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石渠宝笈·续编》《三编》及《活计档》中皆有对碑帖“宋拓”本的记载，这些记载是当时清宫对于拓本的认识及装潢制作要求、工作成果等情况重要的文献资料。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也有著录之本或是与之相同的版本，本文举三种拓本为例，从不同方面阐释论述。以实物为基础，注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杂志2024年11期第140—157页
尹一梅
摘 要：《石渠宝笈·续编》《三编》及《活计档》中皆有对碑帖“宋拓”本的记载，这些记载是当时清宫对于拓本的认识及装潢制作要求、工作成果等情况重要的文献资料。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也有著录之本或是与之相同的版本，本文举三种拓本为例，从不同方面阐释论述。以实物为基础，注重资料挖掘，用文献记载作为支持证据和补充材料，以新的视角观察历史和事物。
关键词：“毕士安赐本”翻刻本锺王楷帖
故宫现藏清宫遗存碑帖拓本五千余件，其中有一部分宋、明拓本和大臣捐献的当朝拓本，大多数则是清宫内务府御书处奉敕镌刻之本。在《石渠宝笈·续编》和《三编》中，对于碑帖拓本的年代有“唐拓”“宋拓”“元拓”“旧拓”等称谓，前人的鉴定结论为今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思考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材料，而耙梳文献得到所需的证据和补充资料，更是欣喜之事。
“毕士安赐本”与《钦定重刻淳化阁帖》
《石渠宝笈·续编》和《三编》中，《淳化阁帖》名目之本共八件，除“宋拓”外，还有《淳化阁帖毕士安赐本》《淳化祖帖》《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在《续编》中，共收录有五件《阁帖》，列在第一位的是《淳化阁帖毕士安赐本》[1]。书籍著录是帖按甲、乙、丙、丁等天干分为十卷，记有拓本尺寸、开数、行数、钤印，并记载有前人跋文、观款，乾隆帝御笔及于敏中恭和诗等。清代宫廷将此本鉴定为当时所藏最好版本，因此以其为基础，经次序调整、添加释文等，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谕旨镌刻了《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重刻淳化阁帖谕》叙述了重刻《阁帖》的缘由：内府旧藏《淳化阁帖》极多，而此毕士安所得赐本拓最精好，爰特敕选工钩摹上石，冀复旧观。第王著昧于辨别，其所排类标题，舛陋滋甚，不当听其沿讹，以误后学。因命于敏中等详加考正，以次呈阅，候朕参定，分识各卷。并命搜采诸家释文，依字旁注，其互异者，折衷附记于后，以资省览。[2]对于“毕士安赐本”，有人认为并不存在，是虚构之本。汪庆正先生在《淳化阁帖最善本考》一文中，言此本不是初拓本，也不是毕士安本，是一种北宋拓本[3]。由于圆明园的损毁，拓本不知所踪，版本无从深究，而梳理以往未被关注的零散资料，了解乾隆帝的旨意及于清宫的装潢样式等，加以分析解读，以补未见实物之憾，对于相关历史的研究也有帮助。
宋拓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册半开纵25.1cm横13.1cm故宫博物院藏“毕士安赐本”康熙年间已在宫中，这有实物证明。故宫现藏《玄烨行书跋毕士安本淳化阁帖卷》，是康熙帝的法书墨迹，跋文言：宋太宗皇帝尝遣使购历代君臣书迹，命侍书王著模刻法帖十卷，拓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大臣登两府者方得赐焉。盖其重之如此，当时本不可多得，况历数百年之后乎。此本乃赐翰林学士毕士安者，神采焕发，波磔明润。汉晋以来，翰墨风规，宛然犹在者，尚赖此帖之存也。朕几政余闲，启帙披卷，如晤往昔，心意融洽，洵可宝而藏之也[4]。拓本钤“宝笈三编”“石渠宝笈所藏”“宣统尊亲之宝”印。当时亲王大臣也曾见过“毕士安赐本”，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绍兴国子监本”《阁帖》卷末，有成亲王永瑆跋语：“余昔在上书房得见内府所藏宋太宗赐毕士安本，此本楮墨正与相似……”[5]大学士张英亦言曾赐观是帖，其《文瑞集》的《内府宝翰篇》记：“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二月二十一日，蒙赐观内府所藏王羲之、怀素、颜真卿、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朱熹、赵孟頫及董其昌真迹共十六轴，宋初拓《淳化阁帖》，臣不胜欣幸，恭赋斯篇”。[6]蔡新《辑斋文集》“钦定淳化轩重刻《淳化阁帖》恭跋”条内言：“……臣谨案，宋太宗集古名迹，摹刻为《淳化阁帖》，当时称为法帖之祖。嗣是若《二王府》《国子监》《修内司》《太清楼》诸摹本续拓，皆不如原拓之工，其他若《绛》《潭》《汝》《鼎》之属，无虑数十，益莫能逮御府所藏元祐中赐毕士安本。特冠诸拓，以此摹刻传示，已足珍重艺林。……”[7]文辞尽表对“毕士安赐本”的赞誉。由于当时认为“毕士安赐本”是宫中所藏最好的《阁帖》，依据其本镌刻了《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刻帖完成后，新旧两帖经装潢，同置圆明园淳化轩。拓本装潢。安放在淳化轩中的“毕士安赐本”和钦定重刻《阁帖》的装潢，《活计档》中有记载，乾隆帝指定了装潢式样。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农历正月十七日（行文）：首领董五经交宣纸御笔“宋淳化阁帖初拓”“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墨迹各十四条，传旨交苏州织造舒文照钦定重刻《阁帖》墨迹样做银母字一份[8]。这是指示制作帖名的材质和样式。关于封面与套匣，《活计档》（行文）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四月十三日记皇帝旨意：“宋《淳化阁帖》初拓册页一分，并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册页一分，俱各配做雕漆壳面样并外套匣样呈览，准时发往苏州照样成做”[9]。十八日，“将《淳化阁帖》新旧二分，做得五层抽屉雕漆外套匣样一件，每层抽屉盛册页一册，持进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雕漆匣照样准做，匣里并抽屉俱做素黑漆。新帖配做雕漆壳面，照旧帖一样交如意馆往厚里表。配锦囊，先挑锦呈览，其旧帖壳面不必换做。”[10]这说明，设计的“毕士安赐本”和钦定重刻《阁帖》套匣是五层抽屉雕漆样，每层抽屉盛拓本一册。乾隆帝准照样制作，指示套匣和抽屉内里上黑漆。“毕士安赐本”原示下也做雕漆封面，后让保留旧封面。钦定重刻《阁帖》配做雕漆面，也送往如意馆装裱，裱工要厚实。要配做囊套，选锦料后呈览。四月二十三日，匣样、匣铜吊牌、雕漆封面及题签样式完成。奉旨，红雕漆套匣（新旧两套《阁帖》共四件）、阳文题签、匣铜镀金吊牌皆发往苏州成做，指示要好好镀饰吊牌金色。“毕士安赐本”封面题签之字，令懋勤殿大臣书写十个，让苏州做银母字送宫中。同年五月二十一日（记事录）记载，由苏州送来的一份银母字，粘在“毕士安赐本”旧有的楠木封面上呈览。乾隆帝准许签字嵌安，同时原指示让懋勤殿大臣书写的签字不必再做。[11]《活计档》（记事录）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二月十一日记载：库掌四德、五德，将苏州送到新旧两套帖的红雕漆阳文字签子、五层抽屉套匣四件，新刻帖的红雕漆阳文字签册页封面十副，楠木封面嵌银母字签“毕士安赐本”及钦定重刻《阁帖》呈览。乾隆帝旨意：“将册页二分俱配锦囊，装在抽屉内，得时交淳化□摆。”[12]后挑得内库金佛手花纹蓝地宋锦并锦囊黄布夹套样呈览，锦料、套样皆获批准。在此之后，“毕士安赐本”及钦定重刻《阁帖》装潢才真正完成。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十七日交宣纸御笔题签字始，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二月，准备安放于淳化轩的“毕士安赐本”和钦定重刻《阁帖》进行装潢，完成后又于宫内选出宋锦准备制作囊套，共用时一年之多。梳理总结“毕士安赐本”的装潢，仍用原楠木封面，其上嵌安银母签字依照御笔制作。外有红雕漆套匣，匣内五层抽屉，一屉一册，共二匣。套匣和抽屉内里用素黑漆，镀金吊牌，另配做金佛手花纹蓝地宋锦囊套。钦定重刻《阁帖》，新做了雕漆封面，题签字形亦为御笔，其他与“毕士安赐本”相同。《钦定重刻淳化阁帖》系清宫镌刻的重要丛帖之一，此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奉敕摹勒，依据 “毕士安赐本”《阁帖》为底本，是意图校正宋《淳化阁帖》中的谬误，将原帖顺序加以改变并增订释文的改正本[13]。此帖在故宫现存清宫旧藏丛帖中，套数最众，有三十部之多。帖面和木匣装潢精美，其形式的豪华多样，超过了其他宫中拓本，因此从装潢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于这部帖的重视程度。拓本安放。“毕士安赐本”与钦定重刻《阁帖》经装潢，一同安放于圆明园淳化轩。钦定重刻《阁帖》上，还裱有御笔《淳化轩记》。《活计档》（如意馆）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十一月初一记：“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月初二日，首领董五经交御笔《淳化轩记》手卷一卷、墨刻淳化轩《阁帖》一册。传旨：着交启祥宫将御笔字手卷心裁下，用墨刻镶裱，续入墨刻淳化轩《阁帖》册页上，其手卷料伺候写下御笔时，裱手卷一卷。钦此。”[14]这篇《淳化轩记》墨迹，原已装裱成卷，乾隆帝要求裁下帖芯，镶裱在钦定重刻《阁帖》拓本的前部。另外，当时淳化轩中还有一份御笔《阁帖》。乾隆帝在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时曾临写过三份《阁帖》，第一、第二份书于避暑山庄，完成时间在六月下旬和七月下旬，是依照《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钩本》所临。第三份完成于九月上旬，地点在阿穆呼朗图行宫。故宫藏《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钩本》上有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农历二月的御笔，言“临仿三次，始能脱其情而契其神”。《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皇帝有旨，将第三次临写《阁帖》的壳面、套匣交淳化轩[15]。这说明当时将第三次临写本放在了淳化轩，但是这部帖著录于《三编》时，贮藏地点已是延春阁，所以编写《三编》时，帖已不在淳化轩。现经查核，乾隆帝临写的这三部《阁帖》，皆仍藏故宫博物院。帖石镌刻。关于钦定重刻《阁帖》刻石情况，《重刻淳化阁帖颁赐群臣联句》中有“鸠工己丑仲春始，蒇役壬辰橘月新。曲折颇欣神毕肖，瘦肥却妙腕俱驯。调朱施墨钩摹巧，数画寻行琢削频。程技入教旁殿集，督勤顺俾侍臣亲”诗句，其注曰：“命选御书处刻工于懋勤殿直庐比对原本镌石，并命内廷翰林就近校阅”[16]即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农历二月开始聚集工匠，完工于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五月。御书处刻工在懋勤殿对照“毕士安赐本”镌石，翰林们则就近校对，说明时间紧迫，也透露了校对工作由翰林们完成。帖石镶嵌。新帖刊毕，帖石嵌于圆明园淳化轩两侧回廊壁间，《重刻淳化阁帖颁赐群臣联句》诗注中有帖石的说明：“帖既镌竟，适长春园中新构文轩落成，左右廊各十二楹[17]，每楹分嵌六石，因以淳化名轩”[18]。左右两廊共嵌石一百四十四块。帖石棰拓。联句诗“丁丁声应铜壶漏，一一光骈碧水蠙，捶近螭头喧日午，拓传蝉翼曳秋旻”，诗注曰：“内府帖多用乌金拓，独此仿蝉翼拓，俾存古意”。在钦定重刻《阁帖》拓本尾部，于敏中、王际华、裘曰修的跋文中有“工始于乾隆庚寅（三十五年，一七七〇）二月，迄今壬辰（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夏四月告蒇，并仿宋拓法得四百部，用广流传”[19]。帖的起刻时间，诗注所言比拓本跋文早一年，乾隆帝刻帖之谕在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二月，而聚集工匠、准备材料等正式开工很可能在三十五年。两段文字也说明，第一批初拓本共四百部，墨色区别于清内府以往黑亮的乌金拓，而仿照宋拓使用蝉翼拓法，墨色浅淡，轻薄均匀。拓本颁赐。钦定重刻《阁帖》初拓本四百部，颁赐众臣以广流传，《重刻淳化阁帖颁赐群臣联句》诗注记：“宋帖初拓惟两府以上始得与赐，今自皇子、皇孙、亲王以下，文职二品以上，及内廷翰林、外省督抚、衍圣公并为颁赐，其加赐者又三十八人”。“直隶山东，江浙行宫及名胜之地，俱令各贮一部。又在京翰詹、国子监教习、庶常馆并各省书院亦俱分赐”[20]。时任国子监助教吴省兰也曾记述：“凡王公卿尹、封疆大吏、禁近词臣、岩居榖老及槐厅芸馆、太学书院，均与恩赉”。[21]虽然“毕士安赐本”未见踪迹，但档案著录对其有细节补充，从配制的红雕漆套匣看，内黑外红的套匣，配金色吊牌，极显富丽堂皇。保留旧帖封面，意义不仅在形式，也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而于新刻之帖，比对旧帖，有内容的继承，又有对王著编帖错误的厘正。封面视觉效果，新旧二帖素雅与艳丽对比鲜明，各具特色，又构成一对完美组合。而乾隆帝对于旧帖封面换新与保留的不同指示，也反映了其思想上的变化。
翻刻本《怀仁集圣教序》
《怀仁集圣教序》，咸亨三年（六七二）刻石。此本清宫旧藏，墨纸二十五开，前附页跋文一开。墨纸前部是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后接高宗李治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撰此文时李治为太子）。拓本木盒盛装，织锦封面，由蓝黄白棕色线织就如意、莲花及“万”字等图案。外签楷书题“宋拓圣教序”，内夹黄条书写“宋拓圣教序一册 次等”字样。鉴藏宝玺有“乾隆御览之宝”（方形印及椭圆印）、“懋勤殿鉴定章”。这是一件翻刻本，与原石本校勘，四行“佛道崇虚”之“道”字右边“首”的第二点，原石刻笔道断开，此本笔画连续。“崇”字的“宗”，右上应有一小横道，此本无刻。末行“文林郎”处，无细裂纹，等等。结合纸墨观察，此为明翻明拓。此本第二十开《述三藏圣教序记》中，有一字错位，“忽见来书”的“忽”后多出“师”字，是将后面“劳师等远臻”的“师”错裱至此。
翻刻本怀仁集圣教序册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前附页有沈荃墨迹题跋：“此本实系宋拓初断后之最佳者，其含蓄之妙，结撰之精，亦如本序中所云‘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忆余甲午夏，过淮阴嗣宗二兄处见之，玩赏旬日，不忍释手。嗣宗为归德文端相国裔孙，精于鉴古。越二十载，乃为苏公世翁购得，重加装饰。试一披对，古色渊然。苏兄藏本虽多，知无能出其右也。康熙甲寅七月朔，华亭沈荃漫题。”[22]沈荃（一六二四—一六八四）此跋书于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时年五十二。其鉴定此本为宋拓，言于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在淮阴“嗣宗二兄”处曾见，玩赏十日，爱不释手。二十年后拓本被苏世翁购得，沈荃再见，已经重裱。沈荃跋文不伪，本上半印存留，确合重装特征。当日在淮阴（现隶属江苏淮安市）所见嗣宗，沈荃《一研斋诗集》三卷中《朗仲招同采石朗倩嗣宗诸昆集李元玉斋赏菊即席赠校书含倩》有其名[23]，朗倩为沈颢（一五八六—一六六一）字[24]，嗣宗是沈嗣宗。跋文言嗣宗系归德文端相国裔孙，归德乃河南商丘，查文端相国，有沈鲤，字仲化，号龙江，别号潜斋。沈鲤嘉靖十年（一五三一）生，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卒，在世八十五年。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卒赠太师，谥号文端[25]。购买沈嗣宗藏帖的苏世翁，沈荃称兄，题跋时拓本在其手中。但苏氏何名及苏沈两人关系，有待查考。沈荃认为拓本系“宋拓初断后之最佳者”，因碑版在北宋时即有裂纹，其后从二行“晋”至末行“林”字碑石斜断。是本除笔画间与原石本有区别外，考据之字表现了北宋拓本的特征，如“圣慈所被”完好，“缘”字处石无损坏等。此翻刻较精，未细校勘，容易上当。从沈荃跋文看，即被翻刻本蒙蔽。
翻刻本怀仁集圣教序册沈荃题跋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续编》记载是本有误。鉴藏宝玺除“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外，还记有“七玺全”，实际除以上两种印章外，并无其他清宫印记，这种情况与《续编》中大多拓本记述相同，从而反映出当时的记述不够认真翔实。[26]拓本的鉴藏印有：“绎堂父”“沈氏私印”“字嗣宗”“用之永世”“爱吾庐以尊我拙”“衍之”“嗣宗”“漆园司马”“古白”“五湖钓叟”“乐余道人”“穆之”“穆之氏”“赵胤龙字健庵号澹庵”“凝晖堂主人”“华亭沈氏鉴赏图书印”“一醉累月轻王侯”，另有半印不可考。这些印章中，《续编》的错误在于将“赵胤龙”释成“赵允龙”；“一醉累月轻王侯”，本用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诗句，其中“月”字，释成“日”。沈荃跋文，《续编》也有录错处，如“苏兄藏本”，录为“苏翁藏本”，“裔孙”写成“嗣孙”。[27]《续编》拓本类著录，常有疏漏，特别是鉴藏宝玺中记录的“七玺全”“八玺全”者，很少能够对应，拓本通常只见“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二印。“乾隆御览之宝”有方形和椭圆形两种，拓本有前后皆钤此印文者，有的前为方形，后为椭圆，钤盖时间应是方形早，椭圆晚，不是一次完成的。此翻刻《怀仁集圣教序》，木盒盛装，保存有清史善后委员会的清点号签，原贮懋勤殿。
“宋拓”《锺王楷帖》
拓本集七种小楷刻拓，《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荐季直表》（以下简称“四表”）《曹娥碑》及二种《黄庭经》，原贮懋勤殿[28]。是帖原定“宋拓”，实为明拓与宋拓合装本。锺繇“四表”中的《贺捷表》后镌有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俞松刻跋，已是南宋晚期，其后还有“陆行直印”“袁氏通父”刻印。袁易（一二六二—一三〇六），字通甫，平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词人。陆行直（一二七五—一三四九以后），字季道，号壶天，吴江（今江苏吴江）人。善书，工诗、词，精绘事，好收藏。锺繇的《荐季直表》墨迹曾两度为陆行直收藏，后入清宫，也著录于《续编》。由于袁易与陆行直主要生存、活动时间在元代，拓本有二人刻印，就不是宋代拓本。“四表”镌刻尚精，墨色纸张亦为同时。从内容看，刻印有明显漏洞：除有元人袁易与陆行直刻印外，多方刻印与《真赏斋帖》相类，却未及其精湛，很可能是依其镌刻而改变了印章位置[29]。另外，《力命表》后南宋楼钥的“
”字印，缺失右部小半。通常半印的形成，是原有一半钤盖在裱边上（或骑缝章），由于重裱等原因只剩半印。存留的半印，在帖前部的存左半，后部的存右半。虽然刻帖常有移动印章位置情况，但《力命表》后部的两方“”字印，皆缺少右部，不仅位置不合理，且边缘歪斜，露出翻刻痕迹。同时，纸墨亦无宋本气息。根据“四表”上的鉴藏印，是卞永誉同时期得到的一组拓本。基于其与《真赏斋帖》不少刻印相同，且水平悬殊，同时又未见别本与之相像，经与故宫多本明拓小楷帖比对后，断定“四表”镌刻时间晚于《真赏斋帖》，应该是明代中期以后所拓。
锺王楷帖册中的贺捷表故宫博物院藏
锺王楷帖册中的黄庭经故宫博物院藏《曹娥碑》传世拓本有肥、瘦之说，此《曹娥碑》内有数字缺刻或残刻，如二行缺“虞”“同”等字，末刻“昇平二年（三五八）八月十五日记之”，是肥字本的一种，曾经高濂收藏。从字迹镌刻、纸墨颜色及高濂的收藏时间看，为宋代拓本。《黄庭经》传为王羲之书，两种拓本第十行“养”字以下共九字原底本被虫蚀，人称“水痕本”。第十六行刻字“修太平”，或称“修太平本”。第一种《黄庭经》，鉴藏印除卞永誉之外，清晰的有“吴廷伟书画印”“觉虚斋”等。吴廷伟(一六七六—？)，字端人，扬州高邮人，喜诗词歌赋。康熙年间，任陕西同州知州时随清军进西藏督粮，著有记载西藏山川风貌、人情风俗及清军驱除当地反叛武装历史事件之书《定藏纪程》[30]，此拓康熙年间吴廷伟曾收藏。第二种《黄庭经》字迹清晰，略显瘦硬，宋纸帘纹清晰可见。与故宫庋藏一本张廷济旧藏清拓“贾似道本”《黄庭经》特征相类，应是所依同源，但不同版。是本刻印作伪，前部裱有“大观”及“淳化”印，“大观”半印具置于帖尾印的形态，“淳化”印，是拼凑伪造成全印的。《黄庭经》刻本所传多是唐宋人临本，上述二拓宋刻古本特征俱在，镌拓精湛，为宋拓无疑。拓本有曹溶及沈荃墨笔跋文两段。“四表”后曹溶跋：“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庙市得此本，古迹不可见，见之有典刑之思。锄菜翁。”这是曹溶三十二岁时从一庙市购得之本，据其历官时间，是任顺天学政时购得。曹溶收藏过“四表”，在他的《金石表》中有记载。此表是他历经五年搜集的八百余本碑帖目录，在“上古秦汉魏晋六朝”一节中，记有“魏锺繇四表”，并注“旧拓”，应即此本。他未将“四表”定为宋拓本，反映了其知识储备和鉴定能力。沈荃的跋是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四十三岁时书。跋文内容与《黄庭经》对应，是观帖后所写评述：“右军楷书，推此经为冠，顾翻刻纷纭。劣者固不足论，即有佳本，总不出《停云》面目耳。是册纸墨黝古，丰采焕发。后有虞伯施跋，乃世所罕见者。其为宋拓无疑，宝之宝之。丁未中秋后四日，过也园漫书。沈荃。”沈荃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六年丁忧服满，授直隶通蓟道员，此年他书写了这段跋文，可能是出行或回京赴任路过也园而作[31]。沈荃对拓本的鉴定结论是“宋拓”，故要“宝之宝之”。他最后使用的印为“臣荃印”，这种臣字印的使用，不只为君书画，这有实物证明。此帖曾经水浸，值得一提的是，经织绣专家考察，锦面为清晚期织造，因此是帖应在晚清时期重换过封面，这也证明了其在清宫受重视的程度。
分析与结论
本文选择了三种拓本，从不同角度切入阐释。“毕士安赐本”康熙朝已在宫中，康熙帝誉其“神采焕发，波磔明润。汉晋以来，翰墨风规宛然犹在者，尚赖此帖之存也”，而至乾隆朝被确定位列清宫收藏《阁帖》第一。“毕士安赐本”和钦定重刻《阁帖》，重点阐释装潢式样，意在搜集以往关注不够的资料，通过《活计档》中记载的皇帝指示、装潢式样等，反映乾隆帝对新旧二帖的重视程度，也揭示了其艺术品味及装潢拓本时的思想变化。《怀仁集圣教序》是一种翻刻本，马子云先生管理故宫碑帖库房时就已得出了这一结论。此拓刊刻较精，从沈荃的跋文可以看出，他未识此为翻刻，而认定系“苏兄”最好宝藏。拓本进入清宫，亦定宋拓，但本中所夹黄条，定其“次等”，说明认识到并非最早之本。从封面系乾隆时期常用织锦，题签纸张亦同时期仿宋藏经纸看，封面为清宫重装。《锺王楷帖》是明拓与宋拓的合装本，每页皆钤卞永誉印章，是在其手中集结成册的。选择以翻刻及合装“宋拓”本为例进行解读，是因清宫收藏拓本还有与之情况相同者，而梳理分析也期望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些许资料。清宫收藏品会定等级，从《活计档》记载中可知碑帖拓本共分四等。宫中大臣，多饱学之士，文翰佳绝，或能书擅画，或擅长目录学及书画鉴定。但以拓本观察，鉴定结论并不准确，失实较多。列出几件《石渠宝笈》记载的“宋拓”为例：《续编》“列朝旧拓法帖”内记载了五部《淳化阁帖》，除“毕士安赐本”外，四部定“宋拓”。实际我们认为只有“懋勤殿本”是宋代拓本，其余三部皆明代翻刻本。其一，木面刻字“眉公识于记珠轩”， 原疑“袁褧本”，每卷首尾钤“乾隆御览之宝”，卷一首、卷十尾又各有“懋勤殿鉴定章”。有朱书释文，裱边无名楷书题识多段。卷二内张照墨笔补书王珉书“待临”以下及“晋司徒王珣书”标目，款为“乾隆甲子夏五，臣张照奉敕恭临补遗”，系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奉敕补足此本之缺。此本虽未能确定具体版本，但肯定是明代翻刻。其二，“王著模本”，卷首镌“臣王著摸”四字，系明代翻刻本。石青色封面，仿宋藏经纸签。拓本内黄条注“旧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 次等”，钤“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其三，“潘允亮本”，明代翻刻本。石青色封面，粘白绫签。帖中所夹黄条上写“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 上等”。清宫旧藏拓本的鉴定结论与今日认识不同，有多种原因。大臣们对版本不够熟识是其一，缺乏认真考察是其二，更重要的还需顾及皇帝的喜好是其三。上述明代翻刻“王著模本”当时鉴定结论为次等，黄条上也记写明“旧拓”，但最终还是定成宋拓。从传世碑帖拓本看，鉴定结论拔高现象并不罕见，汇集几种拓本为一册者，定名时就高不就低的情况也存在。明拓与宋拓合装的《锺王楷帖》，有极为明显的元人刻印及伪造拼凑刻印呈现于拓本，却仍定为了上等。所述之例表明，鉴定结论之错，原因复杂多样。《活计档》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八月十一日有一则记载，太监胡世杰交裱作十部《淳化阁帖》，头等一部，二等四部，三等二部，四等三部。其中一部头等和一部二等的原有楠木匣盛装，乾隆帝旨意在原木匣上刻“乾隆戊午鉴定”字样，同时将所有二等皆晋级为头等，原先以锦套盛装的三部二等帖，也照头等做楠木匣，匣盖上刻《淳化阁帖》签及“乾隆戊午鉴定”字样[32]。这则记录说明，按照乾隆帝指示，本次提升了四部原定二等的级别。文献记载证实，乾隆皇帝不仅参与碑帖拓本的鉴定，同时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下令更改鉴定结论。我们今日所见拓本，也许正有此种情况，因此以实物为基础，注重挖掘以往未被关注的资料，以之作为考证依据和补充材料，认真分析审慎判断，才能去伪存真。注释：
[1]毕士安（九三八—一〇〇五），字仁叟，云中人（今山西大同）。乾德四年（九六六）进士，宋太宗时官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真宗朝，累迁吏部侍郎、宰相。为官清节，勤于政务，知人善任。治学严谨，精于书法，富藏图书。卒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拓本上有“公高之裔”印，并有“淳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当直中使就院赐御札八分千字文一卷、法帖一十卷，受恩如是，激节可知。”“淳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当直中使就院并御札八分千字文同赐”等题字。前人认为是赐毕士安本。
[2]录自故宫藏《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钩本》。此本御笔排序先为“寓名蕴古”四字，其后是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书《淳化轩记》，再后系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御笔谕文。
[3] [5]汪庆正.《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J].上海文博，2003(3).
[4]录自故宫藏《玄烨行书跋毕士安本淳化阁帖卷》。《石渠宝笈》收录了此跋，名《圣祖仁皇帝御笔淳化阁帖跋》，见《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第一册[G].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58.
[6]（清）张英.文瑞集（卷二）[O].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通政司使张若渟家藏本.张英（一六三八—一七〇八），字敦复、梦敦，号学圃、圃翁，安徽桐城人，张廷玉之父。康熙六年（一六六七）进士，选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一六六七）入值南书房，得康熙帝器重。历任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任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任礼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
[7]（清）蔡新撰.缉斋集：文集卷八·跋[O].嘉靖刻本：11.蔡新（一七〇七—一七九九），字次明，号葛山，福建漳浦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进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值上书房。历任兵、礼、吏等部尚书，授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师。卒赠太傅，谥文恭。
[8]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由太监胡世杰呈进《宋淳化阁帖》初拓银母字一份。分别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二日、七月十八日呈进《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银母字四份、六份、十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五册[O].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60.
[9] [10] [11] [14]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五册[O]:465,466,522,426.
[1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六册[O]:599.应为“淳化轩摆”。
[13]对于钦定重刻《阁帖》，张伯英认为，此帖言依“毕士安赐本”而刻，其实“乃用其名而变其体，不古不今，尚云‘冀复旧观’，其实旧观尽失”。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M].见“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十卷·清内府本”条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45.
[15]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三十六册[O]:709.
[16]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九）·第十一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83.
[17]楹，建筑物的柱子，也是古建筑计算间数的单位。
[18] [20]清高宗御制诗·第十一册：84,85.
[19]录自故宫藏《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卷后刻跋。
[21]（清）吴省兰.钦定重刻淳化阁帖[A].见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42.
[22]跋文录自故宫藏本。沈荃（一六二四—一六八四），字贞蕤，号绎堂，又号充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顺治九年（一六五二）探花，授编修，康熙年间擢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加礼部侍郎，卒谥文恪。学行醇洁，以书名海内，系康熙年间重要书家，受康熙皇帝特达之遇，著有《充斋集》等。
[23]毛娟.沈鲤年谱[D].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CNKI中国知网，2017(2).
[24]沈颢，一作灏，字朗倩，号石天。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能诗善书，精于绘事，名重一时。著有《画麈》《枕瓢》《焚砚》诸集。
[25]沈鲤无子，有二女，叶向高《苍霞续草》卷十四《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赠太保谥文端龙江沈公神道碑》：“公取于张，封一品夫人，无子，以弟之子咨嗣。”参见毛娟《沈鲤年谱》，以大弟鳞二子沈埭、三弟鲁三子埈为嗣。
[26]尹一梅.《石渠宝笈·续编》碑帖拓本的问题辨析——从四部“宋拓”《淳化阁帖》着眼[J].书法丛刊，2022(3).
[27]《石渠宝笈》一书有错录，本文核对之本为：钦定石渠宝笈续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9):230.
[28]尹一梅.谈《石渠宝笈·续编》中的“宋拓”《锺王楷帖》[A].故宫学刊[C].2023(24).
[29]陆行直与袁易的刻印在《真赏斋帖》中镌于《荐季直表》前，此本移接在俞松跋后，同时将“重鼎”“河东开国”“彭城开国”“米芾之印”“天水赵氏”“”几印刻在一起，裱在《力命表》之后。
[30]王自立.为官入藏留佳作——清代扬州人杨廷伟与《定藏纪程》[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01):149.
[31]也园是明代布政使陆怀玉的园子，清延续其称，地点在今天的浙江省平湖市，属嘉兴市管辖。
[3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八册[O]:197.
监制：朱培尔 贾 楠
编辑：马洪亮 蒋虎臣（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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