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国务卿：特朗普加税背后的逻辑

摘要：美东时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了全球瞩目的“对等关税”，针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不同水平的关税，这是近百年来美国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

靠近南极的无人企鹅岛，征关税10%；处于战争状态的乌克兰，征关税10%；遭遇7.9级地震灾害的缅甸，征关税44%……

美东时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了全球瞩目的“对等关税”，针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不同水平的关税，这是近百年来美国对全球经贸格局冲击最强烈、覆盖面最广泛的关税举措。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蓄谋已久，他在白宫现场表示针对不同国家的关税税率是经过严密计算得出来的，涵盖了“货币操纵”、“人为设置壁垒”等因素。

但实际上，初中生用Excel表格就能归纳出白宫的算法：比如美国和印尼的贸易逆差是179亿美元，而印尼对美国的出口额是280亿美元。他用179除以280，得到64%，这就是他声称的“关税差额”，再除以2，就是此番要对该国实行的对等关税税率。

读懂“对等关税”很容易，但读懂特朗普和美国越来越难了。“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如果你读美国报纸，会看到（他们）也有很多困惑，这一切会去向何方？”近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一种政策工具，专注于美国优先，这种策略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比较狭隘，发动贸易战必将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这是佐利克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基本看法。

我们或许可以从佐利克的新作《论美国：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找到一些答案。作为曾在老布什、小布什等多届政府任职的美国外交局内人，佐利克在书中呈现了诸多一手资料和深刻洞见。

以下内容整编自中信出版新书《论美国》罗伯特·佐利克著：

1
执政的特朗普：“一个关税人”？

与以往美国执政政府不同，特朗普极其强调他与过去——包括美国人领导的同盟秩序、贸易和经济网络——的决裂。与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外交风格相比，特朗普更喜欢交易型的行为方式。

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一个“关税人”。在特朗普看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对移民的敌意是对自己的政治基本盘释放出的信号，表明他对过去政策的否定态度。特朗普认为他可以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他不关心如何在服务业、科技和数据等尖端领域制定国际规则。

自赫伯特·胡佛以来，还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这样全身心地拥抱保护主义。与 20 世纪 30 年代科德尔·赫尔的战略相比，特朗普签订的协议条款与乔治·皮克的“管理贸易”政策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在中美关系层面，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时，中美之间的对话进程就陷入了停滞，美国也失去了与中国的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寻找新的方向。中美双方在认知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它们对对方的失望与日俱增。

回顾过去，在美国对华200余年的交往历程中，有三大主题尤为突出。

第一个主题是对中国市场巨大的商业梦想。

1784年，甚至早于美国宪法制定前，当时有一艘叫作“中国皇后号”的船，从美国阿巴拉契亚来到广州，它获得了400%的利润。

第二个主题是将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或具有影响力的大国。

晚清时期，欧洲殖民列强与日、俄等国试图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划分。美国时任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曾写道，中国的分裂将是“罗马帝国衰亡后对人类造成最大影响的事件”。

第三个主题是中美之间早期的跨国联系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建立的。

关于传教士的这个主题，它增加了复杂性，因为传教士想要做他们所认为的好事。他们不仅试图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还有意传播美式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毫不奇怪，中国人会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纵观历史，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往往经历着从高度期待到疑虑重重的交替循环。这种复杂心态源于这三个主题：他们既要面对中国蕴含的商业机遇，又要权衡中国的实力——究竟是一种积极的事物还是一种“威胁”，还有总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想法——但中国人也许更愿意保持自己的本色。

当前来看，特朗普的关注点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他用关税作为砝码推动谈判，并且让中美经济关系脱钩。美国是自己决定这样做的，而不是和盟友一致行动。双方没有就这两个最大的强国该如何合作和竞争，或是如何角逐地区和世界秩序的塑造权而展开任何战略讨论。

对于中国和全球其他主要贸易国来说，特朗普将自己视为谈判者和商人，而不是试图构建系统性的国际秩序。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比较狭隘，所以他专注于“美国优先”。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政策不同于关注系统利益、联盟、国际经济、国际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或世贸组织等的外交传统。美国目前实行的是交易型外交，依靠威胁和不确定性来增加自己在“一锤子买卖”中的谈判筹码。这使美国缺乏未雨绸缪的能力。

2
美国的底层逻辑
贸易、跨国主义和科技的三重螺旋

从独立开始，美国就把贸易视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的缔造者们认为贸易新规则可以改变国际体系。他们并不是仅仅把贸易视为一种获取经济收益的形式，毕竟美国革命就是从抗议英国政府对贸易税收的控制开始的。伦敦和其他几个帝国中心曾通过征服来拓展贸易，通过帝国殖民地来维持主宰权。美国人希望结束欧洲通过排他性安排占有其财富的企图。

1776 年，国会将贸易列为其头等大事，计划用独立国家自主选择的贸易自由取代帝国主义的重商主义。国父们认为贸易将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外交政策。美国从一开始就鼓励跨国关系和私营组织的参与。一个公平的贸易体系需要合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信用证以及法制。个人权利成为人权的一部分。

美国对贸易的兴趣带动了海军的发展。巴巴里海盗船在地中海上对美国商船的攻击促使华盛顿和亚当斯两任总统委托建造或购买了 6 艘重型护卫舰。杰斐逊把这些护卫舰部署到地中海，从此不再缴纳贡金。

此后，海军帮助美国打开了许多新的市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日本市场。对中国巨大贸易潜力的幻想吸引了美国商人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传教士、教育家、医生和护士、雇佣兵、工程师、矿工和铁路建造者，以及各类冒险家。

美国对私人行动和独立实验的依赖创造了一种鼓励科技创新的环境。范内瓦·布什把美国在二战中占据科技优势的经验应用到了战后时代：他力促联邦政府对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资—与大学和企业合作——以探索科技领域无尽的前沿。他的“三重螺旋”模式依靠的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历史进程表明，与苏联那种闭关自守的国家计划模式相比，美国的科学文化和跨国体系要优越得多。

在很多关键节点上，通常是在冲击之下，美国都曾迫使国际贸易、金融和科技体系做出调整。

比如，二战之后，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启动了浮动（有时会盯住美元）汇率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迫使美国试验了多种能源安全手段。近年来，科技、市场和环境的创新再次改变了能源和环境政治。

美国目前正在重新评估自己与全球的联系。历史上，美国的开放——包括对商品、资本、人和思想的开放——让自身占据了优势。竞争能促使美国发现并修正自己的错误。但是，美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内也曾因为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或其他方面的恐惧而选择收缩。

今天，全球化和碎片化的力量向相反的方向拉扯，制造出了政治紧张态势，安全、科技、疾病、移民、环境、金融和信息流等领域的挑战很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与此同时，人民需要得到安全感。

美国的“三重螺旋”以及科技领域的创业家精神面临着中国举国体制的挑战。美国人需要再次决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国际贸易、科技和经济体系。1776 年的精神指向的是自由、改革、创新和机遇，过去 70 年富有灵活性的安排也是如此。如果美国割断与传统经济和安全机制的联系，其后果将是代价惨重且危险的。

3
未来的美国，终极使命是什么？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的国家想象成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使命而诞生的，美国人的使命超越了拓展领土、扩充人口和发展经济实力的目标。

在美国建国初期，其使命仅仅是在帝国的世界中作为一个共和国生存下来。到了19世纪中期，其使命是在内战中维护国家统一。一战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强调为民主国家提供安全。二战时，时任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冷战期间，美国自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冷战后，美国又成为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

在近四任美国总统中，布什父子和克林顿相信，美国应该努力接近查尔斯·汤姆逊在 1782 年所预言的“新美国时代”。奥巴马在感觉到公众的幻灭感后，变得更加谨慎，进取心更弱。特朗普做事随意，让人难以琢磨。他相信他可以利用美国的实力来达成交易，但是正如我所写的那样，他的交易是否能成功是很难说的事情。

特朗普相信个人政治，不相信建立机制和关系能够为更大的使命服务。特朗普政府当下提出“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其逻辑是，过去七八十年建立的国际体系让美国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现任政府试图在多个议题上重新开启谈判。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可以并行不悖，世界的发展最终也会让美国受益。

美国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能力要比特朗普和他的许多批评者所想的都要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知道美国财政体系和经济的潜在实力。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了解横跨整个北美洲大陆的美国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西沃德、里根、布什父子和克林顿看到了北美洲可以为美国提供机会，从而建立一个更宽广的基础。林肯知道共和主义者领导下的联邦代表着自我治理试验的延续，而这一试验将来可以波及远离美洲海岸的地方。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对世界不再抱有幻想。美国公众通过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战争领悟到，美国承受不起从全世界撤退的代价。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人不确定他们的前景将会怎样。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美国不能直截了当地“回家”，所以他们制订了一个世界范围的计划，包括谋略、平衡和戏剧性的外交干预。但是，他们接受了美国地位将会衰落的预期。他们低估了范内瓦·布什所培养的创新能力，也低估了里根所坚信的有可能实现的美国复兴。

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吸取上述所有经验。他们可以重拾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和权力制衡技巧。他们需要尊重威尔逊的愿景的吸引力。他们还应该了解1947年到1949年间初次建立起的同盟和经济关系体系的好处和相互的责任。除了制定国家的外交政策，总统们还需要教育公众，告诉他们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预计美国的领导人和公民将会继续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应对这些挑战—尝试任何可以奏效的方法。就像托克维尔在近两个世纪前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比其他国家高明，而在于它的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