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汝瑰作为潜伏多年的红色特工，见过国军太多高官为了权力明争暗斗、为了私利中饱私囊，这些人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郭汝瑰作为潜伏多年的红色特工，见过国军太多高官为了权力明争暗斗、为了私利中饱私囊，这些人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可多年后，当郭汝瑰写回忆录时，却特意记录那十五年里，能让他真正佩服的，还有两个人，也只有两个人。

他们没争过权，没贪过钱，心里装的是国家和百姓。

这两位让他如此推崇的将领，究竟是谁？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郭汝瑰对国军将领的失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1930 年，23 岁的他已是共产党员，却因起义联络失误与组织失去联系，后阴差阳错进入陆军大学，凭借优异成绩被陈诚赏识，逐步跻身国军高层。

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见证了太多不堪：有人借着抗战机会，倒卖军火，把军饷装进自己腰包。

有人为了争夺地盘，故意拖延前线补给，哪怕战士们在前线饿着肚子打仗，还有人表面喊着“救国”，私下却与伪军暗中勾结，谋取私利。

就连老蒋晚年都曾感慨“国军败亡的直接原因是腐败”，而郭汝瑰身处其中，看得更为真切。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每日周旋于这些人之间，如履薄冰，不仅是怕身份暴露，更是怕被这股腐朽风气同化。”

在这样的环境里，多数将领的所作所为，都让他心生排斥，直到他遇到了张治中，一个在“争权夺利”的漩涡里，把“和平”与“责任”放在首位的人。

1945 年 8 月，郭汝瑰作为作战厅参谋，参与了重庆谈判的前期筹备。

当他得知国军方面要派代表前往延安迎接毛主席时，心里暗自揣测：“多半是哪个想邀功的将领主动请命，无非是想在老蒋面前露脸。”

可当名单公布，看到“张治中”三个字时，他却有些意外，这位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学长，不热衷于这种“政治表演”。

后来郭汝瑰才知道，张治中是主动找到老蒋，坚持要去延安：“主席肯来重庆谈判，是为了和平，我们派去迎接的人，必须有诚意，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只是做做样子。”

这次延安之行，张治中全程陪着毛主席参观，耐心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回来后还特意跟郭汝瑰感慨：“共产党是真心想和平建国，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

张治中的“不一样”，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已显露。

1890 年出生的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 年受邀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长。

当时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曾私下找到周恩来，坦诚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虽因为当时两党约定“不吸收国军高级干部”原则，张治中未能如愿，但这份对理想的真诚，让他始终保持着对两党合作的期待。

抗日战争期间，张治中曾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淞沪会战，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他亲自在前线指挥，部队伤亡惨重也绝不后退。

可战后，他却第一时间向老蒋递交辞呈，主动交出兵权：“仗打完了，兵权该还给国家，我还是回去教书吧。”

这种“不恋兵权”的态度，在国军将领中极为罕见。

要知道，当时多数人都把兵权当成“保命符”和“升官梯”，只有张治中，把“责任”看得比权力更重。

1949 年，国军政权摇摇欲坠，老蒋再次提出“和谈”。

这一看就知道这是缓兵之计，张治中却依旧选择相信，带着期望北上北平。

临行前，郭汝瑰曾私下劝他：“先生，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老蒋不会真的想和平。”

张治中却摇摇头：“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去试试，能多保一天和平，百姓就能少受一天苦。”

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他选择留在北平，彻底脱离国军，晚年还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国家统一奔走。

1969 年 4 月 6 日，79 岁的张治中在北京病逝。

郭汝瑰在回忆录中特意写下：“当我作为张的助手后，竟为他不辞劳怨，为求和平而努力的精神所感动，而佩服他了。”

如果说张治中让郭汝瑰佩服的是“对和平的坚守”，那傅作义让他佩服的，则是“对民族大义的担当”。

1949 年初，郭汝瑰在南京得知傅作义拒绝执行老蒋“炸掉北平古城”的命令时，曾对身边人说：“傅宜生（傅作义字）这个人，比我想象中更有魄力。”

傅作义的魄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显露。

1895 年出生于山西运城的他，15 岁就参加辛亥革命，23 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晋军，骨子里刻着“守土有责”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爆发仅十天，他就与宋哲元等 50 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当时，国军高层还在犹豫是否“攘外必先安内”，他却早已带着部队在绥远布防。

1936 年，日寇侵犯绥远，傅作义在部队会议上慷慨陈词：“日寇占我察北、犯我绥远，是全军将士的耻辱！岳武穆 38 岁殉国，我已过 38 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随后他亲临集宁前线，带着战士们与日军血战 12 小时，最终击溃 5000 余名日军，取得绥远抗战的胜利。

1940 年的五原大捷中，他更是指挥部队全歼日军特务机关，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创下晋军抗日歼敌的最高纪录。

郭汝瑰曾在军事会议上见过傅作义，当时有人劝他“保存实力，别跟日军硬拼”。

傅作义却反驳：“军人的实力，不用在打鬼子身上，留着有什么用？”

1949 年，傅作义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手握 60 万兵力，是北平的“掌控者”。

老蒋给了他密令：“若不能坚守，就炸掉北平的文物古迹，不能留下完整的都城。”

一边是老蒋的命令，一边是千年古城的安危，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后者。

他主动谈判，接受和平起义条件，让北平得以平稳交接。

毛主席后来公开评价：“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功劳很大，应该奖他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第一任部长，23 年间走遍全国的水利工地，甚至在 1954 年长江抗洪时，亲赴一线指挥抢险，把对国家的忠诚，从战场延续到了民生建设中。

1974 年 4 月 19 日，79 岁的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临终前还叮嘱家人：“要跟着党，好好为国家做事。”

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评价他：“傅作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为保护故都文物，免除了生灵涂炭，这样的人，值得所有人佩服。”

晚年的郭汝瑰，会把张治中和傅作义的故事讲给晚辈听。

当晚辈们发出疑问，他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会佩服国军将领的时候，郭汝瑰会回答，佩服一个人，不看他属于哪个阵营，看他是不是真的为国家、为百姓做事。

张治中不恋兵权、为和平奔走，哪怕被国军保守派排挤，也从未放弃对“国家统一”的期待，傅作义敢跟日军硬拼、敢拒老蒋的毁城命令，哪怕要承担“背叛”的骂名，也始终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

他们或许有过迷茫，有过妥协，但在关键时刻，都守住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这是郭汝瑰在多数国军将领身上看不到的品质。

来源：沈言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