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信条：不使用核武器的逻辑与未来

摘要：作者：Stacie E. Goddard，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她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秩序、大战略与全球权力政治；Colleen Larki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主要关注战略叙事、军事学说、

核信条：不使用核武器的逻辑与未来

作者：Stacie E. Goddard，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她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秩序、大战略与全球权力政治；Colleen Larki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主要关注战略叙事、军事学说、核政治与核战略。

来源：Stacie E. Goddard and Colleen Larkin. “Nuclear Shibboleths: The Logics and Future of Nuclear Nonu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9, No. 1, 2025.

导读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曾积累了超过3万枚战略核武器，并撰写了详细的核战争计划。将大国推向核升级边缘的危机迫使决策者们直面核武器使用的可能。尽管这一时期核阴云持续笼罩，但核武器从未在战争中被使用。

2022年，普京总统曾以核威胁回应美国与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几乎所有核国家也都在积极推进核武器现代化。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却对核武器展现出更保守的立场，认为核武器因其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而属于非法。

这些发展如何影响不使用核武器的未来？鉴于学者对核政治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评估，本文将基于学者对决策者不使用核武器的原因理论分析，形成我们对核未来的预期。近期，也有学者尝试检测不使用核武器的稳定性，并展现出对方法论而非理论创新的更大兴趣。但本文认为此类研究存在理论缺陷，会削弱我们理解核政治的过去、如今与未来的能力。

本文以精确核武器为核心进行分析，这类低当量核武器配备制导系统，提高了其摧毁特定目标的概率。对精确核武器投资的增加，引发了现代核武库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核武器在冲突中使用可能性的讨论。本文将首先概述“理性主义-规范主义之争”，剖析推动不使用核武器的各种机制，随后我们将分解机制并深化对核战略以及不使用问题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这些理论应用于精确核武器世界，并呼吁进行精细化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不使用核武器的未来。

不使用核武器的逻辑：在末日时代权衡后果与适当性

Press、Sagan与Valentino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将不使用核武器理论归为两大类。一方面是理性主义理论，其核心是“后果逻辑”。在最基本层面上，决策者是否使用核武器取决于其在特定情境下所能提供的军事优势。更为突出的是威慑战略逻辑，即行为体因认识到相互毁灭的风险而避免使用核武器，即相互确保摧毁（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使是面临非核国家，有核国家也必须考虑，在使用核武器后，这种行为会招致对方保护伞的未来报复，或为未来的危机打开使用核武器的先例。因此，有核国家往往会因为开创先例而陷入“自我威慑”状态。另一些理论强调“适当性逻辑”，即所谓“核禁忌”。这一理论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转向，挑战了传统理性威慑逻辑，认为决策者避免使用核武器并非因为害怕报复，而是受到围绕核武器使用的规范性约束。

理性主义者和规范性框架并非完全不同。建构主义者对核禁忌的理解紧扣武器本身的破坏性，理性主义者也会强调决策者的功利主义选择，即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道德成本与收益。围绕不使用核武器的研究较少关注理论逻辑的再审视与创新，而是专注于使用新颖方法论——包括衡量公众对核武器使用态度的调查实验——对理论进行相互检验。这些实证研究很必要，但它们并未触及不使用核武器研究浪潮的理论根源，也忽略了理性主义和规范性理论内部不同的因果机制。

混同与忽视之罪

理性主义与规范性理论都存在缺陷。在理性主义框架中，学者混淆了两种不同机制——成本与可信度——将其当作单一因果路径。在规范性框架中，学者只考虑结构性机制而忽视了规范争论机制。这两种缺陷导致了类似后果：研究忽视了有关不使用核武器的当代理论辩论，也错过了历史上的核战略辩论，最终留下了无法解释核秩序剧变影响的著述。

（一）基于所作所为：理性主义机制与成本和可信度的混同

“理性威慑”被视为对报复的畏惧，但这忽略了理性威慑理论至少基于两种不同机制：成本逻辑与可信度逻辑。如果是成本逻辑驱使，决策者对不可接受破坏的恐惧促使其不使用核武器。如果是可信度逻辑驱使，成本就取决于报复的可信程度。这两种机制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共同作用的，完全可信的威胁也会因为施加成本而无法构成威慑。学者如何权衡这些不同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不仅关系到对不使用核武器的理论解释，也直接影响到从这些理论中得出的战略建议。

首先，对威慑有效性的长期争论主要围绕这些对不使用核武器的对立驱动因素。“核革命”派学者认为核报复的巨大成本就足以阻止对手发动攻击，因此核武器是一种生存性威慑。另一派学者认为拥有核武器并不足以形成威慑，如果核武威胁缺乏可信度，威慑作用就会减弱。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也对“核革命”理论持怀疑态度，质疑相互确保毁灭（MAD）的稳定性，认为有效威慑需要持续性的竞争和进攻性战略，以使威胁更具可信度。

成本与可信度的差异不仅是理论问题，还直接影响了冷战时期的核战略辩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成本高昂，但有人认为这种战略只能促使美国在危机中“要么投降，要么自杀”，因此不具备可信度。鉴于此，“灵活反应”战略应运而生，试图在发展力量的同时强化可信度，避免一味地诉诸于共同毁灭。

这些政策辩论并未成为历史。今日的中国遵循“有限威慑”战略，其展现的坚定信心使中国核战略具有可信度，但同时也存在着中国核武器存量有限是否会削弱威慑效果的争论。如今美国的核战略讨论也围绕于“高昂成本的威胁是否足以形成威慑”，尤其是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时。简单地将“成本”与“可信度”归入单一的理性主义理论，很容易忽视核政治中的因果动态。

（二）基于未完之事：规范性机制与对争论的忽视

对不使用核武器的研究主要检验了两种规范性因果机制。第一种研究考察了核禁忌的强度，试图寻找核禁忌是否约束了决策精英使用核武器，或者是否通过公共舆论间接发挥影响的证据。根据核禁忌逻辑，决策者之所以避免使用核武器，是因为核武器具有独特破坏性，在道义上不可接受。但此论断包含了诸多争议，关于规范是否构成针对核武器使用的“红线”以使其成为真正的禁忌，仍存在大量讨论。有学者认为如果存在其他道义权衡使核武器正当化，那么禁忌就可能失效。例如，尽管存在杀害他人的禁忌，但个体仍能遵循正当防卫而杀人。同理，如果国家面对生存危机，核武器的使用也能被视为合理。

此外，核禁忌中也可能包含一系列规范性逻辑。例如，精英阶层避免使用核武器可能是出于声誉考量，这与核禁忌设立“红线”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一规范性解释认为决策者要么是已经被规范化，要么是预期到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强烈厌恶而反对使用核武器。规范性解释还有第二种发挥作用的机制：非战斗成员豁免原则，即交战各方不得故意针对平民进行攻击，任何非故意造成的平民伤亡都应与必要的军事目标相称。战略核武器不仅具有天然的不加区分的杀伤性，其破坏程度也远超大多数军事目标所需。因此，从规范角度看核武器是不可接受、不被允许的。

无论是关注禁忌机制还是非战斗人员豁免规则，学者们都强调规范性影响的结构性机制，无视了行动者的主动性。这种要么被社会化为相信禁忌，要么被旁观者迫使遵守道德行为的理解看似直观，但却存在问题。近年来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研究也越来越质疑规范机制是否主要通过结构性逻辑发挥作用，还是通过争议和互动机制生效。

规范争论转向

在过去十年里，关于核政治规范争议的研究激增，部分原因在于当代核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学者们质疑，核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中的争议，或《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现，是否表明规范性秩序正在陷入危机，还是这些挑战实际上强化了对裁军的核心承诺。规范争议的表现也多种多样，可以是公开、明确的讨论，也可以是隐形、消极的反抗。规范争议也可能影响力有限，但也可能是革命性的。

规范争议研究者不将规范视为一套静态规则，而是认为规范是偶然、模糊，且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变的。规范争议理论基于两个假设。首先，规范本身存在争议性，即规范受到解释的影响。更复杂的事行为者处在一个由各种规范和道德命令构成的复杂环境中，其中的规范可能互补也可能互相冲突。例如，核武器在规范上的禁忌，与自卫、安全等威慑理论核心概念并存，也正是这些规范间的摩擦使美国领导人在冷战期间经历了“原子焦虑”。

其次，规范争议研究者在解释中强调行为者的能动性，认为复杂环境赋予行为者相当大的能力，使其能够诠释、选择，甚至重新定义自身的规范环境。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竞争性道德推理也可能源于真诚的道德信念，如核裁军活动家对核武器是人道主义灾难的坚信。但同时规范使用也可能具有策略性，例如核武器国家将防核扩散置于裁军之上，这既涉及道德考量，也根植于权力考量。无论行动者出于何种目的，这种竞争性道德推理将决定哪些规范被边缘化，哪些规范将最终影响核政治。

该理论的挑战在于，如何解释何时会出现重大且变革性的规范挑战。规范争论研究强调“未定时期”或“剧变”的重要性，即战略和技术变化可能为行为者提供挑战现有规范的机会。例如，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扩散动摇了禁止暗杀的规范，核武器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关于不使用核武器规范的争论。总体而言，近年来关于规范的研究已从结构性视角转向实践性视角，忽视争议就意味着忽视争议动态的一个重要路径，将对我们理解不使用核武器的未来产生影响。

精确性悖论：新技术如何同时增加和减少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

核政治在多领域都处于动荡之中，但本文重点聚焦技术领域——特别是将低当量“精确”核武器作为核武库核心的趋势。与各国热衷于进行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相结合，带来了一个充满变化的核战略格局。本文强调的“精确”并非指武器具有辨别目标的能力，因为任何针对密集城市目标的核武器都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破坏。

本文使用“精确”（precision）这一术语的原因有二：首先，许多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会在描述此类武器时使用精确一词，并强调它们能够进行选择性的、针对军事目标的反击行动。其次，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无论是明确还是隐含——将“精确”与核战争中的区分规则联系在一起。

本文同时指出“精确”的技术和话语可能对未来核武器使用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精确核武器将降低核攻击门槛；另一些人则认为精确核武器可以有效威慑俄罗斯、中国等竞争者，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实现不使用核武器。

（一）理性主义机制：成本与可信度

成本机制认为，核报复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决策者选择不使用核武器。但精确核武器的出现将使核武器使用变得可能，因为其可以避免造成“不可接受的毁灭”。此外，精确核武器也能降低报复的成本。有人认为决策者可能会据此认为精确打击将降低武器的威慑效果，而精确核武的支持者则指出精确度和低当量将使核武器变得更可用。

可信度威慑机制认为，承诺在各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可信度越高，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越低。据此，精确核武的高准确性和低附带损害提高了核威慑的可信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核武器太过精确，可信度可能会变得不可信。对于拥有精确核武的一方来说，进行一次“精彩打击”并摧毁对方的力量十分具有诱惑力。而目标国家也可能由于担心遭受攻击后彻底丧失核力量而“先发制人”。正如前任美国国防部长Ashton Carter所说：“最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不是冷战时期的大规模‘核交换’，而是那些诉诸较小但可怕袭击的愚蠢行为。”

（二）规范机制：禁忌与非战斗人员豁免

与理性主义机制类似，规范机制提供了对核未来的不同预测。虽然核禁忌机制可能随着制度化而进一步抑制使用核武器的倾向，但精确核武将影响非战斗人员豁免规范，从而提升核武使用可能。相比之下，规范争论机制解释了禁忌和平民豁免之间的竞争，为区分“常规”精确武器和“非常规”战略武器创造了讨论空间。

禁忌：如果存在一条明确界限将核武器划入道德禁区，那么精确武器等技术创新对核武器使用将不构成影响。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关于北约的政策声明中强调：“一旦诉诸核武器，我们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旦决定使用核武器，就无法防止冲突升级。”在将核武器定义为非法之外，也有许多活动旨在使拥核国家失去“合法性”，强调任何安全目的都无法为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毁灭和环境破坏开脱。

非战斗人员豁免：根据这一机制，核武器使用的限制源于人们对高附带伤害的预期。低当量精确武器降低了核打击的预期附带伤害，并因此提高决策者对核选项的接受度。如果美国及其他国家将打击原则与国际人道法保持一致，这将最大限度保护平民并减少核武器对平民的伤害。此外，决策者还能够通过加强互补性规范来放宽对核武器的使用，如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规范争议：非常规的终结？

规范争议机制强调，新技术出现将引发规范性动荡，并开启一场关于道德合理性的竞争性辩论，尤其是在精确武器是否更具有人道性的问题上。这种争议并非着眼于加强规则，而更多涉及说服与胁迫——裁军倡导者与精确武器支持者试图围绕各自的规范理解建立联盟，但这一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反核运动通过强调核武器的巨大人道主义代价来削弱核武器威慑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精确武器倡导者利用“区分原则”对裁军倡导者进行反驳。在此过程中，反核阵营对核武器“无差别、毁灭性”的强调，反而会为发展精确核武的正当性提供理由。此外，利用“区分原则”来为精确核武正名，也会有意或无意地重新定义“常规性”，使其不再强调“核/非核”之分，而是突出“精确/非精确”之分。这样的重新定位，不仅使核武器的使用变得可以想象，还会使其在特定条件下相较于其他军事选项而言更具伦理正当性。

回归核理论

本文认为，将不使用核武器机制简单分为后果逻辑和规范逻辑，掩盖了每种方法内部包含的多重机制。可信度与禁忌的逻辑表明，精确武器可能降低核武器使用成本，而成本和非战斗人员豁免逻辑则指出，精确武器时代可能增加核武器使用的风险。

通过引入规范争论视角，本文指出不使用核武器的未来取决于行为体在非战斗人员豁免和核禁忌之间的持续博弈。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不使用核武器的研究需要像重视方法创新一样重视理论发展。目前有一些研究通过“预设”规范，例如让受访者从国际人道主义法角度来看待武力使用问题，以此进一步测试框架效应，例如让参与者接触相互竞争的规范，而不仅仅是单方面支持或反对某一论点。此外，研究人员还可以设计开放式问题，让受访者解释其选择以揭示他们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但本文仍想强调，即使采用创新方法，可能也不值得继续对公共调查投入大量物质或伦理成本。研究表明调查实验不仅能反映参与者对核武器和国际法的看法，还可能塑造他们的观点，使其认为对平民使用核武器是可接受的。鉴于此，本文认为后续针对不使用核武器的研究，应减少“精确”语言的影响，向受访者解释此类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破坏以及国际法相关规定。此外，研究者应更关注决策精英而非公众，因为核政策精英深谙威慑规范与实践，且最能够处理各种相互竞争的机制对核武器使用的影响。如果精英调查的受访者因为技术描述（战略核武器/精确核武器）的不同而认为精确核武器符合“非战斗人员豁免”规范，这预示着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景将充满不确定性。

另一个值得探索的方法是战争推演。已有战争推演表明“精确”低当量核武器可能会影响核武器使用决策。修正过去在理论上的混同和忽视并不容易，但在理论上十分必要，这是揭示通往核武器使用或非使用完整路径的唯一手段，也是理解核武器未来的唯一手段。鉴于核政治的重大风险，我们不能“隔着黑暗的玻璃看世界”。

词汇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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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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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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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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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威慑

Low-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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