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针，精准地扎在我耳膜最敏感的地方。我手里搓着洗碗布，泡沫在指间堆积又破裂，就像我和老罗这二十多年的日子，看着热闹，一捏就散了。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针，精准地扎在我耳膜最敏感的地方。我手里搓着洗碗布，泡沫在指间堆积又破裂，就像我和老罗这二十多年的日子，看着热闹，一捏就散了。

我叫李秀云，今年六十五。老罗，罗建成，七十了。我们是半路夫妻。

水流哗哗地响，盖过了电视里新闻主播的声音。我把最后一个盘子冲干净，码进沥水架，动作不轻不重，一如既往。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抽屉里那张被我偷偷看过的纸，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脑子。那是一份遗嘱的草稿，字是老罗的字，内容却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房子、存款、他收藏的那些瓶瓶罐罐，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他唯一的儿子，罗辉。

关于我，只有一句轻飘飘的话：“我的妻子李秀云，可随其子继续居住于此，直至其百年。”

“随其子”，多么客气，又多么残忍。我不是这个家的主人，只是一个被恩准可以继续借住的保姆。

我关掉水龙头，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胡乱擦了两下。客厅里，老罗正襟危坐，眼睛盯着电视，仿佛要把屏幕看穿。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小动作，紧张或者心虚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用指关节敲击自己的膝盖，笃，笃，笃，不紧不慢，却敲得我心慌。

此刻，他的指关节就在一下下地敲着。

“老罗，”我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水果切好了，吃点吧。”

他“嗯”了一声，眼睛没离开电视。

我把果盘放在茶几上，挨着他的药盒。红的苹果，绿的提子，黄的橙子，我精心搭配的颜色，在他眼里，可能还不如电视里一闪而过的广告。

“今天罗辉打电话来了？”我状似无意地问。他的反常，就是从下午那通电话开始的。

老罗的身体僵了一下，敲膝盖的动作停了。他沉默了几秒钟，才含糊地回答：“嗯，问了问身体。”

又是沉默。这间不算大的屋子里，只剩下电视机执着的声响。音量35，是他听力下降后固执的坚持，也是他在这段关系里无声的掌控。我顺从了二十年，今天才发觉，这声音有多刺耳。

我看着他的侧脸，皱纹像刀刻一样，头发也白了大半。二十二年了，我从一个四十三岁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照顾他的起居，伺候他生病的母亲，帮他应付人情往来，我以为，我把这后半辈子都投进来了，总能换来一点真心实意。

“老罗，”我的声音有些发干，“我们……是不是该聊聊？”

他终于把头转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和躲闪。“聊什么？这不好好的吗？”他挥了挥手，这是他的口头禅，无论多大的事，他都喜欢用这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以前我觉得这是担当，是让我安心，现在我只觉得是敷衍。

“就……没什么。”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该怎么问？问他你是不是立了遗嘱？问他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当一个女人需要开口问这些的时候，其实已经输了。

我转身想回厨房，眼角的余光瞥见他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是他忘了锁屏。我看见他和罗辉的聊天界面，最后一句是罗辉发的：“爸，都按您说的办好了，您就放心吧。”

我的心，沉到了底。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走进储物间。这是家里最角落的地方，堆满了各种杂物。我打开一个旧箱子，里面是我刚嫁过来时带来的东西。箱子最底下，压着一张我和我早逝前夫的合影，照片上的我，笑得没心没肺。我伸手摸了摸照片上自己年轻的脸，鼻头一酸。

老罗的敲击声又响起来了，笃，笃，笃。

我深吸一口气，关上箱子。有些事，不能再忍了。

第二天一早，老罗毫无预兆地倒下了。

救护车尖锐的鸣笛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我扶着楼梯扶手，看着他被抬下去，脑子里一片空白。邻居们探头探脑，脸上是同情和好奇。我机械地锁上门，跟着上了救护车。

车里，我握着老罗冰凉的手，他的眼睛紧闭着，嘴唇发紫。我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不是怕他死，而是怕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留给我一个烂摊子和满心的委屈。

到了医院，急诊室的门关上，红灯亮起。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冰冷的触感从身下一直蔓延到心里。我给罗辉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镇定，只说了句“我马上到”，就挂了。

半小时后，罗辉带着他的妻子和十岁的儿子小杰来了。罗辉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径直走到医生办公室，我和他妻子张琳则等在外面。

小杰挣脱妈妈的手，跑到我面前，仰着头问：“奶奶，爷爷怎么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爷爷累了，睡着了。”

“哦。”小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又冒出一句，“奶奶，你怎么不住在自己家呀？上次听爸爸说，这里不是你的房子。”

孩子的话最天真，也最伤人。

张琳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她赶紧拉过小杰，低声呵斥：“别乱说话！”

我摆摆手，示意没事。我看着小杰清澈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是啊，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个“借住”的。二十多年的热汤热水，捂不暖一颗只装着别人的心。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做得够好，就能把“你们家”变成“我们家”，原来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罗辉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了，脸色凝重。“脑溢血，还好送得及时，暂时脱离危险了，但需要住院观察。”

我“哦”了一声，站起来，腿有点软。

罗令辉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他从钱包里抽出一沓钱递给我：“阿姨，这几天辛苦你了，先拿着交住院费，不够我再给。”

一声“阿姨”，像一根刺，扎得不深，却很疼。刚结婚那几年，他一直这么叫我，后来在老罗的强制下，才改口叫“妈”。现在，他父亲一病倒，这声疏远的“阿姨”就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

我没接那钱，摇了摇头：“我这里还有。”

他也没坚持，把钱收了回去，开始打电话安排护工，联系专家。他有条不紊，像在处理一个工作项目。我看着他忙碌的背影，突然觉得自己很多余。

老罗被转到了病房，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醒了，但还不能说话，只是看着我。我给他掖了掖被子，他虚弱地抬起手，想像往常一样去摸他的眼镜，却发现眼镜不在。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每次思考或者不安的时候，他都会下意识地去扶一下眼镜，或者摘下来擦拭。

我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拿出眼镜盒，帮他戴上。他的眼神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罗辉走进来，站在床边，声音放得很低：“爸，您别担心，好好养着。家里的事，有我呢。”

他说的“家里的事”，是指什么呢？是指照顾我，还是指……那份遗嘱？

晚上，罗辉让我先回家休息，他请了护工，他自己也会守在这里。我没逞强，我确实累了。临走前，我去交住院费，却发现罗辉已经把一周的费用都预缴了。我在缴费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护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单子上的病人名字，公式化地问：“您是……家属？”

我顿了顿，说：“是，我是他爱人。”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心里五味杂陈。

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电视机是关着的，屋子里静得可怕。我第一次觉得，没有那35分贝的噪音，是这么的难熬。我走到老罗的书房，鬼使神差地拉开了那个我昨天才发现秘密的抽屉。

遗嘱草稿还在那里，静静地躺着。我把它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我把它放回去，关上抽屉，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碎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像个陀螺一样在医院和家之间连轴转。我每天煲好汤，送到医院，看着护工喂老罗喝下。老罗恢复得不错，已经能简单地说几个字了。但他看到我，眼神总是躲躲闪闪。

罗辉每天都会来，但待的时间不长，总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他和我之间，除了必要的几句交代，几乎没有多余的话。我们像两个围绕着老罗这颗星球运转的、互不相交的卫星。

这天下午，我送汤过去，刚到病房门口，就听见里面罗辉在说话，门虚掩着。

“爸，您就安心吧，那份东西我找周律师看过了，没问题。等您好利索了，咱们就去公证。”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原地，手里的保温桶重如千斤。

里面沉默了一会儿，传来老罗含混不清的声音：“你……李阿姨……她……”

“她那边您不用管，”罗辉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足够我听清楚，“您养了她二十年，仁至义尽了。这房子本来就是我妈跟您一起分的，跟她没关系。她要是闹，大不了给她一笔钱就是了。”

“别……”老罗的声音听起来很吃力。

“爸，您别糊涂了！您得为我想，为小杰想！这都什么时候了！”罗辉的语气有些急了。

我再也听不下去，转身就走。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视线一片模糊。我用力吞咽，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又干又疼。我没回病房，直接走出了医院。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人老了，不是怕死，是怕自己一辈子的付出，成了一场笑话。我以为我嫁的是爱情，是依靠，到头来，在他和他儿子眼里，我不过是个被“养”了二十年的外人，随时可以用一笔钱打发掉。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下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医院。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我把老罗所有的东西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把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把他的药分门别类地放好。我像一个即将离职的员工，认真地做着最后的交接。

凌晨三点，我累得筋疲力尽，却毫无睡意。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家。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摆设，都浸透了我的心血。可笑的是，它们都不属于我。

我打开手机，翻看着相册。里面有我们一起去旅游的照片，有逢年过节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我，笑得温婉贤淑，依偎在老罗身边。现在看来，每一张笑脸都像一个讽刺。

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年智能手机刚普及时，我费了多大劲教老罗用微信。他总是学不会，一脸不耐烦。“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嘛！麻烦！”他总是这么说。我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教他怎么发语音，怎么开视频。他学会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跟罗辉视频。我当时还挺高兴，觉得这是我们一家人和睦的象征。现在想来，他只是学会了如何更方便地和他真正的家人联系罢了。

我的心，像被泡在冰水里的石头，又冷又硬。

老罗出院了。

罗辉把他送回家，交代了护工几句就走了，公司有重要的会。家里一下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老罗坐在轮椅上，话更少了。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照顾他，给他做饭，帮他按摩，推他去阳台晒太阳。但我不再对他笑，也不再主动跟他说话。我们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

有些墙，不是砖砌的，是沉默和偏心砌的。

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几次欲言又止。有一次吃饭，他突然说：“秀云，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正在盛汤的手顿了一下，没有回头，淡淡地说：“应该的。”

他没再说话。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晚上，我睡在客房。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分房睡。我躺在床上，能清晰地听到隔壁主卧传来他翻身的声音，还有压抑的咳嗽声。

后半夜，他的咳嗽声越来越重，一声连着一声，听着都让人揪心。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起了床。我倒了一杯温水，走进主卧。

他靠在床头，脸憋得通红。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和……窘迫。

我没说话，把水杯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气喝了大半。咳嗽声渐渐平息了。

“谢谢。”他沙哑着嗓子说。

我摇摇头，转身准备离开。

“秀云，”他突然叫住我，“我们……谈谈吧。”

我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那份东西……你是不是看见了？”他问得小心翼翼。

我沉默了。这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声音里充满了疲惫。“我……我不是那个意思。罗辉是我唯一的儿子，我总得为他考虑……”

“那我呢？”我终于忍不住，转过身，看着他，“罗建成，我算什么？一个给你养老送终的免费保姆吗？”

我的声音不大，却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是下意识地去摸索床头的眼镜，戴上，又摘下，反复擦拭着镜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我不想再听他的任何解释。所有的解释，在白纸黑字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回到客房，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下了。我把这个家又打扫了一遍，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把他常吃的药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我做完这一切，拉着行李箱走到他面前。他正坐在客厅的轮椅上，呆呆地看着窗外。

“罗建成，我要走了。”我平静地说。

他猛地回过头，一脸震惊。“走？你去哪？”

“回我自己的家。”我说。虽然那个家，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旧房子，但那里，有我的根。

“你……你别闹了！”他急了，想从轮椅上站起来，却力不从心，“秀云，我们好好说，行不行？都是我的错，你别走！”

他的口头禅又变了味道，从敷衍变成了恳求。

“晚了。”我摇摇头。心死了，也就不用暖了，省电。

我拉着行李箱，走向门口。

“李秀云！”他嘶哑地喊着我的名字，“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你不是还有你儿子吗？”

说完，我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到了里面传来一声压抑的哭声。

我走了。

没有去我那早已没人住的老屋，而是去了我妹妹家。妹妹看到我拉着行李箱，一脸憔悴的样子，什么都没问，只是把我拉进屋，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吃着面，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

“姐，想哭就哭出来吧。”妹妹拍着我的背。

我再也忍不住，抱着妹妹放声大哭。二十多年的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尽数倾泻而出。

哭过之后，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很安宁。不用再想着几点做饭，几点吃药，不用再竖着耳朵听那个35分贝的电视声。我帮妹妹带带外孙，去菜市场买买菜，晚上和邻居们一起跳跳广场舞。我好像又找回了年轻时的一些活力。

罗辉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我都没接。

一周后，他直接找到了我妹妹家楼下。

他看起来憔悴了不少，西装也有些皱了。“阿姨，您跟我回去吧。”他的称呼，又变回了“阿姨”。

“我不会回去的。”我看着他，语气坚定。

“我爸他……他现在情况很不好。”罗辉的眼圈有些发红，“他不吃饭，不吃药，整天就是坐在那儿发呆。电视开到35，可他根本不看，就那么听着。”

我的心，还是被刺痛了一下。那个35分贝，曾经是我厌烦的噪音，如今却成了他思念我的方式吗？

“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我硬起心肠。

“阿姨，我知道，是为了房子的事。”罗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您看，我找律师重新拟了一份协议，这套房子，我们做财产分割，您占一半。另外，我爸的存款，也分您一半。这样，您满意了吗？”

我看着那份协议，突然觉得很可笑。他们以为，我闹这一场，就是为了钱，为了房子。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可没了情，连个讲理的地方都不如。

“罗辉，”我看着他，“你觉得，我跟你爸过了二十二年，图的就是这个吗？”

他愣住了。

“我图的，是一个真心，一个名分，一个当我老了病了，能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家’的底气。我想要的，你们给不了，也想不到。”

我的话，让他哑口无言。

我们陷入了僵持。这时，我妹妹的小外孙跑了过来，拉着我的手，奶声奶气地说：“姨姥姥，我教你玩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我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心里的坚冰仿佛融化了一角。我对罗辉说：“你走吧。告诉你爸，让他按时吃药。就当我……还他这二十年的饭钱。”

说完，我牵着孩子的手，转身就走。

（第三人称视角）

罗辉站在原地，看着李秀云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他手里那份自以为诚意满满的协议，此刻像个烫手的山芋。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完全不了解这个在他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阿姨”。他一直以为，她和那些想从父亲身上图点什么的女人一样，用钱就可以打发。

他坐进车里，没有马上发动。他想起了父亲。自从李秀云走后，那个家就没了生气。护工只负责基本的护理，家里冷冰冰的，饭菜也没有了熟悉的味道。父亲的标志性动作——擦眼镜，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他会拿着李秀云的围裙，一坐就是一下午。

昨天晚上，他去看父亲。父亲指着电视，含混地说：“吵。”

他把音量调低了。

父亲又摇摇头，指着电视，重复道：“吵……没她，吵。”

罗辉这才明白，父亲不是嫌电视吵，是嫌没有了李秀云的家，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他心慌，只能用电视的声音来填补。

他发动了车子，心里第一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他真的……做对了吗？

（第一人称视角）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没有老罗的生活。我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看视频，学着网购，甚至还跟着妹妹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我的世界，不再只围着一个男人转，变得开阔起来。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么过去。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老罗二次中风，很严重。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隔着玻璃，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他，身上插满了管子。他瘦了很多，像一片风中的落叶，随时都会飘走。

罗辉站在我身边，声音沙哑：“医生说……希望不大。”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解脱，有怜悯，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毕竟，是二十多年的光阴。

钱能买来照顾，但买不来心甘情愿。我当初撂挑子，是心死了。现在看着他这样，我发现，那颗死了的心，好像还有一点余温。

老罗在ICU待了半个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但彻底瘫痪了，也失去了语言能力，成了一个只能眨眼睛的植物人。

罗辉要上班，要管孩子，根本无力全天候照顾。他请的护工，换了一个又一个，都干不长。

那天，他来找我，在我面前，这个一向骄傲的男人，“扑通”一声跪下了。

“阿姨……不，妈！”他哭着说，“我求求您，您回来吧。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我爸他……他不能没有您。”

我把他扶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把房子过户给您，我爸的钱也全都给您，我一分不要！”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只要您肯回来照顾他。”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罗辉，我如果回去，不是为了你的房子，也不是为了你的钱。”

“那您……”

“你让我考虑考虑。”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月光清冷，像水一样洒下来。我想起了和老罗刚认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在阳台上，笨拙地对我说：“秀云，跟我过吧，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一辈子，怎么就过成了这样。

我最终还是回去了。

不是原谅，也不是妥协，我只是觉得，我得给我自己这二十多年的付出，画上一个句号。我要照顾他，不是以一个妻子的名义，而是以一个“债主”的名义。他欠我的，这辈子还不清了，那就用他的余生来抵吧。

我搬回了那个家，睡在客房。我每天给他擦身，喂流食，按摩，处理大小便。我做得比任何一个护工都尽心，但我从不和他说话，也从不看他的眼睛。

罗辉把一份新的遗嘱和房产证放在我面前，受益人全是我。

我收下了，锁进了我自己的抽屉。

我依然每天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35。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听见，但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推着他去楼下的公园。我们会坐在长椅上，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他会一直看着我，眼神里有我读不懂的情绪。有时候，他的眼角会滑下泪水。

我不会去帮他擦，只是递一张纸巾到他手里。他会用唯一能动的几根手指，笨拙地夹住，胡乱地在脸上抹。

这是我们之间，新的相处模式。没有言语，没有温情，只有日复一日的、沉默的责任。

这天下午，阳光很好。我推着他在阳台上晒太阳。我给他念报纸，这是我最近养成的习惯。念着念着，我发现他的手动了动，似乎想抓住什么。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是他掉在脚边的一支笔。

我捡起来，放在他僵硬的手里。

他用尽全身力气，在我的手心上，歪歪扭扭地划着。一笔，一画，极其艰难。

我感觉到手心的痒，低头看去。

他划下的是一个“对”字，还没写完最后一捺，笔就从手里滑落了。他急促地喘着气，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里面满是乞求。

我看着那个未完成的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拿起笔，握住他的手，在他的手心里，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一个“家”字。

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一滴泪，从眼角滑落，滴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没有动，任由那滴泪在我的手背上慢慢变凉。桌上的那杯水，还冒着热气，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喝了。

来源：俊俏香瓜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