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具有中原与朝鲜半岛的二元纪事体系特征，并非传统学界所认知的一元纪事体系。《魏书》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来源于高句丽人的《好太王碑》，并成为中原典籍文献纪事的源头，而《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典籍文献纪事源头，其文本源于

摘要：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具有中原与朝鲜半岛的二元纪事体系特征，并非传统学界所认知的一元纪事体系。《魏书》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来源于高句丽人的《好太王碑》，并成为中原典籍文献纪事的源头，而《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典籍文献纪事源头，其文本源于两个纪事体系：一是主要来源于中原典籍文献《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二是主要来源于朝鲜半岛《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金富轼《三国史记》将中原典籍文献与朝鲜半岛典籍文献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再次建构后，重新塑造了中原与朝鲜半岛合璧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文本。

高句丽人为世居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区域的土著族群，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建立起地方民族政权，按金富轼《三国史记》说法，高句丽政权自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建国，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为唐朝灭亡，存续705年。作为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区域的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能够在东亚风云变幻的政治旋涡中长期持续存在，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故其历史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其建国神话一直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就目前的研究实态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纪事体系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空间，故笔者不避浅陋，执笔言之，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中国文献中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起源与流布

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虽然在诸多典籍文献中有所记载、有所流布，然追溯其建国神话传说源流实质上为高句丽人所创造，并首次记录于《好太王碑》：

唯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众所周知，《好太王碑》为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所立，现矗立于今吉林省集安市东北4千米的大碑村。碑石由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凿而成，四面环刻碑文，汉字隶书，原文1775字，现存文字1600字左右，叙录内容基本完整。据此碑推断，高句丽人及其政权所认同的始祖建国神话传说，至晚于414年已见于石刻文献。此外，《集安高句丽碑》、《冉牟墓志》等对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亦有简约记载：“□□□□世必授天道自承元王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子河伯之孙神灵祐护蔽□□□□荫开国辟土继胤相承”。“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夫余”。可见，《好太王碑》所载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在高句丽统治域内得到高句丽人的广泛认同。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文本源流，学界基本认同《论衡·吉验篇》的记载：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泅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从《论衡·吉验篇》记载的内容分析，《吉验篇》所载建国神话传说实为夫余建国神话传说，其所透露出的史实是夫余王“东明”如何从橐离国分离出来，形成新的夫余族群政治体。对勘夫余与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传说，两者的相似度颇高，同源性特征相当明显。按学界研究，或言为古代中国北方族群建国神话传说的总体特征的体现，或言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借用于夫余建国神话传说。不过，夫余建国神话传说生成后，一直为夫余人所独用。三国时，曹魏史家鱼豢私撰《魏略》时，将《论衡·吉验篇》关于夫余建国神话传说附载于《魏略》，以至于南朝宋人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东夷传》“夫余”条作史注时，直接注引《魏略》之夫余建国神话传说：

《魏略》曰：旧志又言，昔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度，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

《魏略》所云“旧志”，尚不知为哪种中原典籍文献，但《魏略》所透露出的信息，很可能是《魏略》所载夫余建国神话传说似乎并非直接源于《论衡·吉验篇》。《论衡·吉验篇》流布后，又有中原典籍文献抄录了《论衡·吉验篇》夫余建国神话传说，兹表明夫余建国神话传说确在世间流布。晚于《三国志》成书的《后汉书》在为夫余国作传时，直接转录了夫余建国神话传说：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

无论是《三国志·东夷传》，还是《后汉书·东夷传》，在记载夫余国王东明的建国神话传说时，均有意识地将《论衡·吉验篇》的建国神话传说置于“夫余传”，而未将其置于同卷的“高句丽传”，且同卷的“高句丽传”也未载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兹表明此时魏晋史家并不清楚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亦不认同《论衡·吉验篇》夫余建国神话传说即为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故《三国志》《后汉书》为高句丽作传时均未载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也未将夫余建国神话传说借用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中。由此可断定，在南北朝之前，中原史家并不了解高句丽存在建国神话传说，故而未在中原典籍文献中叙录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中原典籍文献首次披露与记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者乃为魏收所撰之《魏书·高句丽传》：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水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魏书》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生成后，凡《梁书》（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周书》（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北史》（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隋书》（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以及《翰苑》（成书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太平寰宇记》（约成书于北宋雍熙三年，986）、《通志》（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文献通考》（成书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等中原文献典籍为高句丽作传或注引时，均或长或短、或详或略地叙录了与《魏书》大同小异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

将《魏书》与《梁书》《周书》《北史》《隋书》《翰苑》《通典》《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等叙录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内容对比，虽具有详略不一的特征，但关于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神话传说所叙录的基本线索、逻辑预设及基本内容大体保持一致，据此可断定上述典籍文献之史料，当出自于同一史源系统，即以《魏书·高句丽传》为祖本，参酌其他典籍文献构建而成，也就是说，魏收撰修《魏书》之前，《魏略》《三国志》《后汉书》等中原典籍文献尚未获得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相关史料，故未将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叙录于“高句丽传”之中，而魏收撰修《魏书》时已获得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新史料，并叙录于《魏书·高句丽传》之中。将《魏书》“高句丽建国神话”的基本线索、逻辑预设以及文本内容与《论衡》《魏略》所载的“夫余建国神话传说”比勘，两者构建的逻辑理路虽然雷同，但从透露出的史学信息看，两者确实存在夫余建国神话传说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指向性差异，兹表明《魏书》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并非直接来源于《论衡》，亦非来源于《魏略》或《后汉书》。究其实，《魏书》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新史料应来源于北魏使者李敖出使高句丽归来后所奉上的出使报告。《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长寿王二十三年（435）六月，“王遣使入魏朝贡，且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使录帝系及讳以与之。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王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从北魏使者李敖出使高句丽及“访其方事”的活动判断，李敖一定“拜访”过《好太王碑》，知晓《好太王碑》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详细信息，并将其带回北魏，兹从《魏书》所载高句丽中央官位体制变化实态也可得到佐证。北朝史家魏收（505-572）根据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所记录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内容，再度重新梳理与重构，撰就了《魏书·高句丽传》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

总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本体，或借用于《论衡·吉验篇》所载的夫余建国神话传说，或承袭古代中国北方族群建国神话传说的建构传统，首创于高句丽人所作《好太王碑》，后由北魏使者李敖传入中原，北朝史家魏收撰修《魏书·高句丽传》时将其著录于“高句丽传”之中。

二、《魏书》与《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异同

在朝鲜半岛典籍文献当中，目前仍然流布于世且首次披露与记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者乃为王氏高丽史家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东明圣王”元年（前37）条记载：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潄，诱我于雄心山下鸭渌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巍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如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少，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也。

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记载，《魏书》《三国史记》多有相异之处。为讨论的便利，笔者将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分解为21个纪事故事，制成下表，一一析之以异同。

A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出身渊源故事。《魏书》欲表达两层含义：一为高句丽始祖朱蒙，一为高句丽人源出自于夫余。《三国史记》则只言高句丽始祖及姓氏，且言高句丽始祖为“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指出始祖尊号为“东明圣王”，并将高句丽始祖朱蒙与夫余国的关系“涵化”于后续的纪事当中。B为夫余王解夫娄祀山川、求子嗣故事。属《三国史记》独载，其中涉及的“解夫娄”“金蛙”等人名与“鲲渊”等地名，《魏书》无载。C叙录夫余王解夫娄册立金蛙为“太子”故事。《魏书》无载，属《三国史记》独载。D叙录国相阿兰弗劝谏解夫娄移都故事。《魏书》无载，而《三国史记》独载，其中涉及的国相“阿兰弗”、地名“迦叶原”，不见于《魏书》。E叙录天帝子解慕漱都“旧都”、金蛙嗣解夫娄王位故事。《魏书》无载，为《三国史记》独载。《三国史记》所载B-E故事，清晰地描述了朱蒙逃离夫余国前后的夫余国王承继王位的谱系，即“天帝子解慕漱”“扶余王解夫娄”“金蛙”王位继承关系与夫余世系，以及夫余与东夫余的渊源关系。《三国史记》载明解慕漱、解夫娄、金蛙的王位继承关系与世系关系，在古代朝鲜半岛文士之文集当中多有流传，如姜在恒（1689-1756）《立斋遗稿·东史评证》曰：“扶余王解夫娄无子，祷于山川，至鲲渊，得小儿于石间，金色蛙形，遂名之曰金蛙，及长，立为太子。国相阿兰弗曰：‘梦天帝谓己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可都也。’王遂移都，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是为北扶余。及金蛙立，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上问之，曰我河伯之女柳花，为解慕漱所私，为父母所谪。蛙异之，幽于别室，为日所照，因有身，生一卵，裹置暖处，有男子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名高朱蒙，为高句丽始祖。”李种徽（1731-1797）《修山集·扶余世家》曰：“扶余之先，出自檀君，盖檀君封支子于余地，后世因自号曰扶余。或曰：扶余其始封君之名，其国在鸭江之北，地方二千里，历檀箕之际，或存或亡，皆臣属朝鲜云。传世二千余年，至王解夫娄，迁都迦叶原，在东海滨，是谓东扶余。国人解慕漱自称天帝子，窃据扶余故都。王薨，太子金蛙立，是为王金蛙，金蛙生而神异。或曰：王扶娄老而无儿息，祷子于山川，御马逸，至鲲渊，有大石相对，液流如泪者，王怪之，使傅之石下，有小儿金色，形类蛙。王喜曰：是天赉我儿耶？遂子之云。王金蛙出游，遇女子于优渤之水，自称河伯女，名柳花，载与归，为日所照而生朱蒙。神怪，殆非人也。王金蛙生子七人，长子带素，忌朱蒙技能，朱蒙出奔卒本。王金蛙即位，在汉宣帝、元帝之间。元帝建昭二年，高朱蒙据卒本，国号高句丽。”由此观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对朱蒙脱离夫余前的夫余谱系的记载，得到大多数李氏朝鲜文人的认同，尤其是夫余王“解慕漱”“解夫娄”“金蛙”、国相“阿兰弗”等人名，以及“鲲渊”“迦叶原”等地名，不曾于《魏书·高句丽传》出现，表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及李氏朝鲜文人的记事进一步重构了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故事元素。F叙录朱蒙父母的出身渊源故事，表明高句丽始祖朱蒙为天帝子与河伯女之子嗣。对于这一故事情节，《魏书》《三国史记》所描述的故事梗概基本一致，但《三国史记》增加了相当多的故事元素，如朱蒙母与夫余王金蛙的对话，描述河伯女柳花与天帝子解慕漱的邂逅，这预示着高句丽始祖朱蒙乃天神之子嗣降临凡界，膺天理民，抚育万物。为使建构的神话故事更加生动形象，还编制出“太白山”“优渤水”“雄心山”“鸭绿（水）”等具体化的山川名称，同时还为朱蒙母赋予“柳花”之氏名，用以贴近现实生活的故事元素。上述故事元素的表述，《魏书·高句丽传》不曾出现。G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出生遭遇的际遇，以纪异“大卵”的神奇，表达高句丽始祖非凡人的基本特性。对此，《魏书》《三国史记》所描述的文字虽多寡不一，但逻辑预设与基本内容保持一致。H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的成长经历及其骑射技艺的故事，但《三国史记》欲表达的是，高句丽始祖朱蒙自幼已非同凡人，预示始祖朱蒙年长后肯定要有一番作为，而《魏书》重点描述的年长后朱蒙的情形，纪事相对平实。I《魏书》无载，为《三国史记》独有，主要是描述高句丽始祖朱蒙与金蛙七子“伎能”故事，铺垫了朱蒙被逼出走的缘由。J叙录夫余人因忌妒高句丽始祖朱蒙“巍然异常”，劝谏夫余王除掉高句丽始祖朱蒙，夫余王不听而令其养马的故事。《三国史记》与《魏书》不同的是，《魏书》不交待何人所谏，而《三国史记》则强调劝谏者为夫余王金蛙长子带素，预示着夫余国王带素所统治的夫余与始祖朱蒙所建立的高句丽之间必有矛盾纠葛。K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智养骏马故事。《魏书》《三国史记》虽文字多寡不一，但叙事内容完全一致。L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随同夫余王畋猎故事。《魏书》《三国史记》纪事相同，唯《魏书》作“限之一矢”，而《三国史记》作“与其矢少”。M叙录夫余人欲杀高句丽始祖朱蒙故事。《魏书》《三国史记》纪事大同小异，《魏书》作“夫余之臣”，而《三国史记》作“王子及诸臣”，仍强调“王子”在处理朱蒙事件上所发挥的作用。N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母阴告朱蒙远适故事。《魏书》《三国史记》纪事相同，唯文字略有多寡。O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逃离夫余国故事。《魏书》《三国史记》所载故事元素相同，但有较大差别，《魏书》作“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而《三国史记》作“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而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在后来的纪事中均有所出现，而《魏书》所载乌引、乌违等二人不见于《三国史记》后来的纪事当中。《魏书》作“中道遇一大水”，而《三国史记》作“行至淹淲水”，显然《三国史记》将《魏书》所载的“大水”具体化。P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渡过“大水”后遇“三人”故事。《魏书》《三国史记》相同，然相异者乃为《魏书》作“普述水”，而《三国史记》则记为“毛屯谷”。Q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与所遇“三人”对话并赐姓氏故事。《魏书》不载，为《三国史记》独载的故事元素，与D故事运用相同的书写手法，将所遇三人具体化，在“名”的基础上又赐“姓”，这不仅表明此三人为朱蒙依赖的“官僚”集团成员，而且也表明当时高句丽社会处于有“名”无“姓”的血缘族团状态。R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任事“三人”故事。《魏书》不载，为《三国史记》独载的故事元素，“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颇具有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征。S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率领众人到达建立国都之地的故事。《魏书》《三国史记》纪事梗概相同，但《魏书》作“至纥升骨城”，“遂居焉”，而《三国史记》作“至卒本川”，“遂欲都焉”，“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同时，《三国史记》还着重描述“卒本川”适合建都的自然地理条件。T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拟定国号及姓氏故事。《魏书》《三国史记》纪事雷同，唯《三国史记》作“以高为氏”，而《魏书》仅作“以为氏焉”。U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何时建立高句丽政权故事。《魏书》不载，为《三国史记》独载的故事元素，明载朱蒙建国时为22岁，时间为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

根据《好太王碑》对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记载，以及《魏书·高句丽传》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对勘，可得出如下认知：第一，《魏书·高句丽传》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的书写风格存在较大差异。《魏书》叙录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相对比较抽象化，极少言及具体的人名、地名，而《三国史记》叙录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时，尽可能地将神话故事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结起来，将人名、地名、山川名称均具体化，试图展现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现实感，从而使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成为“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书写风格的差异恰好体现了中原史家与朝鲜半岛史家对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在建构认知上的差异性。第二，《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以《好太王碑》为依据，按照高句丽人创作的建国神话传说之史料构建、编撰而成，可认为是《好太王碑》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加密版”，是将《好太王碑》建构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梗概给予细密化，更加清晰地展现了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来龙去脉”，而《三国史记》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较之《魏书·高句丽传》更加具有“层累化”的构造特征，比《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衍生出若干人物、地名以及诸多故事元素，彰显着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建构过程，除参酌《魏书·高句丽传》等中原典籍文献外，还着重参酌了朝鲜半岛上的其他典籍文献。

三、《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史料来源

高丽仁宗朝时，仁宗面对“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况惟新罗氏、高句丽氏、百济氏，开基鼎峙，能以礼通于中国，故范晔《汉书》、宋祁《唐书》皆有刊传，而详内略外，不以具载。又其《古记》，文字芜拙，事迹阙亡”的困窘，为达到“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的目的，下教金富轼主持修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历史，“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十二月壬戌，“金富轼进所撰《三国史》。”兹金富轼所进之《三国史》即为当今传世的金富轼《三国史记》。

众所周知，金富轼（1075－1151）为朝鲜半岛王氏高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史学家，出身世家大族，“与朴氏族望相埒”，金富轼凭籍世家大族的特殊地位与身份，从年幼始便接受优良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这为事后于王氏高丽朝仕宦之官途铺平了道路。据《高丽史》载，高丽肃宗朝，金富轼就在儒学素养与仕宦上开始崭露头角，不但登进士及第，还顺利踏入高丽朝的官僚机构，“肃宗时登第，补安西大都护府司录参军事。考满，直翰林院，历右司谏、中书舍人”。随着金富轼儒学才华与治世才能的陆续展现，金富轼的行迹亦陆续呈现于《高丽史》当中，如睿宗十六年（1121）三月甲寅，“御清䜩阁，命翰林学士朴升中讲《礼·月》，令起居注金富轼讲《书·说命》。”睿宗十七年（1122）正月丙戌，“御清䜩阁，命中书舍人金富轼讲《易·乾卦》。”睿宗十七年（1122）九月乙亥，高丽仁宗“命修《睿宗实录》，以宝文阁学士朴升中、翰林学士郑克永、宝文阁待制金富轼充编修官。”至高丽仁宗朝，仍以才见推，进一步获得仁宗之器重与优渥，如仁宗二年（1124）四月，“中书侍郞金若温知贡举、兵部侍郞金富轼同知贡举取进士，赐高孝冲等三十七人及第。”仁宗四年（1126），“拜御史大夫，历户部尙书、翰林学士承旨，进平章事，加守司空。”仁宗八年（1130）十二月丙申，“以文公仁参知政事，金富轼为政事文学、修国史”。仁宗九年（1131）九月丙申，“金富轼检校司空、参知政事”。仁宗十年（1132）十二月丁未，“以金富轼守司空、中书侍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宗十一年（1133）五月壬申，“御崇文殿，命平章事金富轼讲《易》《尚书》。”七月甲子，“御寿乐堂，命金富轼讲《易·乾卦》。”丁卯，“又讲《泰卦》。”仁宗十六年（1138）十一月癸卯，“幸集贤殿，命金富轼讲《易·大畜》，复二卦。令诸学士问难，王执经而听。仍赐宴，夜分乃罢。”以金富轼的睿宗、仁宗两朝的仕途行迹观之，无论是金富轼“博学强识，善属文，知古今”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还是金富轼之翰林学士承旨、知贡举、修国史等的仕宦经历以及编撰《睿宗实录》的资历，主持编撰《三国史记》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当然，高丽仁宗下教金富轼主持编撰《三国史记》，除金富轼具有“以宏廓之量，蕴经纶之才”的文人气质外，还与其是一位通识中原典籍文献的饱学之士相关。对于金富轼的“饱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臣徐兢在其所呈奉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说：“富轼丰貌硕体，面黑目露，然博学强识，善属文，知古今，为其学士所信服，无能出其右者。”徐兢之语，绝不虚枉，确之凿凿，兹在金富轼主持撰修的《三国史记》中处处有所体现，如金富轼评论新罗第二代王南解次次雄“逾月称元年”法时，引征《春秋》《孟子》《史记》等典籍文献予以阐释“逾年称元年”抑或“逾月称元年”的合法性。评论新罗第十二代王沾解尼师今“封父骨正为世神葛文王”的崇父之法时，引征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宋朝“英宗”的故事，阐释“新罗自王亲入继大统之君，无不封崇其父称王，非特如此而已，封其外舅者亦有之”的非礼不可法性。撰述“杂志”时亦多引征《北史》《新唐书》《册府元龟》《隋书》《旧唐书》《通典》等中原典籍文献以志之。故此，日本学者田中俊明对《三国史记》所引用中国史书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三国史记》撰修时除参酌《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梁书》《魏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13书外，还可能参酌了《宋书》《南史》《陈书》《北齐书》《南齐书》《太平御览》等6书。对于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研究结论，李氏朝鲜文人亦早有议论，如徐居正（1420-1488）《笔苑杂记》曰：“金富轼作《三国史》，掇拾《通鉴》《三国志》、南北史、隋唐书为传纪表志，已非传信之书。至于记事，每引所出之书，尤非作史之体。又如侵伐、会盟等事，以一事而叠书于三国纪，文不稍变，亦不足取。”安鼎福（1712-1791）《顺庵集》曰：“三国史无从求见，向适权友岩来访，闻知其由，为之借示。伏幸，略绰看过。此书虽谓正史，而文献无征，只能继其年代，又取中国史以实之。”无论是就《三国史记》撰述内容所透露出的信息观之，还是从李氏朝鲜文人的议论以及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研究结论观之，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时确实参酌了诸多中原典籍文献，金富轼为饱学之士绝不虚枉。仁宗下教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既符合了高丽仁宗追求以儒家思想实现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的理想愿景，也达到了高丽“事大主义”、“新罗第一主义”的现实诉求，更成就了朝鲜半岛文人第一部流布至今的典籍文献的生成。

依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时参酌过的中原典籍文献推断，金富轼建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时，一定参酌了《魏书·高句丽传》，然所建构的神话文本内容却并未完全沿袭《魏书·高句丽传》的说法，兹表明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时除参酌《魏书》等中原典籍文献外，还参酌了诸多朝鲜半岛的典籍文献，如金富轼《三国史记》叙录高句丽始祖尊号“东明圣王”，不见于中原典籍文献，唯《好太王碑》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的尊号时，记为“邹牟王”。金富轼《三国史记》注云：“一云邹□，一云象解”。杨军“校勘记”云：“高句丽《好太王碑》，所阙之应作‘牟’。筑波抄本眉批，解字‘角旁牟字当移邹字下’，亦认为所阙字为‘牟’”据此，《三国史记》叙录高句丽始祖朱蒙尊号时，除参酌《好太王碑》《魏书》等中原典籍文献的纪事外，还应另有其他史源。从《三国史记》关于夫余王金蛙的继承者带素之记载亦可得出如此判断，夫余王带素不见于《魏书·高句丽传》所载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仅见于《三国史记》所载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而且《高句丽本纪》还多次出现夫余王带素的关系纪事，如高句丽瑠璃明王十四年（前6）正月，“扶余王带素遣使来聘，请交质子，王惮扶余强大，欲以太子都切为质，都切恐，不行。带素恚之。”十一月，“带素以兵五万来侵，大雪，人多冻死，乃去。”高句丽瑠璃明王二十八年（9）八月，“扶余王带素使来让王曰：……”高句丽大武神王三年（20）十月，“扶余王带素遣使送赤乌，一头二身。”高句丽大武神王五年（22）二月，“（高句丽）王进军于扶余国南，其地多泥涂，王使择平地为营，解鞍休卒，无恐惧之态。扶余王举国出战。欲掩其不备，策马以前，陷泞不能进退。王于是挥怪由。怪由拔剑，号吼击之，万军披靡不能支，直进执扶余王斩头。”据此，夫余王带素的关系史料并非来源于中原典籍文献，亦有其他史源。由此推之，《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异于《魏书·高句丽传》者，均有其他史源，很可能就是来源于朝鲜半岛上的典籍文献。

古代朝鲜半岛典籍文献中，金富轼《三国史记》编撰成书之前，确实流布着官修的叙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历史的《三国史》一书，即今人所称《旧三国史》。证实《旧三国史》存在的证据之一，就是李奎报（1168-1241）《东国李相国全集》所存《东明王篇》之序文：

世多说东明王神异之事，虽愚夫騃妇，亦颇能说其事。仆尝闻之，笑曰：“先师仲尼不语怪力乱神，此实荒唐奇诡之事，非吾曹所说。”及读《魏书》《通典》，亦载其事，然略而未详，岂详内略外之意耶？越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逾世之所说者，然亦初不能信之，意以为鬼幻。及三复耽味，渐涉其源，非幻也，乃圣也，非鬼也，乃神也。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意者公以为，国史矫世之书，不可以大异之事。为示于后世，而略之耶？按《唐玄宗本纪》《杨贵妃传》，并无方士升天入地之事，唯诗人白乐天，恐其事沦没，作歌以志之。彼实荒淫奇诞之事，犹且咏之，以示于后。矧东明之事，非以变化神异眩惑众目，乃实创国之神迹，则此而不述，后将何观？是用作诗以记之，欲使夫天下，知我国本圣人之都耳。

由此观之，《三国史记》编撰成书之前，朝鲜半岛上确实已有《旧三国史》行于世。李奎报为了存续《旧三国史》的叙事文本内容，特制作《东盟王篇》，“用诗以记之”。现将《东明王篇》诗注所存《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佚文摘录如下：

A01：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曰：“此天锡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

B02：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乌羽之冠，腰带龙光之剑。

C03：其女见王即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室中，设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坐其席，相劝饮酒大醉云云。

D04：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

E05：河伯大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昏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

F06：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欲我门。令左右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唯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

G07：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其女怀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岁夏四月，生朱蒙，啼声甚伟，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使人置之马牧，群马不践，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生未经月，言语并实。

H08：谓母曰，群蝇噆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扶余谓善射曰朱蒙。

I09：年至长大，才能并备。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唯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妬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拔树而去。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者，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

J10：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朱蒙内自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其母云云。

K11：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

L12：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

M13：欲渡无舟，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言讫，以弓打水，鱼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

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对比《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文本内容，其中A“东明王”（篇名）、B“解夫娄”（A01）、B“金蛙”（A01）、EF“解慕漱”（A01、B02）、D“阿兰弗”（A01）、B“鲲渊”（A01）、D“迦叶原”（A01）、F“熊心山”（B02）、F“柳花”（D04）、F“优渤水”（F06）、F“太白山”（即太伯山，F06）、J“带素”（I09）、O“乌伊”（K11）、O“摩离”（K11）、O“陕父”（K11）等人物或山川等名称，均可于《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找到踪迹，而难于与《魏书·高句丽传》相对应。又《三国史记》所建构的故事元素在《旧三国史》文本中亦可寻知踪迹，如“东海之滨有地”“土宜五谷”“骨表英奇”等，由此可断定，金富轼《三国史记》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建构与撰修，在参酌《魏书·高句丽传》等中原典籍文献的同时，确实参酌了朝鲜半岛上的典籍文献《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

不过，《三国史记》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文本所载“淹淲水”、“毛屯谷”“卒本川”“沸流水”等地名，亦不曾出现于《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中，兹说明金富轼《三国史记》有关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还可能参酌了朝鲜半岛上的其他典籍文献。兹从比金富轼《三国史记》成书稍晚的由僧人一然（1206-1289）撰修的《三国遗事》可找到些许线索。《三国遗事·记异》“北扶余”条载：

《古记》云：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讫升骨城，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

《古记》所载“讫升骨城”“卒本州”“卒本夫余”等城名、地名、族称，既不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所载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文本之中，也不见于《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所载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佚文，兹说明僧人一然撰修《三国遗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时，除参酌中原典籍文献及《三国史记》《旧三国史》外，还参酌过朝鲜半岛上的其他典籍文献。由《三国遗事》参酌的典籍文献推断，《三国史记》撰修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时除参酌《魏书·高句丽传》《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外，还参酌过朝鲜半岛上其他典籍文献，兹从《三国史记》纪事内容本身亦可佐证之，如婴阳王十一年（600）正月，“遣使入隋朝贡。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据此可知，李文真《新集》为《留记》的删修本，当为记高句丽史事之书。又宝臧王二十七年（668）二月，“侍御史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帝问：‘军中云何？’对曰：‘必克。昔先帝问罪，所以不得志者，虏未有衅也。谚曰：‘军无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阋狠，为我乡导，虏之情伪，我尽知之，将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句丽《秘记》曰：‘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之。’高氏自汉有国，今九百年，绩年八十矣。虏仍荐饥，人常掠卖，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于门，人心危骇，是行不再举矣。’”《秘记》为何史书不得而知，但从唐朝君臣的对话可确知《秘记》亦当记高句丽史事的朝鲜半岛上的典籍文献。此外，《三国史记·杂志第一》记载：“高句丽、百济，祀礼不明，但考《古记》及中国史书所载者，以记云尔。”“《古记》云:‘东明王十四年秋八月，王母柳花薨于东夫余，其王金蛙以太后礼葬之，遂立神庙。’”又《三国史记·杂志第六》记载：“《古记》云：‘朱蒙自扶余逃难至卒本’。则纥升骨城、卒本，似一处也。”又《三国史记·杂志第九》记载：“高句丽、百济职官，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今但以其著于《古记》及中国史书者，为之志。”据此判断，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时，至少还参酌过朝鲜半岛上的典籍文献《古记》。关于《古记》，是指一部具体的典籍文献，还是朝鲜半岛上典籍文献的泛指，尚难于即下结论，需要深入考证，但从“柳花”“金蛙”“卒本”等人名、城名及地名、河流名称分析，《古记》应该曾记载过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或许载录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而不见于《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文本内容，很可能就取裁于《古记》或者《留记》一类的典籍文献之中。

总之，金富轼《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除参酌中原典籍文献《魏书·高句丽传》等外，还采撷了朝鲜半岛上的《旧三国史》《古记》《留记》等典籍文献材料。总体说来，金富轼将中原典籍文献与朝鲜半岛典籍文献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纪事内容糅合为一体，从金富轼所秉持的高句丽史观出发，再做细致合理的梳理与构建，重新塑造了具有鲜明的“层累式”构造特征的中原典籍文献与朝鲜半岛典籍文献之中原与朝鲜半岛合璧的“有血有肉”的故事情节相当丰满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

四、结语

通过对《好太王碑》《魏书》《三国史记》《旧三国史》《三国遗事》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解析，基本弄清了《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史源来源及其二者之间的史源关系，可以肯定，《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史源并非学界所认知的源自于一元纪事体系，中原与朝鲜半岛上所流布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文本确有各自的纪事体系。中原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流布来源于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代表的纪事体系；朝鲜半岛之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流布来源于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为代表的纪事体系。《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构成，又源于两个纪事体系：一是来源于中原典籍文献《魏书·高句丽传》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纪事体系；二是来源于朝鲜半岛《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之纪事体系。金富轼《三国史记》将中原典籍文献与朝鲜半岛典籍文献所载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层累式”构造后，重新塑造了中原典籍文献与朝鲜半岛典籍文献中原与朝鲜半岛合璧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

本文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学系教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一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