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专家卢麒元：中国人民富不起来，贪腐严重是一大根源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的卢麒元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远赴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这座知名学府里，图书馆成为了他投入时间最多的地方之一。卢麒元常常一待就是一整个通宵。他的目标很明确——啃下那部厚重的英文版《资本论》。

香江风云初露锋芒

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的卢麒元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远赴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这座知名学府里，图书馆成为了他投入时间最多的地方之一。卢麒元常常一待就是一整个通宵。他的目标很明确——啃下那部厚重的英文版《资本论》。

移居香港后，卢麒元很快便以两个鲜明特点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一是近乎严苛的作息规律，二是洞察细微的敏锐观察力。他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凌晨四点准时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研究。

1997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同时亚洲金融风暴也开始显露狰狞。国际金融市场波诡云谲，各种力量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交汇、角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卢麒元凌晨工作的习惯，使他能够比市场更早地察觉到国际游资流动的异常迹象。

他注意到一些大规模、隐蔽性强的资本运作，其路径和时机都显得非同寻常，这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这段时间，他将大量的观察和分析，倾注到了一部手稿的撰写中——《超级地租论》。极具现实针对性地、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在香港回归前夕，港英政府体系内部可能存在的、通过所谓“白手套”等隐蔽方式进行大规模资产转移的具体操作手法。

他试图揭示这些操作与香港独特的土地制度、金融体系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它们如何可能在特定历史节点被利用，服务于某些特定群体的利益。他所提出的“超级地租”概念，大概率是指向了香港长期以来围绕土地产生的巨大财富及其分配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如何在政权交接的特殊时期，成为资产腾挪的关键节点。

这部手稿的分析是建立在大量数据追踪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其结论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十分大胆且敏感的。这部手稿的存在和其中记录的分析，后来被不少研究者视为理解1997年前后香港经济深层结构性问题，特别是特定利益集团如何运作的一个重要参考文本，为那段复杂的经济史留下了一个独特的注脚。

为“经济主权”激辩京城

卢麒元的观点往往不乏争议，也因此常常成为经济圈内讨论的焦点。时间来到2023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高规格的经济研讨会上，这种思想的碰撞再次上演，并且尤为引人注目。会议议题广泛，涉及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定位和未来发展路径。

在讨论环节，一位有着丰富海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海归经济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制度建设、软实力以及对全球经济体系的适应和引领能力方面，与老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因此现阶段判断中国已具备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为时尚早。

卢麒元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没有直接从宏观理论或者制度比较入手反驳，而是选取了一个具体的、极具说服力的微观案例——深圳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他指出，大疆无人机不仅在技术和销量上领先全球，更重要的是它在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拓展模式。大疆在非洲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卖出了多少产品，而是在当地建立起了包括销售网络、售后服务、飞行培训、应用场景开发在内的一整套生态体系。

在一些非洲国家，大疆无人机甚至参与到了当地农业、测绘、安防等领域行业标准的制定中，潜移默化地输出了中国的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卢麒元认为，这种能够深入当地市场、构建生态、甚至影响行业标准的实践，正是“输出经济秩序”能力的体现。

这一个案，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背后，其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同步提升。这场围绕中国是否有能力“管理世界经济”的辩论，迅速深化为关于“经济主权”核心内涵的思想交锋。双方你来我往，论点交织，旁征博引，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直指痛点倡税改

当目光从宏观的经济结构转向具体的政策建议时，卢麒元展现出了他注重实务的一面，尤其是他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长期关注和推动。一个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案例，极具冲击力地揭示了现有制度下财富转移可能存在的巨大漏洞，也成为了他持续呼吁税改的重要动因。

这个案例涉及一位相当富有的商界人士，此人通过精心设计的离岸信托架构，将名下高达百亿量级的庞大资产，以合法合规的形式逐步转移到了海外。案例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其结果的极端性：当这位富豪与其发妻的关系走到尽头时，留给在中国境内的妻子的银行账户余额，竟然只有区区六元人民币。这并非虚构的小说情节，而是卢麒元接触到的真实事件。

如此悬殊的对比——百亿资产的离岸转移与境内配偶近乎为零的财产留存——强烈地刺激了他。他认为这暴露出现行税收体系，特别是在涉及大额资产跨境流动和防止税基侵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亟待弥补的短板。

他连续五年，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坚持不懈地提交关于税收制度改革的提案。其核心主张非常明确，即在中国建立起一套“资产离境税”与“弃籍税”并行的双轨制度。前者旨在对个人或企业在将大额资产转移出境时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款，后者则针对那些选择放弃中国国籍的富裕公民，要求其在放弃国籍前就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进行清算并缴纳相应的税费。

他希望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构建起一道防火墙，以增加高净值人群大规模资产外流和避税的成本与难度。尽管经过他多年的持续呼吁和推动，相关的立法程序尚未最终落地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条文。

腐败根源与贫富差距：卢麒元的深刻思考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国家注入了活力，然而卢麒元却注意到一个现象，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民众的收入增长却远未跟上国民经济的步伐，尤其是那些身处底层的群众，仍然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这一现象引发了他深刻的思考：改革初期的政策制定虽然带动了经济飞跃，但在很多方面仍显得不够完善，导致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加剧。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急于推动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市场化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整体上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却未能及时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问题。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迅速积累了财富，特别是在一些特定行业或区域中，一部分人借着国家政策的漏洞，积累了巨额财富，这无疑加剧了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地方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

除了经济政策上的缺陷，腐败现象也是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在卢麒元看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无法忽视的难题。几十年来，腐败现象像癌症一样蔓延，不仅存在于政府体系内部，也渗透到了企业、军队等多个领域。一些腐败官员通过收受贿赂、挪用公款、侵吞国有资产等方式，肆意攫取国家财富，致使国家资源严重浪费，社会财富流失，最终伤害的是广大的民众利益。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一些顶级明星、娱乐圈的偶像也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些人通过粉丝经济，短时间内获得了极高的收入。举例来说，有些明星仅仅出席一次活动，就能轻松赚得几百万，而出演一部热播剧的收入更是能够达到千万级别。这些数字让普通人难以想象，这些看似容易得来的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部分艺人的价值观。一些艺人因此丧失了对职业的敬畏，陷入了金钱至上的泥潭，最终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和价值观的偏离。

腐败不仅侵蚀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它像毒素一样，侵蚀了人民的道德观念，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基石。更重要的是，腐败还在国际舞台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的腐败问题，质疑中国在反腐斗争中的决心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