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门还得记得戴口罩，虽说现在疫情过去了，但沈叔这个习惯一直改不掉。他总说这是因为公交车上人太多，怕有人感冒，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怕碰到认识的人。

出门还得记得戴口罩，虽说现在疫情过去了，但沈叔这个习惯一直改不掉。他总说这是因为公交车上人太多，怕有人感冒，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怕碰到认识的人。

沈叔五年前从村里搬到县城，十万块卖掉了祖上传下来的老宅院。那时候村里人议论纷纷，都说他不孝，卖祖宅是要折寿的。但谁又能知道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在乡下孤零零地过日子有多难。

沈叔的老伴儿六年前走的，儿子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前年过年，儿子带着刚谈的女朋友回来，在那个漏雨的老屋里住了三天，女孩子连连皱眉，沈叔似乎从那时就下定决心要搬走了。

我是沈叔在县城的邻居，他搬来那天，我正在楼下晒被子。老头拖着两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他的家当，一个灰扑扑的电饭煲露在外面，煲身上还贴着两张发黄的药方。

“小王啊，帮把手。”他气喘吁吁地叫住我，额头上的汗水顺着皱纹流下来，在下巴尖儿汇成一滴，啪嗒掉在地上。

从那以后，沈叔就成了我这个年轻人在县城的”临时家人”。他时常来我家蹭饭，带着自己种的一把青菜，说是换我家的一顿饭。我妻子每次都笑他小气，其实心里挺疼这个老人的。

沈叔在县城的日子过得简单。他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五点收工。冬天来时，他会多带一个暖水袋，搁在屁股底下。那个暖水袋是粉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兔子，看着特别不协调。

“这是我儿媳妇买的，”有一次他主动解释，“儿子说她快当我儿媳妇了，过年要带回来见我。”

可是那年春节，儿子自己回来了，说女朋友回娘家了。沈叔也没多问，只是晚上我听见隔壁有翻东西的声音，第二天看见小区垃圾桶里有个扎了洞的粉色暖水袋。

沈叔的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他的小摊前等他修完我那双皮鞋。那是双我结婚时买的皮鞋，鞋底开胶了。其实没必要修，但我就是想让沈叔多赚点钱。

“喂？”沈叔的声音有点颤，他很少接到电话，除了儿子偶尔打来问候。“我是沈根柱…什么？谁？…哦，村支书…什么事啊？…回村里去？不回，我都搬出来五年了…”

我看见沈叔的脸色变了，从耳根到脖子都红了。他盯着我那双破皮鞋看了半天，然后对着电话说：“行，我明天回去一趟。”

挂了电话，他手忙脚乱地把我的鞋塞回给我，也没修完。

“怎么了？”我问。

“没事，老家有点事。”他避开我的眼神，把工具往蛇皮袋里胡乱一塞。

沈叔修鞋的手艺很好，但他总是收费很低。有时客人给他十块，他非要找回五块。我劝他多收点，他说：“我这把年纪了，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那天晚上，我去沈叔家送了碗热汤。他家里亮着灯，但敲门没人应。推门进去，看见他坐在床边，面前摊着一堆旧照片。那是他前些年搬家时带出来的，黑白照片居多，有他和老伴的，也有儿子小时候的。

“明天回老家？”我把汤放在桌上。

他点点头，把照片收起来，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红皮筋捆好。

“谁找你啊？”

“村支书，”他顿了顿，“说有份文件要我去看。”

“什么文件这么重要？”

沈叔摇摇头：“不知道，可能是征地的事吧。”

我不太信，但也没多问。沈叔的老宅院早就卖了，地皮应该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第二天一早，我送沈叔去车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提着个旧皮包，里面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双布鞋。

“回来吃饭别忘了。”我对他说。

他笑了笑，点点头，然后上了去乡下的班车。

三天后的傍晚，沈叔回来了。他站在我家门口，脸色灰白，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像是悲伤，又像是解脱。

“回来了？吃饭没？”我问他，其实想知道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沈叔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那是一份拆迁协议书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地写着：因县城扩建需要，对坐落于青山村的原住户进行统一征收安置…每平方米补偿款为…

我大致扫了一眼，然后惊讶地抬起头：“这…这不是你原来的老宅子吗？”

沈叔苦笑着点点头：“是啊，我卖给张富贵家的那块地，现在征收补偿，一平米六千多。我那老宅连地带院子差不多四百平，算下来…”

“两百多万？”我倒吸一口冷气。

“对，两百四十多万。”沈叔的声音很平静，“村支书是个好人，知道这事后专门打电话让我回去看文件。”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五年前卖十万，现在值两百多万，这落差谁能受得了？

“那…那现在怎么办？”

沈叔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张富贵给我退回了八万，说是良心过不去。他家儿子前年得了白血病，卖地的钱早就花光了，现在拿到补偿款，总算是有救了。”

我愣住了：“他…他把钱退给你了？”

“嗯，他说我把老宅子卖给他时帮了他家大忙，儿子的第一笔医药费就是那十万应急的。现在他拿了大笔补偿款，孩子的病也有希望了，就还我八万。”沈叔说着，眼圈红了，“我当时在村委会看到文件，腿一软就跪下了，张富贵过来扶我，我俩抱头就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你…你不后悔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沈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后悔啥？我卖房子那会儿，老伴刚走，儿子远在外地，我一个人住那破房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钱是钱，可命是命啊。”

他摸出烟，给自己点上，又给我递了一根。

“我在村里待了三天，去看了看老宅子。现在已经拆了一半了，只剩下东厢房还在。你知道吗，我在墙根挖出了我爹当年埋的酒，三十年的女儿红，说是留给我儿子结婚用的。”

沈叔笑了，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张富贵一家对我可真好，他媳妇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他儿子现在病情稳定了，人瘦得和根竹竿似的，但精神头挺好。他说等他病好了，要考大学，将来挣了钱要还我这八万块。”

夜色渐渐深了，沈叔的烟一根接一根。他告诉我，张富贵非要送他四床新棉被，说是感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沈叔没要，只带回来一坛自家酿的米酒和几包自家种的花生。

“明天，明天我就打电话给儿子，让他别再打工了，回来吧。我这八万加上我这些年攒的钱，给他在县城买套小房子，让他回来找个媳妇，好好过日子。”沈叔眼睛里闪着光，“人这辈子啊，钱没了可以再赚，但时间没了就真没了。”

两个月后，沈叔的儿子真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孩，是他在深圳厂里认识的。女孩腼腆，但很勤快，一进门就帮我妻子择菜。沈叔乐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从冰箱里往外拿吃的。

他拿出了那坛从老家带回来的米酒，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酒香四溢，沈叔举起杯子，手有些颤抖。

“敬我那破房子！”他说，眼里闪着泪光，“要不是它，我儿子可能还在外头漂着呢。”

我们都笑了，碰杯的声音清脆悦耳。

后来我听说，张富贵用那笔补偿款给儿子做了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沈叔逢人就说，他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就是把老宅子卖给了张富贵。

沈叔现在不修鞋了，他在儿子开的小超市里帮忙。有时候，我路过那家超市，总能看见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和来买东西的人聊天。那个板凳是从老宅子里带出来的唯一家具，木头已经磨得发亮。

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看见沈叔在翻看一本相册。他指着一张老宅子的照片对他孙子说：“这就是咱们家的老房子，虽然现在没了，但它救了一个人的命，还帮咱们一家团聚了。”

小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又缠着爷爷要糖吃。

沈叔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剥开糖纸，小心翼翼地递给孙子。那颗糖在阳光下闪着光，就像沈叔眼中的泪光一样晶莹剔透。

房子没了，但家在；金钱流失，但情义长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沈叔的故事像一缕清风，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初沈叔知道五年后老宅会值两百多万，他还会卖吗？但转念一想，如果他不卖，张富贵的儿子可能就没救了；如果他不卖，他自己可能还在那个漏雨的老屋里孤独终老。

命运就是这样奇妙，看似失去的，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获得。

昨天，我又看见沈叔在超市门口摆了个小摊，不是修鞋，而是在教几个小孩子写毛笔字。他的字写得很好，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本事。板凳旁边放着一个收音机，里面播放着戏曲，沈叔跟着哼着，时不时纠正孩子们握笔的姿势。

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抬头冲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山涧的溪流，流淌着岁月的痕迹。

“生活还得继续啊，”他说，手里的毛笔在宣纸上留下苍劲有力的笔触，“房子没了可以再建，人没了就真没了。”

阳光洒在他身上，那一刻，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要富足。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