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夏文明的漫漫长河中，“信”犹如一座巍峨的精神灯塔，穿越千年迷雾，照亮民族前行的航程。它从最初质朴的“人言为信”，逐渐演变为一个深邃而恢弘的价值体系，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

镌刻在华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郑志忠

在华夏文明的漫漫长河中，“信”犹如一座巍峨的精神灯塔，穿越千年迷雾，照亮民族前行的航程。它从最初质朴的“人言为信”，逐渐演变为一个深邃而恢弘的价值体系，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

审视“信”字的形体流变，可见古人对其内涵的精妙诠释。甲骨文与金文中，“信”从“人”从“口”或“言”，直指人言为信的本义。至战国时期，从“言”从“身”的构型，更凸显言语出自自身的承诺坚守。而“訫”字从“言”从“心”，则将诚信提升至心灵层面，使“信”从外在规范升华为内在的道德自觉。《易传·系辞上》言：“人之所助者，信也”，道出了守信乃得人助的根本。

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却恰为“信”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丰沃土壤。儒家奉“信”为立身之本、治国之要。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论断，如晨钟暮鼓，警醒世人。在儒家视域中，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子张谓“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亡”，彰显了对道德信念的执着坚守。墨家同样重信，墨子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倡导言行相符如符节相合，体现了践信履诺的实践精神。

至两汉，“信”步入官方意识形态殿堂。董仲舒将其纳入“五常”（仁、义、礼、智、信），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纲常。自此，“信”超越个人修养范畴，成为从政者必守的基本准则。官吏深知，唯以诚信立身，方能取信于民，推行政令，实现天下治平。

宋明理学时期，“信”被赋予深邃的哲学内涵。朱熹、二程等理学家将“五常”提升至“天理”高度，“信”与“诚”相贯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信”成为“诚”在人事上的具体体现，从日常德行上升为宇宙观与本体论的核心范畴，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准则。

明清以降，“信”进一步深入民间，融进百姓日常生活。家训中谆谆教导子孙诚信立身；戏曲舞台上不断演绎一诺千金的感人故事；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守信重义的典型形象。“信”从经典的道德训条，化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清代《康熙字典》集历代智慧，对“信”的释义涵盖诚实、符契、使者、再宿等多重意蕴，可见其内涵之丰富。

回望历史长河，“信”的内涵随时代变迁不断深化拓展。从朱熹所言“不自欺，不妄之谓也”的诚实无欺，到墨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守诺言；从《论语》“民信之矣”的信任信从，到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再到以“诚”为天理依据的本体论高度，“信”已全面贯通于个人修养、人际交往、政治治理等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

今日之中国，“信”的价值非但没有尘封于历史，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各地正在探索将“美德信用”转化为推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创造性跨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生命与实践价值。

“信”这一古老而常新的价值观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它从古籍经典中走来，融入当代生活，以创新形式延续着强大生命力。从具体的道德观念，演进为维系社会运行的核心价值体系，“信”的古今之旅，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展望前路，我们当继续传承和弘扬“信”的精神，让诚信之花在神州大地绽放得更加绚烂夺目。

责编|陈君妍 编审|郑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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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仙游报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