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倭” 到 “日本”：中国古籍里走出的邻国名号

摘要：盛唐长安的朱雀大街上，一队身着宽袖朝服的使者躬身行礼，手中国书开篇便是 “日本国使拜谒大唐天子”。彼时的长安城万邦来朝，可这 “日本” 二字，却让不少朝臣暗自思忖：不过数十年前，这东方邻国还被称作 “倭国”，为何突然换了名号？若翻开中国古籍的泛黄纸页，便会发现

盛唐长安的朱雀大街上，一队身着宽袖朝服的使者躬身行礼，手中国书开篇便是 “日本国使拜谒大唐天子”。彼时的长安城万邦来朝，可这 “日本” 二字，却让不少朝臣暗自思忖：不过数十年前，这东方邻国还被称作 “倭国”，为何突然换了名号？若翻开中国古籍的泛黄纸页，便会发现 “日本” 一词的诞生与演变，恰是一部跨越千年的中日文化互动史，每一处笔墨都藏着邻国名号的成长密码。

追溯 “日本” 一词的源头，需先从它的 “前身”——“倭” 说起。最早记载东方邻国有 “倭” 之称的，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地理志》。书中清晰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里的 “乐浪海” 即如今的黄海与日本海区域，而 “倭人” 所居之地，便是今天的日本列岛。彼时的日本列岛尚未统一，大小部落林立，其中 “倭奴国” 曾在汉武帝时期遣使朝贡，光武帝刘秀还特意赐下 “汉委奴国王” 金印 —— 这枚金印于 1784 年在日本福冈出土，成为 “倭” 作为日本早期称呼的铁证。不过此时的 “倭” 并非贬义，只是中原王朝对东方未知邻族的客观称谓，正如《说文解字》中解释 “倭，顺貌也”，最初仅是对其族群风貌的简单描述。

隋大业三年，倭国使者小野妹子抵达洛阳，向隋炀帝递交国书，开篇竟写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让隋炀帝颇为不悦，却也首次暴露了倭国对 “日” 的特殊认知 —— 他们地处中原东方，每日最先见到日出，便自视为 “日出处之国”。而 “日本” 作为正式国号被中国古籍记载，最早见于《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故以为名。” 这段记载堪称 “日本” 名号的 “身份说明书”，不仅点明了倭国因 “恶倭名” 而改名，更道出其核心缘由 ——“国近日所出”。无独有偶，《旧唐书・日本传》也印证了这一点，书中提到唐代宗时期，日本使者曾明确解释：“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最早见于《新唐书・东夷传》：

为何日本会 “恶倭名”，执意要以 “日本” 为号？这背后藏着地理认知与文化心理的双重变迁。

从地理上看，日本列岛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每天清晨，太阳从其东部海域升起，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让 “日出处” 成为其天然标识。正如《诗经》中所言 “东方未晞，颠倒衣裳”，中原王朝对 “东方” 的认知与日本对自身 “日边之国” 的定位不谋而合，为 “日本” 名号提供了地理依据。

从文化心理来看，随着中日交流加深，日本逐渐知晓 “倭” 在汉语语境中逐渐衍生出 “矮小”“浅陋” 的含义 —— 比如《隋书》中虽仍称 “倭国”，却已记载其使者 “容貌短小”，这种带有主观评判的描述，让日益学习中原文化、渴望与大唐平等交往的日本心生不满。

盛唐时期，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来华，全面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仪，在国号上也希望摆脱 “倭” 的桎梏，以 “日本” 彰显自身与 “日” 相关的神圣性，实现与中原王朝 “日出处天子” 对 “日没处天子” 的平等定位。

为何日本会 “恶倭名”，执意要以 “日本” 为号？这背后藏着地理认知与文化心理的双重变迁。从地理上看，日本列岛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东临太平洋，每天清晨，太阳从其东部海域升起，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让 “日出处” 成为其天然标识。正如《诗经》中所言 “东方未晞，颠倒衣裳”，中原王朝对 “东方” 的认知与日本对自身 “日边之国” 的定位不谋而合，为 “日本” 名号提供了地理依据。从文化心理来看，随着中日交流加深，日本逐渐知晓 “倭” 在汉语语境中逐渐衍生出 “矮小”“浅陋” 的含义 —— 比如《隋书》中虽仍称 “倭国”，却已记载其使者 “容貌短小”，这种带有主观评判的描述，让日益学习中原文化、渴望与大唐平等交往的日本心生不满。盛唐时期，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来华，全面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仪，在国号上也希望摆脱 “倭” 的桎梏，以 “日本” 彰显自身与 “日” 相关的神圣性，实现与中原王朝 “日出处天子” 对 “日没处天子” 的平等定位。

“日本” 名号确立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中日古籍中不断被丰富与确认。宋代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时，在《四夷附录》中不仅沿用 “日本” 之称，还详细记载了日本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日本国…… 多犀象珠贝，岁常通中国贸易。” 此时的 “日本” 已完全取代 “倭”，成为中原王朝对该邻国的固定称谓。而日本自身对 “日本” 的认同也日益加深，镰仓时代的《吾妻镜》中，多次以 “日本国” 指代本国，室町时代的遣明使在与明朝交往时，更是坚定使用 “日本” 国号，甚至在国书中写道 “日本国王源道义敬白大明皇帝陛下”，可见 “日本” 已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国家标识。

从《汉书》中的 “倭” 到《新唐书》中的 “日本”，东方邻国的名号变迁，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中日古代的文化交流与认知互动。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言：“凡史所载，皆有其故，非苟然也。”“日本” 一词从中国古籍中诞生，又经日本主动选择与认同，最终成为跨越千年的国家符号。如今再回望那些泛黄的古籍，每一处关于 “日本” 的记载，都不仅是一个名号的记录，更是古代中日两国彼此认知、相互影响的生动见证 —— 毕竟，一个国家的名号里，藏着的从来都是它与世界的对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