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以为我们人类应该保持的正确态度是：不要低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但也不要高估人类的影响力。人类是三维空间生物，总是忽略掉时间作为空间一维所涵盖的韧性。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以为我们人类应该保持的正确态度是：不要低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但也不要高估人类的影响力。人类是三维空间生物，总是忽略掉时间作为空间一维所涵盖的韧性。

卡尔·弗林写《弃岛》，讲人类离开以后之种种，大方向是自然的修复能力比我们想得要强大得多。这是乐观的一面，而且，这个乐观很多人也表达过；我觉得这本书更乐观的部分在于，人类不管是城市化原因，还是灾难和战争原因，或者是发达地区人口减少的原因，人类正在退出一部分自然，这会让我们看到更多“自然”呈现在我们面前。需要一点时间，其实也并不久。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玫瑰小屋之旅》一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第十章 玫瑰小屋之旅：苏格兰 斯沃纳岛

船夫哈米什把我送到了岛上，下船前，他给了我最后一个建议：“晚上一定要待在房子里，”他说，“记得把门锁上。”

“哦？”我很惊讶。

“不要在户外露营，”他重复道，“否则会被牛踩伤的。一定要睡在房子里。明天见。”然后他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留在荒岛上。只有我和鸟儿，还有那些四处游荡的牛。我转过身，面向这个岛：满目苍翠，却破败不堪，饱经风雨侵蚀，我这才感到了一阵不安的颤栗。

这里是斯沃纳，苏格兰本岛最北端海域中的一个小岛，尽管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却有悠久的人类居住史。岛上那些有石室的墓穴证明，在公元前35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这里就已经生活着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了。大约4000年后，凯尔特人的传教士划着他们的科拉科尔小艇来到了这里。诺斯人则是在9世纪的某个时候到来的，他们的后代1000年后还在岛上。人们乘浪而来，然后留了下来。

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语言，但假如你仔细观察生活的细节，会发现更多的东西是相同的：他们都照料牲畜，都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大麦和燕麦，都在低矮的石墙庇护下种植大黄和土豆，都会造船，都会捕捞绿青鳕和角鲨，并在海咸味的空气中把它们晒干。他们都养牛：家牛，血统也可以追溯到它们那些在新石器时代就被驯化的祖先。

到了18世纪，岛上有9户人家，他们在同样的小块土地上耕作，用旧的石头建造新的房屋。十年又十年，一代又一代，人口调查中的名字不断变化：哈克洛、格温、阿兰、诺库伊、罗西。岛上的生活就这么延续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没有多大的改变。直到有一天，突然间，一切都变了。

20世纪20年代，鱼市崩溃，这个社区里的许多人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岛外，世界正在迅速变化。许多人不愿意继续待在岛上，被困在这块四面都是防波堤、旋涡和急流的岩石上，他们选择了离开。

有些人去了对岸的南罗纳德塞，地处奥克尼群岛的最南端。另一些人则去了苏格兰主岛，如果你站在斯沃纳岛的最高点沃比斯特山上，就能隔着南边的海面看到它。还有一些人决定移居国外，在全新的环境中碰碰运气：在这座小岛之外，有一整个花花世界，一个他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的世界。到了1927年，岛上就只剩下罗西一家了。

如果是你，会如何在自己的私人岛屿上生活？罗西一家是这样做的：他们养鸡、养牛、料理家务。他们家的5个孩子四处疯跑，时而在岩石嶙峋的海湾上蹿下跳，时而跑去浅滩玩水（不过他们不爬树，因为岛上没有树）。他们除草、缝衣、修补渔网。他们沿着海岸线捡拾被冲上来的物品——来自外部世界的蛛丝马迹。他们阅读所有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他们会写信，也会收到信：手写的信，地址栏上只写着“斯沃纳岛”，或者有时也会写他们的住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玫瑰小屋”。他们会演奏乐器，有一阵子还组建了一个由小提琴、管乐器、手风琴和一套用油桶做成的临时鼓组成的海岛乐队。

他们的父亲会建造船只，并负责管理岛上的小灯塔。1935年，一艘货船在西海岸搁浅，他从残骸中打捞出了充足的物资，让自家的房子通上了电——由风车和柴油发电机供电。从那以后，他们就听起了收音机：新闻、戏剧、曲子、航运预报。

孩子们逐渐长大，大人们逐渐老去。罗西夫妇越来越老迈，变得体弱多病，然后去世了。两个女儿结婚后离开了。岛上还剩下3个人：双胞胎兄弟阿瑟和詹姆斯，以及他们的妹妹维奥莱特。

1957年，记者科默·克拉克访问了该岛，并在随后的文章中大谈“斯沃纳的沉默女人”，声称：维奥莱特已经有20年没和她的家人以外的人说过话了。我想，也没这个需要。家人们表示抗议：她会说话——虽然比较小声，而且是对她熟悉的人说。无论如何，尽管有这种不受欢迎的关注，她还是在这个小岛上与她的兄弟们以及他们的动物们一起过着足够快乐的生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妹三人也都渐渐老去，越来越虚弱。1974年，阿瑟去世了，然后就只剩下了两个人。那时，詹姆斯的健康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向南罗纳德塞的家人发出了求救信号。詹姆斯和维奥莱特收拾了他们的物品，只拿了能拿走的东西，用床单包在一起，用绳子捆好，动身前往港口，来接他们的船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最后，他们快离开时才想到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们转身去了牛栏，打开了大门，把牛群放了出来，让它们在他们回来之前自力更生。

太阳落下又升起，落下又升起，追逐着地板上、桌子上、墙壁上的影子。雨水拍打着一边的窗户，浪花溅上了另一边。几天过去了。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

屋外，激流冲刷着岩石海岸。南边的灯塔和北边的信标以固定的频率闪烁着信号，昭示着它们的存在。斗转星移。月圆，月缺，月圆，月缺，月圆。牛群生活，繁衍，死亡。

在玫瑰小屋内，灰尘悄悄地堆积了起来。起初，它只有贴面似的薄薄一层，但后来越积越厚，像一块毛毡做的粗布，覆盖在所有物件之上：早已熄灭的炉子边晾着的茶巾上；煤斗里的煤块上；放着一罐橘子酱、罐装奶粉和一盒饼干，仿佛随时准备开饭的餐桌上；餐边柜上成堆的文件上；整齐地装在盒子里的缝纫机上；窗边的业余无线电收音机上，以及壁炉架上的座钟上。表盘上的时间定格在了三点过十分。

后来，随着湿气的潜入，空气中的腐烂气息越来越浓。码放在橱柜里的罐头发霉膨胀。玻璃器皿变得混浊，呈现出一种朦胧的、乳白色的陈年质感。灰绿色的氧化层从镜子的边缘开始渗透，模糊了镜面。调料罐里的盐结成了一个硬块。楼上，床仍然铺得好好的，仿佛随时可以躺下去睡觉，床单整整齐齐，四边紧紧地塞在床垫下。

在罗西一家离开的十多年后，摄影师约翰·S.芬德利来到这个岛上，想用镜头记录它。他发现，人类的存在感依然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推开每一扇门前都会先敲门。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屋主就在隔壁房间，或者很快就会回来把他抓个现行。那个时候，这所房子还处在一种“暂时没人”的状态中——就好像房主只是出去散步了一样——尽管一些手工制品暗示着，事情没那么简单。

三十多年后，当我进入这所房子时，它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蜕变。现在，它很明显地呈现出了“已经被遗弃了一段时间”的状态。物品原本的样子仍然依稀可辨——易洁桌布仍留在原处，但已经开始分层，它的裙边也崩坏了，碎片掉到了地板上；室内的软装腐烂脱落，露出光秃秃的木制框架；文件仍然整齐叠放着，但已经被水浸透，软化成了纸浆状——但下一个阶段，即彻底的毁坏，无疑已经近在眼前。

桌子上放着一份对折的报纸，湿漉漉的，一碰就会破。它最上面的几页已经残破不堪，无法阅读。我用一根手指试探性地掀开它的一角，发现了藏在里面的封面：一份《新闻杂志》，上面刊登着政府换届的新闻：泰德·希思下台，哈罗德·威尔逊上台。

我的手机里有一张芬德利在1985年拍摄的这个房间的照片，现在我把它翻了出来，想看看这里的衰败过程。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这个场景的另一些变化。有些东西不见了：比如那个停摆的钟，在它的位置上现在立着一幅印刷装饰画。橱柜的门被粗暴地打开过，文件被翻了一遍，又给塞了回去。炉子上出现了一个陈旧的烧水壶，锈迹斑斑。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在芬德利的照片和我眼前的场景之间的那段时空里，似乎有某些未知的存在曾在这里活动过，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股泥流从门下涌进来，铺满了地板。淤泥已经沉积了大约2.5厘米深，仍然柔软湿润，也许是刚刚过去的暴风雨造成的——就是那场让我不得不在南罗纳德塞的帐篷里等了两天的暴风雨，期间帆布整夜地拍打着，整个帐篷仿佛随时都会飞起来。一把扫帚半淹没在淤泥里，扫帚穗散落了下来。边上有一串脚印，并不是我的。

这些也让我措手不及。一阵寒意涌上心头，我僵在原地，透过疏松的地板缝往上面的卧室窥探，然后又低头看向那串脚印。不知道它们在那里多久了。门是拴住的，小屋保护着现场。它们可能已经在这里存在多年了，就像月球上的脚印。虽然——它们看起来很新鲜。

我不由地大声喊道：“有人吗？”

没有回答。只有房子的压迫感静静地向我袭来。

一眼就能看出哈米什想让我睡在哪栋房子里。只有一栋房子还坚挺地立着，属于罗西家的一位邻居。这是一栋宽大的石砌建筑，比起美观更注重坚固，外观完好——或者说基本完好。后侧的屋顶上有两块瓦片不见了：死亡之吻。如果得不到修缮，毁坏是必然的。不过，在那之前，这里是最有可能为我提供庇护的地方。

我试图打开前门，但它似乎从里面锁住了。我想用身体把门撞开，但完全没用。我把背包丢在地上，想着要不索性把包留在那里——晚点再思考在哪里睡觉的问题。但一帘雨幕从海上横扫而来，我绕着建筑物转了一圈，甚至考虑了从一个小窗户爬进去，好在最后关头，我终于设法弄松了后面那间披屋的门。

乍一看，这里只是一个外部仓库，没有进入主屋的通道，但我发现在一块巨大的纤维板后面隐藏着一扇内门。整个地方仿佛被设计成了一个障碍赛场，推门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掉进陷阱的心理准备。门背后是厨房：一个陈旧的煤气灶立在角落里，白色的面板上溅满了像墨水一样的东西；各式各样的空壶和其他容器沿着壁炉台排成一排。空气污浊，死气沉沉。我把背包放在一张椅子上，扶正，仿佛它是我的一个朋友。

外面雨已经停了，天空正在放晴。风很大，带来清新的空气。我停下脚步，透过一扇脏兮兮的窗户，望着云朵的影子快速而流畅地滑过地面。这里的墙壁也被染成了新鲜的三叶草绿色，但笔触并不均匀：有的地方是海藻般的暗绿色，有的地方则仍是石膏的灰白。空气中满是尘埃，微小的颗粒在光线中起起伏伏。我胡思乱想：这些是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的皮肤细胞。这个想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这座房子采用了一种传统的设计：每面山墙都有各自的烟囱和壁炉，中间是一个狭窄的大厅。我发现刚才我费尽心思想要从外面推开的那扇前门被堵住了，门把手和一根粗重的门柱绑在一起，将门紧紧地拴住。这是一个诡异的场景，没有任何人却如此设防——就像战斗开始前或结束后的平静——明明这种时候无论救谁都为时已晚。

这些防御工事不是用来防我的。它们是为了牛，还有鸟和海豹而设的。动物们会误打误撞地进入这样的建筑，门一旦关上，它们就会被困住。它们会饿死在里面，或者一直撞墙直到死去。玫瑰小屋的大部分早已被木板封住，因为几年前有一头奶牛死在了昔日的客厅里。

一座狭窄的木制楼梯通往楼上，我边往上走边想起了哈米什的另一个警告：几个月前，他最后一次上岛时，看到这栋房子的一间卧室里出现了一顶帐篷。一顶橙色的帐篷。他喊了一声，看看是否有人在帐篷里，但没有人回答。

“什么？”我吓了一跳，“为什么？”

他不清楚。他没有带其他人到这里来过。我可以睡在里面，他建议道。

想到要走近一所房子里的一个未知帐篷，拉开拉链，窥视里面是否有人，我就不寒而栗。再想到要在黑暗中躺在那个帐篷里，夜里隔着帆布听房子里的动静……不要。

牛群还在这里。尽管我还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但证据无处不在。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一大片平整的泥地，应该是一个干涸的浅水塘，目前池底裸露、龟裂，散落着海里的垃圾——绳子的碎片、塑料瓶、丢失的浮标——还有很多干粪块。边缘的草皮被踩踏过、挖过，已经干得像坚实的月球表面。

我摇摇晃晃走过泥地，看到一台破败不堪的生锈拖拉机（半陷在土里，车轮已经脱落），以及一个旧绞盘，一艘木船的残骸还被系在上面，褪色发白的船头被安全地拉出了水面，但船尾已经完全解体，无数的野兽曾在那里摩擦过它们温热的身体。

一堵摇摇欲坠的墙引我穿过一片青翠的黄菖蒲丛，它们那三角旗似的金色花瓣正在绽放。我继续往前，穿过了一片驴蹄草，然后是一丛卷曲的海洋小白菊和野生洋甘菊。我笨拙地走着，有种被盯着的感觉。

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被盯着。自从我上岛后，两只蛎鹬就对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我一靠近，它们就会飞起来，然后跳跃着向后退，就是不愿意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它们以几分之一秒的间隔轮流发出尖锐的抱怨声，导致我根本无法放松，甚至无法进行片刻的思考。我越来越慌乱——这效果就像在密闭空间里触发了汽车警报器一样。我想让它们安静下来，向它们喊话——我就在这，我就在这，我对你们没有恶意——但它们丝毫没有理会，继续发出警报。

岛上的生命对我退避三舍——一只鹪鹩在我经过时从墙上的一道裂口处飞走了，将它的巢穴暴露了出来。我走近一组破败的建筑，每座房子都处在从残垣断壁到彻底毁坏之间的某种状态，一群椋鸟从墙上惊起，边飞边用嘶哑的声音质问着。它们像鱼群一样成群活动，在翻转、调换方向时闪闪发光，最后落在了附近一个屋顶的肋拱上。

主屋早已没了门窗，但它的外骨骼仍然坚固，一片荧光橙色的地衣从屋顶残留的瓦片上蔓延开来，像一道光环笼罩在这座建筑上。为了进到里面去，我必须抬腿踏上高高的类似地板的东西——一踩上去，它就猛地倾斜，吓了我一跳。眼睛慢慢适应后，我发现了原因：房间里充斥着泥浆——深及大腿，有些地方就像浇筑的混凝土一样，形成了光滑平整的表面。在屋顶的一道缺口下，雨水能够进入的地方，这里的泥浆已经反复多次浸湿和干燥，形成了一层弯曲的、布满尘土的硬壳，里面插着掉落的横梁。粪便沿着内墙越堆越高，填满了壁炉，截断了入口，并且正在慢慢通过前门溢出到外面的地上。

确实有股味道，但没有想象得那么糟，比较接近土壤或潮湿的植被的味道。这里过去应该是个棚屋，一种临时的畜棚。漫射的绿光照亮了建筑内部。阳光柔和地穿过屋椽，把地板切分成条条块块。曾经粉刷过的墙壁上早已长满了藻类，颜色如苹果和绿宝石一般。

里面很安静，呼啸的风声减弱了，蛎鹬那不停歇的叫声也消失了。唯一还能听到的是海浪冲刷石滩的声音，但也被消减到了最基本的元素：冲上来，退下去，冲上来，退下去，这种颤动通过大地传导过来，就像心跳一般。这里很宁静，像教堂一样：一个属于牛的地方。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温暖的身体在冬日里紧紧地靠在一起，甜热的气息在它们头上凝结成雾。

我不得不弯下腰才能出去，就在这时，它们出现了：山坡上的剪影，以及熟悉的家牛步态，不会错的。它们沿着山坡往下向我的方向走来，我试图数一下数量，但它们的身影不断交错，要数清楚有些困难。我觉得大概一共有15头牛，其中两头是小牛。

我走到外面，想看得更清楚一些。走在前面的牛发现了我，突然停下了脚步。走在后面的牛涌了上来，牛群挤成了一团。大家都意识到了入侵者的出现，开始将小牛围在中间。它们有的是栗色的，有的是黑色的，还有的是白灰色的。我认得它们。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家搬进了一栋三面都是牧场的房子，牧场里交替畜养着羊和牛。我很喜欢羊，尤其是那些在羔羊时期就用奶瓶喂养的羊，它们对人总是那么亲热。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牛。它们友好而温顺，但警惕性很高，不像马，有时会和你靠得太近。曾经，在一个漫长的暑假里，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熟悉栅栏另一边的一群小母牛：和它们聊天，向它们倾诉，用手给它们喂草，抚摸它们的脸。

它们性情温和、友好，我们对彼此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摸索着互动的边界——如果一方越过了某条无形的线，另一方就会退缩，但随后又会回来——建立起了一种信任。我渐渐能够分辨出它们中的每一个，以及它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发酵的蜂蜜味。

当我看到牛群靠近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些，心中充斥着一种温暖而熟悉的感觉，但随着它们凝固在原地，这种感觉逐渐消失，只剩下一种不和谐的氛围。走在前面的一头白色母牛上前几步，几乎是挑衅地盯着我的方向。

“你们好。”我说。动物对动物。

我的声音不大，传不了多远，它们终究还是转过身离开了我。

这些牛是1974年那晚被放出栏的牛的后代。46年过去了，就像玫瑰小屋一样，从那时起，牛群的性质就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它们从驯化到野化，甚至越来越向“野生”发展。

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出，罗西家的那些耕畜体型庞大，肌肉饱满，心甘情愿地套着轭，拉着骑在收割机上的主人。而那些免于体力劳动的则享受着宠物般的待遇，每天被精心照料，饲养它们是为了它们的肉和奶。每只动物都有自己的名字，并在双坡屋顶的畜棚里有自己的位置。彼时的它们几乎称得上是熟悉的朋友了。它们温顺、听话，受到过精心的训练，有固定的习惯。当第一次被放归自然、自力更生时，它们在想些什么？它们又在围栏边等了多久，等待着有人来挤奶和喂食？

起初，罗西一家的亲戚——女婿桑迪，然后是他的儿子们——接手了这个岛的管理工作，试图在畜养自家牲畜的同时兼顾岛上的家畜。最初的几年间，他们曾几次尝试阉割公牛，然后运到市场上出售。他们把公牛赶到岩石海湾或废弃的房子里，给它们注射镇定剂，然后靠人力搬运到船上。

但这个过程至少需要6个人——3个人控制船，另外3个人用笼头套和颈绳控制动物。几年后，人们发现这样做工作量太大，回报却太少。更糟的是，几乎所有以这种方式运走的动物都死了，原因除了压力，还有它们从未形成抵抗力的疾病。牛群逐渐习惯了在空旷的岛上自己照顾自己，它们不再是温和的大型动物，而成了重量级的野兽，对那些试图控制它们的力量不屑一顾。

如今的斯沃纳牛并不是那么具有攻击性，但有很强的防御性，如果有访客——比如我——愚蠢到靠得太近，它们完全有能力冲过来。这似乎是野化了的家牛的一个特点。在南加州，另一个罕见的野化牛群——这个牛群中大约有150头牛——最近因在热门景点太平洋山脊步道上恐吓徒步旅行者而恶名远扬。这些牛在那片地区已经平安无事地生活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但随着该地游客数量的激增，出现了牛试图攻击人的情况，有一些人开始呼吁铲除这个牛群。

在斯沃纳，人们曾尝试过一年一度的围捕，但后来也放弃了，动物们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在草丛中漫步，在日益破败的废墟中寻找庇护所。到了冬季，草枯了，它们就去岩石嶙峋的海湾刨海藻吃。

尽管人们总是以为它们可能会在某个严冬中全军覆没，但这事从未发生。事实上，它们在不断繁衍。10年间，牛群的数量从最初的8头母牛和1头公牛增加到了33头。尽管在北方那些漫长而凄苦的冬天里它们的身体状况有所下降，有时还会导致死亡，但兽医——他仍然每年上岛一次，从远处观察它们——发现它们大体上健康状况良好。

很快，这些牛就成了科学界关注的对象。至少，它们的行为——完全不受控制——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作为世界上数量极少的真正的野化畜群之一，人们目前还不清楚它们会表现出哪些行为。所有的雄性个体都没有被阉割，能够活到成年。繁殖是自由进行的。这类情况在农场里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了畜牧业的限制，它们不得不随机应变。现在，它们的社会结构处在几乎完全无法辨认的状态，我们所认为的“奶牛式”的行为目前看来并不一定是它们的真实本性。

这是一个实验性的、非线性的过程，是一种向原始本能的回归。在雌性之间，出现了权力斗争：会有一头领头的母牛会走在最前面，决定在哪里吃草，在哪里栖息。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公牛出生并进入性成熟期，它们也卷入了争夺雌性和生育权的竞争中。在它们之中，只有一头能加冕为“公牛之王”，而且也只有它的后代中会产生一个继承者。就像鹿或野马一样，试图挑战统治者但失败的其他公牛将被驱逐出牛群，并被流放到“王国”的外围。而随着“国王”的衰老和权力的衰弱，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废黜。

动物学家斯蒂芬·霍尔教授在1985年拜访它们时，发现牛群以一个单一群体的形式生活着，在全岛游荡，除了北部岬角，“那是（一头黑色老公牛的）专门区域，它似乎是被‘放逐’到那里的”。这头公牛，可能就是一个失势的“国王”，正在默默无闻地度过它最后的日子。

20世纪90年代，牛群的数量再次锐减，性别分布严重失调，有一段时间，牛群的生存似乎岌岌可危。到2004年，岛上有10头公牛，但只有4头母牛，使得公牛之间的竞争极端激烈。来访者们发现岛上到处都是被破坏的土地，公牛们在那些地方猛烈地用蹄子蹬地，展示攻击性，整个岛屿都在它们战斗时发出的怒吼声中颤抖。公牛的吼声是一种低沉的喉音，是一种愤怒而沮丧的咆哮，始于它的喉咙深处，进而上升为极重的回响的渐强音直至消失。它甚至会把头转向天空，带来一些音色上的变化，同时爆发出一种呼吸急促、吱吱作响的嘶叫，在它踢起泥土和猛跺蹄子时，还夹杂着鼻息和吼叫，以此显示其巨大的重量、力量和愤怒。

在这段内乱时期，随时都可能有多达4头公牛被驱逐，然后它们会一起或各自在荒凉的岬角上游荡——在那里，信标在夜里有节奏地闪动，燕鸥在被搅得乱七八糟的草地上筑巢——带着它们的雄性荷尔蒙，带着它们受挫的野心，孤独地游荡。

它们被流放了，但没有被遗忘。2013年，约翰·芬德利重返岛上，目睹了牛群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被放逐的国王之死。

我发现，那头黑色老公牛侧卧在离牛群有一段距离的地上。它看起来已经死了，但尾巴的奇怪抽动表明它还有一些生命迹象……大约一小时后，当我们经过玫瑰小屋时，发现许多牛在那头年轻黑公牛的带领下，已经离开了主牛群，正在向那头显然处于痛苦状态的老牛走去。它们给人的感觉是真心实意地在关心它，它们靠近它，与它进行身体接触，为奄奄一息的它提供某种形式的安慰……很难找到能够切实描述这种体验的语言……它们的行为表达了同情、悲痛、安慰和提供帮助的意愿。我只能用“充满敬意”来形容牛群的行为。

在人类缺席的情况下，斯沃纳岛上形成了这种前所未见、没有记载的牛群文化，而对这种文化的窥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这种动物的真实本性，在此之前，它们常常只被当成一种蠢笨的反刍机器。它们让我们看到，“死亡”在这个被我们以工业化规模养殖和屠宰的物种心中的重量。我们之所以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动物中看不到这种行为的痕迹，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们机会：它们没有展示这种行为的自由，并且通常没法活到生命自然结束的那一天。

此外，与农场不同的是，动物的尸体会留在它们倒下的地方。我在岛上遇到了两具处于高度腐烂状态的尸体，每具尸体都在空气中大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那种恶臭灼伤了我的鼻孔，铺满了我的喉咙深处。在犯罪小说中，“死亡的气味”通常被描述为甜腻的味道。但在斯沃纳，我发现它是厚重的、毒气般的、明确无误的肉味。这种气味非常熟悉，完全不同于岛上的其他气味——潮湿的灰泥的霉味，粪便或腐烂海草的植物性臭味，以及在鸟类喜爱的栖息地下面如崎岖的山脊线一般堆积着的鸟粪的碱性臭味。

第一次闻到这种气味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身体立即本能地产生了恐惧反应。怀着极度害怕的心情，我绕过牛棚的转角，发现了一具尸体横卧在石板上：肉体正在化成难闻的灰色汁液，腹部和骨盆部分变成了海绵状和纤维状。胸部和脊柱的骨头露了出来，浅金色，像雕塑一样，看起来很原始；前腿折断了，只剩蹄子以上的部分，有些像恐龙；下颌又长又窄，在口鼻处汇聚成一个狭窄的点，很像鸟嘴，还保持着张开的状态。

在死后的数月间，牛群会一再地来到死去同伴的尸体边——据说非洲大草原上的大象也会这样做。它们会闻闻它，碰碰它。几个月后，肉会脱落，骨架裸露，牛群会无意中踩到这些残骸，把它们弄碎。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骨头将被磨碎，回归大地。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看到。

对我来说，斯沃纳的牛所提示的问题是：被驯化的动物是否能再次成为野生动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被“驯化”意味着什么。

驯化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历经几个世代逐渐形成的。这超越了单纯的驯服——个体层面上的驯服本身也是一个美丽、复杂而迷人的过程（诱惑、争取，像解开一团绳结一般地处理动物的抵抗；消除恐惧、拒绝与反抗）。驯化是通过对动物的选择性繁殖来影响其未来的形态，将驯服或类似于驯服的东西根植于这个物种的灵魂之中。

选择性繁殖关注的通常是某种身体特征——例如，肉牛或鸡的肉质；赛马的速度；水貂的皮毛厚度或皮毛色泽的丰富性；植物果实的甜度或大小。让快马与快马交配可能会产生更快的马，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概念，而当人们按动物的性情进行选择性繁殖时，则会发生更有趣的事情。当选择温顺友好的个体进行繁殖时，某种驯良的性格倾向可能会成为一种遗传性状。作为回报，人类会与这些亲密的伙伴增进感情并保护它们：我们喂养它们并鼓励它们繁殖。于是，友好的特性带来了选择性优势——并且比例变得越来越高。

与这种遗传的友好性相伴而来的，往往还有其他特征，这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关，但或许只是直观上如此。达尔文本人也对此产生过疑惑，他在《物种起源》中写道：“在某些地区，没有一种家养动物的耳朵不下垂。”他的大胆猜测——这些动物之所以耷拉着耳朵，是“因为对危险不太警觉，导致耳朵上的肌肉退化”的缘故——尽管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在最初的观察中，他的确发现了一些东西。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德米特里·K·别利亚耶夫开始了一项实验：他选取了两组银狐，并对它们进行选择性繁殖。在其中的一组里，他挑选温顺的个体——对人类怀有好奇心和不爱咬人的个体——而另一组则正好相反，具有可怕的行为和攻击性。他只允许每组中前20%的狐狸进行繁殖，然后对其后代重复这一过程。

繁殖了几代之后，根据友好性选出来的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变化。它们不仅对人类更感兴趣，而且开始表现出了更多通常出现在宠物狗身上的行为：幼态或谄媚的行为，如舔饲养员的手、摇尾巴，并且——更奇怪的是——它们的外貌也出现了变化。到了第四十代，许多狐狸幼崽耷拉耳朵的时间变得更长，并且出现了卷曲的尾巴、短腿，以及白斑（斑驳病）和异常浅的皮毛（淡化）。它们还表现出了繁殖行为的变化——更早地进入性成熟期，并且全年都在繁殖。曾经，很多毛皮农场都尝试过选择培育这种特质，但都没有成功。在许多被驯化的品种中都出现了这些特征，它们被统称为“驯化综合症”。在粮食作物中也发现了一套类似的驯化相关特征：更大（但更少）的谷物、自然种子传播方式的丢失、同步开花，以及苦味的减少。

银狐的驯化程度不应该被过分夸大，毕竟70年的选择性繁殖与狗的15000年相差甚远。狐狸的行为仍然是不可预测的，比如在室内和室外都会毫无顾忌地大量撒尿，而且总的来说有些难以管理，不适合作为家养宠物。但它们的转变程度表明，人类的选择可以对我们的动物伙伴的性情产生影响。从暴躁的捕食者和黑夜的尖叫者变为鼻尖湿润的裤腿嗅探者——所有这些都是在几十代的时间里完成的。

被驯化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答案。

* * *

那么，“野生”意味着什么？

这或许是一种更难界定的特质——不同人对它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我们所说的“野生”是指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生存——真正远离人类，而不是捡拾人类社会的残羹冷炙——那么斯沃纳的牛已经是野生的了。如果我们所说的“野生”是指行为上的野生，即反感人类、不可预测、不受控制且无法控制，那么它们也已经是野生的了。但如果我们所说的“野生”是指未受人类影响——从未被驯化，从未被驯服，从未有过类似的“污点”——那么它们也许永远无法再成为野生的了。

当然，斯沃纳牛是“野化的”，也就是说：曾经被驯化的生物恢复到了“野生状态”。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野化动物。野化的马群，如北美野马、澳洲野马、克里奥罗马等，在澳大利亚和美洲的草原上自由奔驰。野化的鸽子在城市街道上摇摇晃晃地迈着八字步。野化的猪在美国南部的乡村中制造着混乱。野化的狗在杂乱的街区追咬着人的脚后跟，捡拾着残羹剩饭。“野化”一词有着复杂的含义——暗含着凶恶、邋遢的意味，以及某种“不纯”的本质。

但是，这个天平——现在，或未来的某个时刻——会不会在某个点倾斜？当它们对遗弃状态的渴求彻底解开了驯化的脚线，一个曾经被驯化的物种是否可能再次被视为真正的野生动物？

就奶牛而言，这根线无疑需要从很久远的时候开始梳理。所有的家牛，全世界共计14亿头，都被认为是一万多年前从原牛或者说野牛驯化而来的大约80头牛的后代。原牛体型庞大，属于古代巨型动物，肩高可达1.8米，头顶有一组大到有些比例失调的拱形牛角。在对高卢战争的评论中，恺撒大帝这样描述它们：“在体型上几乎不逊于大象……它们的力量很大，速度很快；当它们看到人或动物时，也不会轻易放过。”它们“不习惯人，也无法被驯服，”他继续说道，“即使是小牛。”那时候的它们是野生的，最纯粹的意义上的野生。

然而，在恺撒时代，原牛的数量已经处于下降趋势。它们的足迹曾一度遍布欧亚大陆和北非，但到了中世纪，它们的栖息地已经缩减到了东欧——在那里，对它们的狩猎活动受到了限制，一开始只有贵族阶层被允许狩猎它们，后来更进一步，仅限于皇室，以此来阻止其数量的衰减——最终，只剩波兰的雅克托鲁夫森林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1627年，最后一头已知的原牛，一头母牛，在那里死去：这是世界上最早有记录的灭绝之一。

就这样，原牛灭绝了。但或许并非完全灭绝。复活原牛成了几代人痴迷的科学课题，就像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玩具。其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尽管最后一头原牛早已死去，但家牛身上是否留存了足够多的遗传物质，能够将其重新拼凑起来？通过某种生物转换过程，原牛能否从普通牛的身体和血液中重生？

20世纪初，德国的海因茨·赫克和卢茨·赫克两兄弟率先做出了努力，他们分头行动，试图通过“回交法”来重现原牛——即选择性地对具有类似原牛特征（如牛角类型、脾气或颜色）的现存家牛进行繁殖——但由于他们与纳粹党的关系，所以名声并不太好。他们的项目总能让人联想到一些有关“纯种”的历史原型——赫克兄弟和原牛；纳粹和雅利安民族——它们都致力于重现一种原始的日耳曼景观。在纳粹运动中，弟弟海因茨是个怀有某种矛盾心理的参与者，而哥哥卢茨则明确而狂热地将他的回交项目与纳粹向东欧扩张（“收复”）的计划联系起来，将“生存空间”项目包装成了一个生态恢复项目，并为更广泛的纳粹优生学理论提供了科学角度的正当性。在这方面，卢茨获得了赫尔曼·戈林等人的私人支持。

卢茨专注于性情，从凶猛的西班牙斗牛和法国斗牛入手。海因茨则采取了一种更宽松的方法，更多的是基于外观，选用了东欧的草原牛、苏格兰的高地牛和各种其他品种，将它们全部“扔进一口锅里”。很快两人都声称取得了成功。正如卢茨在1939年宣布的那样：“灭绝的原牛在第三帝国作为一个野生的德国物种再次出现了。”

卢茨的怪物并没有活多久，它们在柏林动物园的轰炸中丧生了。(他在波兰的森林里放养的回交“野马”和引进的野牛在德国撤退时也依照戈林的指示被杀死了。) 但海因茨的“赫克”牛品种存续至今，得到了一些再野化支持者的青睐，他们认为通过重新引入古老的物种——或最接近的替代品——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土地恢复到更古老的状态。

例如，荷兰欧斯瓦德普拉森自然保护区就选择了赫克牛。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的保护区，占地5000公顷，被支持者誉为“新荒野”，但过去也曾被批评者斥为“动物的奥斯威辛”，因为在严寒的冬天曾发生过多起数百只动物在围栏后饿死的不幸事件。(现在，那些被认为不可能在这个季节存活的动物会被提前射杀。)有一些生态学家对矮小的赫克牛仍然感到不满，正在进行复活原牛的新尝试。一个由欧洲再野化组织资助的项目培育出了一群形似原牛的牛，被称为“陶洛斯牛”。研究人员称，陶洛斯牛“生而狂野”。

是这样吗？也许赫克牛繁育项目的恶名使我对它产生了偏见，但我确实担心，在憧憬遥远过去的风景和野生动物时——那些可能从未以我们所设想的形式存在过的风景和野生动物——我们面临着制造虚假偶像的风险。在我看来，精心设计选择性繁殖实验来生产“野生”动物，这事一看就是自相矛盾的。根据诸如角的形状、肩部的高度、棕色的深浅等表面特征来选择性地培育半虚构半真实的动物，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人工的呢？连那些基于攻击性而培育的动物也受到了谨慎的控制：任何显示出过多嗜血倾向的后代都会被射杀——以免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失控暴走。

还有人认为，赫克牛和那些类似的牛——那些以韧性和独立性为培育目标的牛——可以在生物多样性受到积极管理的环境中发挥重要的生态作用：它们啃食嫩枝和牧食的习性可以抑制林冠郁闭度过高的森林的演替，使得一个较小的区域内能够有一个复杂的、更具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包括英国的聂普农场在内的一些地方就引入了这种牛，并且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不过，这仍然很复杂，而且半驯化动物作为再野化的力量在伦理上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想想罗伯特·艾略特1997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伪造自然》（Faking Nature），一篇关于生态“修复”伦理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原封未动的自然蕴含着一些内在的价值，就像一件艺术品。他说，原始景观就像一件旷世杰作，而“被修复”的景观则像一件赝品。起源就是一切——“一种对过去的特殊延续”——因此，无论伪造的技术多么高超，蕴藏在其中的价值都会丧失。

或许那些试图伪造原牛复制品的项目也是如此，打造令人信服的复制品，让人永远猜不到真相。但是，在这些不起眼的斯沃纳牛身上——它们在外形上与一般的牛群并无二致，但被驯养的历史早已从成员的记忆中消失——不是有一些更真实、更诚实的东西吗？

* * *

因为有一些深刻的东西正在起作用。显然，在斯沃纳，在这个有尸体的臭味从废墟中升起的地方，不仅仅是动物的行为在发生变化。在这个新的牛的王国里，已经更替了10代甚至更多，有很多牛死去，也有很多牛降生。被我们称为“自然选择”的过程正在重新发挥作用——对这个种群来说，这也许是一万年以来的第一次。

它们现在依靠自己的集体智慧进行繁殖，并面临着许多它们的表亲鲜少关注的危险。很快，某些特质就会被选中。例如，只靠少量食物就能茁壮成长的能力。再如，顺利产犊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在怀孕的母牛中，约有一半在初次分娩时需要协助——在斯沃纳这个没有产犊棚，更没有疲惫的农民带着助产绳或助产链巡视的地方，难产意味着痛苦的死亡。)对雄性而言，则是支配力和攻击性。有一个术语可以用来描述这些现象：“反向进化”。也就是说，在回归到祖先的生活条件后，恢复到祖先的形态。

可能实现反向进化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法依靠的是一种可称为基因记忆的东西：以分散的形式留存在现代成员DNA中的物种进化史片段。被淘汰的基因即使不再使用，仍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假如过去的条件再次出现，它们可能会再次显现优势并被重新起用。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通过牛群的颜色看到“过去繁殖决定的幽灵”。黑色的牛带有更多阿伯丁·安格斯牛的遗传，棕色的牛带有更多的短角牛的遗传，而腹部的白色斑纹则可以追溯到短角公牛与安格斯母牛的交配历史。这些是关于驯化的基因记忆。但除此以外还有更古老的记忆。斯沃纳牛恢复了只在春季产犊的习性，这是在野生动物中常见的特征。

然而，这种记忆是不完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被淘汰的基因会被彻底“遗忘”。对果蝇的实验表明，基因记忆可能会可以延续200代到1000代——在那之后，任何遗失的特性都必须从零开始重新进化。

而且，正如动物科学家斯蒂芬·霍尔竭力提醒的那样，进化是个缓慢的过程——而像斯沃纳牛这样小的种群很可能会被机遇的浪潮抛得很高：比如，一个糟糕的春天可能会杀死当年所有的牛犊，只有那些出生异常晚的活了下来——因此，晚出生的特性就被无意中（同时错误地）选择了。近亲繁殖也会使奇怪和有害的遗传特征普遍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当与自然选择相结合时，它也可以起到从基因库中清除有害隐性基因的作用。

于是，倒退的、创造性的以及随机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共同作用于家养物种，使其回归野性，这一过程被称为“去驯化”。遗传漂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1999年，在被遗弃和隔离不到30年后，斯沃纳牛就在《世界牲畜品种词典》（World Dictionary of Livestock Breeds）中获得了一个新的条目，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新增条目。（斯沃纳岛上的兔子是20世纪20年代被放养的宠物的后代，也已经走上了向它们的祖先类型回归的道路，表现得不再那么驯化。虽然最初的那批兔子是黑白相间的，但现在岛上的兔子是棕色的，就像它们的野生祖先一样。)

即使再过1万年，这些去驯化的牛也几乎不可能恢复到它们的祖先原牛的形态。在经过了大约2000至2500代的驯化后，大量原牛基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中。即使我们在两个世纪后回到斯沃纳，也不可能看到这里充斥着目露凶光、皮毛厚重、肩高1.8米的野兽。(事实上，大多数生活在岛屿上的哺乳动物种群都有侏儒化的倾向。很久以前，在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曾有矮象漫步。阿姆斯特丹岛是印度洋上一个小小的火山露头，岛上有2000头野化牛，从1871年引进最初的5头到2010年被环保主义者全部射杀，这段时间里，它们的体重减少了四分之一。)

但是到了某个时刻，所有关于斯沃纳牛的“真实性”——它们是否真的能算一个独立存在的物种——的疑问都会随风而去。经过一定的时间后，野化的动物会变成野兽，无论它们是否曾被驯化过。到那时，它们将成为独一无二的进化艺术品。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