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外站着一位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脸上写满疲惫。我一时恍惚，周淑兰这个名字已经在我记忆里沉寂了二十年。

一千元的赎回

＂您好，请问是李德胜同志吗？我是周建华，周淑兰的儿子。＂

门外站着一位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脸上写满疲惫。我一时恍惚，周淑兰这个名字已经在我记忆里沉寂了二十年。

就在十分钟前，我还在收拾老房子的杂物。一张泛黄的汇款存根从一本《读者》杂志中滑落，上面工整地写着：收款人周淑兰，金额壹仟元整，汇款日期1995年8月12日。

我本想随手丢进垃圾桶，却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一眼。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时候的字迹，笔画间还带着年轻人的锋利和认真。

＂您请进。＂我打开门，招呼他坐下，顺手把老式暖水瓶倒了杯开水。＂喝茶还是喝水？家里有大益的普洱，放了些年头了。＂

周建华局促地坐在我家那套已经褪色的旧布艺沙发上，婉拒了茶叶，只接过白瓷缸里的白开水。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恍如二十年前那个夏天。

九十年代中期的县城，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阵痛。原来的＂铁饭碗＂开始松动，而新的就业机会还未真正铺开。那时候，一千块钱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吃喝半年。

我是1994年从省城调回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县城。那时刚满二十六岁，大学毕业两年，在省城一所重点中学教了两年书，因为父亲患了脑血栓，便申请调回县城照顾。

县城的第一中学给了我语文教师的职位，月工资三百零五元。在当时，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学校分给我的是一套四十平米的单元房，在县城西边的教师宿舍楼里。

周淑兰就住在我隔壁。她那年五十出头，在县纺织厂做工，是个细心又麻利的女工。她丈夫早年因工伤去世，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儿子。

刚搬来那会儿，我对一切都不熟悉。是周阿姨告诉我哪里的菜市场便宜新鲜，哪家的豆腐干最有嚼劲，连买煤球的小窍门都手把手教我。

＂买煤球可不能光看外表黑，得看断面，越发亮的越耐烧。＂她常这么说，一边麻利地把煤球码进我家的煤炉子里。

那时的生活节奏慢，邻里关系近。每到周末，楼道里飘着各家做饭的香味，周阿姨有时会敲门，手里端着一碗刚出锅的肉丝面或是一盘刚蒸好的小点心。

＂小李啊，尝尝。年轻人不能老吃方便面，对胃不好。＂她总是这样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慈爱。

1995年的夏天格外闷热。七月底的一天，我放学回来，发现周阿姨家的灯亮着，却没有炊烟。敲门后，里面传来微弱的应答声。

推门进去，看见周阿姨蜷缩在床上，额头上全是汗，右手紧紧按着腹部。＂小李啊，没事，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她勉强笑着说。

但我看她脸色蜡黄，额头发烫，便二话不说背起她就往县医院赶。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我一路小跑，背着她穿过几条街巷，到了县医院急诊。

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胆囊炎，需要立即手术。当时她儿子正在深圳读大学，联系不上。医院要求先交手术费和住院押金，否则不给安排手术。

＂小李，你先回去吧，我想想办法。＂周阿姨靠在病床上，语气虚弱却倔强。

我看了看收费单：手术费六百元，住院押金四百元，共计一千元。这几乎是我三个月的工资。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手头能立刻拿出这么多现金。

但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回家取了存折，又赶到邮政储蓄所排队取款。那时候没有ATM机，取钱要本人持存折到柜台，核对无误后才能领到现金。

＂李老师，这么着急取这么多钱做什么呀？＂柜员阿姨认识我，好奇地问。

＂周阿姨生病了，要做手术。＂我简短地回答，心里却在盘算着接下来的两个月怎么过。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回医院，把钱交给收费处时，周阿姨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小李，这...这使不得啊。＂

＂阿姨，您先把病治好，钱的事以后再说。＂我安慰她，心里却想着：这钱，就当给阿姨治病了，她能不能还上并不重要。

手术很顺利。周阿姨住院一周后出院，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去医院看她，带些稀粥小菜。那时医院没有陪护床，我就搬了把靠背椅子，有时候困了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盹。

出院后，周阿姨休养了一个月就回纺织厂上班了。那时工厂已经开始不景气，请长假可能面临下岗的风险。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对五十岁以上的工人特别残酷。

＂小李，那一千块钱，我一定会还你的。＂她经常这样说，眼神坚定。

我总是摆摆手：＂阿姨，您别放在心上，等您儿子毕业工作了，有余钱再说吧。＂

大约是1995年10月，周阿姨突然告诉我，她接到儿子电话，说在深圳找到了工作，要接她过去同住。那时深圳特区如日中天，是无数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地方。

＂小李，这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我把地址留给你，你也把你家老家地址给我，万一联系不上，我好找到你。＂临走前，周阿姨特意来敲门，眼里满是不舍和愧疚。

我把父母在农村的地址写给了她，心里想着：这钱，怕是要打水漂了。但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又不忍心说破。

周阿姨走后，我用她给的地址给她寄了一次信，但没收到回复。后来我自己也调动工作，搬了几次家，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

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我从年轻气盛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从单位分的老房子早已回收，我在城东买了套小两居，每月领着退休金，过着平静的日子。

＂李叔，这是我妈生前一直惦记的事。＂周建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她去年离世前，反复交代我一定要找到您，把这笔钱还上。＂

我有些恍惚，一时间不知如何反应。二十年前的一千元，在当时是个大数目，但在今天，早已不足挂齿。可对于周阿姨那一辈人来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妈妈...走了？＂我声音有些颤抖。

周建华点点头，眼圈微红。＂去年冬天，肺炎。＂他顿了顿，似乎在平复自己的情绪，＂那年手术后不久，我毕业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找到工作。妈妈舍不得您，但更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外地。＂

＂后来呢？＂

＂刚到深圳那会儿很艰难。我们租住在工厂附近的城中村，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妈妈很快在附近的服装厂找到了活，做缝纫工。＂周建华的目光投向远方，仿佛在重温那段艰苦岁月。

＂我们省吃俭用，存了一些钱。妈妈总说要还您的钱，可那时没有手机，只记得您姓李，是教语文的。她试着给县一中写过信，但没收到回复。＂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酸楚。那时单位的信件往往是教导处统一收发的，可能因为我调走了，信件就被退回或者遗失了。

＂后来我们的生活慢慢好起来。我从电子厂调到了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收入稳定了，就在深圳买了房子。本想接妈妈享享清福，可她从来闲不住，总要去附近的超市帮人包装商品，一天忙到晚。＂

周建华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去年妈妈生病前，从她的老箱子里翻出一个地址本，上面有您当年在医院表格上填的家庭住址。她说这是她保存了二十年的＇债务证明＇，一定要找到您还钱。＂

＂我劝她说现在这钱不算什么了，但她却很生气，说＇欠债还钱，是做人的本分＇，无论多少钱，这个理儿不能变。＂周建华的声音有些哽咽，＂妈妈走后，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您父母的老家，村里人告诉我您现在住在城东这边。＂

我接过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十张崭新的百元大钞。＂这...太多了吧？当年只是一千元。＂

＂妈妈说了，这些年耽误了，应该算上利息。她算过了，按照银行定期存款的标准，本息合计应该是这个数。＂周建华眼中噙着泪水，＂她说，欠别人的，就是欠别人整个家庭的，耽误了您的钱，可能耽误了您的大事。＂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债不过夜＂的心境。对周淑兰这一代人来说，借钱是莫大的人情，还钱是做人的根本。他们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更懂得诚信的价值。

窗外，夕阳西下，给老旧的小区染上一层金色。老式家用收音机里播放着《渴望》的主题曲，那是九十年代最火的电视剧之一。

我回想起周阿姨常说的话：＂人活着，脊梁骨不能弯。再苦再难，也要把人情债还清，这样才能抬头做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精神的富足才是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力量。

＂你妈是个好人。＂我说，声音有些哽咽，＂当年那一千块钱，在我心里早就不算什么了。但她这份执着，这份诚信，比什么都珍贵。＂

周建华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这是妈妈去年过生日时拍的。＂

照片上的周淑兰已经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痕迹。她坐在一张红木椅子上，背后是一面墙的书架，看起来生活得很好。

＂您帮了我们家的大忙啊。＂周建华说，＂如果不是您及时送妈妈去医院并垫付医疗费，我可能就失去她了。妈妈常说，您那时候借钱给她，是给了她活下去的希望。＂

我看着照片，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回到了那个四处借钱给周阿姨筹医药费的晚上。当时我走遍了认识的几家同事，却都因为月底手头紧而无法相助。最后只好取出自己准备买冬装的钱。

那是一个你有难处我帮忙，我有困难你搭手的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却如此真挚。

＂李叔，这钱虽然还了，但这份恩情，我们家永远记得。＂周建华的话把我拉回现实。

＂要不是你妈妈严重交代，你也不会这么执着地寻找吧？＂我笑着问。

周建华有些不好意思：＂说实话，一开始我确实觉得没必要。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千块钱现在不算什么。但妈妈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这件事，我才意识到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信用。＂

我点点头，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个崇尚速度和效率的时代，周阿姨的这份坚持，反而显得格外珍贵。

＂你妈妈教你学会了最重要的东西。＂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效率，常常忽略了诚信的价值。但你妈妈知道，人活一世，留下的不是钱财，而是为人处世的口碑。＂

周建华眼中闪烁着泪光：＂妈妈最后几天，一直让我翻出她的存折和存单，反复清点钱是否够还债。她说人走之前，要把欠的都还清，不能带着亏欠离开。＂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周阿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这辈子，欠钱的不可怕，可怕的是欠了情分还不懂得珍惜。＂

我接过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那不仅仅是一千元钱，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约定，是两代人之间守望相助的见证。

＂其实，当年我也并非那么慷慨。＂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一千块是我准备买冬装和过年回家的钱。垫付给你妈妈后，那年冬天我只能穿旧棉袄，过年也没回家。＂

周建华愣了一下：＂您...您自己都困难，还帮了我妈？＂

我苦笑着点点头：＂那时候年轻，又刚工作不久，哪有什么积蓄。但看到你妈妈痛苦的样子，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后来过年没回家，我爸妈还生了好大的气。＂

听到这里，周建华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李叔，您这份恩情，我们真的...＂

＂行了，别说这些了。＂我拍拍他的肩膀，＂你能替你妈把这心愿了了，已经很难得了。现在的年轻人能像你这样，你妈妈在天上也会欣慰的。＂

窗外的天色渐暗，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我起身打开了壁灯，温暖的光线洒在茶几上的信封上，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边。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个艰难却真诚的年代，邻里之间的一碗热汤，一句暖心的话，都足以照亮彼此的生活。如今物质丰富了，但那种淳朴的人情味，却愈发珍贵。

＂对了，周阿姨的骨灰...＂我小心翼翼地问。

＂安葬在深圳的福田公墓。＂周建华说，＂妈妈生前说，她这辈子没回过老家，死后也不想回去了。深圳给了她新生活，她愿意留在那里。＂

我点点头，心里泛起一阵感慨。多少像周阿姨这样的人，离开家乡到远方打拼，最终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叶生根。他们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普通也最伟大的一群人。

＂李叔，要不...您有空来深圳看看？＂周建华诚恳地邀请，＂我可以带您去看看妈妈，也让您看看深圳这些年的变化。＂

我笑着答应了。或许是时候出去走走了，看看这个曾经只存在于报纸和电视里的＂南方之窗＂。看看周阿姨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看看她最后的归宿。

送走周建华，我独自坐在沙发上，望着茶几上的信封发呆。一千元，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价值。但诚信和感恩，却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贬值的人生财富。

我把那张发黄的汇款存根和信封一起，小心地收进了抽屉深处。这不仅是一段往事的见证，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第二天一早，我去市场买了些上好的铁观音，准备下午周建华再来时泡给他喝。路上碰到了对门的王大爷，他是个退休老干部，最喜欢听我讲过去的故事。

＂李老师，今儿这么早就出门啊？＂王大爷正在楼下晨练，看见我笑呵呵地打招呼。

＂是啊，买点茶叶。昨天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看我，今天还要来。＂我简单地回答。

＂哟，稀客啊。＂王大爷好奇地问，＂哪位老朋友啊？＂

我停下脚步，一时间思绪万千：＂一位很讲信用的朋友，欠我二十年的一千块钱，昨天派儿子还给我了。＂

王大爷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好人哪！不容易啊，不容易！＂

是啊，不容易。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无论是当年周阿姨的处境，还是她二十年不忘的诚信，亦或是她儿子不辞辛劳地寻找陌生人，都让人感动。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许多曾经看重的东西。但有些人，像周阿姨这样的人，仍然坚守着那些看似老派却弥足珍贵的价值观。

或许这就是一千元的意义——不仅仅是钱的价值，更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见证，是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

我把茶叶放进柜子，打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已经远去，但那份单纯而真挚的人情味，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而今天，我将与一个与我有着特殊缘分的年轻人，一起品茶话旧，共同追忆他母亲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能被人惦记二十年，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情感纽带啊。

来源：小模型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