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于太武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禁佛:“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被下层人民所接受，日益传播开来。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看到宗教具有的麻痹人心，附翼教化的政治功能，有很多君主极力支持佛教发展。

尤其以梁朝梁武帝在位时期表现突出，以至于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

当然也不乏打击佛教者，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武灭佛”运动两次发生这个时期。

隋文帝杨坚与佛教渊源深远，杨坚在北周大统七年(541年)六月癸丑夜出生在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县)般若寺。

由尼姑智仙为其护持，称文帝“我儿”并将文帝抚养十三年，这段特殊的幼年生活经历肯定对文帝对佛教采取的支持态度有所影响。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于太武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禁佛:“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北周武帝下诏:“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北朝两次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使佛教遭受到沉重打击。寺庙大多破败不堪，断壁残垣，比比皆是。

隋文帝出生地般若寺“往遭建德，内外荒凉，寸相尺椽，扫地待尽。”隋文帝登基后，对以往毁弃寺院包括这座般若寺进行了修复，“乃开拓规摹，备加轮焕，七重周亘，百相持，龛室高竦，栏字连袤，金盘捧云表之露，宝铎摇天上之风。”

经过修复，般若寺重现昔日风采。除了修复寺院以外,隋文帝还着力兴建新寺院。

首先，“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其次，在杨坚任过职的四十五州，统一营造大兴国寺。“帝昔所龙潜所经四十五州，及登极后，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

再次，在襄阳、隋郡、江陵、晋阳等其父杨忠生前经行处“设寺一所，见碑颂德”，并且要求“每年国忌日，废务设斋，造像行道，八关悔，奉资神灵。”

除了上述场所新建寺院外，还在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隋文帝新建寺院场所的选址加以分析，不难看出隋文帝广建寺院并非完全出于弘扬佛法，光大佛教的目的，还有记功立德、表彰政绩的想法，通过建寺立碑，可以让积德累功留芳于后世。

在文帝看来，广建佛寺不仅可以奖劝“学道之人”、“贻训垂范”，而且还能够用来“增长福因”、“奉资神灵”。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佛舍利感应学说的风行，供奉佛舍利的专用建筑一-佛塔逐渐被世人所接受。

隋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下诏立舍利塔将隋代尊佛运动逐步推向高潮。

仁寿元年(601年)六月乙丑，下立舍利塔招“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

仁寿元年十二月，颁发《再立舍利塔诏》,“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建造寺塔的目的是迎请佛舍利，隋文帝颁舍利于诸州，大兴舍利崇拜。

北周武帝灭佛时，强迫僧人还俗，为求活命，僧人不得不逃离寺庙，远避他乡。《续高僧传·释普安传》记载“京邑名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

隋文帝开皇年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手敕释灵藏》中也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有欲离俗者，任师度之。”

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又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

从文字记载看，隋文帝俗家出家为僧没有什么限制，不论地位和身份，只要是本人乐意，即“任听出家”。

单纯从数字上来看，出家人数不少。隋炀帝即位后，因“德化弗弘，刑罚未止，万方有罪，实当忧责。

百姓不足，用增尘累”而深深自责，通过“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这种敬佛的功德，目的是为了“籍此善缘，皆得清静。”

佛典的翻译，佛经的编写是隋代佛教兴盛的又一显著标志。

文帝一改北周武帝残酷禁佛的局面，以佛教之宽容精神恢复了佛教之合法地位，并大力支持经典汉译，隋炀帝也积极推行翻译佛典。

开皇二年(582年)至大业三年(607年)，隋朝在京城共建立五处译场，即瞿县法智译场、毗尼多流支译场、那连提黎耶舍译场、阁那崛多译场、达摩笈多译场，瞿县法智译场、毗尼多流支译场存续时间较短。

那连提黎耶舍，北天竺人，北齐文宣帝时到达中国，受到厚待，请为翻译佛经。至隋开皇二年(582年)入长安，“其年冬草创翻译。救沙门县延等30余人从之，令对译诸经。帝礼问殷繁，恭奉隆渥。”

那连提黎耶舍共译出《百佛名经》、《牢周女经》等八部佛典。

文帝遣使让阁那多住大兴善寺专事佛经，阇那崛多共译出《佛本行集经》等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发多受聘到长安，先后在长安和洛阳从事译经活动，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等九部、四十六卷佛经。

彦琮精通文，历齐、周诸。开皇十二年(592年)，文帝下诏让彦琮入京，后来让他掌管佛经翻译，住在大兴善寺,仁寿二年(602年)，文帝让彦琮撰写众经目录。

大业二年(606年)，炀帝设置东都，召彦琮入宫，和他谈论佛法。隋炀帝在洛阳上林苑设立翻经馆，让彦琮在那里主持翻译,“供给事隆，倍逾关辅”。

隋代国祚较短，故而译经数量不多，然则意义却十分重大，隋代复兴佛教，诏建译场翻译佛经，即所谓:“隋运兴法，翻译为初”，它开启了隋唐译事之大门。

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文帝登基当年冬,“即有沙门智周等。

齐西域梵经二百六十部。期而至。敕旨付司访人令翻。二年仲春即便就译”。这一机缘，激发了长安僧界以及隋文帝的译经热情。

译场在隋以前已经出现，比如姚秦时期的道遥园、北凉建立的闲豫宫，南朝时期梁朝设置过寿光殿、华林园、占云馆和宝云殿等机构。

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的，帝大业二年(606年)，洛阳上林园译场则是一个永久性译场。著名佛经翻译家达摩笈多彦琮、法行、明则、费长房等都在这里从事过译经活动。

隋代主译瞿县法智、毗尼多流支、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本身就是印度人，熟谙梵文来到中国精通汉文，有的还有过在齐、周等朝翻译佛经的经历。

这些优势直接决定了隋代翻译的佛经会更加接近原著，语言更加精准。

来源：天净绪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