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二十世纪的晨曦刚刚刺破中亚腹地戈壁的沉寂，一支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队伍，在额济纳河畔那片被当地人称为“哈拉浩特”（蒙语“黑城”）的废墟中，意外地唤醒了一个沉睡了近七百年的幽灵。风沙，像亿万亡魂的低语，千百年来守护着这座死城的秘密。当他们掘开一座早已被世
当二十世纪的晨曦刚刚刺破中亚腹地戈壁的沉寂，一支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队伍，在额济纳河畔那片被当地人称为“哈拉浩特”（蒙语“黑城”）的废墟中，意外地唤醒了一个沉睡了近七百年的幽灵。风沙，像亿万亡魂的低语，千百年来守护着这座死城的秘密。当他们掘开一座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佛塔，惊愕地发现塔腹中竟藏匿着数以万计的文书、佛经、绘画、雕塑以及生活器物时，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这些文物中，最令人困惑与着迷的，是大量用一种结构繁复、笔画方正、既与汉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又全然迥异的奇特方块文字书写的典籍。这便是早已失传的“西夏国书”，一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雄踞西北、与宋、辽、金等强权分庭抗礼近两百年（公元1038年-1227年）的强大王朝——西夏的官方文字。这些从黑水城幽暗中重见天日的“天书”，如同一把锈迹斑斑却依旧能开启历史迷宫的钥匙，开始缓慢地、却也无比震撼地，揭开那个被蒙古铁蹄彻底踏碎并刻意从史册中抹去的党项民族，其曾经的辉煌、独特的文明以及最终血色黄昏的悲歌。这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为何它的文明密码如此独特而艰深？它又为何会在历史的滔天巨浪中，消失得如此彻底，只留下这漫漫黄沙中的断壁残垣和无数无人能识的神秘字符？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其血脉深处奔流着古老羌人桀骜不驯的血液。他们的先祖，曾是青藏高原东部广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与牦牛、雪山和苍鹰为伴。古老的传说中，党项人崇尚白色，将这种颜色视为纯洁、神圣与力量的象征。他们的衣饰，尤其是在重要的祭祀典礼或贵族阶层中，多喜着飘逸的白袍或白色毡帽。可以想见，当成千上万身着耀目白衣的党项武士，在苍茫的贺兰山下集结，马蹄卷起黄沙，白色的旌旗在劲风中猎猎作响，那将是何等肃杀而又圣洁的景象。唐末宋初，天下大乱，中原板荡，党项诸部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与驱使之下，逐渐向东方和北方迁徙，最终在中国西北部的河西走廊、河套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缘（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找到了新的家园。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半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放牧牛羊马驼；一半则学习和吸收了中原汉族的农耕技术，开垦田地，修筑水利。这种独特的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以及长期与周边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共同塑造了党项民族强悍好斗、坚韧不拔的鲜明性格，也为他们日后建立强大的独立王国，积蓄了深厚的物质与精神力量。
公元十一世纪初叶，党项民族中涌现出了一位震古烁今、也极富争议的盖世枭雄——李元昊（后为彰显独立，自称嵬名曩霄）。此人据说“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身材魁梧，目光如鹰隼般锐利，额头高广，显得智虑深沉。他自幼便表现出非凡的勇武与过人的谋略，深悉兵法，且野心勃勃，从不甘心长久屈居于北宋王朝的藩属地位，受其册封与经济羁縻。元昊认为，党项民族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独立的文化和独立的精神。
即位拓跋氏族长之后，李元昊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民族主体意识、摆脱汉文化影响的改革。他下令推行党项独特的发式——“秃发令”，命所有党项成年男子必须剃去头顶中前部的头发，仅在头顶两侧及后脑留下长发，结成发辫垂于耳后或盘于头顶。这种与汉人束发、契丹人髡发、女真人辫发都截然不同的发式，成为了党项民族最为鲜明的外部识别标志。凡有不遵从者，格杀勿论。他还参照中原王朝的衣冠制度，结合党项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下令制定了西夏官员和百姓的服饰等级标准，其服色依然以白色、青色等冷色调为贵，与宋朝官员喜着绯紫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在元昊推行的所有改革中，最具深远历史意义、也最能体现其文化雄心的，无疑是下令创制了西夏自己的民族文字。他深知，没有自己民族的独立文字，就难以承载和传承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精神信仰，也就难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更无法在文化上与强大的中原王朝相抗衡。于是，他任命了当时党项族中最有学问的大臣野利仁荣等人，组成专门的班子，借鉴汉字方块表意文字的创制原理，同时充分融入党项语言自身的语音特点和书写习惯，呕心沥血，历时数载，终于创制出一种笔画繁复，多者达十数笔、结构独特，多采用合成、会意等方法、总数多达六千余字的“西夏国书”。这种文字，从外观上看，形似汉字，方方正正，但其构成部件和组合规则，却与汉字迥然不同，几乎无一字与汉字相通。每一个西夏字，都仿佛一座精心构建的微缩迷宫，蕴含着党项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从此，西夏王朝有了自己的官方文字，可以用来颁行法令、记录国史、翻译佛经、创作文学作品，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党项文明体系，由此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文化基础。
公元1038年，李元昊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正式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登基称帝，建国号“大夏”，因其地处宋朝之西，宋人蔑称其为“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他身着象征党项王权的白色衮龙袍，头戴高耸入云的白毡尖顶帽，在新建的、带有浓郁党项风格的宫殿中，接受文武百官和各部族首领的朝拜。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与神秘色彩的王朝，在中国的西北大地上，如同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也预示着它将与周边已然存在的几个强大政权——北宋、辽（契丹）、以及后来的金（女真）——展开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复杂博弈与血腥战争。
西夏的悍然称帝，首先激怒的便是视其为“藩臣”的北宋王朝。宋仁宗赵祯认为李元昊此举乃是“公然僭越”、“大逆不道”，是对大宋天子权威的无情挑战，遂下令削去元昊一切官爵，并断绝双方的官方贸易（榷场），同时调集大军，准备对这个“背叛”的藩属进行武力征讨。然而，李元昊和他一手打造的西夏军队，却用铁与血的残酷事实，狠狠地教训了曾经轻视他们的大宋君臣。
在随后爆发的著名的“宋夏三战”——三川口之战（1040年）、好水川之战（1041年）和定川寨之战（1042年）中，李元昊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往往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充分发挥党项军队熟悉本土山川地理、以及骑兵机动灵活、步兵骁勇善战的优势，巧妙运用诱敌深入、断敌粮道、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一部等灵活多变的战术，接连三次重创了宋朝派来征讨的精锐部队。
战场之上，西夏的王牌部队——精锐重甲骑兵“铁鹞子”，更是成为了宋军将士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铁鹞子”的骑士及其所乘战马，皆披挂着用冷锻工艺打造的、防护能力极强的铁质铠甲，有的甚至还配有铁面罩，只露出双眼，远远望去，仿佛一群从地狱中冲出的、刀枪不入的钢铁怪兽。他们通常由党项贵族子弟和最勇猛的部族战士组成，每人配备长枪、利剑、铁骨朵等多种武器，往往以三五成群的小队形式发起冲锋。一旦“铁鹞子”开始加速，其雷鸣般的马蹄声和金属甲叶碰撞发出的刺耳声响，便足以让敌人肝胆俱裂。当他们如同一道黑色的雪崩般，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敌军步兵方阵时，其强大的冲击力足以撕裂任何不够坚固的防线，所过之处，人仰马翻，血肉横飞。
而西夏军中另一支令人生畏的劲旅，则是被称为“步跋子”的山地步兵。这些士兵多从世代居住于山区的党项部族中选拔，他们行动矫健，攀援如飞，尤其擅长在复杂险峻的山地地形中作战。他们身着轻便的皮甲或棉甲，手持锋利的短刀、标枪，或使用威力巨大的“神臂弓”（强力踏张弩，射程远、穿透力强，是宋军的噩梦之一）。在山地攻防战中，“步跋子”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侧翼或后方，发动致命的突袭，或据守险要关隘，以少量兵力迟滞敌军主力的推进。
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这几场关键战役中，宋军名将如任福、葛怀敏、刘平、石元孙等人，或因轻敌冒进，或因指挥失当，或因不熟悉西夏军队的战法，接连兵败，甚至全军覆没，将星陨落。数万名曾经在与契丹辽国作战中都未曾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大宋禁军精锐，其尸骨永远地留在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之上。这几场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打出了西夏王朝的国威与军威，也彻底打掉了北宋王朝试图以武力消灭这个新兴政权的幻想，最终迫使强大的北宋王朝不得不低头，承认西夏的独立地位，并接受了每年向西夏“岁赐”大量银、绢、茶等物资的屈辱条件。西夏，这个马背上的新生王国，用赫赫战功，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和近两个世纪的独立发展机遇。
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浴血奋战之后，西夏王朝逐渐进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其文明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辉煌。其疆域东尽黄河天险，西界玉门古关，南接萧关要塞（今宁夏固原一带），北控茫茫大漠，将富饶的河西走廊这一古代丝绸之路的黄金咽喉地带，以及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都城兴庆府，坐落在雄伟的贺兰山与奔腾的黄河之间的富庶冲击平原之上，经过历代西夏君主的精心规划与持续营建，已发展成为一座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兼具游牧豪放与农耕精细双重文化特色的西北重镇。城内宫殿巍峨壮丽，其建筑风格既有中原唐宋宫室的影子，又融入了党项民族独特的审美元素，显得别具一格。街道宽阔平直，纵横交错，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来自中亚、西亚、波斯、大食等地的胡商，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商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香料、宝石、琉璃、毛皮等奇珍异货，与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商人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等商品，在兴庆府的市场上进行着繁忙的贸易与交换。西夏本地出产的优质羊毛、驼绒、药材、以及工艺精美的党项织锦—“夏锦”，也通过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远销到世界各地。
西夏王朝，是一个将佛教信仰推崇到极致的“佛国”。从开国君主李元昊开始，历代西夏皇帝都大力尊崇和扶持佛教事业，将佛教确立为国教。在西夏境内，尤其是都城兴庆府及其周边地区，佛寺林立，宝塔高耸入云，其中最著名的如承天寺塔被誉为西夏的离宫，其造型仿宋代木塔而建，气势恢宏，是西夏佛教兴盛的标志性建筑。西夏的佛教信仰，深受藏传佛教密宗的影响，同时也融合了显宗的某些教义以及党项民族本土的原始萨满信仰，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佛教”。
西夏历代君主，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组织高僧大德翻译、刊刻各种佛教经典。用他们自己创制的、结构复杂精妙的西夏文字翻译、雕版印刷的大藏经《甘珠尔》，其规模之宏大，印刷之精美，堪称世界古代印刷史上的奇迹。这些珍贵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佛教思想的宝贵资料，也是西夏文明高度发达的直接见证。在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中，也保存了大量西夏时期开凿的洞窟和绘制的精美壁画。这些西夏洞窟的壁画，其艺术风格独特，色彩浓烈而沉郁，人物造型既有中原唐宋绘画的某些遗风，又明显融入了藏传佛教密宗曼荼罗的神秘元素和党因民族粗犷豪放的审美情趣，展现出一种既神圣庄严又充满生命张力的独特艺术魅力。
在国家治理方面，西夏王朝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非仅仅是一个依靠武力维持的蛮族政权。其在鼎盛时期创制并颁行的一部名为《天盛律令》（全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因在天盛年间修订颁行而得名）的法典，多达二十卷，内容极为详尽，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军事法等等。其条文之细致，体系之完备，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这部法典，既大量借鉴了中国唐代和宋代法典的立法经验和法律原则，又充分考虑了党项民族自身的传统习俗和现实国情，体现了西夏统治者较高的立法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一个能够制定并有效实施如此复杂而周密的法典的王朝，其内部的组织结构、行政效率和社会秩序，也绝非一般人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和原始。
军事上，西夏始终保持着一支令人生畏的、精锐善战的常备武装力量。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为王牌主力的重甲骑兵“铁鹞子”和山地步兵“步跋子”之外，西夏还拥有强大的弓弩部队，前文提到；其装备的“神臂弓”等强力弩具，射程远、穿透力强，一度令与其交战的宋军和金军都感到非常头疼。
在其立国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西夏不仅要时刻应对来自南方富庶却“积弱”的两宋王朝，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和经济诱惑，还要与北方同样骁勇善战的契丹辽国、以及后来取代辽国而崛起的更为强大的女真金国，进行复杂而艰险的周旋与对抗。
因此外交策略，也如同其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充满了灵活性与实用主义色彩。它时而联辽抗宋，以图在宋辽两大强权之间寻求平衡和生存空间；时而又在辽国衰落、金国崛起之际，迅速调整国策，一度联金抗辽，甚至与金朝结为“兄弟之邦”；但当金朝过于强大，对其构成直接威胁时，它又会毫不犹豫地与宿敌宋朝暂时和解，共同抵御金人的南侵。甚至在某些时候，西夏还会与宋、金两国同时处于战争状态，以一己之力，周旋于数个强敌之间。能够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屡败强敌，维持国家独立近两百年之久，西夏统治者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西夏文明的这种高度独特性和相对的封闭性，也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显得孤寂与神秘。其独特的语言文字，如同在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旁，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无形屏障，将其与占据东亚文明主流地位的中原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隔离开来。其深奥而独特的佛教信仰体系和与中原迥异的风俗习惯，也往往不为外人所理解和接受。即使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史家们在提及这个盘踞在中国西北部的“蕞尔小邦”时，也多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其史书中的记载往往失之于简略、片面，甚至不乏歪曲和丑化之辞。而当一场更为强大、也更为野蛮的征服风暴，从遥远的北方蒙古草原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的时候，这个一度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了辉煌文明、令周边强权都为之侧目的沙漠王国，其笼罩在外的神秘面纱，最终将被更为残酷无情的现实，撕得粉碎。
十三世纪初叶，北方的蒙古草原之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同草原上最凶猛的苍鹰，以其惊人的毅力、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手腕，结束了蒙古各部落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建立起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蒙古汗国，并迅速将他那贪婪而锐利的征服目光，投向了周边富饶而“软弱”的定居文明世界。这个新兴的、充满了原始游牧民族的野性与扩张欲望的草原帝国，如同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即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格局与文明进程。而地处蒙古高原南邻、扼守着东西方交通咽喉要道、且拥有一定财富积累的西夏王国，不幸成为了蒙古铁蹄最早选择的、也是最为执着要摧毁的征服目标之一。
从公元1205年（西夏桓宗天庆十二年）开始，成吉思汗便亲率大军，对西夏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此后的二十余年间，直到西夏最终灭亡，蒙古军队先后对西夏发动了多达六次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每一次入侵，都给西夏的土地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重灾难。西夏的军队，虽然在与宋、辽、金等中原及北方强权的长期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其精锐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和骁勇的“步跋子”山地步兵，也曾一度让初次与之交锋的蒙古骑兵感到颇为棘手，甚至在某些局部战斗中取得过一些胜利。然而，在更为灵活机动、更为凶悍残暴、也更为擅长大规模迂回包抄和心理战术的蒙古大军面前，西夏军队的传统战法和防御体系，终究还是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抵挡。
西夏军民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面前，也爆发出了惊人的抵抗意志和不屈精神。每一座被蒙古军队攻击的城池，每一道被蒙古铁骑冲击的关隘，都洒满了党项将士和普通民众的鲜血。他们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和对本土山川地理的熟悉，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蒙古人的疯狂进攻，甚至给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造成了相当可观的伤亡和困扰。然而，这种英勇的抵抗，在绝对的军事实力差距和蒙古人几乎永不枯竭的兵源面前，显得越来越悲壮和无力回天。更为致命的是，西夏在蒙古与更为强大的金朝进行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因自身国力日渐衰弱和对蒙古人的深深戒备，未能完全履行与蒙古之间订立的盟约，甚至在某些时候表现出摇摆和首鼠两端，这彻底激怒了原本就对西夏心存芥蒂的成吉思汗。他认为西夏的这种行为是“不忠不义”的背叛，发誓要将这个屡次挑战蒙古无上权威的“顽固”王国，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以儆效尤。
公元1226年（西夏末帝宝义元年），已是六十余岁高龄、身体状况也已大不如前的成吉思汗，不顾身边亲信的劝阻，决意发动对西夏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大规模远征。他亲率蒙古主力大军，号称数十万，兵分多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再次横扫西夏腹地。西夏的野战部队在与骁勇善战、经验丰富的蒙古铁骑进行的数次野战会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野战抵抗。蒙古大军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城池被焚毁，田地被踏平，无辜的百姓或在蒙古人的屠刀下惨遭杀戮，或被掳掠为奴隶，命运悲惨。党项人，这个曾经让宋、辽、金等强大王朝都感到头疼不已的强悍民族，在更为野蛮和强大的蒙古征服者面前，遭遇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这座曾经见证了西夏王朝百年辉煌的西北名城，被蒙古大军围困得水泄不通，如同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城内粮草早已断绝，外部的援兵也已无望，又恰逢当年发生强烈地震，城墙多处倒塌，接着又爆发了可怕的瘟疫，军民死伤枕藉，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境。有史料记载，在围城后期，城中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其状之凄惨，令人不忍卒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人间地狱般的绝境之中，守卫兴庆府的西夏军民，依然凭借着残存的城防工事和最后的血性，又坚持抵抗了数月之久，直至山穷水尽。
就在兴庆府即将陷落的前夕，公元1227年8月，戎马一生、征服了欧亚大陆广袤疆土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出人意料地在中国西部六盘山（位于今宁夏南部）的行宫之中，带着对西夏未灭的深深遗憾和无边愤怒，溘然长逝。关于他的具体死因，众说纷纭，其中有一个说法，声称他是被俘虏的、貌美而刚烈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在侍寝时咬断”命根子“而身亡..... 无论真相如何，但总让后人觉得“一代天骄”死的极度憋屈！要不然也不会在临终之前对其子孙和部将颁下如此严酷的遗嘱：“务必将西夏“殄灭无遗，不留一人一畜，以泄朕恨！”，这是打算让西夏彻底从地球上消失的节奏啊。“灭国遗嘱”可并非传说，而是白纸黑字记录在《元史》中！
为了稳定军心和防止西夏残余势力反扑，蒙古军队秘不发丧，西夏末代皇帝李睍为了避免城中百姓遭受更为彻底、也更为残酷的屠戮被迫在极度绝望和屈辱之中，派遣使者出城，向蒙古军队统帅窝阔台乞降。他率领着西夏王朝残存的文武百官，穿着素服，捧着降表和玉玺，屈辱地跪迎蒙古大军入城。
然而，投降并没有换来蒙古征服者的和平与宽恕。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的遗昭之下，对西夏展开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近乎于种族灭绝式的、疯狂而彻底的报复性毁灭和屠杀；
曾经繁华百年的西夏都城兴庆府，首先遭遇了灭顶之灾。如狼似虎的蒙古兵如同潮水般涌入城中，他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就抢。昔日巍峨壮丽的宫殿、金碧辉煌的寺庙、鳞次栉比的民居、店铺，尽数被付之一炬，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一片焦土，数日不熄。城中，无论是西夏的皇族贵戚、文武官员、高僧大德、饱学鸿儒，还是普通的工匠、商贩、农夫，不分男女老幼，几乎都被蒙古士兵有组织地屠杀殆尽。史书中用“城中骸骨如丘陵”、“积尸遍野，血流成河”这样的词句来形容当时的惨状，其残酷程度，实非笔墨所能尽述。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蒙古征服者似乎下定决心要从文化上、精神上彻底抹去西夏这个民族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痕迹。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搜罗并焚毁了西夏人用自己独特而珍贵的文字书写的大量书籍、档案、佛经、碑刻、以及各种具有文化价值的艺术品。那些由西夏先贤如野利仁荣等人呕心沥血创制出来的、承载着整个党项民族数百年智慧结晶与历史记忆的、结构精妙的方块字，在征服者的熊熊烈火之中，化为了一缕缕青烟，永远地消散在了历史的深处。无数精美绝伦的佛教壁画被野蛮地刮花、捣毁，无数巧夺天工的佛像被砸碎、熔化，无数雕梁画栋的寺庙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一片瓦砾。西夏历代君王和贵族们在贺兰山东麓精心修筑的、规模宏大、堪比埃及金字塔的皇家陵寝群，也遭到了蒙古军队毁灭性的盗掘和系统性的破坏，地面上的所有华丽建筑几乎全被夷为平地，地宫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光秃秃的黄土堆和满地的残砖碎瓦，向后人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以及如今无法言说的凄凉。
这场惨无人道的大浩劫，并不仅仅局限于都城兴庆府一地。蒙古军队在攻陷兴庆府之后，又分兵四出，对西夏境内的其他所有重要城池、堡寨和党项民族的主要聚居点，都进行了程度不一、但同样残酷血腥的“扫荡”与“清剿”。整个党项民族，这个曾经在中国西北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强悍民族，遭遇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最后一次的灭顶之灾。据后世历史学家根据各种零星史料和考古发现进行的保守估计，在蒙古灭亡西夏的过程中，西夏境内的人口损失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党项民族的主体部分，几乎被彻底消灭。
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党项人，其命运也极为悲惨。他们或被蒙古军队强行掳掠为奴隶，分散到蒙古帝国控制下的广阔疆域（从中亚到东欧）充当苦役；或被迫隐姓埋名，四散逃亡，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中艰难求生；或在蒙古统治者随后建立的元朝的严酷统治和强大的文化压力之下，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独特的风俗习惯，最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被逐渐融合、同化到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其他周边民族之中，失去了自己清晰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一个曾经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文明、在中国西北部的政治舞台上雄踞一方近两百年之久的强悍民族，就这样，几乎从历史的长河中彻底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血缘印记和散落在戈壁沙漠深处的、令人叹息的文化碎片。
西夏灭亡之后，其独特的文化和艰涩难懂的文字，在历史的漫漫尘埃之中，迅速地沉寂了下去，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无人能够识读和理解。中原王朝的史书编纂者们，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因为种种原因，对其记载往往失之于简略、模糊，甚至不乏歪曲和偏见。西夏，仿佛成了一个被历史彻底遗忘的“神秘王国”，它的真实面貌，长期不为世人所知。
直到二十世纪初叶，随着敦煌石窟中大量古代文书的意外发现，以及俄国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等人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进行的惊人考古发掘，数以万计的、保存相对完好的西夏文文献、精美绝伦的佛教艺术品和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物，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如同从时间胶囊中释放出来的宝贵遗存，立刻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与浓厚兴趣。自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如中国的罗福成、王静如、白滨、史金波，日本的西田龙雄、荒川慎太郎，俄国的伊凤阁、聂历山、克平、克恰诺夫，英国的葛玛丽等等，前仆后继，通过对这些珍贵历史遗存的艰苦卓绝的研究、整理和破译工作，才逐渐揭开了西夏王朝在历史、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得以在数百年之后，重新窥见那个曾经强大而独特的沙漠王朝的些许真实光芒。
贺兰山依旧巍峨地矗立在西北的天际，黄河依然不知疲倦地奔流向东。然而，那些曾经在贺兰山脚下纵马驰骋、身着耀眼白袍的党项儿女，那些曾经在兴庆府繁华的街头用奇特而优美的方块字交流思想、进行贸易的商贩与僧侣，那些曾经在“铁鹞子”重甲骑兵军中令所有敌人闻风丧胆的勇猛武士，都早已化为了祁连山下的流沙，大漠深处的尘埃。
西夏王朝的兴亡史，无疑是一曲雄浑壮阔而又悲怆苍凉的边塞史诗。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能爆发出的顽强生命力、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和在强邻环伺的险恶国际环境中艰难求生存、求发展的政治智慧；它也以其自身的毁灭，无情地揭示了战争的极端残酷性、文明的内在脆弱性以及文化灭绝所能带来的深重而持久的历史悲剧。那座被无尽黄沙永远掩埋的黑水古城，如同在漆黑的夜空中，一颗孤独而倔强地闪烁着的遥远星辰，它所散发出的微弱却又不屈的文明余光，不仅照亮了一段曾经被历史迷雾深深遮蔽的辉煌与苦难，也永远地、沉重地警示着后人：唯有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与生存权利，唯有永远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唯有彻底摒弃暴力征服与文化灭绝的野蛮行径，方能避免类似的文明悲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流沙可以掩埋繁华的城郭，可以吞噬鲜活的生命，但文明的记忆，只要尚有星火存留于世，便终有冲破黑暗、重燃光芒之日。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