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还是老成持重，他还在保持对问题本身的热忱，虽然左派看起来在多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哈贝马斯当然也要视为始作俑者——但他依旧保持问题导向，与我们近来看到政党政治中的那些口号导向要有意义得多。在这本小薄册子中，他提到最多的词，除了公共领域，就是“包容性
哈贝马斯还是老成持重，他还在保持对问题本身的热忱，虽然左派看起来在多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哈贝马斯当然也要视为始作俑者——但他依旧保持问题导向，与我们近来看到政党政治中的那些口号导向要有意义得多。在这本小薄册子中，他提到最多的词，除了公共领域，就是“包容性”，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建立在包容之上，一定意义上也建立在一种“团结精神”的基础之上。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似乎正在直直地向被“搞砸了”的路上走去，显然是这里出了问题。
哈贝马斯依旧保持敏锐，比如 2022 年写就的第一部分，在我看来，还是眼下分析马克·扎克伯格 2024 年惊人转向的最有见地的文章，虽然它写在两年以前。哈贝马斯探讨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与平台型媒体对“责任”的不同处理方式，面对的不同困境。
他说：“它们也有责任，而且必须对它们既不制作也不编辑的新闻负责，因为这些信息也有形成舆论和心态的力量。首先，它不是受制于商品的质量标准，而是受制于判断的认知标准，没有这些标准，事实世界的客观性和我们主体间共享世界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对我们来说都无法存在。如果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假新闻世界里长大，再也无法识别出假新闻，即无法与真实信息区分开来，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不出现临床症状。因此，这不是一个方向性的政治决策，而是一个宪法的规定，必须保持一个媒体结构，使公共领域具有包容性，并使公共舆论和意志的形成具有协商性。”
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章的第六节，它简洁高效，介绍了互联网信息茧房的由来及其后果：
六
将平台描述为“在任意范围内联网传播内容的媒体服务”，即便不是脱离现实，也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以脸书 (Facebook)、 优兔(YouTube)、 照片墙(Instagram) 或推特(Twitter)等形式存在的算法驱动的平台，其表现从来不是中立的。这些真正存在的界“最有价值”的公司。它们的利润来源于数据的利用，它们为广告目的或以其他方式作为商品出售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作为它们面向用户的服务的副产品所积累的信息，这是它们的客户在网络上留下的个人数据(现在已 式得到同意)。报纸通常也是私营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广告收入为自己融资。但是，虽然传统媒体本身就是广告载体，但那种引发对“监控资本主义”[25] 的批判的价值创造，是以商业上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的，这些信息随意地“粘贴”在其他服务上，反过来又使个性化的广告策略成为可能 [26]。这样一来，在算法的控制下，社交媒体也促进了生活世界背景中各类关系的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我对另一个方面感兴趣，即新媒体就使用逻辑而言对传统媒体施加的适应性方面的压力。后者只有在其“节目”即其内容成功的情况下，才适合作为广告媒体。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本质上服从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逻 辑，即对文本和节目的要求，其形式和内容必须满足认知、 规范或审美标准。从生活世界分析的哲学角度来看，当我们意识到媒体的导向性功能在日益混乱的“媒体社会”中的重要性时，读者根据这种广泛的认识论标准来判断新闻功效的事实就会一目了然。鉴于社会的在对世界的竞争性解释之间，磨炼出一个主体间共同的核心，并确保它被普遍地、理性地接受。当然，日报或周报有着经典的三分法，将内容分为政治版、经济版和文艺专栏，但在涉及个别声明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或对事实背景的权威性解释及一般评估的合理性，甚至判断标准或程序的合理性时，永远不是最终的裁决者。然而，随着它们每天更新的信息和解释的不断涌现，媒体不断证实、纠正和补充被认为是客观的世界的模糊的日常形象，几乎所有当代人都认为其他人也一样以为这是“正常的”或有效的。
奥特弗里德·雅伦(Otfried Jarren)和雷娜特·费舍 (Renate Fischer)解释了为什么对“公共领域的平台化” 的推动会使传统媒体陷入困境，无论经济上的困顿，还是新闻影响力的下降，以及专业标准遭到削弱。[27] 由于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存在关联，对印刷报纸和杂志的需求下降会危及新闻界的经济基础;面对数字化的商业销售，新闻界 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因为它在互联网上与那些免费向用户提供相应信息的供应商竞争。其结果是不得不裁员，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影响了编辑工作的质量和范围。然而，不仅仅是广告和受众市场的损失削弱了新闻的相关性和解释力。要适应互联网上的竞争，记者就需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即使“受众转向”，即受众更多参与和对读者反应更敏感不一定是不利因素，但非职业化趋势以及将新闻工作理解为一种中立的、非政治化的服务的趋势正在加强。当数据和注意力管理取代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和精确的解释时，“编辑部，以前是政治辩论的地方，更多 地转变为采购、控制生产和分发内容的协调中心”[28]。专业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新闻界对平台商业服务的适应能力，而新闻本质上是公众的公共舆论和意志形成的商谈性质十分相近，不同平台也竞相争夺消费者的注意力。随着注意力经济的拓展，街头小报和大众传媒中早已熟悉的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娱乐化、情感化和个性化倾向，在新媒体中也日益泛滥。
随着政治节目数量与公民作为消费者所要求的娱乐和消费节目数量达到平衡，我们触及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媒体研究中观察到的去政治化趋势，但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这种趋势似乎正在变得更加明显。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扩大的媒体结构及其变化的经济基础的客观方面，转向接收者及其变化的接收模式时，我们才会触及社交媒体是否正在改变其用户对政治公共领域的看法这一核心问题。当然，商业平台的技术优势，甚至像推特这样让用户制作简洁信息的媒介平台，为用户提供政治、专业和私人用途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势。这些进步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问题是，这些平台是否也鼓励一种关于隐含或明确的政治观点的交流，这也可能通过改变使用模式，从而影响人们对政治公共领域的感知。关于使用新媒体的主观方面，菲利普·斯塔布(Philipp Staab)和托尔斯滕·蒂尔(Thorsten Thiel)提到了安德雷亚斯·莱克维 茨(Andreas Reckwitz) 的“ 独 异 性 社 会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理论，特别是激活平台(aktivierenden Plattformen)为其用户提供的自恋式自我介绍和“独异性展示”的激励。[29] 如果人们将“个性化”与“独异化”明确区分开来，即一个人通过生活历史获得的独特性与公众能见度，以及这个人通过在网络上的自发出现而获得的区别，“独异化特征”可能是对那些为自己的节目和声誉争取追随者认可的影响者的正确说法。尽管如此，关于社交媒体对政治公共领域的舆论和意志形成的贡献，在我看来，接收的另一方面似乎更重要。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在那些自发的、自我指涉的、碎片化的、从编辑性的或官方的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并且相互分离的公共领域中，有一种对解释和意见的自我参照的相互承认的张力。然而，如果参与这些环境的人对迄今为止所谓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的经验和感知发生变化，如果迄今为止习惯性的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概念区分受到影响，这必然会对互联网消费者作为公民的自我理解产生深远影响。目前，还缺乏数据来检验这一假设，但促成这一假设的迹象足以令人不安。
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内，公共领域与经济、民间和家庭交往的私人领域的法律和政治区分，其社会基础在结构上没有改变，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本身就是基于这种区 分。在民主宪政国家，这种结构也反映在公民意识中。这正是他们感知的关键所在。希望公民在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张力关系中做出政治决策。如前所述，他们在政治公共领域的传播空间中体会到了这种张力关系，该领域基本上包括所有公民作为受众。公共传播流通过编辑部的过滤， 这一事实本身就让其区别于一般的私人或商业联系。对于写给匿名读者的印刷品来说，其适用标准与私人的而且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手写的通信的标准不同。[30] 构成公共领域的不是主动和被动参与商谈的区别，而是值得共同关注的话题，以及各自经过专业审查的形式和文稿的合理性，使人们能够理解共同和不同的利益。区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界限不能过分夸大，关键在于对政治公共领域中讨论的私人和公共事务之间的(甚至是政治上有争议的)门槛的感知。社会运动中也有这种感知，它 们 创 造 了 反公共 领 域(Gegenöffentlichkeiten)， 以对抗媒体的过于狭窄的公共领域。除了在内容上以政治活跃的中心为参照之外，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是所选编文稿的形式和相关性;这种对公共文稿的可靠性、质量和普遍价值的期望，也构成了对公共领域包容性特征的认识，它应该把所有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同的问题上，以刺激他们每个人根据相同的公认标准对与政治决策有关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诚然，自媒体社会出现以来，这种将公共领域与私人 生活领域区分开来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在部分人群或多或少地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对公共领域的感知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意义正在消退。在关于传播研究的文献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观察到一种倾向，即脱离对政治公共领域和政治本身的传统感知。[32] 在某些亚文化中，公共领域不再被认为具有包容性，政治公共领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涵盖所有公民普遍利益的交流空间。因此，我试图解释并以此来证明一个假设的合理性。[33] 如前 所述，网络开辟了虚拟空间，用户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直接赋予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力。社交媒体创造了可自由进入的公共空间，邀请所有用户自发地、不受任何一方制约地进行干预，而这也早已吸引了政治家对选民施加个性化的 影响。这种公民投票的“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已经升级为“喜欢”和“不喜欢”的点击率，具有技术性和经济 性。但原则上，所有用户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编辑性公共领域的条件，并在他们看来摆脱了“审查”，他们可以在这些自由进入的媒体空间中向匿名公众讲话，并寻求他们的认可。这些空间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匿名的亲密感: 根据以前的标准，它们既不能被理解为公共的，也不能被理解为私人的，而被理解为一个交流领域，以前这是为私人信件保留的领域，但现在扩张为一种新的和亲密的公共领域。
作为被授权为作者的用户，用他们的信息引发关注， 因为非结构化的公共领域首先由读者的评论和追随者的 “喜欢”创造出来。这导致自我中心的信息茧房的形成，这些泡沫与古典公共领域的形式一样，具有可渗透性和开放性，可以进一步与外界产生联系。但与此同时，它们与公共领域的基本包容性(与私人领域相比)不同，它们拒绝不和谐的声音，将和谐的声音纳入它们自己有限的、维护身份的但未经专业过滤的所谓“知识”视野。从一个被它们的判断相互确认所强化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超出它们自己范围的普遍性的主张，它们从根本上都会被怀疑是虚伪的。
从这样一个半公共领域的有限视角来看，民主宪政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包容性的空间，不能再对竞争性的真理主张和普遍利益的考虑进行可能的商谈协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具有包容性的公共领域，随后降格为在平等基础上竞争的半公共领域之一。[34] 这种症状一方面传播假新闻，另一方面打击“谎言媒体”，这反过来又在公众和主要媒体自身中造成不安。[35] 但是，当“政治”的公共领域堕落为公众竞争的战场时，民主合法化的、国家强制的政治方案，如自由主义者发动的但以威权主义为动机的反新冠防疫示威活动，就会引起阴谋论的解释。我们可以在欧盟的成员国中看到这些趋势，但如果社会结构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破坏和动摇了政治系统，它们甚至可以让政治系统发生变形。在美国，在政府和大部分执政党适应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的总统的自我认知，并且每天他都通过推特寻求民粹主义追随者的认同之后，政治已经陷入了持续的公众两极分化的旋涡。[36]
政治公共领域的解体——我们只能希望这是暂时的——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对几乎一半的人来说，传播内容不再能以可批评的有效性要求进行交流。对于政治公共领域认知的大量荒腔走板来说，重要的不是越来越多的假新闻， 而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不再认为假新闻是假新闻。[37] 在传播学和社会科学中，现在通常会说到被扰乱的公共领域，它们已经与制度化的新闻公共领域空间脱钩。但 对于学者来说，倘若认为这些症状的现象性描述应该与民主理论问题分开讨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38] 因为在已经分离的半公共领域中的交流绝不是去政治化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交流对参与者的世界观的形成力量也不是去政治化的。当公共领域的基础结构不能再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向需要做出决策的相关问题，不能再保证形成相互竞争的公共舆论，也即经过过滤的舆论在质量上得不到保证时，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受到损害。当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存在的复杂前提条件，它们本身就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显然，政治公共领域功能的丧失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然而，我们并不会因此就不去探索其明显的原因。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硅谷的出现，即数字网络的商业利用，另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的全球蔓延，这二者碰巧合而为一。当时，由于“网络”的技术发明，全球 范围内的自由交往的流动区域成为可能，它为自己提供了 一个理想市场的镜像。这个市场甚至不需要放松监管。在此期间，被通信流的算法控制并破坏了这个隐含的形象，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市场力量的集中就来自于此。对个人客户数据的掠夺和数字处理，或多或少地与搜索引擎、新闻门户网站和其他服务免费提供的信息进行了不明显的交换，这解释了欧盟竞争专员为什么要对这个市场进行监管。但是，如果想纠正一个基本错误，即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不想为传播对真相敏感的即容易受骗的内容承担责任，那么竞争法就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例如，报纸、广播和电视有义务纠正错误的报道，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对这里所关注的情况的兴趣。由于其商品的特殊性，即不单纯是商品，平台不能逃避所有新闻关注的义务。
它们也有责任，而且必须对它们既不制作也不编辑的新闻负责，因为这些信息也有形成舆论和心态的力量。首先，它们不是受制于商品的质量标准，而是受制于判断的认知标准，没有这些标准，事实世界的客观性和我们主体间共享世界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对我们来说都无法存在。[39] 如果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假新闻的世界里长大，再也无法识别出假新闻，即无法与真实信息区分开来，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不出现临床症状。因此，这不是一个方向性的政治决策，而是一个宪法的规定，必须保持一个媒体结构，使公共领域具有包容性，并使公共舆论和意志的形成具有协商性。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