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明上河图》上,主张“春景论”的学者们看见了春景,认同“秋景论”的学者们则看见了秋景。《清明上河图》引起纷繁的众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明上河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画卷。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张《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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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清明上河图》卷的争论中,有许多是关于时间的。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嘛,所绘的自然是清明时分,东京人“上河”的景象。“清明”指清明节,郑振铎先生说:“(《清明上河图》卷所绘的)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的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只有杨柳的细条已经浅浅地泛出嫩黄色来,天气是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画家张择端就选择了这个清明节,布置着他的人物和景色。”
而“上河”,就是到汴河去,这里的“河”,是指汴河。我们今天把到街上去叫“上街”,到学校去叫“上学”,到单位去叫“上班”,这个“上”,其实等同于“上河”的“上”。杨伯达先生说:“汴河由西北向东南行,是下水,反之则是上水。此卷所绘船只由纤夫牵引,正是从东向西,表现逆水行舟的情景。如果与这样的情况相联系,‘上’只能作‘上水’解,‘河’即‘汴河’,‘上河’即在汴河逆水行舟之意。”
作为时间的“清明”,与作为事件的“上河”,是怎样连接的呢?对此,“清明上河学”首倡者、河南大学教授周宝珠有细致的阐述:
为什么要清明上河?这是研究《清明上河图》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使普通观众也会首先问及这一点。汴河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一年之中,自农历三月始,至入冬前,均可通航。黄河在冬季进入枯水季节,水少断流,或者水浅结冰,无法保证汴河用水。再者,汴河引用黄河水,泥沙沉积严重,河床日益增高,每年冬季的枯水断流之时,都要趁机进行清淤,以保证来年通航,这在宋代已形成一种制度。正由于此,汴河在春季通航时,按宋制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神宗元丰时,导洛入汴成功,又称清汴工程,目的在于使汴河延长通航时间,头运纲船可以提前到二月初前后。由于洛水流量小,还需要黄河水作补充,老问题依然存在。开封冬季天寒,汴河之水也经常结冰,要通航就得破冰而行,颇多不便,终难使汴河一年四季都可使用,故在北宋末不得不恢复旧制。总而言之,在清明前后纲船到来之时,“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物资百货源源不断运到东京,商业贸易顿时活跃起来,甚至一个冬季不曾通信或往来的亲友,也在这个时候接通关系,汴河桥头就成为人接亲送友的地方。本来,清明节习俗很多。张择端在画中仅用很少画面去反映上坟、纸马店之类的事物,点明是清明时节即可,而把大量篇幅着重描绘“上河”,这在东京是时俗,也是最能反映东京神韵之所在。如果说,没有对东京生活的高度洞察力,那是绝对画不出《清明上河图》来的。
周宝珠先生曾经撰写过专著《宋代东京研究》,对宋代之东京了如指掌,他从航运的角度解读汴河在清明通航时汴京城的盛大景象,颇有说服力。许多学者也确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东京人“上河”的景象无疑。张安治先生说:“选择清明节这一天的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一个青春的节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清明‘踏青’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是为了纪念先人或亲人进行一年一度的扫墓,使长久禁闭在小天地中的封建社会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得到一次郊游的机会。中下层的工商业者和小市民也都呼朋唤友,在柳绿杏红、春水微波、芳草如茵的郊野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
把《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内容定位于清明时节,几乎成为艺术史家们的共识,甚至常识,比如薄松年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清明上河图》“反映了12 世纪初期北宋首都开封清明节时的景况”。杨伯达先生更甚,他认为《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不是一天,而是“一刹那”,虽然“它所描写的地区实际距离总有几里长,空间较为广阔,但是,时间却是凝固的,即清明那天的一刹那”。自穷乡僻壤到红尘闹市,所有人,所有事,都有如拍照片一样,在杨伯达先生所说的“一刹那”里定格。
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长卷中有许多细节并非来自清明节,而是指向其他时节。这一点,也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一:孔宪易先生指出,在《清明上河图》卷的开场,画着两个赶脚者,赶着五头驴子,穿过一片枯枝寒树,而驴子驮负的物资,是过冬用的木炭。《东京梦华录》记:
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
这是每年“十月一日”的事。农历十月,相当公历的十一月,此时天气已寒,“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了,所以才会烧暖炉以御寒冬。假如像郑振铎先生所说,“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然到来,为什么还要运输木炭呢?假如有人要在春季就囤积木炭,不仅要支付春、夏、秋三季的库存费用,而且在秋季出售或者使用的木炭都已经折旧,岂不脑残?而且,北宋已经使用煤炭(当时称石炭),煤的价格是每斤四文钱,而木炭的价格是每斤五六文钱,有谁会在这个天气转暖的季节,去做木炭生意呢?
《清明上河图》(局部),驮木炭的驴队
疑点二:接下来看到一个村庄,茅屋错落,可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中间的空场上,放着三只石磙,似乎刚刚打过庄稼,而画面上广阔的田垅之间,并无禾麦青青,这不符合汴京为北宋产麦区的情况,如此“踏青”,实在是无“青”可“踏”。
《清明上河图》(局部),村庄景象
疑点三:孔宪易、高木森等学者都注意到,就是虹桥之南,那座高高耸立的彩楼欢门,门上悬挂着一面写有“新酒”广告的酒旗。《都城纪胜》等书记载:“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东京梦华录》里写“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可以佐证“新酒”上市的时间,当在中秋前后。《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彩楼欢门(即“门面彩楼”),还有高悬的“新酒”酒旗,完全与《东京梦华录》的记述相吻合。
《清明上河图》(局部),青白布长方形酒旗
韩顺发先生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一文中说:“宋代除饮新酒外,又有‘老酒’‘小酒’‘大酒’之别。”其中,“‘老酒’是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小酒’是一种春秋两季随酿随售的酒。”“大酒”则是比小酒酿造质高味醇的酒。因此,新酒、老酒、小酒、大酒,各自有别,《清明上河图》中标出了卖新酒、小酒的酒家,那些没有标出的,像孙羊正店,售卖的就可能是大酒和老酒。
疑点四:在虹桥附近,人群熙攘之处,有许多持扇子的人,比如“十千脚店”里的食客、头戴笠帽骑着马匹的官员、站着听说评词的老人、以扇遮脸的落魄文人……总共不下十人。此外画中有多人头戴草帽、笠帽用来遮阳。在画中,还散布着兜售解暑饮料的小店,比如在虹桥之南,有售卖“饮子”的小摊,等等。这些都说明当时天气酷热,并非春寒料峭时节。
《清明上河图》(局部),头戴草帽、笠帽者
有关《清明上河图》画名画意的争论就此展开,“春景论”和“秋景论”都没有妥协的意思,且持论两方都旁征博引,不断夯实自己的论点。这些争论的好处,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清明上河图》的细节,也引向宋代的市井民情,使“清明上河学”沿着“微观研究”的路径一路挺进。
“春景说”认为:木炭为一年四季必备之燃料;村庄的空场上未见丰收之谷物,因此不是秋季;卖“新酒”的时间不止是中秋节一次,其余节令甚至岁末均有新酒,如赵抃诗云:
更上高峰尽高处,
黄花新酒醉重阳。
这是重阳节饮新酒。张耒诗云:
家家新酒滴新醉,
残岁峥嵘春欲回。
这说的就是岁末饮新酒。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扇子。北宋寒食节、清明节都有以扇子“蒱博”(一种赌博或类似的游戏)和“便面”(文人雅士“以扇障面”,避免寒暄)的习俗,图中的落魄文人与得意官员狭路相逢,他只好以扇遮面,以免显得尴尬。由此可见,北宋的扇子具有多种用途,并非只为拂暑扇凉之用。
《清明上河图》(局部),以扇遮脸的落魄文人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艺术史博士彭慧萍引述气象史文献来考察《清明上河图》卷的季节范围,把孔宪易等人曾经指出的《清明上河图》卷中人物穿着问题引向深入,从而出现了一个更深的疑点。
疑点五:画中穿单衣短褐者多达55 人,其中仅着短裤者多达47 人,更有多人上身赤膊或赤臂。无论是赤膊上阵,还是轻衫短袖,都不是乍暖还寒时节的穿着。这是否意味着北宋末年,清明节的气温较高,让老百姓纷纷脱下长衫,换上短打?
《清明上河图》(局部),穿短裤者
东、西方历史气象学家对于宋代气候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在北宋末年到南宋中期,即12 世纪初至12 世纪90 年代这段时间里,正处于一个此前数百年罕见的低温寒潮期,这一时期的异常低温,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本书开篇即从北宋末年的那场大雪写起。那是因为我在史料中查到了关于当时气候的大量记载。而那时的气候条件,从宋代绘画上也可见端倪。所以我在《宋代风雪》一文中说:“一入宋代,中国绘画就呈现出大雪凝寒的气象。”故宫博物院藏《渔村小雪图》《雪江归棹图》《芦汀密雪图》这些宋代绘画,无不透露出彻骨的寒意。彭慧萍提示:“宣和末至南宋初正好为极冷低温时段,然《清明上河图》却描绘多人赤膊、赤臂或仅着短裤。故凡认为《清明上河图》成绘于宣和末或南宋初清明节者须格外考虑此一问题。”她引用宋代文献中对气象的记录说:
宋代史籍记录的1101、1109 年夏季5 月雨雪,1117 年6 月、1126 年4 月“天气清寒”,1126年5 月“寒甚”,1127 年4 月“北风益甚,苦寒”,1129 年“六月寒”,1131 年4 月“寒食日,雪”等极寒冷记录,及1143、1158、1163、1176、1177 年间3 月、4 月、5 月、6 月的降雪记录历历在目,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历史情境中1100 —1186 年间的寒食节、清明节应较当今更冷更低寒。张择端于初春时节体验目睹的人物穿着,应较《清明上河图》画中所见的赤膊、短袖更为厚实。
上述文献,常以“寒”字形容寒食、清明节前后的天气,“六月雪”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清明上河图》中有关赤膊、赤臂或仅着短裤的描绘,绝不应当是在清明节。对于上述各种矛盾,余辉先生依然相信此图主要还是表现“清明时节”的物象,至于其中掺杂有“反季节”的元素,不必过于苛求。他说:
古代画家在表现具有特定季节的山水画长卷时,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在画中出现一些反季节性的事物是常有的现象,如果一律苛求,则难以定论。西汉刘安提出作画勿“谨毛失貌”,用于对古画中季节的研究,尤为允当,应将画家表现季节的主观愿望和出现的反季节疏漏区别开来。如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卷中郁郁葱葱的盛夏之景里,竟然露出了秋天的红叶。又如传北宋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卷画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第二次前往赤壁,按常理,此应表现初冬的景象,但枯枝、春竹、秋叶、夏荫相继出现在长卷里。如果脱离画家表现季节的主观愿望,以一物论定季节,有如盲人摸象,莫衷一是。有关《清》卷画的是什么季节,笔者认同曹星原在《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一书中关于所绘系清明节的考证,答案是肯定的,故不赘述。
因此,《清》卷到底描绘的是哪个季节,首先要看画家的主观愿望如何,尽管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季节的现象甚至出现一些疏漏。从总体上看,张择端是欲求表现清明节期间的物候特征以及在这个期间展开的社会活动。张著在跋文里也婉转地赞同该图所绘系清明节,他特别强调跋文是作于“清明后一日”,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局部),画中不同季节的植被交错的景象,美国纳尔逊- 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余辉先生认为,要判断画卷到底描绘的是哪个季节,首先要看画家的主观愿望如何,这是所有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至于画中出现了一些反季节的现象甚至出现一些疏漏,则属于次要矛盾,不能因此而否定“画家的主观愿望”。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是指清明节,高木森先生对《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和画意提出新解:所谓“清明”,非指时间,而是一个地名——清明坊。据《宋会要辑稿》,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之郊区共分作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即东水门地区,这正是《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地区。而“上河”,也不是“上河边去”,“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名词解释。金维诺先生认为,“上河”是“汴河”的别称,“上河”就是“汴河”,“汴河”就是“上河”。如此,《清明上河图》的意思,就是“在清明坊附近的汴河景象”。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清明”二字既与时间(清明节)无关,也与地点(清明坊)无关,而是一种政治寓意,代表着“政治清明”,是对盛世王朝的歌功颂德。但余辉先生在专著中,透过疯狂的惊马、虚设的望火楼、即将撞向桥头的船只、商贾囤积的粮食、慵懒的递铺官兵、宦官出行、严酷的党争(车夫把旧党人书写的屏风当作苫布)、撤防的城门、沉重的商税、严重的通货膨胀(街头搬运“当十钱”)、泛滥的酒患、悬殊的贫富差距等诸多细节,证明《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许多社会危机。
《清明上河图》(局部),城门内的税局
当然,画中船只即将撞向桥头的惊险一幕,不一定要上升为画家对社会危机的隐喻。因为每逢雨季,汴河水流湍急,船只“自相撞击,俱碎,死数十百人”,而船只经过桥洞时,船桥相撞的事件也经常发生。为了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到仁宗一朝,从泗州到汴京的汴河大桥,全部改建成了没有桥墩的大型飞桥,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宋史》记载:
州跨汴为桥,水与桥争常坏舟,(陈)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
当然也不能排除,张择端设置惊马、撞桥这样的情节,是为了强化画卷的叙事效果,隐喻正在生成的社会危机——在汴河大桥改为飞桥(虹桥)之后,还会发生船桥相撞,心理冲击力无疑更加猛烈。诚如余辉先生所说:
如果张择端真的要展示清明节开封城里的欢快场景,他应该画大相国寺的庙会。那里是东京百姓最热闹的去处,清明节有许多街头表演,如禁军骑队的奏乐表演,还有拔河、荡秋千、街头杂耍和舞蹈,这些,张择端都没有画。从他极强的选择性里,可以看出他的用心和目的。再比较画中的人物活动,画家从卷首就开始注重表现贫富对比:将困顿的出行者和欢快的踏青返城的贵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饿汉与那些在酒楼里聚餐的雅士,纤夫与坐在车轿里的富翁和骑马的官宦人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那高贵的香料店、在医铺里治酒病的富人与饥渴难耐的穷人更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靠近卷轴的地方,一个穷汉想填饱肚子,脱光了衣服都掏不出一文钱。
《清明上河图》(局部),富人乘坐的宅眷车(高级客车),车顶覆有棕毛顶盖
《清明上河图》(局部),没钱吃饭的穷人
倘如此,《清明上河图》就非但不是画院画家献给皇帝的歌功颂德之作,反而构成了对那个时代的“盛世危言”。如果把“清明”二字非要往“政治清明”的方向上扯,那么,这些隐含着忧患意识的图景,又该做何解释呢?
在《清明上河图》上,主张“春景论”的学者们看见了春景,认同“秋景论”的学者们则看见了秋景。《清明上河图》引起纷繁的众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明上河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画卷。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张《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给后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各取所需的可能。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我们自会发现,图上不只有春景和秋景,还有冬景和夏景。
画卷伊始,枯树寒柳之间,那五头驴子,驮的是过冬的木炭。前面说了,对照《东京梦华录》,知道那是十月,在农历里,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季。在城乡接合部,有五人在寒风中前行,女主人和男主人骑在驴上,裹着厚衣,头戴风帽,其余几人亦将双手蜷入袖内,一副瑟缩怕冷的样子。这无疑是冬季的景象,至少是冬日将尽,春暖花开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或者秋天已过,冬日已经来临)。在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佚名的《雪渔图》,在这幅表现渔民在江际捕鱼、起网下罾的绘画长卷中,江岸上的骑驴者几乎与《清明上河图》中的骑驴者穿着同样的装束。
《清明上河图》(局部),前往城郊的骑驴者
但随着《清明上河图》的展开,人们的衣衫愈发单薄,道路两边,雨棚、雨伞渐渐多了起来,当然有人认为那是遮阳棚、遮阳伞,四季皆用,不能作为判断季节的根据,我却认为它们可以作为判断季节的根据。因为在冬季,黄河流域十分寒冷(北宋末年正逢“小冰期”),阳光十足珍贵,不大可能有这么多的人(家)奢侈到需要遮阳,即使是出于遮阳而不是避雨的需要,也当在由春转夏,或在暑季,天气转暖(热)之时,因此那些雨棚、雨伞(或曰阳棚、阳伞)繁盛的场景,不可能在天气寒冷的清明节,而是天气转暖、阳光愈发明亮的初夏。
当乡村远去,河流横亘,人们看到的却是水流湍急,尤其在虹桥之下,急流裹挟着一艘大船,即将撞向桥头,成就了全画最紧张、最高潮的段落。那绝然不是河水刚刚解冻的初春景象,而分明是夏季涨水季的景象。更不用说,画面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赤膊或赤臂、仅着短裤者,在衙门外,甚至有衙役脱下裤子,在大树下酣睡纳凉⋯⋯
《清明上河图》(局部),慵懒的递铺官兵
如果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分解来看,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各自成立的,但放在一起,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有如“剪辑错了的故事”,出现了太多的“自相矛盾”。画面上的景物与人物,不像处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之内,而是分散在各自的时间里,一如林木先生所言:“(对)每一个局部的考证大都能成立,这使得各行各业专家们的《清明上河图》研究都十分成功。但当我们要把这些真实的局部完全拼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方位环境图像时,运气就不如前者了,因为很难完全符合文献的记载。《东京梦华录》等古代文献用于全景式考证的原型意义在《清明上河图》研究时往往要失去作用,甚至连以前似乎正确的局部考证也往往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而让这种研究陷入混乱和无意义。”
我们知道,《清明上河图》被称为“写实之终极”,画家张择端对于现实的捕捉与再现能力,可以说古今无二。举一个关于细节的例子: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中的缆绳,张择端不是简单地画成一条线,而是画成两条平行线。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画家都会将缆绳画成双线,比如在前面提到的《雪渔图》中,船缆就是用单线简练勾勒的。而在《清明上河图》这样一幅宏观全景式的巨作之上,人众如蚁,场面宏大,用两条线勾出缆绳的外廓,粗细要均匀,还要带出重量和质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条船船尾的篷顶上,还散落着几圈缠绕的绳子,也一律是双线勾勒,缠绕的顺序有条不紊,足见画家对于细节拿捏得多么精准自如,纤毫毕现。
《清明上河图》(局部),船尾篷顶上的绳子
类似的细节,在《清明上河图》不知能找出多少。像《清明上河图》这样一幅史诗级的图卷,是由无数个局部的图像汇集成的,每一个局部都是一幅单独的画面,向观者提供丰富动人的细节。《清明上河图》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那些看似微小的细节,让整卷绘画流动起来,生动起来,宛如一条浩荡不息的大河,不知汇进了多少细小的水滴。像张择端这样一位功力深厚的画家,在完成《清明上河图》这样一件浩大而精微的伟大作品之前,必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准备、缜密的规划、耐心的经营的,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没心没肺的“错误”。因此,在我看来,上述这些“混乱”并非来自《清明上河图》本身,而是来自我们这些观者。假如画面上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错误”,这很可能说明它们原本就不是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读懂。
在我看来,《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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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