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圳艺术周刚刚落下帷幕，但艺术界的“深圳时间”仍在持续。从改革开放以来便作为“窗口”与“试验田”的“卷都”深圳，将这份开拓创新带到了当代活力不足而整体唱衰的中国艺术生态之中，如掷于一汪死水的石子，重新激发起震荡的涟漪，也随着涟漪的外拓，以在地之地链接起持续生长
深圳两馆
深圳艺术周刚刚落下帷幕，但艺术界的“深圳时间”仍在持续。从改革开放以来便作为“窗口”与“试验田”的“卷都”深圳，将这份开拓创新带到了当代活力不足而整体唱衰的中国艺术生态之中，如掷于一汪死水的石子，重新激发起震荡的涟漪，也随着涟漪的外拓，以在地之地链接起持续生长的网络。其中，深圳市当代艺术和城市规划馆（简称“深圳两馆”）便是一个典例，为亟待改革的中国本土美术馆发展找到再出发的新可能。
伴随着地产神话的终结，支撑着中国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事业蓬勃发展的“上海模式”和“华侨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何确保运营经费的稳定、如何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创新性、如何更好地与公众互动、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等发展瓶颈的出现都宣告着上一个以地产主导的美术馆模式1.0时代的终结。而诞生于2017年底的“深圳两馆”在系列的运营机制探索中，开辟出融合民营美术馆与公立美术馆两者优势的第三条道路，实行更多元化的资助和运营模式，为未来的美术馆提供了具有创新性的、可复制的模板。
历史的发展需要反思，深圳的经验也需要提炼总结。本文试图探讨在公立和民营美术馆之外的第三条当代艺术馆之路，即多元资助和运营机制的可能性，以期美术馆模式2.0时代的到来。
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特约撰稿人姜俊、汪单的评论文章。
深圳两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踏上国际舞台。自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的一、二线大都市开始进入去工业化、消费服务化转型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壮大，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艺术消费的持续增长和多元化。中国当代艺术产业也逐渐走向机构化和全球化。国内各类美术馆和当代艺术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成为了当代艺术生产、展示和收藏的重要场所，将原本仅针对小众专业观众的当代艺术欣赏普及化、大众化，使其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在2010年后城市更新的大潮中，美术馆，特别是作为全球艺术文化推手的当代艺术馆对于推动城市文化的国际化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圳市当代艺术和城市规划馆（简称“深圳两馆”）于2017年底应运而生，成为了城市文化新生态中的关键一环。本文受到深圳两馆的委托，试图探讨在公立和民营美术馆之外的第三条当代艺术馆之路，即多元资助和运营机制的可能性。
若要探讨中国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模式，上海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焦点。如果说北京的当代艺术主要围绕画廊展开，那么上海的当代艺术生态则更大程度上源自面向公众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城市更新和地产开发。其中，从土地金融到土地财政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座座商业中心在浦东拔地而起（来源上海市档案馆藏）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序幕首先在深圳拉开，土地金融化成为推动南方经济特区城市建设与文化设施发展的关键要素。在这一时期，土地出让与房地产开发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为美术馆等文化项目的兴起奠定了资金基础。与深圳80年代的情况相较，上海的土地金融化则发生在90年代初的浦东开发过程中。随着1994年分税制度的改革，以地产为导向的城市更新逐渐在1998年左右形成规模。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原因，但在这一波城市更新中文化相关的内容占比很小，更多的是针对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那时的上海美术馆主要以公立机构为主，聚焦于传统艺术的展示与文化传承，尚未涉及当代艺术，也未融入城市更新的整体框架之中。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随着上海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服务业的比重显著提升，文化和创意产业逐渐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外迁和去工业化进程加速，使得市中心大量遗留的工业用地得以被重新利用，改造成富有特色的文化艺术空间。与北京798艺术区（成立于2002年）几乎同时，上海也见证了由上海春明粗纺厂转型而成的上海M50创意园（2002年转型）以及由上海钢铁十厂改造而成的红坊文化艺术社区（2005年建成）等文化创意园区的诞生。其中在红坊文化艺术社区中诞生了由民生银行独资成立的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08）。当代艺术馆在这一轮的城市更新浪潮中开始生根。同时，保护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这也是对前一轮城市建设中“大拆大建”做法的深刻反思。那种粗放式的城市建设方式对城市历史景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因此，在这一阶段，城市更新的重点转向了加强对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中华艺术宫
自2002年美国城市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提出“创意阶层”这一概念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创意人才”与“城市文化生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国际舞台上，各大顶尖都市纷纷在文化设施建设上展开激烈角逐，以期吸引全球顶尖的创意人才。因此，高端的当代艺术展示已成为顶尖大都市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而在此后的第三阶段，美术馆机构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也日益显著。世博会结束后，部分遗留场馆经过精心设计与改造，成功转型为重要的文化设施。例如，上海美术馆从南京西路迁址至后世博园区的原上海南市发电厂，华丽转身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2）；而另一部分则入驻原世博会的中国馆，摇身一变成为中华艺术宫（2012）。
上海外滩美术馆
2010年以来，公立美术馆在扩建和增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此同时，民营美术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上海洛克外滩源中上海外滩美术馆的盛大开幕，开创了一种由地产商单一资助运营的民营美术馆之“上海模式”，这一模式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民营美术馆的典范和标配。这些民营美术馆的共同特征是拥有单一的赞助方，而这些赞助方多为地产业企业，即便不是直接从事地产开发，美术馆被作为服务于城市更新和地产增值的配套设施。
深圳OCAT 西面主入口外观，摄影：TAL
与之并行的是深圳OCAT（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它与外滩美术馆相似，都是由地产企业（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单一资助的艺术机构。OCAT最早成立于2005年，最初隶属于何香凝美术馆，后于2012年独立，并正式登记为非营利性美术馆。同年，OCAT开始着手构建遍布全国的当代艺术馆群体系，相继成立了OCAT深圳馆、华·美术馆、OCAT上海馆、OCAT西安馆以及OCAT研究中心（北京馆）等分支机构，并在多个城市设有分展区。其馆群总部设立在深圳，这一运营模式也被称为“华侨城模式”，和“上海模式”的固定地域性不同，它试图形成了美术馆和其地产联动的全国连锁机制。
2024第十一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现场
在全国的城市化背景下，上海成为了艺术和地产开发结合的标杆，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12）应运而生，并明确提出了以沿黄浦江岸线约3公里的“西岸文化走廊”品牌为核心的战略发展目标。西岸文化走廊的建设不仅为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还进一步促进了多所民营美术馆和艺术区的成立，如龙美术馆（2014）、余德耀美术馆（2014，现已搬迁）、上海摄影艺术中心（2015，现已搬迁）、西岸美术馆（2019）、油罐艺术中心（2019）等，同时也见证了西岸当代艺术与设计博览会（2014）的创立。
2024 ART021 首日开幕现场
在上海地产业繁荣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众多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特别是民营美术馆和画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艺术群落。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上海双年展”作为上海当代艺术的重要展示窗口，不断吸引着国内外艺术爱好者的目光。同时，每年11月举办的两个艺术博览会“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2013）与“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2014）也为上海当代艺术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了艺术家、画廊、收藏家及艺术爱好者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这些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画廊、双年展和艺术博览会共同构成了上海当代艺术产业的基本格局，展现了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艺术魅力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美术馆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实现了飞速增长，从2012年的20家增加到2021年的96家，增长了76家之多，且实现了全市16个区的全覆盖。
但我们不可否认，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和当代艺术产业繁荣之下还潜伏着不可回避的困境和危机。在中国，无论是公立美术馆还是“上海模式”引领的各地民营美术馆，都共同面临着资助来源单一化的挑战。在这种模式下，美术馆的建设与运营高度依赖于单一的资助方：公立美术馆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又和1994年分税改革后形成的土地财政息息相关；而民营美术馆则往往依靠单一的企业赞助，特别是其和地产业的深度捆绑。这种过度依赖地产业景气的单一资助结构不仅使美术馆在经济基础上承受风险，还预示着在当今地产业低迷、政府文化预算紧缩的背景下，当代艺术馆（美术馆）总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此外，单一的资助结构也导致了艺术展示与艺术多元受众需求（民众多元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脱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
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正在被拆除 图片来源：香格纳画廊
一方面，公立美术馆的艺术展示往往偏向于政治意识形态化，并过分保守，侧重于传统艺术的展示，而忽视了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民营美术馆为了吸引观众、提升知名度，服务于地产增值，在当代艺术领域往往只展出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过度迎合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趋势，从而忽视了本土当代艺术家的培育和支持。
这两种趋势都忽视了对本土当代艺术生态、以及艺术家自主创业的扶持，未能有效构建起可持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当代艺术市场。长此以往，将导致“艺术产业表面化、空洞化”，严重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以及与国际间的交流。
2024年1月24日，OCAT深圳老馆展厅外立面logo被遮盖，图片致谢：冯博一
2020年，中央政府针对中国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提出了“三条红线、四档管理”的监管政策。这一政策导致多个大型开发商陷入债务危机，进而引发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依赖单一地产资助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因此陷入财政困境，部分民营场馆甚至出现了集体关门或歇业的现象，如OCAT于2023年宣布停止运营。据相关研究显示，一个大型民营美术馆的年运营成本可高达2000万元，即便是面积仅600平方米的小型美术馆，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收入来源虽然包括门票、场地租赁、商业配套空间（如餐厅、咖啡店）以及艺术衍生品销售，但这些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通常不超过15%。
左起：油罐艺术中心创始人乔志兵、艺术家丁乙、香格纳画廊创始人劳伦斯，在拆除中的西岸艺术区合影 图片致谢：乔志兵
如今，随着地产繁荣的终结，大量民营美术馆开始寻求自救的尝试。其中一种普遍的趋势是和海内、外各大商业画廊合作，或出租展厅。商业画廊参与到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展览策划中，并共同承担展览成本，这使得易于销售的绘画作品成为了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展示的主要内容。画廊主们纷纷在看似中立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内推销作品。虽然这一做法暂时缓解了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财政压力，但也使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丧失了独立性，从地产的附属品转变为了艺术市场的附属品。
然而，公立美术馆的运营经费也会因地产业的下行，相应政府财政拨款的减少而缩减，这使得公立美术馆同样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如今，无论是公立美术馆还是民营美术馆，都暴露出了资助和运营机制缺乏多元化的问题。
丹青百作绘辉煌：中展典藏近现代中国画名家精品展公教活动现场
美术馆作为民众公共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承担着审美教育的重要职能。作为本地的艺术文化高地，它不仅培育、支持和引领着艺术市场，还汇聚着本地的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美术馆多元的使命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于其资助的多元化。换句话说，美术馆资金的多元化促使它更积极、深入地融入社会，并致力于满足社会各方面对美术馆的多样期待，从而实现多元化资助的可持续化循环。
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术馆在公共艺术教育与社群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单一的资助结构使得美术馆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以及收藏社群之间的联系仍然显得薄弱，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本地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社群。这导致美术馆的社会渗透力和公众参与度大大受限，也未能充分履行其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和促进艺术普及教育的职责。
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当代艺术馆（美术馆）都应发展多元化的筹款和资助机制，避免过度依赖单一资助来源，增强自身的多元化运营能力。纵观西方百年的艺术产业模式，我们不难发现，艺术产业的核心在于“信仰”，其逻辑在于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社群的开发与运营，尤其是高净值人群的收藏家社群。艺术的运营逻辑更接近于“殿堂”，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就如同是艺术的教堂和神庙，而非由售楼部空间改建而成的地产附庸。因此，“上海模式”和“华侨城模式”只能被视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1.0版本”。
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外立面（夜景）
在当前财政紧张的状况下，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也在努力改变单一财政拨款的现状，尝试增加多元的资助和运营机制。有别于美术馆的“上海模式”，深圳两馆在成立之初就探索了一种新的模式：
“深圳两馆……其运营机制综合民营美术馆与公立美术馆的两者的优势于一体，实行企业化运营管理，经费自理。两馆实行联席会议制度下的理事会决策制和理事会决策下的馆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为两馆开展学术业务活动决策咨询机构，向理事会会议报告学术工作。两馆设馆长1名，负责两馆日常管理和运营工作，馆长由理事会任命。”
颜为昕馆长为观展学生导览中
自2017年成立以来，特别是2020年颜为昕馆长上任后，深圳两馆进行了一系列运营机制的探索，旨在开辟出一条融合民营美术馆与公立美术馆两者优势的第三条道路。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实行更多元化的资助和运营模式，为未来的美术馆提供了具有创新性的、可复制的模板。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循序渐进，在不断试错中谋求发展，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土的美术馆发展道路。基于深圳两馆的探索经验，我们将其称为“深圳两馆模式”，以区别于上一个十年地产主导的“上海模式”和“华侨城模式”。
“深圳两馆模式”并非一个完成时态，而是一个进行和未来时态，我们具体将其理解为上、中、下三层的资助和运营组合：
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上层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在中国，这有利于引导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主要用于场馆的维护、日常人员开支和运营费用。深圳两馆作为介于公立和民营之间的第三类机构，登记为“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规划国土委及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它不纳入机构编制核定范围，不定级别，不定编制”。其中，公有资助部分来源于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项目融资和实施模式）。三个主体方共同成立了“运营基本金”基金管理模式，以每年的利息（大约在4000万至2000万元之间浮动）作为深圳两馆的基本运营经费，确保其基本运营的基础，不足部分则通过社会化探索、资源整合、商业探索等方式补足。
此外，上层部分还包括深圳两馆可以向国家和市区政府申请的艺术专项项目资金和各种补助，如举办于2023年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经费资助的“第四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等项目。
第四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 展览现场
中层群体是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下的本地财富精英构成，他们怀揣对艺术的热爱，期望通过资助美术馆来回馈社会，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汲取更多艺术知识，接受专业的艺术收藏指导，并扶持他们敬仰的艺术家。他们的赞助资金主要投向展览和艺术收藏的相关领域。
在一些西方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美术馆挚友”的制度。这一模式在两馆的资助和运营实践中尚处于规划阶段，因为其实施前提需要政府将美术馆捐赠认定为公益捐赠，并赋予捐赠者抵税优惠，以此积极激励地方财富精英及企业向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各类运营活动和展览项目伸出援手，包括单个场馆的改造或运营经费的资助、艺术作品的捐赠、艺术学术研究项目的支持等。
除此之外，捐赠者不仅能享受抵税政策，通常还能获得命名权、广告曝光机会、社交活动邀请等回报。同时，他们也有机会与艺术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携手推动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捐赠个人和单位将被纳入“美术馆挚友”机制之中，作为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尊贵VVVIP成员标注在醒目的赞助人名录上展示给所有到访者。他们还将享有一系列特权，如优先参观展览、参与会员专属活动、获取艺术资讯和出版物等。通过这种会员制度的建立，艺术馆能够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支持者群体，并加强与他们的互动和联系。
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在德语国家的每个城市，当代艺术的艺术大厅（Kunsthalle）中都设有一个艺术协会（Kunstverein），它可以被视为该城市的收藏家协会。第一家艺术协会于1792年在纽伦堡成立，其宗旨是通过社区建设的方式，提升市民的收藏品味和艺术鉴赏能力，实现更广泛的公共美育，并为本地艺术家培育艺术消费市场，进而促进当代艺术市场的大众化进程。
如今的艺术协会不仅组织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参加各种鉴赏课程和游学活动，还拥有自己的展览空间，定期举办各类展览。一方面为年轻艺术家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收藏家和画廊发掘和甄选全球最具潜力的年轻艺术新星。这一机制也促使画廊积极参与艺术协会的各项活动，成为资助人，既寻找心仪的年轻艺术家，又宣传自己代理的艺术家。未来，艺术协会和“美术馆挚友”制度将成为两馆机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深圳两馆场馆外围区域创意市集活动
至于下层，则是通过普通民众的门票费以及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内相关主题的商业零售空间来实现运营。如咖啡、书店、餐饮、艺术礼品、儿童艺术教育培训等空间的引入，早已成为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运营的常见做法。这一理念的先驱之一便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应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之邀，设计了其新的西馆。该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增强博物馆的吸引力。在设计中，贝聿铭巧妙地将大片商业零售区域融入其中，包括各类商店与餐饮设施，成功地将商业功能与博物馆空间完美融合。
当前，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与商业零售、餐饮服务的跨界融合已成为中国美术馆发展的新潮流。这一趋势源于艺术观赏在中等收入阶层主导的社会中，逐渐转变为多元化消费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融入了大众的日常文化消费之中。同时，艺术欣赏本身所蕴含的社会交际属性，也自然而然地促进了相关文化消费的发展。“美术馆综合商业一体化”模式正是对这一市场需求的积极回应，对于依赖多样化资金来源的艺术机构而言，商业店铺的租金收入已成为其财务稳健的重要支撑。疫情三年后，深圳两馆也实施了一系列美术馆综合体方向的改造工程，并正积极开展艺术文化相关品牌的招商工作。
2021年DnA SHENZHEN设计与艺术博览会及“迪奥与艺术”展览期间场馆东门外立面
DnA SHENZHEN设计与艺术博览会
现场图
除此之外，深圳两馆在展览的商业化合作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尝试。例如，成功引入了外部的博览会品牌，“DnA SHENZHEN设计与艺术博览会”于2021年9月和2023年9月在两馆成功举办，两次博览会共汇聚了约70家国内外优秀参展机构，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藏家、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机构等业内人士前来参观交流。
“迪奥与艺术”展览现场图
YINGER PRIZE全球新锐设计师邀请赛
同时，深圳两馆还与时尚业展开了深度合作，如2021年9月至10月举办的“迪奥与艺术”展览、2021年10月的“深圳时装周”以及2022年12月的“YINGER PRIZE全球新锐设计师邀请赛”等。
法拉利
296 GTB区域私享会
此外，深圳两馆还与汽车品牌携手合作，如2021年12月举办的“法拉利296 GTB区域私享会”。更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两馆还亲近民生，与生活美学市集合作，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走进当代艺术馆（美术馆）。
“道朗格
:敢行之境“品牌体验展
这些涵盖大美学范畴的商业合作，如时尚、产品设计、创业市集、艺术博览会等，不仅为深圳两馆创造了经济收益，还通过与大美学的深度融合，不断吸引更多热爱生活和文化的人群，拓展了艺术欣赏的受众群体，并为整个地方性艺术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QQJOY嘉年华2021
场馆外围区域创意市集活动
上、中、下层之间的资金比例可根据不同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实际运营状况灵活调整。但无论如何，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作为公共非营利机构，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全民的基础艺术教育也应针对不同社会阶层展开：为政府机构人员提供艺术文化培训，为本地财富精英开设艺术欣赏和收藏课程，以及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的公共艺术教育。
“美的造化
⸺徐悲鸿艺术展”展览定时讲解导览现场
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作为艺术信仰的殿堂，应成为地方艺术文化的驱动力和社会网络的终端。它既要支持本土优秀艺术新锐，又要为本土商业画廊赋能。为此，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必须配备自己的研发部门，即研究部和展览策划部。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宗旨是展示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创造力，为未来的世代收藏这些艺术瑰宝，并同时挖掘和培养本地的伟大艺术家。它不能沦为海内外大画廊的附庸或被动接受者，而要牢牢掌握主导权。也就是说，当代艺术馆（美术馆）既要作为上层政府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引领者，又要作为中层社会财富精英和下层民众的审美引导者。只要它拥有本地的财富精英作为“美术馆挚友”，广大民众作为“审美的信众”，并组建“艺术协会”，那么它就站在了市场的上游，可以与所有商业画廊进行协商和谈判，甚至协助市场为非标准艺术建立价格体系的标准。
徐震个展：生态作为媒介亲子导览活动
丹青百作绘辉煌：中展典藏近现代中国画名家精品展公教活动现场
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堪称本地艺术市场和产业的孵化器。只有它以免费教育的方式培养了民众对艺术的热爱，艺术市场才会有消费者，画廊和博览会才能生存并健康发展。一个地方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至少应成为该地审美信仰的辐射源。从统一大市场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各地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各自为政，形成了一个个信仰破碎、分散的小市场。下一步，我们应鼓励全国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联动起来，让每个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研发的展览能在全国巡回展示，也可以让几个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联合研发高质量展览，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通过多地域巡回展览增加票务收入。这样，地方性的艺术家就能获得更多的全国曝光机会，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艺术家。
安尼施·卡普尔深圳个展展览现场
"元境"——第59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巡展首站-深圳展览现场
真实的拓扑： 媒体艺术展（深圳2023）展览现场
在完成全国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联网的同时，我们还应鼓励国内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与海外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联网。一方面，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引入海外高质量展览，为本国民众创造更丰富多彩的文化享受；另一方面，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艺术家塑造成全球的艺术英雄，建立中国文化的强大软实力，实现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
“窗里窗外：梁思成林徽因特展”展览现场
“耘--戴耘的践行与见物”展览现场
“十示星系”丁乙个展展览现场
这一过程并非仅依赖于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而是涉及艺术家、画廊、艺术媒体、艺术博览会、艺术收藏家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协作。在此之中，当代艺术馆（美术馆）应勇于承担起引领和推动的职责，成为艺术发展的“驱动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下，当代艺术馆（美术馆）艺术资助和运营机制的多元化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这是中国整个艺术产业得以存活并重新焕发生机的关键契机。
周力个展“光之玫瑰”展览现场
薛松大型个展 “自然－非然”展览现场（正在展出）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当代艺术馆（美术馆）事业蓬勃发展。“上海模式”和“华侨城模式”作为民营美术馆的1.0版本，伴随着地产神话的终结已难以为继。尽管它在塑造城市文化面貌、推动艺术创新与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艺术生态的不断演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营美术馆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确保运营经费的稳定、如何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创新性、如何更好地与公众互动、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实现艺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对过去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馆（美术馆）所积累的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
在当前新的时代格局下，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重新审视当代艺术馆（美术馆）的定位与功能，探索更加多元化的艺术资助和运营机制，为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艺术生态的健康发展，让艺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最后，我们期待融合公立和民营美术馆优势的“深圳两馆模式”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开创美术馆模式的2.0时代。
关于作者
姜俊Jiang Jun
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浙江省创意设计协会艺术经济专委会理事长。他曾毕业于德国明斯特艺术学院，后来获得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学位。于2021-2024年担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联合策展了第六十届 “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 中国国家馆“美美与共：集”（2024）、“化作通变：第七届广州三年展”（2022-2023）、“时间引力——2023成都双年展”。
汪单Wang Shan
汪单，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师，ePublicArt（电子版公共艺术杂志）主编，国际公共艺术协会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艺术法、文化政策和当代艺术策展。研究论文曾发表于《装饰》、《新美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和《公共艺术》等核心期刊。著作《大数据时代下的公共艺术》（李谦升合著）于2022年出版。2024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团队成员；2023年作为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团队成员及参展艺术家；2013年至2018年曾担任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展览项目部助理总监。2011年到2013年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展览教育组，主要负责展览协助及教育活动策划。2016年获得吴作人基金会与卡蒂斯特基金会合作“青年策展人奖学金”。
（凤凰艺术 评论报道 编辑/曹依婷 责编/dbk）
凤凰艺术
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艺术对话平台
艺术|展览|对话
商务合作洽谈，请联系邮箱：843134080@qq.com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凤凰艺术”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如需获得合作授权，请联系：xiaog@phoenixtv.com.cn，1974004697@qq.com。获得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凤凰艺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来源：凤凰艺术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