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写本底本看，可分为写底本和刊底本。所谓写底本，是指那些依据写本转抄的本子。后来宋椠本传入日本，被称之为“折本”，而宋椠本昂贵不能满足需求，便有了以抄本传播的方式。这便是刊底本。

为能较全面描述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对其加以简单分类。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可按其底本、内容、书手身份、书写时间等加以分类。

从古写本底本看，可分为写底本和刊底本。所谓写底本，是指那些依据写本转抄的本子。后来宋椠本传入日本，被称之为“折本”，而宋椠本昂贵不能满足需求，便有了以抄本传播的方式。这便是刊底本。

从古写本内容看，可分为传世书写本与散佚书写本。前者指我国现存典籍的抄本，后者则是我国散佚典籍的写本，我国很早已失传，而写本或根据写本刻印的版本却保存在日本。这些写本于19世纪后半叶以及后来陆续回传我国。

从古写本书手的身份看，可分为唐抄本与和抄本。前者出自中国人之手，后者则出自日本人之手，是日本人依据中国本子抄写的。还有一类，那就是20世纪日本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敦煌写本和其他中国写本，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写本，当称为“中国典籍日藏古写本”。这些写本与某些日传写本具有同时代性，也有纳入研究视野的必要。

从古写本内容的著者来看，可分为中国人著述写本与日本人著述写本。前者自不待言，而后者按道理说，似乎不当算作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其实不然。属于这一类的写本，依据的是中国典籍，呈现方式也是中国方式，反映了那一时点中国典籍的传播与接受样态，可以与同时代的中国典籍相互对照。

从古写本形态来看，可分为原写本与训点本。前者是原样照抄中国写本的，保存中国写本原貌较多，而后者则是日本人为了读懂中国典籍进行了复杂的解读工作，将解读的方法留在了写本上。

从古写本存在方式看，有整写本与零写本。前者或是全书抄写，或是断简残篇，均是以完整的写本形态存在，基本来源于一个底本。后者则是在原来的写本或刊本上抄写的各种辅助内容，或作为注释而抄录其他文献，或发表研读者的个人见解，由于内容丰富，也具有某些文献价值。

从古写本的终结来看，还有未刊写本和有刊写本之分。很多中国散佚写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更早，便有刊本问世，它们是前人整理写本的成果。还有一些新发现的写本，则没有刊本传世。

另外，也可根据书写时间来将其分为奈良写本、平安写本、镰仓写本和江户写本。根据写本保存地点或物主来看，也可分为官藏本、寺藏本与私藏本，许多珍贵的写本原本保存在寺庙，有的后来流落于藏家之手，其流转有迹可循。

从以上粗略分类就不难看出，中国典籍日本写本研究，本属跨文化典籍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以下对日本学者中国典籍写本研究的梳理，正是置于这种跨文化认识的基点上。

日本学者对中国典籍日本写本所做的工作，包括发现与访书、影印与图录、序跋与解说、释录与训读、校注与考证、辑佚与比较等多个方面。

一、发现与访书

江户时代的考据派学者，关注起中国本土书籍的传存状况，开始发现一些书籍仅在日本保存下来，并将这些书称为“佚存书”。他们开始积极搜集整理这些书，希望彰显它们的价值，有机会将其回传中国本土。他们的意图，是由日本人之手，将这些书送回中国，以此证明日本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国家。杨守敬以及后来的罗振玉在日的访书活动，敦煌发现的大量写卷，可称为日本学者中国典籍写本研究的两大推进器。

二、影印与图录

1918年，矿物学者、书志学者和田维四郎(1856— 1920)所撰《访书余录》,分《本文篇》《图录篇》两册。他列举了自《尚书》至《韵镜》共七十九种写本。在《图录篇》则收入了近20种中国典籍抄本的书影[①]。最重要的图录，还不能不提到长泽规矩也主编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刊行的《足利学校善本图录》。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从1922年至1942年，编印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②]旧抄本》。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古典保存会影印了一批日本写本，大部分属于日本典籍写本，也有数部中国典籍写本。在此之后，贵重古籍刊行会影印了真福寺本《游仙窟》(1954)、东北大学所藏国宝《史记·孝文本纪》(1954)等。2000年，古典研究会将日本传存的学术价值极高的汉籍彩印出版。有些珍贵写本没有收入以上丛书，需要另外寻找。

三、序跋与解说

狩野直喜注重旧抄本研究，撰写了多篇高水准的序跋。20世纪20年代以后，《支那学》上也刊登了一些至今值得回顾的序跋和论考。内藤湖南曾为多种中国典籍日抄本撰跋，与内藤湖南用汉文撰写不同，山田孝雄则用日文作跋。两人着眼点也不尽相同。汉文序跋和日文解说曾经相互辉映，20世纪40年代之后，汉文序跋渐少，日文解说也出现在《支那学》这样汉学家主持的刊物上。在古典保存会和以后古典研究会影印的写本书中，都一定有一篇文献学家撰写的解说。日文解说多不仅涉及写本发现原委等，而且尽可能与其他各本比较，并说明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影响的各个方面。

四、释录与训读

日本学者的写本释录，以细腻见长。他们对写本影印与释录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分离式，一种是翻拍式。分离式是先影印，后释录，两者是分离的，而翻拍式则是让写本页面与相应的释录同框。不论是分离式还是翻拍式，都对原件不仅分页编码，而且分行编号。根据编号，读者可以方便地一字一画对照原文和释文。释录的内容不仅是汉字，而且是汉字周围的各种标记，以及行间、行外、栏外、栏上的批注和标记。这种一一对照的释录方式，不放过每一处细节，体现的是“一本一世界”的写本意识。

五、校注与考证

1995年正仓院事务所主编的《正仓院宝物(北仓Ⅲ)》影印引了《圣武天皇宸翰杂集》和《杜家立成杂书要略》。2010年，东京女子大学古代史研究会编《圣武天皇宸翰〈杂集·释灵实集〉研究》由汲古书院出版。该研究会对《镜中释灵集》各篇的注释，从2000年至2003年，先后在《续日本纪研究》中分三十一次陆续发表，在《续日本纪研究》中还先后发表了铁野昌弘《杂集·镜中释灵实集〉的意义及注解成果》等相关论文。在我国早已散逸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在日本却作为正仓院御物而世代相传。1958年《东方学》第十七辑发表了福井康顺撰写的《正仓院御物〈杜家立成〉考》。

六、辑佚与比较

1932年，日本东方研究所新美宽启动了宏大的计划，选择了50多种日本书籍，抽取抄录其中引用的中国散佚典籍文献，其成果在1967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印行。这就是《本邦残存典籍辑佚资料集成》，这部书是彻底调查中国散佚典籍佚文的第一阶梯。由于編纂伊始依照的底本，尽可能是原抄本，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根据刊本，著者原稿还忠实地转写抄本的字体，可见著者具有较强的写本意识。这使得不仅书中丰富的佚文可供古籍整理参考，而且对于研究中日汉字也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迄今发现的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不论是释录还是校注，几乎都不难找出不避琐细、唯求精微的书，即便如此，也大都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难点，亦不乏失考、失证、失解之处。这也为今后研究的深入留下了巨大空间。不侮些小，不惮烦劳，有疑必问，有误必纠，精益求精，以校勘训诂为初步，以构建汉文写本学为标的，方能有新创获。

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既是古今中日学人学术智慧的蓄水池，也是写本研究的必经站；既是跨文化新朴学的试验田，也是汉字写本学的演兵场。为了深化中国典籍日本古写本研究，我国学界继续有计划地影印这些古写本，翻译介绍相关序跋和研究论著，编撰写本学相关的工具书，都很有必要。同时，对它们进行释录与深度解读，展开与传世文献及周边各国汉文写本的比较研究，则还有更多工作可做，而且这些工作，或许可以视为汉文写本学行路中实实在在的一小步。

[①] 和田维四郎：《访书餘録·圆録篇》(新装复制版),京都：临川书店，1978年。

[②] 景印，影印。

作者简介：

王晓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汉文写本工作坊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 首席专家，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国际理解研究所客座教授，日本万叶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

2010年获日本万叶国际奖，2014年获第5届全国新侨创新人才奖。著作《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获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在《国际汉学》《日本万叶古代学研究所学报》《韩国文学》 等中日韩刊物发表中日文论文百十余篇。

代表专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亚洲汉文学》《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日本诗经学史》《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东亚文学经典的互读与对话》《日本中国学述闻》《日本诗经要籍考述》《日本诗经学要文校录》《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日本卷）等。

合著：《中国文学在日本》（与严绍璗合著）、《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与周发祥、李逸津合著）等。

译著：《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等。

主编：大型学术丛书《人文日本新书》《日本中国学文萃》《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等。

原文载于北京语言学大学主办，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总第三十三集2022年秋冬卷，学苑出版社，2022年12月。引用请依据期刊原文。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