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村里通广播，说是要修新路，路经过哪家，就给哪家拆迁款。我家院子刚好卡在路边一点点，差了不到半米，没能划进去。村里人都笑话我，说刘老四你这命啊，真是踩在狗屎上了。

那年村里通广播，说是要修新路，路经过哪家，就给哪家拆迁款。我家院子刚好卡在路边一点点，差了不到半米，没能划进去。村里人都笑话我，说刘老四你这命啊，真是踩在狗屎上了。

我倒是没太当回事。日子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那时杨师傅家和我家一墙之隔，可划到拆迁范围里去了。记得那天他家来了好多亲戚，吃饭的时候，他三姑还特意端着一碟花生米过来给我尝尝。我挺不自在，只尝了一粒就走了。

杨师傅是村里唯一的木匠，手艺好得出了名，连县城里都有人来请他做家具。我打小看着他用刨子削木头，削出来的木屑像一卷一卷的薄纸，在阳光下金黄透亮。小时候我常趴在他家院墙上，他也不烦我，有时还给我做一些小木玩意儿，比如一个能转动的木陀螺，上面还刻了一只歪脖子兔子。

“刘老四，你小子从小就爱看热闹。”杨师傅总这么笑我。

得了拆迁款后，杨师傅家换了一台新冰箱。夏天的时候，他媳妇王婶还给我送过冰镇西瓜。那西瓜是真凉啊，冰得牙都要倒了。我啃着西瓜，看杨师傅院子里堆着的木料，心里想着他家是不是要盖新房子了。

那会儿我家里也不富裕，老婆在乡里的食品厂做工，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我在建筑队干活，忙的时候一天能有一百多，不忙的时候就在家歇着。儿子刚上初中，花钱的地方不少。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直到那年秋天，杨师傅突然病倒了。

那天我刚从工地回来，就看到杨师傅家门口停了辆出租车，他儿子小杨和王婶扶着杨师傅往车上走。杨师傅脸色发黄，走路摇摇晃晃的。我问怎么了，王婶哭着说检查出肝癌了，要去县医院。

就是那种一听就不是啥好病的病。

那段时间，村里传言杨师傅家病急乱投医，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去了省城。治病花了好多钱，拆迁款都快用完了。有人说看到王婶在镇上的银行门口哭，好像是借钱被拒了。

过了大概一周，一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用钢丝刷子刷锄头上的泥，王婶来了。她站在我家门口，眼睛红肿，嘴唇都咬破了。

“老刘，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们？杨师傅…”她说不下去了。

我把她让进屋里，倒了杯水。家里的热水壶挺旧了，壶嘴有点歪，水倒出来的时候溅到了桌子上。我随手拿袖子擦了擦。

王婶哭着告诉我，杨师傅在省城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但医生说还有希望，需要做手术，还要化疗。前期检查和住院已经花了不少钱，手术费还差五万。

“老刘，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知道你们家也不富裕，但真的是没办法了…”

那时候五万对我们家来说不是小数目。我老婆不在家，儿子在学校上晚自习。屋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个走走停停的老挂钟发出滴答声。

王婶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她搓皱的裤子上。我想起小时候杨师傅给我做的那些小木玩意儿，想起他教我用刨子的样子，想起夏天那个冰凉的西瓜。

“你等一下。”我起身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暗格里拿出一个旧铁盒子。那是我和老婆这些年攒的钱，是准备给儿子上大学用的。我数了五万出来，递给王婶。

王婶愣住了，然后突然跪下来。我赶紧把她扶起来，有点慌。“别这样，杨师傅要是知道了非得骂我。”

“老刘，我、我…”王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去吧，赶紧的。”我把钱塞进她手里，“杨师傅好起来，再做几件家具就还上了。”

那天晚上，我老婆回来后，我跟她说了这事。她没吭声，只是坐在床边掉眼泪。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做得对。”

杨师傅去省城治疗后，我偶尔会碰到回村里拿东西的王婶。她说手术做了，效果还可以，但还得继续治疗。我也没多问，日子照样过。

谁知道半年后，村里传来消息说杨师傅还是没挺过去，走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师傅走后没多久，王婶带着儿子小杨也搬走了，据说是去了省城投奔亲戚。

他们走得匆忙，连招呼都没打。有人说他们欠了一屁股债，是逃债去了。村里人又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还特意跑来问我：“刘老四，听说杨木匠家欠你钱？”

我只说：“没有的事。”

老婆倒是有点不平衡：“咱家那五万怕是要不回来了。”

“救命的钱，就当是还人情了。”我这么安慰她，心里却也不是滋味。毕竟那是儿子的学费钱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杨师傅家的事渐渐被村里人淡忘了。那家院子空着，慢慢荒废了，墙上爬满了野藤，院子里长出了膝盖高的杂草。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总会想起杨师傅削木头的样子，想起那些在阳光下透亮的木屑。

转眼间，十二年过去了。

儿子上了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工作，结了婚。我和老婆也老了不少，头发花白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五万钱的事，早就被我们抛到脑后了。

去年夏天，我到省城儿子家住了一阵子。有天早上，我起得早，想着出去溜达溜达。

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推着破三轮车，在垃圾桶旁边翻捡着什么。那小区是新建的，住的都是些年轻人，平常不怎么分类垃圾，啥都往一起扔。物业说了好几次，也没啥用。

那天烈日当空，热得很。年轻人戴着顶破草帽，手上还套着塑料手套，正低头从垃圾堆里捡出一些饮料瓶。

我本来想绕过去，但不知怎么的，我盯着那年轻人看了好久。他身形瘦高，背影有点眼熟。

就在我要走开的时候，那人转过身来，正好对上我的目光。我们都愣住了。

那是小杨，杨师傅的儿子。他长高了不少，黑瘦黑瘦的，眉目间还是能看出几分杨师傅的影子。

“刘、刘叔？”他结结巴巴地叫我，声音有点发抖。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飞快地扯下手套，把草帽也摘了，低着头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

小杨吞吞吐吐地说，他和妈妈这些年一直在省城，妈妈前年走了。他打零工维持生活，最近活少，就出来捡点废品补贴家用。

“妈临走前一直念叨着说欠了你家的钱…”小杨说着说着，眼圈红了，“刘叔，我一直想找你，但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五万…”

我的心突然揪了一下。他们一直记得这事。

“算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摆摆手，不想让他难堪。

可就在这时，小杨突然跪在了我面前，哭了出来：“刘叔，我爸走的时候让我一定要还上这笔钱。这些年我一直没忘，只是手头紧…”

我赶紧去扶他，但他不肯起来。小区门口的保安和过路的人都往这边看。

“起来，起来。”我急得不行，“大家都看着呢。”

小杨抹了把眼泪，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刘叔，这是我这两年攒的，还差不少，但我一定会还完的。”

我没接那信封，而是一把把他拉起来：“走，跟我去儿子家坐坐。”

在儿子家里，小杨拘谨地坐在沙发边上，喝了我端给他的水。我让他讲讲这些年的情况。

原来杨师傅去世后，王婶带着小杨去投奔了省城的亲戚。小杨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帮妈妈一起打工。他们换了好几份工作，住过地下室，也住过工棚。王婶一直念叨着欠我家的五万块钱，说一定要还上，这是杨师傅的遗愿。

“我爸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老刘借的那五万是救命钱，不能忘。”小杨说，“他说你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我听着，眼睛有点酸。

“后来妈妈生病了，又花了不少钱。她走的时候，还念叨着这事。”小杨低着头，“刘叔，我不孝顺，连妈妈的心愿都没能完成。”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赶紧问他：“你爸临走前没给你留什么东西吗？”

小杨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有，留了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他的一些工具和图纸。”

“现在还在吗？”

“在的，我一直带着，搬家也没丢过。”小杨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杨，你爸是个好木匠，他那手艺是真值钱。你要是愿意，我教你木工活儿。我虽然比不上你爸，但这些年也学了不少。”

小杨眼睛亮了起来，但又很快暗淡：“刘叔，我哪有那个天分…”

“那可不一定，木匠的手艺是父子传的，你爸常这么说。”我笑道，“再说了，试试看嘛，不行再说。”

就这样，小杨开始跟我学木工。我把他领到我在郊区租的小工坊，给他看我这些年做的家具。他学得很快，比我想象的要有天分。有时候他削出一片木屑，那弧度，那厚度，简直就跟他爸一模一样。

三个月后，小杨做出了第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张小板凳。手艺虽然还粗糙，但已经能看出门道来。我们把那张板凳卖了八百块钱，小杨高兴得不行。

一年过去了，小杨的手艺长进不少。我们合伙接了不少活，工坊也扩大了。眼看着他越来越像他爸，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前天，小杨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东西要送给我。

我去了工坊，他从身后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做工精细的木笔。笔杆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光滑细腻，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料是上好的紫檀木。

“刘叔，我在爸爸留下的图纸里找到了这个设计。”小杨激动地说，“他写着要送给您的，可惜没来得及做…”

我接过那支笔，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杨师傅站在工坊的角落，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刘叔，这些年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小杨突然单膝跪地，“我想认您做干爹，不知道您…”

我没等他说完，就把他拉了起来，使劲抱住了他：“傻小子，你这是干啥？我跟你爸是兄弟，你叫我一声叔就行了。”

小杨抹了抹眼睛：“刘叔，我爸说得对，您真是世上最好的人…”

那天晚上，我拿着那支木笔，坐在院子里看星星。老婆在旁边削苹果，问我：“想什么呢？”

我笑了笑：“我在想，咱那五万块钱，花得真值。”

老婆也笑了：“那是。”

其实，小杨不知道的是，他爸当年临走前，托人给我捎了一封信。信里就一句话：“老刘，谢谢你，钱我会让小杨还的，人情我来世再报。”

信的背面，画着一个木盒子的设计图，下面写着：“给老刘的谢礼，望小杨能完成。”

现在，这支笔就放在我床头。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杨师傅，想起那些在阳光下透亮的木屑，想起那个学着爸爸手艺的小伙子。

生活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今天播下的种子，会在多少年后开花结果。那五万块钱，我从来没后悔过。因为钱没了还能再挣，但人心丢了，这辈子就找不回来了。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