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在浓烟中沦陷。当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站在武昌城头时，却没有预想中的狂喜。他的参谋总长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占领了武汉，但似乎输掉了整场战争。”这场耗时四个半月的大会战，以中国军队伤亡18万余人、武汉失守告终，却让日本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在浓烟中沦陷。当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站在武昌城头时，却没有预想中的狂喜。他的参谋总长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占领了武汉，但似乎输掉了整场战争。”这场耗时四个半月的大会战，以中国军队伤亡18万余人、武汉失守告终，却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潭，从此再不敢轻视中国。

南京沦陷后，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军事、政治中心。这里不仅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汇点，还连接着西南大后方与东部战场。蒋介石在日记中直言：“武汉存则中国存，武汉亡则中国亡。”日本大本营同样认为，“攻占武汉就能实质性统治中国”。1938年7月，日本陆军省提交的报告称：“若无法在武汉击溃中国军队，将被迫转入长期战争。”

此时的国际形势波谲云诡：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抵达武汉，带来200余架战斗机；德国却在1938年7月终止对华军事合作，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国民政府紧急制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将第五战区（李宗仁）和第九战区（陈诚）共129个师、110万兵力部署在长江两岸，依托大别山、鄱阳湖构筑防线。

日本为这场战役赌上了全部家底，派陆军总兵力34个师团中，9个师团约25万人，投入到武汉战场，占总兵力的26.5%，另有海军舰艇120艘、飞机400余架配合作战。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制定了“南北夹击”计划：北路沿长江北岸推进，南路从九江迂回包抄，试图将中国军队压缩在武汉外围一举歼灭。

中国军队则以“外围抗击”为核心策略。郭汝瑰在军事会议上尖锐指出：“南京背水列阵导致惨败，武汉绝不能重蹈覆辙！”他提出将防线前推至幕阜山和大别山，利用山地节节抗击。这一建议被陈诚采纳后，中国军队在长江沿岸构筑了纵深防御体系，仅马当要塞就埋设地雷3万余枚，设置铁丝网10余公里。

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突袭安庆，武汉会战正式打响。在长江航道上，中日海军展开激烈炮战。中国海军“”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在弹雨中指挥还击，直至军舰被日军鱼雷击沉。当部下要背他撤离时，这位抗日名将怒吼：“我生为军人，死当卫国！”最终与舰同沉。

在陆上战场，马当要塞的失守成为关键转折点。由于守军第16军军长李韫珩擅自举办“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导致防御空虚。日军敢死队乘橡皮艇突袭成功时，许多中国士兵还在列队参加典礼，长江要塞争夺战以失败告终。消息传到武汉，蒋介石拍案而起：“马当失陷，实乃奇耻大辱！”

7月26日九江失守后，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在万家岭陷入绝境。薛岳在电话中向蒋介石立下军令状：“我要在庐山脚下全歼这股日寇！”他调集10万兵力形成包围圈，张灵甫率部夜袭张古山，白刃战中喊出“杀尽倭寇，还我河山”的誓言。

10月7日总攻开始，第74军58师师长冯圣法在前线督战：“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雷鸣鼓刘！”经过3天激战，中国军队迎来万家岭大捷，歼灭日军第106师团主力3000余人，缴获山炮28门。当被俘的日军士兵被押解到武汉时，市民们含泪高呼：“这就是侵略中国的下场！”此战被日军战史称为“陆军创立以来最大的耻辱”。

在大别山北麓的富金山，第71军军长宋希濂指挥部队与日军第13师团展开殊死搏斗。阵地上，36师师长陈瑞河手持大刀督战：“后退者，立斩！”七天七夜的拉锯战中，中国军队伤亡9成，但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数百具尸体的代价。日军战报记载：“中国军队的抵抗超出想象，每寸土地都要付出鲜血代价。”

除了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武汉会战也迎来许多国际友人的支持。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们，更是用生命守护着武汉的天空。1938年2月23日，28架苏联SB-2轰炸机长途奔袭1400公里，奇袭台湾松山机场，摧毁日军战机40余架。当他们返回汉口机场时，宋美龄亲自设宴庆功：“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诞辰日当天，日军出动45架战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64架战机腾空迎战。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击落两架日机后，座机被击中起火。他放弃跳伞，驾驶着燃烧的战机撞向日军轰炸机群，与敌同归于尽。这场空战中，中日双方以12:29的交换比，创下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纪录。

在武汉街头，“七七”献金运动掀起热潮。乞丐绝食捐款、断腿老兵献金买子弹、人力车夫捐出一日所得……短短五天内，武汉市民共捐献法币100万元，相当于当时50万大军一个月的军饷。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日记中写道：“这哪里是献金，分明是四万万同胞的热血在沸腾！”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失陷，武汉陷入三面包围。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沉重地说：“武汉虽失，但其战略价值已达。我们要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日寇！”10月25日，中国军队有序撤离武汉，将一座空城留给侵略者，武汉会战结束。此战日军伤亡约10万人（中方宣称25.6万，日方承认3.55万）。

日本的战略困境也因此战迅速显现，国内仅存1个师团，战争经济濒临崩溃，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收入的7成，连士兵的子弹配给都缩减至每人每日5发。《朝日新闻》哀叹：“我们赢得了战役，却输掉了战争。”国际舆论也发生转向，苏联加大对华援助，英美开始对日本实施钢铁禁运。

对中国而言，武汉会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武汉会战标志着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我们将转入更持久的战斗。”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趁机深入敌后，在华北、华中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成为抗战中流砥柱。

为迟滞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在6月9日炸开黄河花园口。滚滚黄水虽使日军第14师团陷入泥潭，却导致豫皖苏三省89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决策至今仍存争议，但正如历史学家张宪文所言：“在极端困境下，中国军民被迫选择了最悲壮的抗争方式。”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再也无法组织起大规模战略进攻。1939年1月，日本陆军省被迫承认：“中国战场已陷入持久战泥潭，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对华战略。”这场战役用血肉铸就的防线，不仅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战略喘息时间，更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不可征服。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