师的人都得饿死、冻死！”

何贵友的话，像一根稻草，压垮了程斌最后的心理防线。1938年6月29日清晨，程斌召集全师连长以上干部开会。会上，三团政委李茨苏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站起身，盯着程斌质问道：“师长，你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投敌？你忘了咱们抗联的誓言了吗？”

李茨苏的话，戳中了程斌的痛处。他恼羞成怒，突然掏出手枪，对准李茨苏的胸口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李茨苏倒在血泊中，会场瞬间鸦雀无声。程斌握着还在冒烟的手枪，大声喊道：“想活命的，就跟我走！不想走的，就和他一样！”

最终，有115名战士在程斌的威胁和诱惑下，跟着他下了山。在本溪碱厂，日军为程斌举行了“归顺仪式”，程斌穿着日军的制服，在太阳旗下深深鞠躬，正式沦为叛徒，并被任命为伪通化省警察大队副队长。

程斌的叛变，给东北抗联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抗联第一军总兵力不过三百多人，程斌带走的115人，相当于第一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还带走了4挺机枪、82支步枪——这些武器，都是抗联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

但比兵力和武器更致命的，是程斌交出的抗联核心机密——杨靖宇亲自设计的七十多处密营的位置。这些密营，是抗联的“生命线”，一旦被毁，抗联战士将彻底失去补给来源。

1938年7月中旬，日军通化警务厅以程斌的叛变队伍为骨干，组建了“程斌挺进队”。这支队伍熟悉长白山的山林地形，了解抗联的作战习惯，成了日军“围剿”抗联的“尖刀”。组建完成后，程斌立刻带着队伍扑向蒙江县西泊子密营。

为了摧毁密营，程斌想出了“日夜轮换”的狠毒战术：白天，由日军大部队进行扫荡，吸引抗联的注意力；到了晚上，程斌则带着叛徒们打着火把进山，专门挑那些险峻、偏僻的地方搜寻——这些地方，正是抗联密营最常隐蔽的位置。

看守密营的抗联战士根本没料到叛徒会如此熟悉密营的位置，更没料到日军会连夜行动。仅仅半个月时间，就有6处密营被程斌等人摧毁，12吨粮食被烧毁。要知道，这些粮食，足够抗联战士们度过一个冬天。

过去，日军因为不熟悉山林地形，一到黄昏就会撤退，抗联战士还能趁着夜色转移密营里的物资。但程斌的叛变，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他带着叛徒们日夜不停搜寻，抗联战士根本没有转移的机会。

到了1938年10月，蒙江县境内的43处密营全部被毁。杨靖宇无奈之下，只能带着部队转移到桦甸。可程斌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又领着日军追了过去。抗联战士金永后来回忆：“程斌太熟悉我们的密营了，连被服厂岩洞外面伪装的树，他都认得！他就是要赶尽杀绝！”

1939年冬天，最后一座密营——桦甸二道溜河密营被程斌等人炸毁。当爆炸声响起时，仅存的30箱步枪子弹在火光中烧成了焦铁，抗联的“生命线”彻底断裂。

摧毁密营后，程斌又将目标对准了抗联的地下交通站。本溪碱厂、桓仁木盂子等7处交通站先后遭到突袭，21名交通员被抓捕杀害。交通站是抗联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的重要渠道，交通站被毁，杨靖宇的部队彻底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

1940年1月，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警卫员黄生发在日记里写道：“雪深过膝，将军的胃病又发作了，疼得直冒冷汗，可我们连一口吃的都没有，将军只能吞棉花充饥。”字里行间，满是抗联战士的绝望与悲壮。

1940年初，濛江（今靖宇县）的林海雪原上，积雪深达一米，气温降到了零下四十度。此时的杨靖宇身边，只剩下7名战士，部队已经断粮半个月。而程斌则带着日军“讨伐队”，像饿狼一样，顺着雪地上的脚印紧紧追踪。

2月18日，为了给杨靖宇找粮食，两名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悄悄潜出营地，前往蒙江县城郊寻找村民求助。可他们刚到城郊，就被程斌带领的“讨伐队”发现。一番激战过后，朱文范、聂东华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失去了警卫员，杨靖宇的处境更加艰难。2月23日，孤身一人的杨靖宇在三道崴子遇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村民赵廷喜认出了杨靖宇——他曾见过杨靖宇带领抗联战士们抗日，也知道日军正在悬赏捉拿他。杨靖宇恳求赵廷喜帮忙带一些粮食和棉鞋过来，赵廷喜表面上答应了，转身却跑去向日军告密。

很快，程斌就带着日伪军包围了三道崴子。他通过望远镜，确认了雪坡上那个走路不稳、却依旧挺直脊梁的身影，正是杨靖宇。程斌先是让伪满警尉补伊藤喊话劝降，承诺只要杨靖宇归顺，就给予高官厚禄。

可杨靖宇只是冷冷地看着山下，用手枪子弹作为回应。几声枪响后，伊藤被打伤，劝降的企图彻底失败。下午3点30分，程斌向叛徒张奚若使了个眼色，张奚若立刻端起机枪，对着杨靖宇扫射。密集的子弹击中了杨靖宇的身体，他晃了晃，最终倒在了一棵椴树旁，再也没有站起来。

程斌走上前，踢开杨靖宇的身体，看到他的右手还紧紧抓着半块没咽下去的桦树皮——那是杨靖宇最后的“食物”。日军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见状，当场下令砍下杨靖宇的头颅，用来威慑抗联战士。程斌则亲自挑选了几名叛变的士兵，让他们抬着杨靖宇的遗体，跟着日军返回县城。

当天晚上，日寇在蒙江举办了“庆功宴”，程斌穿着日军的制服，举着酒杯向岸谷隆一郎献媚。这一幕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后来被印成传单，撒遍了南满大地，每一张传单上，都写着“剿灭杨靖宇有功之臣——程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程斌顿时慌了神。他知道，自己手上沾满了抗联战士和老百姓的鲜血，一旦被清算，必死无疑。就在他焦虑不安时，伪山西副省长岸谷隆一郎在通化自杀——这个曾庇护他的日军高官死了，程斌彻底没了靠山。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程斌连夜召集曲焕文等二十多名心腹，密谋了一场“假正义”的戏码。8月17日凌晨，他们突袭了沈阳北大营的日军宿舍，将正在睡觉的八十多名日军全部枪杀，还割下日军的头颅装进麻袋。随后，程斌拿着这些头颅，以“反正抗日、剿灭日军残部”为由，向进入东北的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请功。

靠着这场血腥的“表演”，程斌竟然得到了国民党的信任。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上校副司令，驻扎在法库县。可他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残暴本性，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生效才一天，程斌就带着部队突袭了解放区康平县城，造成三十多名无辜群众死伤。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辽沈战役爆发前，程斌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他通过老朋友、国民党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的关系，弄到了一个“少将高参”的空头职位。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当天，程斌带着家人混在难民里，坐上了前往长沙的火车，逃离了东北。

长沙解放后，程斌知道自己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于是改名为“陈子平”，并伪造了一份“抗联流散干部”的证明。他利用自己1932年到1935年在磐石游击队服役的真实经历，向华北军区后勤部提交材料时，只字不提1938年后的叛变历史，只吹嘘自己当年的“抗日功劳”。

当时，华北军区正急需熟悉武器装备的人才，审核人员发现“陈子平”对日本造的枪械性能非常了解，认为他是个“难得的技术人才”，于是将他派到太原兵工厂，负责武器验收工作。1950年6月，因为“业务能力不错”，程斌又被调到北京，升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科长，负责华北各部队轻武器的调配。

在东单牌楼胡同11号的住处里，程斌藏着好几根金条——这些都是当年日军奖励他破坏抗联密营时给的。他以为，只要改名换姓，隐瞒过去，就能永远逃避惩罚。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程斌甚至主动举报了两名旧政府职员，想通过“立功”转移视线。可他没想到，一场大雨，会让他的所有伪装都化为泡影。

刘其昌的指认，让程斌的身份彻底曝光。公安人员立刻对“陈子平”的档案展开核查，发现档案中记载的外貌特征——方脸盘、浓眉大眼、说话带点沙哑的东北口音，与刘其昌描述的程斌完全一致。与此同时，1951年4月22日，刘其昌在前门被抓后，为了减刑，也主动交代了更多关于程斌的罪行，进一步证实了“陈子平”就是程斌。

4月28日，公安干警包围了东单牌楼胡同11号。当程斌看到破门而入的公安人员时，脸色惨白，瘫坐在椅子上。干警们在他的书房抽屉里，搜出了三张不同名字的身份证件，还有一枚伪满警务厅颁发的“特别贡献”勋章——这枚勋章，正是当年日军为了奖励他摧毁抗联密营而颁发的。

随后，程斌被押往热河省公安厅接受审讯。审讯过程中，程斌起初还想狡辩，否认自己的罪行。但当公安人员出示关键证据——承德老百姓的指认材料时，他再也无法抵赖。材料中写道，1943年，程斌曾带着“讨伐队”在兴隆县制造“无人区”，烧毁了六十三座村庄，杀害了

来源：开心一笑一点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