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我们总说“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但现在看来，分配的问题可能比发展更棘手。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5%，而十年前这个数字是现在的三倍多。不是大家不想花钱，而是钱就那么多，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压着，谁敢不留点后路？数据显示，中国人会把四成
中国经济的成绩单上有个数字越来越显眼：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4%，比全球平均水平低了将近17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真正落到老百姓口袋里的比例，相比其他国家要少一截。
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直接关系到普通人能不能放心消费、敢不敢生孩子、会不会一直焦虑明天。
过去我们总说“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但现在看来，分配的问题可能比发展更棘手。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5%，而十年前这个数字是现在的三倍多。不是大家不想花钱，而是钱就那么多，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压着，谁敢不留点后路？数据显示，中国人会把四成以上的收入存进银行，哪怕存款利率一降再降。
这背后是一个扭曲的循环：收入不高导致不敢消费，消费不足让企业利润变薄，企业利润薄就更难给员工涨薪，于是收入更跟不上……这个死结该怎么打开？
我们先看看钱到底去了哪里。
一方面，劳动和资本的回报差距越来越明显。四十年前，劳动者能分到国民收入中的55%，现在只剩下40%。资本拿走的越来越多，劳动力换来的份额不断缩水。哪怕在同一行业内部，分化也极其严重。比如光伏产业，虽然全行业超过三成企业在亏损，但头部10%的企业依然拿走了80%的利润。普通人很难分享到技术升级或者产业发展的红利。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触目惊心。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人均年薪超过20万，是制造业的三倍、农业的六倍。这种差距不仅影响个人选择，也扭曲了整个社会的资源流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进工厂，反而扎堆奔向平台经济、金融服务，甚至干脆“躺平”等待机会。数据显示，制造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正在持续下降，“脱实向虚”已不是一句空话，而成了一种趋势。
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同样没有缓解。北京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八万，而甘肃贵州还不到两万五。差距不仅没缩小，还在扩大。人才、资金、技术持续从西往东、从北往南流动，很多中西部县市面临“空心化”——年轻人走了，消费起不来，本地经济更加低迷。
收入不足直接压制了消费。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变成“哑铃型”：一头是奢侈品卖得火爆，2023年市场规模超过八千亿，增速18%；另一头是拼多多、折扣店生意火爆，便宜货永远有市场。但中间地带的汽车、家电、品牌服装等“品质消费”却明显乏力。
老百姓不是没有消费欲望，而是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房贷是最明显的一笔支出——在一线城市，不吃不喝三十年可能才买得起一套普通住房。即便是在所谓“新一线”城市，房贷也常常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再加上看病自付比例高、养老准备得自己攒、孩子教育投入无底洞……哪怕工资稍微涨一点，也很快被这些刚性支出吞没。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收入增长缓慢的背景下，消费信贷飞速扩张。很多年轻人依靠信用卡、网贷、“先享后付”来维持消费水平，但负债终归要还。逾期率持续攀升，不少人陷入“借钱—还债—再借钱”的循环。
企业也不好过。由于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很多行业陷入价格战。光伏组件价格从三块钱一瓦跌到八毛，全行业亏损，但企业仍不敢停产——怕丢了市场、怕机器闲置、怕工人流失。结果就是利润率越来越低，2023年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只有2.59%，不到美国同期的三分之一。
企业不赚钱，就更难给员工加薪。2024年制造业人均工资甚至出现了下降。创新投入同样受到影响，不少企业削减研发预算、推迟新品上市，而这又导致它们在竞争中落后、利润进一步下滑。
就业市场出现诡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工厂招不到熟练技工，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人高不成低不就，最终选择跑外卖、开网约车、做直播——这些行业门槛低、上手快，但收入不稳定、保障也欠缺。据统计，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两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社保、没有劳动合同、更没有职业上升通道。
打破这个循环，显然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初次分配是关键。光靠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是不够的，得让劳动者真正有议价能力。一些企业开始试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把员工收入和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品质量绑定——这做法值得推广。只有当企业和员工成为利益共同体，涨工资才不会被看作成本负担，而是可持续的投资。
税收制度也应当更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目前的个税改革减轻了部分工薪阶层压力，但对于真正的高收入群体，边际税率仍有上调空间。年收入超过五十万的人，是否可以承担更高一点的税负？这些税款若能用于提高基础养老金、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增加学前教育投入，或许能缓解普通人的储蓄焦虑，让大家更敢花钱。
此外，慈善和教育捐赠如果能获得更优的税收减免，也会激励高收入群体回馈社会。比如有的互联网企业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西部教师培训，这虽然不是直接发钱，但通过提升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最终会帮助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不可或缺。新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就是一个好例子，它帮助失能老人家庭节省了大量医疗开支，这些省下来的钱转而流向了日常消费。如果全国的基础养老金标准能稳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持续扩大，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少了，才可能更愿意把存款拿出来花。
我们常说中国经济韧性很强，但韧性不代表能自动解决所有问题。德国曾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让工资增长跟上劳动生产率，日本曾在十年内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显著提升民众收入。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能只盯着GDP数字，而是要让人切实感受到分配的公平和生活的改善。
眼下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如果能以收入分配改革为杠杆，推动消费、投资与出口再平衡，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更可持续、也更温暖的路。说到底，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数字的光鲜，而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踏实生活、放心花钱、从容面对明天。
而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金融见闻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