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其后因需避讳而以字行世，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等。他乃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的杰出书法家，亦是清碑学领域的巨擘。其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主要彰显于篆、隶、楷书以及篆刻方面。
一多维观察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其后因需避讳而以字行世，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等。他乃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的杰出书法家，亦是清碑学领域的巨擘。其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主要彰显于篆、隶、楷书以及篆刻方面。
邓石如的书法对于清碑学运动的演进、对于清中后期以来书家的创作，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邓石如的一生，可谓浪迹江湖，足遍吴楚，早年游匡庐，入越游天台、雁荡，取道新安江，遍览黄山三十六峰，入楚则登衡山，泛洞庭，望九嶷，后渡黄河谒孔林，登泰山时两峰子罗聘曾为其作《登岱图》，后 61 岁时始归故里，以布衣终生。
其学书经历，一直是伴随着其游历生活而展开的，在其艺术成长过程中，因梁闻山之荐客金陵梅家八年和受程瑶田之传授，是其眼界开阔和艺术成熟的两大关护。历来书家多在朝不在野已成定式，而邓石如以一介布衣而独步书坛，很自然会遭到所谓主流文人的非议和排挤，他在晚年训诫后人时也不由感慨：“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 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识字人相待，踅能读书获益如此，汝辈可不即使自勉哉。”
从一方面可以看出其作为职业书家的纯粹性，同时他的广泛交游对其学问上的欠缺也起到了一定的补益作用。
邓石如生长于康、雍、乾三朝，其艺术上的成就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魏晋以来千余年的中国书法一直受二王书风的笼罩，唐、宋、元、明的书法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王氏书风的延续史，虽然代有名家圣手，但多是帖学一脉相承而无突破。
尤其是前清三代，由于受皇帝的重视，而视赵、董书风为圭臬，二王帖学的畸形发展和科举制度带来的馆阁体书风的盛行使得传统帖学书法逐渐走向式微，也客观上为邓石如高举碑学大旗的书法实践带来了成功的机缘。
另一方面，大批汉学家对古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引导乾、嘉时期经学考据之风大盛，在取法资料和治学思想上都为邓石如的书风形成提供了可能。
据《完白山人传》记载，邓石如与戴震麾下之经学家程瑶田、金榜等交游甚契，互为师友，与李兆洛、罗聘等一代文士亦有很深的友谊，程瑶田曾将所著学书五篇授予山人，使山人 “始获主张”。可见邓石如书风是受到经学和文学之影响的。乾嘉学派在治学上强调 “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力戒空谈的实证之风深深地影响了邓石如的艺术实践，所以邓石如在学书之始就与赵、董和馆阁书风相对立，力图搜求民间碑帖以求实证，以独立之思想做惊世之学问。
经学家阮元历二十年之考据写出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大力倡导碑学思想，“望颖敏之士振拨俗流，穷心北碑”。可见当时大的文化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帖学书风的反叛，邓石如书风的形成和经学兴起而引经考据的时风有着相得益彰之功效，所谓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 是潮流之必然。陈彬和在中国文学和书法理论中说：
“乾隆末渐有病帖学迂疏之论调，当时大家中有张得天、刘石庵等字体新异，梁同书字体流畅，王文治善作妩媚之字，为人所重。直至嘉庆间，始有邓石如出，以超群之才，刻苦力学，故能实现奇迹，惊动天下。其弟子包世臣复鼓吹之，于是研究北碑之风盛行于时，而帖学旧派则为人所厌弃也。”
邓石如构筑了隶书碑学的审美观念，启发了新隶书范式的确立，改变了清代隶书乃至整个碑学书法的书写习惯。
自宋代始，帖学一直占据中国书法主流，直至清初，此现象愈演愈烈。在帝王（康熙、乾隆）的嗜好影响下，人们对董其昌、赵孟頫的学习日趋俗媚甜熟，渐入靡弱之尴尬境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寻中国书法新的出路。
恰在此时，出土文物渐增，人们视野大开，加之金石考据学渐兴，访碑、传拓活动频繁，书法家们不再单纯学帖，而是将目光转向汉魏石刻。早在明末清初，隶书家们已开始从《曹全》、《史晨》、《礼器》、《华山》、《张迁》、《校官》等汉魏石刻中汲取隶书养分，然遗憾的是，他们大多着力于汉碑形体的描摹，始终难以摆脱所师碑版之影，极力追求刀刻之效果，如朱彝尊、万经隶书带有强烈《曹全碑》痕迹，高翔隶书近似《华山》、《孔宙》，且多写得圆润秀美。
邓石如却能从中跳出，化古为我，创作出与汉魏隶书不同的全新隶书面貌。尤其在波磔的处理上，极力弱化，不作曲折的挑按之笔而直接平出。他又参入篆书、北碑及行草笔意，增强其古厚茂密和飞动意味。一切旨在突出隶书的内在气质与精神，改变了清前期隶书注重摹形而忽视写意之状况，为碑学书法重意趣审美特征的确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终于摆脱唐楷禁锢的楷书取法
方履篯在《邓完白先生墓表》中说：
“窃考先生之书，实始于篆，由篆出隶。由隶出真，由真出行，故其意则同条其贯，其美则自叶流根，情质宣融，修短起伏，力不外傅，险必内含。”
“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残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暇辍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摩之。”
可见邓石如的篆隶是以秦汉为本的，在美学思想上是以雄强壮美一路书法为取法对象的。他的学习轨迹是 “由篆而隶而真而行”，因而邓氏对楷书的取法在魏、隋和南北朝之间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了，在这种取法上既有其对秦汉书风之继承，也有对民间书法之借鉴。而当时之学书者对楷书多取法唐朝，时风多出于欧、虞、颜之范畴，而作为与正统反叛的邓石如在复古思想的引领下，直入南北朝，融冶汉魏，而独树新风，自成家数，显示了其艺术思想上的成熟和独特之个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在清人有复古思想，唐以下皆不足取。”
邓石如楷书在对魏隋六朝全面取法的同时，还得力于其对汉隶和秦篆的兼容和吸收。李兆洛在《养一斋文集・跋邓完白真书》中说：
“完白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
由此可见，邓石如楷书学习在其复古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力求唐以前的魏、隋楷法，定位于隶、楷过渡之间，他能跳开时风，避开唐人之影响和馆阁时风而直追魏晋，自是高人一等，是深谙取法乎上之道理的。
邓石如楷书的艺术成就，向来都被认为是在其篆隶之下，众多书论中皆有所提及，此点我们并不否认。然而值得留意的是，邓氏楷书亦具开创性意义，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他的楷书主要取法南北朝之《北魏张猛龙碑明拓致佳本》、《北魏兖州贾使君之碑》、《北魏石门铭康有为旧藏秘本》和《梁始兴王碑》等，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结体中正平直，稳健之中有疏朗之韵致，并间以汉隶之波挑笔画，在气格上往往较篆隶书更为清雅灵秀，于活泼中彰显大气。
陈式金在《跋邓石如寄鹤书》中称：“完白山人书，气体沉雄，不规规点画间，能得唐以上碑版神髓。而一种排宕浑融之致，非他人所可及。” 包世臣亦道：“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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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成国学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