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年秋天参加工作以后，家庭就断了对我的供给。由于薪金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吃饭，无钱置办生活用品，如脸盆、瓷缸、毛巾、胶鞋、雨伞、衣服、被子等等，通通都没有。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青年男女教师个个都比我强，如和我一起从插花培训分来的付新田，初师毕业的孙建业，幼师毕
1958年秋天参加工作以后，家庭就断了对我的供给。由于薪金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吃饭，无钱置办生活用品，如脸盆、瓷缸、毛巾、胶鞋、雨伞、衣服、被子等等，通通都没有。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青年男女教师个个都比我强，如和我一起从插花培训分来的付新田，初师毕业的孙建业，幼师毕业的瞿敏华、刘世芳等等，他（她）们的父母、兄长、姐嫂都因为他（她）们新参加工作，纷纷表示点礼物，因此日用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但是我不行，我16岁离开家没有任何人给我添一丝一缕。我也理解，不是亲人们无情，是他们实在太穷了。好在二姐给我一床破被子——里面的被套已经烂成了堆——才算度过一个冬天。由于缺少生活用品，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尴尬。如每天早晨起床洗脸时，只有用别人的脸盆，待别人洗漱完毕后，用人家用过的洗脸水洗把脸，没有毛巾擦脸，只好甩甩手让其自干。刷牙时有牙刷无茶缸，有时一连数天不洗脸不刷牙。下雨时无雨伞无胶鞋，日子过得十分窘迫。
刚参加工作3个月便进入了1958年的冬天。当时小学教师、干部群众一律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就餐。大食堂位于姜堂集南端老街上，距小学约300米。一东雨雪不断，一日三餐都要往返300米路程。人家都是穿胶鞋带棉鞋，屋外穿胶鞋，屋内换棉鞋。而我只能穿一双母亲做的新棉鞋来来往往，在雪水中浸泡，待到春天已经不能再穿了。
转眼间到了1959年的秋后，天气渐渐凉了，很快落雪雨了，我又开始了为胶鞋而发愁。9月20日，我同徐锦庆自阜阳徒步回校的路上，暗中计算当月的开支：已经欠账10多元，若买几件过冬的衣、鞋之类就得欠账20元。若每月省下6元，4个月后即可还完。劝自己别为此发愁，好好工作。然而，月工资15元，交伙食费10元，哪里能省出6元来？9月22日，已经连续阴雨多天了，亏得付新田同王洪业、丁玉符在阜阳开会未回，我才能一直穿着付新田的胶鞋。我希望他们别回来，一旦付新田回来，我就得把胶鞋还给他。就在昨天（9月21日）还发生这样一件事让我一直后悔不迭。在阁楼上放着一双破胶鞋，带拉锁的，还烂了一个洞。我问同室的陈友道：“这胶鞋是谁的？”陈说：“不知道，没有头。”我随口说了句“你穿吧。”我不知道陈友道也没有胶鞋，他果真把破胶鞋穿走了。为此我后悔个半死，我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还关心别人，深悔自己没穿上这双破胶鞋。其实陈友道也不比我好哪去，他是姜堂西黄沟边陈店人，是学校临时请的代课老师。他曾经告诉我他已经有了5个孩子，在饥饿的年代里困境可想而知。9月23日，付新田回来了。万幸得很，他脚上穿了一双白球鞋，没有向我要胶鞋。然而，我终究要还给他。9月26日，天又下起雨来，我又开始发愁了，尤其想到冬季即将来临，我将用什么来踏雪雨？这沉重的心理负担使我整日心事重重，闷闷不乐。
1959年9月27日早饭后，母亲托杜庄曹培军给我送来了棉袄，棉袄的里子是补丁摞补丁。当时办公室里有许多老师在办公，张永远开玩笑似的把棉袄披到我身上，我一时甚为难堪，羞辱得满脸是汗。转眼间到了10月，天气越来越冷了，老师们都开始换上了棉衣。年轻的教师如付新田、瞿敏华等都从家里带来了毛领新式棉袄，穿在身上十分神气。和他们的大袄相比，母亲给我做的便袄土里土气，我不敢穿，怕人笑话，只得穿两件小单褂硬撑着。10月24日，徐锦庆看我太冷了，脱下他身上的毛线衣给我穿。10月30日我实在冻急了，终于硬着头皮穿上了母亲做的棉袄，与别人穿的“洋”袄相比实在太土气了。早晨放学时，各班主任都和本班学生站在一起，我不敢出去整理自己的班级，生怕学生看见我穿的土式棉袄，只好躲在办公室不出来。晚年后重温这段历史，对幼年时期的这段表现深有鄙视之感。贫穷不是耻辱，母爱是最伟大的。最应该珍惜的就是母亲亲手给我做的这件“补丁摞补丁”的旧式棉袄。当年的母亲已经63岁了，又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能给我做出这件棉袄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她有什么力量去给你做带毛领的新式棉袄？再说，朴素的衣着让人感到亲近，华丽的外衣让人望而生厌，脱离群众。我应该理直气壮地穿着母亲给我做的袄走出去，面不发烧心不跳。这有什么可丢人的！感到衣着土气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是虚荣心所致。是忘本。这一表现反映出当时的我心理不健康、个性不健全、思维不成熟，还处在幼稚和无知的阶段。
早在1959年9月上旬，校长王洪业就在会上宣布，新老师一律转正，一转正光补薪也能补几十元。从此后我就天天等，天天盼，盼望着转正补薪那一天。甚至还计划着长了薪之后日子怎么过。
1959年10月12日，又是一连数日阴雨连绵。我在日记上写道：“如果加了薪，我就买双胶鞋或球鞋，买个茶缸和洗脸盆。用补发的工资做个棉裤，在做件褂子套在母亲做的便袄上。工资涨了之后，我就不再挪用公款了，省下的班费买彩色纸、画、剪贴后在教室里出墙报，展览学生的作品等，努力吧班级工作做好。还要争取每月存入银行5元，以回馈父母，给晚年的父母一点安慰。”然而，依然迟迟不见改工资，我美好的心愿也迟迟不能实现。11月25日早饭后，母亲又给我送来了棉裤。11月27日，母亲来要我用供应的棉花票买棉花给我套被子。12月3日，母亲给我送来了新被子。同时，母亲把二姐送给我的破被子带走了。参加工作一年多了，母亲第一次为我置办了生活用品。家庭实在太穷了，母亲只能为我做到这些。
1959年12月4日，校长王洪业要我同他去插花小学开会学习。既是开会就得记笔记，然而自参加工作以来我连支钢笔都没有，平时办公使用的是学校发的蘸水笔。这种笔不能随身带，我只有向付新田借支破旧的钢笔交给了我。学生使用的哪会有好笔呢，然而我连这破笔也没有，很想将这支破笔留给自己用，但又很怕犯错误，最终还是没敢用。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十几岁的我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
自1958年10月来姜堂小学参加工作以后，老教师徐锦庆对我特好。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徐锦庆调到姜堂小学，教我们音乐和图画。那时 他年轻活泼，能写会画，又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都很喜欢他。我来姜堂小学后，因为我曾是他的学生，他处处事事都关心维护着我。1959年9月19日，接阜阳县文教局通知，一二年级老师到阜阳师范附小听课。年后我同徐老师徒步去阜阳，挽住徐家。他当时家住阜阳城北关东顺河街。9月20日在徐家用早餐，徐母给我们每人做了一碗米饭、一碗稀饭、3个黑锅巴、一碗鱼、一碟椿头、一碗咸豆、一盘辣椒，我感觉终于吃了一顿饱饭。在阜师附小听了一天的课，下午5点多钟离开了阜阳城，与徐老师徒步至夜间12点多回到姜堂小学。9月25日上午，我在街上行走，卖西瓜的李香看见了我，说：“曹先生，你还欠我1元西瓜钱。”我当时身无分文，记得与徐老师进城时还有2元钱，回来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回到办公室后我唉声叹气。徐老师问我“你又叹气啥？”当他得知我欠李香1元钱时，就赶快上街替我还给李香1元钱。我甚为感激。11月14日，天很冷了，我们脚冰的疼痛难忍，很想买双袜子穿，但没有钱。徐老师得知我的心事后，很慷慨地说：“走，我给你买去。”我本想到街北合作社去买，可他偏要去街南代销店去买。我最怕的就是去代销店。因为我曾经在代销店经郭嗣昌手买了双球鞋4.15元，还欠2元钱一直还不上，很久很久郭也不向我要了。我以为他忘了，就带有侥幸心理不想给了。无奈，我硬着头皮随徐老师进了代销店。郭嗣昌看见了我突然问“你可该店里钱？”我突然紧张起来，面红耳赤，窘迫不安，支支吾吾地说：“我，我还该你一点钱……”说话间，徐老师给我买了双海灯牌棉袜，我们就走了。回来后，我心里感到惴惴不安，羞愧难当。其实郭嗣昌并没说难听话，亦未立逼向我要账，而我的侥幸心理郭也不并不知道。但我为我的侥幸心理感到耻辱，像偷了人家的东西被人家逮住了一样难受。可见17岁时的我心理承受能力极差，内心容不得半点邪念，我暗暗谴责自己，我不该这样想，如此下去，我将会坠入不耻于人类泥坑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慎独”一词，晚年后回忆才意识到这不正是按古人要求做到“慎独”了吗！此后不久，我便还上郭嗣昌的2元鞋钱。自此之后数十年间无论我的日子有多苦，我都尽量不欠别人的钱。只有这样才能心安。
1959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本月伙食费只交9元钱却吃了13元多钱。10月15日领工资15元，还了上月所欠伙食费，还了一些外欠账，一分钱也没有了，当月（10月15日至11月15日）伙食费再也交不上了。我万分痛苦，无力行走，说不出话，摊伏在办公桌旁……。
手无分文，腹中饥饿。11月19日，我突然想出一个凑钱的法子，我身后的柜子里，还剩余许多本子，便卖给班里缺作业本的学生，虽然所收甚微，但总比没有强。11月21日，饿急了，我便用卖本子的钱去饭店吃了5角钱的鱼。
1958年12月中旬，学校号召预售下学期书本费，由班主任保管，待下学期开学后再回学校结账。12月18日，我冒雪将预收的书本费6元存入银行。当天我在日记上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银行存款，心里十分激动。”
12月23日，是1959年的最后一个月，当月又冒粮票7斤多。晚餐时每人两碗菜糊糊，没吃饱，只好揉揉肚子睡觉了。
1959年我17岁，已算是成年人了。但是不仅思考问题不成熟，在生活上连自理能力都没有。曾闹出许多笑话和尴尬事件。1959年春，我和孙建业同睡一床，夜间我尿床了。天明后孙建业将被子挂在绳子上晾晒，并告诉别人说“小曹夜里尿床了。”老教师张永远说：“是你尿的吧？赖到小曹身上！”孙建业有口难辩，带我背了黑锅。1959年10月14日，走进课堂之后我忽然感到有小便。有经验的教师在上课前总要先去厕所解完小便再进课堂，可我却想不到这些细节。便意越来越浓，最后我再也忍不下去了，而且还没有应变能力，比如让学生默读课文、或布置几项作业等等，也好借口出去上厕所。还是硬撑着往下讲，终于撑不下去了，只得放下课本往外跑，可是晚了，还是尿了一裤子。二年级学生年龄虽小也能看出我的狼狈像。这耻辱让我几十年未忘，终生含羞。1959年11月12日晚上8点钟就困得坚持不下去了，只得回宿舍睡觉，来不及脱衣服，和衣而睡。由于睡前没有去厕所，加上睡得过熟，夜间又尿了裤子。平时就只有一条裤子，待13日晨起就再无裤子换了。幸好陈友道与我住同一寝室，我只好借陈一条又长又胖的裤子穿着上课去了。
一个连自理能力都没有的人怎么去当老师呢。难怪一些老师议论我，认为我年龄太小，自己顾不住自己，压不住学生，惹别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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