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张老照片，长14cm、高6cm，其题记为：“蒲江中学高中第一届毕业班留影”，1961年7月30日摄影于蒲江中学教学楼前的小坝内。此照片的收藏人刘朝仑，讲述人姚光彩，时为蒲江中学首届高中班学生。
蒲江中学高中第一届毕业班留影
（摄于1961年7月30日）
这张老照片，长14cm、高6cm，其题记为：“蒲江中学高中第一届毕业班留影”，1961年7月30日摄影于蒲江中学教学楼前的小坝内。此照片的收藏人刘朝仑，讲述人姚光彩，时为蒲江中学首届高中班学生。
人物介绍
第一排，计学生19人，从左至右依次为：袁玉芳、袁玉书、江国芬、王正芳、杨毓英、姚月英、徐兰英、吕月芬、李昌英、曾金莲、卢玉琴、黄至奇、高玉文、沈玉英、万光玉、张学芳、熊立英、宁秀贞、吴万禄
第二排，计教师18人，从左至右依次为：杨醒民（老师）、蔡明皋（老师）、陈□□（老师）、肖孝忠（老师）、夏文光（老师）、周开第（老师）、范国品（老师）、胡祖舜（老师）、张学忠（老师）、张家福（老师）、傅修惠（老师）、徐顺礼（老师）、陈述瑞（老师）、刘和宗（老师）、张天泰（老师）、杜崇明（老师）、曹建铫（老师）、陈俊华（老师）
第三排，学生15人，教师6人，计21人，从左至右依次为：邓书香、李攀祥、兰跃钦、詹仕成、张大林、杨永明、杨宗荣、曾先熬、包于飞（老师）、王永良（老师）、刘文清（老师）、徐文玉（老师）、刘俊玲（老师）、陈玉彬（老师）、□□□、陈仲才、刘朝仑、但怀树、刘德荣、姚光彩、张尚清
第四排，计学生21人，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德俊、王立德、□□□、王林忠、罗国贤、杨璋玉、张大田、何君臣、王洪安、杨国均、黎万钟、王平海、柯隆平、何家齐、刘国富、刘正兴、罗金和、罗重午、汪学儒、卢绍镆、戴邦隆
第五排，计学生18人，从左至右依次为：杨永坤、姚光先、陈鹤松、陈先恒、张国清、陈宗林、罗仕文、刘启才、□□□、严天琪、杨大兴、卢显文、叶世松、廖志斌、朱良才、王开富、李明新、陈维高
1958年秋，蒲江初级中学“戴帽”招两个高中班，1960年秋办成完全中学，改名四川省蒲江中学，高61级为蒲江中学首届高中班。
姚光彩说，因1961年是三年低标准生活的第三个年头，经过两年多“瓜菜代”的低标准生活，原招新生100人，到毕业时只有76人，参加毕业照像的只有73人，同学们个个面黄肌瘦。由于，1961年高考录取不看考生高考分数，只看“政审”结论，高考录取是暗箱操作，不透明、不公开，所以哪些同学被录取了，考上什么大学了，互相都不太了解。这样就造成毕业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同学未见过一面，所以有近一半不能辨认。
此照片中的人物，经蒲江中学高61级的刘朝仑、宁秀珍、姚光彩、汪学儒、陈鹤松、姚光先、王开富、徐兰英，原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蒲江中学高62级的陈焱钧，蒲江中学教师刘学超之子、蒲江中学高66级的张天成，逐一辨认。最后，又经当年蒲江中学高61级1班班主任，现已90岁的张家福老师确认。但，仍然有三位同学不知道其姓名。
姚光彩：难忘的蒲江县第一届高中班
1、育人才攀高峰，蒲江首次办高中
自1941年蒲江县将原“鹤山书院”修葺扩建，改办为“蒲江县县立初级中学”。到建国前，蒲江县的初中毕业生要远到省城成都就读高中。建国初期，蒲江县隶属眉山专区所辖，初中毕业生考入高中后，要翻越长秋山到眉山县城就读高中。1953年蒲江划归温江专区，初中毕业生考入高中后，要分别到新津或邛崃就读高中。随国家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培养更多国家建设所需人才，攀登科学高峰，经温江专区行署批准，1958年秋季，蒲江县初级中学校开办戴帽高中班。当年蒲江县只有蒲江县初级中学校初58级四个毕业班共213名学生，为扩大生源，蒲江县初级中学校抽调部分教师，在5、6月份组织往届初中毕业生和社会上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在学校食堂内进行中考前复习，各班班主任尽量动员成绩好的学生填报高中志愿。7月份在蒲江县初级中学校内进行中考，1958年8月6日，由“四川省蒲江县高中一级招生委员会”张榜公布招收的高中新生100名，其中保送生13名名单，又同榜公布其余招收邛崃师范校20名、雅安医士学校25名、江油钢铁学校27名、公路工程学校10名、温江专区工业学校20名的名单。此榜示，为蒲江中学张家福老师保存的底稿。姚光彩说，正式的“榜示”是用毛笔竖起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当时的教师宿舍楼的外墙上，让人看榜不像现在那样发录取通知书。由于当时实行汉字简化字不久，书写此“榜示”的老师还习惯用以往不规范的简化字。如：“发”字写成“开”字后一竖拐个弯，“蓝”字写成草头下面一个“兰”字，“耀”字本没有简化字写成光旁加个“夭”字，“富”字沒有简化字写成宝盖头加个“户”字。还有高中新生的“刘国富”写成“徐国富”。高中新生在新学期入学报名时分为两个班，每班50人，这就是蒲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届高中班——高61级。
1958年四川省蒲江县统一招收高中一级新生榜示
2、“半日制”师资缺，初中教师教高一
1958年9月高中新生入学时，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带齐两样劳动工具（其中必须有一样是锄头）。学校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半日制”。
由于是新办的戴帽高中，师资力量不足。1958年下学期，上级只分来一名语文教师舒光远（南充师专进修毕业），一名体育教师何世民（西师体专毕业）和一名生物教师张天泰（南充师专毕业），其余均是原学校教初中的，并且除张学忠（川大历史系）、陈俊华（川大经济系）是本科学历外，其他是专科学历教师，还有个别是高中学历教师。
为了保障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学校领导蓝际远顶着压力，大胆起用一部分政治上，成份上所谓“有问题”，但确有水平和能力的教师上岗任教，开学初，高一各科任课情况如下：蓝际远（政治）、舒光远（语文），当时的数学分为代数、三角（高二起开设）、几何。陈俊华（代数）、徐文华（平面几何），傅修惠（化学），国庆节前物理由杨醒民老师教，国庆节后调来一位川师物理本科毕业的陈述瑞，物理就改为陈述瑞老师教了，何世民（体育）、张天泰（生物）、张学忠（历史）、姚振民（地理）。
由于当时要求学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语言——俄语。所以高中外语规定学俄语，但无教师，所以没有开设外语课。高61级1班班主任是张学忠老师，2班班主任是傅修惠老师。
3、大跃进炼钢铁，全校师生齐努力
1958年秋开学后，学校利用半天的劳动时间进行开荒，我们高61级，主要开挖笔架山的乱坟园、“鹤山书院”山顶上的荒地和五显坡的荒地。一边开荒，一边种菜。学校提出开荒100亩，养猪100头的目标。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为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而奋斗，达到“超英赶美”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学校也立即卷入到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
从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半天的学习时间也得不到保障。在学校的号召下，同学们步行十多里到中兴“打石岩”去运修建炼钢炉需要的耐火石砖和耐火石粉，找工人做风箱，各班分别在校园内建起炼钢炉。我们高61级2班在原东岳庙（现沼气办后面山上）内建起一座炼钢炉和一座打铁的红炉，学校又派人到县上炼钢现场会去学技术。炼钢的主要原料——铁，从何而来呢？由于当时农村、街道居民、各机关都办起了公共食堂，除机关外，吃饭不出钱，过所谓“共产主义生活”，所以各家各户的锅没有多大用处，由当地供销社统一收购，用来炼钢。蒲江中学炼钢所需的铁，就分配到复兴供销社。一天，吃了午饭，学校派出部分体力好的学生去运锅铁，我们高61级是全校的老大哥，体力是全校最好的，所以我们年级派出的人最多。学生自带工具，到复兴去运锅铁，步行经大兴到复兴，把锅铁装好，有的背，有的挑，沿去的小路返回，规定到大兴吃晚饭，但还未到大兴天就黑了，摸黑走到大兴，同学们已比较疲惫，吃了饭，又摸黑走到三和场，在大兴公社刚修的一个炼铁厂内休息一段时间，又挑着锅铁往回赶路，到北门坡烈士墓园处，听到学校已敲响了起床的钟声。回到学校，把锅铁放好，洗漱完毕，到教室上早自习，老师宣布：今天上午生物要进行统考（指专区统考），同学们要认真复习。头天晚上劳累了一个晚上，基本上未睡觉，只有一个早自习的复习，能考出怎样的成绩？结果有比较多的人不及格，所幸的是这次统考未排名。
同学们每天要轮流到炼钢炉拉风箱，加原材料，观火候。晚上轮换加夜班，看谁先炼出第一炉合格的钢向学校报喜，还要看哪个班炼的钢最多。除了炼钢，打铁，开荒外，还要翻越长秋山，步行30多里到眉山晋王场的一个矿井去运硫矿石回校，提炼硫磺，提炼结果，只闻到硫磺气味，看到黄色的烟，未得到硫磺结晶；到长秋山上采摘香樟树叶，回校提炼香油；到长秋山上割葛藤，回校泡制农药；还要完成手捶钢珠的任务；我们高61级2班还在原花牌坊（笔架山旁），像农村人民公社那样搞深耕熏土：把开荒地挖2米多深，垫上一定数量的柴草，留一空间，将深挖起来的土盖上去，点燃柴草，把上面的土熏干、熏黑，说是这样能增加土壤肥力。土熏好平整后，在上面播种高产小麦。第二年春天，小麦苗长势确实很好，在抽穗后还发现有所谓“双仓”或“三仓”的麦穗。为此，我们班还将这个作为秘密，不准外传。但到扬花结籽时，全部倒伏，结果基本无收；学校又在现蒲江中学大门外公路边修建水泥厂，建高炉一座，淘浆池三个。由我们高61级学生到原盐井沟山上东北公社办的石灰窑去挑石灰倒在淘浆池中，又到观音塘中挑水倒在淘浆池中。把石灰泡起，不知挑多少担水才把淘浆池装满。淘出的石灰浆放到下一个池，澄清后把水放干，掺加其它原料，放到高炉中煅烧后，用牛拉的石碾碾细，制成水泥，结果虽未成功，但同学们却付出了不少劳动。
4、办教育百年计，大鸣大放提建议
1958年10月初，学校开展对教育方针鸣放活动，要求学生用大字报形式发表意见，当时整个学生食堂内贴满了大字报。其中高61级两个班写的大字报最多，集中反映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高中课程设置不满意。如吕月芬，王立德等同学认为：听说高中应是每周31节课，现减少为21节，我们不满意，更使我们不满意的是把外文取消了，不如把它改为农业中学；袁玉书等同学认为，不学外语，把这期读了，下期不来了，背起一个高中生的名声。
其二、对劳动时间多和勤工俭学收入分配不满意。如张大林等同学认为，我们生在农村，都有劳动习惯和一定的劳动技能，农忙假，寒暑假都在参加劳动，劳动时间不少了，学校不应该安排那么多的劳动；詹仕成等同学认为，勤工俭学的钱，应该60%归学生，40%归国家，因为我们使用的是自己的工具。
学校对同学们用大字报提出的意见，派人进行了摘录。
5、参汇演受处分，寒假回社挖花生
1958年年底，县上组织文艺汇演，会场设在现文化馆下面，原影剧院内。事前，学校精心编排了各种节目，决心夺取一等奖（手风琴一部）。汇演时，各单位，各公社都报了不少节目，主持者将公社的部分节目安排在前面，只安排蒲江中学表演了两个节目后，剩下的节目就不让演了。领队老师很气愤，回校后就向学校领导反映。当时学校主持工作的蓝际远到北京参加全国的勤工俭学会去了。学校工作就由副校长蒋德慎负责。第二天带队老师组织参加汇演的同学向组织文艺汇演的单位和负责人写了不少的大字报，拿去贴在影剧院的周围。后来，县上就以发动学生攻击县委为导火线对蒋德慎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级的处分，下到平乐（当时叫平落）中学教书（后来，组织上给蒋德慎落实了政策，任城建委副主任直到退休）。参与的学生，期末的“操行成绩”一律降为“丙”等，几个领队老师也受到了一定的处分。
放寒假了，农村学生回乡后，要到公共食堂吃饭，所以公社就组织学生参加大兵团作战。如东北公社就让我和徐守忠（初三学生）带队，先到东北公社一大队去匀油菜，然后又带上被盖到八大队（现潘沟村）去挖花生（因社员大多去大炼钢铁了，快过年了花生还未挖完）。晚上集中在大队小学，把长条课桌当床住宿，直到腊月二十九日才解散回家过年。
6、睡地铺历艰辛，马拉松赛夺冠军
1959年春，邛蒲合县后，蒲江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搬到邛崃，原县政府职工宿舍（现水务局大门对面，城北农贸市场南半部），划给蒲江中学使用。学校把高61级男生全部安排到职工宿舍住宿。那里全是泥砖平房，又没有床，用稻草铺在地上，上面放上草席，全部睡地铺。路上没有路灯，下了晚自习，要摸黑沿原来的城墙边小泥路走到宿舍，下雨天，泥路很滑，特别难走。直到第二年安上了学生床，我们才告别了地铺，但那条无路灯下雨天又溜又滑的泥泞小路，我们却一直走到毕业。
当时没有电铃，学校在校内楠木林山坡上的树杈上挂上一口铸铁钟，学校的作息时间都以工人刘炳坤到山坡上敲响的钟声为准。“职工宿舍”离学校较远，听不见学校钟声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一天早上因同学们和住在那里的老师们都没有听见学校起床的钟声而睡过了头，我们赶到学校时迟到了，值周老师罚我们学生集体围绕操坝跑30圈，有的同学因体弱，早上肚子饿，跑得脸色发青、喘不过气来。
“大跃进”年代，学生不但要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劳动，而且学习不能放松，还要坚持体育锻炼。当时体育上推行“劳卫制”（劳动与保卫祖国制）、“劳卫制”规定的各项标准，要求学生通过锻炼达标，全部达标后就认定“劳卫制”及格，各班及格人数要进行排名。当时学校的体育教师何世民（女）是国家二级裁判，有资格担任马拉松赛裁判。在她的组织安排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充分准备后，于1959年4月初，在蒲（蒲江）新（新津）公路上举行蒲江县首届马拉松比赛，从离老东门大桥约100米处开始到青龙石灰桥返回，跑两个来回（共四个单边）即为马拉松全程。高61级大多数同学，初中的部分同学和武警蒲江县中队部分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比赛，未参赛的同学就分班组织，沿途设立茶水站、宣传啦啦队、急救小分队、以及沿途监督员。比赛结果，高61级1班的张大林同学获得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7、“一一五”新计划，勤工俭学贡献大
1959年上期，是我们进入高中的第二期，学校根据第一期同学们鸣放的意见，对课程安排和劳动安排作了一些调整。每周实行“一一五”制，即每周一天劳动，一天休息，五天学习，但实际上规定的一天休息时间多数是用来搞劳动了。教初中生物的女教师徐文玉，在读书时学过俄语，学校动员她担任我们的俄语教学，由于第一期没有开设俄语，所以这期还是从俄语第一册学起。
这期劳动除继续开荒种菜外，开展勤工俭学主要的项目有：一、学校自己在现在乡镇企业局宿舍处建一砖窑，自己烧砖，在原教学大楼旁修建平房教室，我们高61级同学主要参加砖窑打砖坯，轮流烧窑，抬卵石、夯实房基等劳动；二、与县联社联合（县联社出钱，学校出地盘和人力），生产5406细菌肥料，矽酸钾（钾肥），胡敏酸铵（氮肥）。
生产5406细菌肥料主要是把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5406细菌混合在地渣细土中进行堆沤；生产胡敏酸铵主要是用烂泥田底的泥炭加上人的尿液使PH达到一定的值即成。劳动时间各班分组进行工作，力气好的就去收集地渣土，到西南烂泡（现鹤山镇来龙村一社）去挑泥炭，挑泥炭是我每次劳动的任务，力气小的同学就负责细菌培养等技术活。
生产矽酸钾，是利用上期修建的水泥厂高炉，将风化岩石（即现在的页岩），放在高炉中煅烧，烧到一定程度后，用牛拉石碾碾细，即成矽酸钾肥。
当时只有在西南肖河的河边上发现有风化的岩石，5月初，学校停课一周（实际上是农忙假），全体师生到肖河去运风化石，工具各人自带。我在学校附近一农民家中借了一辆鸡公车，王正芳同学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既运得多，又省力。一路上全是学生，有挑的，有背的，车来人往，很是壮观，每天上午运两趟，下午运一趟，晚上照样上晚自习。备齐了材料，每天就轮流烧窑。生产出来的各种肥料，全由县联社卖给附近公社的各个大队，学校所得钱作为勤工俭学收入。
从1958年下期起，因全国人民在公共食堂吃饭不出钱，所以学生在校的伙食费也不由学生交，而由学校到学生所在的大队、街道居委会去收，后来各地公共食堂出现了危机，学校就用勤工俭学经费进行了补贴，到1961年上期，学校总务处规定学生每人每月交伙食费4.8元（每人每日按0.16元计，不分大小月），每月至少也要交3元才能搭餐。
8、低标准印象深，病人注射清油针
1959年下期，我们高61级已进入高二了，这期学校又招收了高62级两个高中班，同时，上级分来了几个大学本科毕业教师，又从邛崃中学调来一位俄语教师（雷九思），这样我们高61级的代数、三角、几何全由新来的夏文光老师担任，化学由胡祖舜老师担任，外语由雷九思老师担任，体育由张启松老师担任，其余各科任课老师不变，1960年又调来徐顺礼老师教我们的立体几何，夏文光老师就只教代数和三角了。
1959年秋开学后，学校留少部分学生在校继续开荒种菜外，其余大部分学生分班组织到农村人民公社参加秋收打谷子，15天后回到学校才得知：四川粮票作废，学生每月大米供应减为19斤，原来我每月吃40多斤的大米，一下就减少一半多，学校的“低标准”生活开始了！
面临困难，学校号召继续开荒，见缝插针，大种产量高的厚皮菜、莲花白、白萝卜和南瓜等。给各班下达每月上交蔬菜，瓜果的任务，有的班又将任务分到人或小组。我们高61级2班的蔬菜地主要在笔架山，还有部分在五显坡现建材厂处。
学校总务处将大米计划按人头分到班，由班上根据学生身体和食量情况进行调节，我们班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先个人自报每顿吃几两，多数同学本身没吃饱，也要比平均数少报点，目的是为了老师说他思想好。在自报的基础上，由班干部和班主任共同议定。粮食不够吃，学校一方面搞“瓜菜代半年粮”，几乎每天都是吃厚皮菜。另一方面搞大米增量法：就是在粮站把供应的米换为黄谷，运回学校生产“火米”，用“火米”蒸饭，一两米可蒸出一大碗饭（其实下面都是水）；学校还发动农村学生回家搬来手推石磨，我们班上的手推石磨是汪学儒和严天其两同学到光明山上严天其的亲戚家运回来的。每班一付石磨放在教室后边。学校到粮店购回粗糠，在锅内炒干、炒香，发到各班，学生下课时就磨糠，磨出的细糠有的把它和在厚皮菜内做成菜馍吃，有的把它和在稀饭内吃，有的班把它与煮熟的红苕和在一起做成糠馍。但吃了后，全都感到解大便特别困难，有吃得多的还弄到医院进行扩肠。为了支援国家，学校曾经把学生的口粮定量压为每人每月9斤大米，但只搞了近10天，学生们实在受不了，才恢复到每人每月19斤大米的定量。到了年底，部分学生因营养不足得了水肿病（又叫浮肿病），学校对这部分学生专门开设病号伙食（设在原教师小食堂内），每天早上增加一碗稀饭，每餐的蔬菜增加一些，过了十天半月，有的病愈回到班上就餐，对未愈病人，则到校医室注射清油针：就是把做菜用的清油（油菜籽榨的油），经过过滤，高温消毒后，用空针由肌肉注射到人体，以补充营养。
1960年的冬天，也有部分学生得水肿病，就连蓝际远校长也得过水肿病。学校还在现游泳池处大办养猪场，由学生轮流饲养和管理，以保证学生每月能吃一次肉。为了保证学校食堂的蔬菜供应，学校总务处人员轮流下放到班，督促完成或超额完成学校分配到班的南瓜，蔬菜任务。到1960年下期又招收高63级两个班，这样蒲江中学就成为完全中学了，全校所开挖的荒地已遍布鹤山书院的山顶和山坡、北门坡、笔架山、五显坡，学校派阮维哲和徐文华（二人均为1957年划的右派分子，拨乱反正后，均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对所有开荒地进行丈量，共计达109亩。全部种上蔬菜和瓜果，满足了师生蔬菜供应，每周还能吃上一顿菜席（即用蔬菜，红苕，南瓜等办的九斗碗）。用学校养的猪每月或节日打一次“牙祭”。
9、防盗窃守菜地，挑水抗旱鼓干劲
自学校开荒种菜以来，特别是“低标准”时期，蔬菜和瓜果时有被盗现象。为此，各班都在自己的菜地边搭上一个草棚，里边用木条绑一张简易床。每晚派二人，自带被盖，点上一盏煤油灯去守菜，这个任务只能是男同学的事，并且都由各班劳动委员来安排，由于各班开的荒地一般都是远离人家，比较偏僻，晚上派去守菜的同学体力要好，胆子要大才行，但各班像这样的人不多，没隔几天又轮上了，所以后来就把范围扩大了，只要成绩好的男同学，都可以派去守菜，我们高61级2班的守菜棚子就在笔架山的公路边（现朱用霖、袁素华老师家下面）。1960年在公园坝召开公判大会，有一个杀人犯刘德馨就被枪毙在离我们班守菜棚子约20米远的公路边，尸体下午四点过才运走。我的胆量小，最怕死人，为了当晚不被派去守菜地，吃了晚饭，就有意不到教室，而到学校后面山沟里看书。谁知不到半小时，就听见劳动委员吕永忠大声喊：“姚光彩（原名：光寀）！……”心想不是叫我守菜地吧！本想不吱声，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共青团员，又是班上学习委员，万一不是叫我守菜呢！抱着这样的侥幸心，就问道：“喊我干啥？”只听他说：“今晚你和曾先熬去守菜！”我听后，心里感到一阵恐惧，但又不敢不去，只得壮着胆和曾先熬同学一起去守菜，那晚是个漆黑夜，煤油灯光又暗，我们俩个都很怕，没有眨过一眼，只是翻着书看，艰难地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又按时回学校上课。
蔬菜、瓜果种起了，还要定期施肥、管理，若遇天旱、久不下雨，就要挑水抗旱。我们班在笔架山的菜地离水源近，施肥、抗旱还不成问题，但位于五显坡那块地就远了，每天上午从学校挑粪去，一个人最多挑三次，还要挑水，要尽力跑得快点才能完成。“鹤山书院”山顶，人们空手上去都感到累，菜地在这里的班，施肥和抗旱时要从观音塘里挑水，沿原来的石板路上山，那个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有的班为了在一天的劳动时间完成任务，就计算要多少担粪，多少担水，然后分到人头，体力小的挑不起满担，就挑半担，低标准本身就没有吃饱，要歇几次气才能挑上山，上山后还得检查桶内的水是否是满的（或一半），不够的，还要补上，所以有些班中午吃了饭，不休息就去挑水，白天完不成，有的晚上打着火把也必须完成，一点也不敢休息，使得少数同学因此而休学，后来，学校对个别班的作法进行了批评。艰苦的劳动，换来蔬菜、瓜果的丰收，旺季多余的蔬菜要用来凉干贮存，以备淡季之用。
10、农忙假去支农，“三同”炼就思想红
当时教学计划规定每年的五月和九月各有半个月的农忙假。五月的“双抢”（抢收、抢种）称为“大战红五月”，九月称为农村“三秋工作”（秋收、秋征、秋种）。届时，学校各班将学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学校管理菜地，喂猪等；一部分安排到学校附近的大队支农；组织大部分同学到团结公社（现大塘和甘溪）支农。
“三秋工作”主要是打谷子，不太艰苦。到团结公社大战“红五月”是至今难忘的最艰苦的劳动。
1960年5月，学校组织大批同学，自带被盖、草席（或床单），盥洗用具、雨具，步行三十多里到团结公社指定的大队后（我们班到现在甘溪泉滩村），在生产队公房或农民家中铺地铺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依照当时农村大兵团作战的形式，将学生按营、连、排、班编制进行分工，行动一律军事化。接受具体的收麦子，栽秧任务后，要向当地公社党委、营部表决心，纷纷递交请战书。营部每天要给各连、排下达割麦或栽秧的亩数。各连、排在劳动中常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栽秧时，秧苗先要放在人粪和猪粪里醮一下才栽，再脏、再臭也要坚持，腰再疼，也顾不得伸一下，只有栽到头了，才背靠在田坎上仰一下，调头继续栽下去。每天各连、排要上报进度，营部及时写简报。晚上还要分班、排组织学习，分班讨论，汇报一天劳动的心得体会。如遇第二天有艰巨任务，就要讨论如何进行大会战，制定作战方案和措施。
那年的5月，气温比常年低，遇到下雨降温，穿着棉衣，戴着斗笠也要坚持下田栽秧，天气冷、肚子饿，不能言表只能坚持，劳动中还得忍饿挣表现，争取总结时不落后。农忙假结束了，同学们又步行回到学校，虽然个个的脸晒黑了，但人人的思想都炼红了。
我就是在1959年9月安排到东北公社一大队（现鹤山镇新区驭虹路一带），参加秋收打谷子，踩人力打谷机，一连踩十五天没有换过人，被认为支农表现好，有吃苦耐劳的好思想而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大战“红五月”的动人场面和感人事迹也成为同学们写作的好素材，不少同学在作文课里写出了优秀而生动的文章，有的还作为初中作文的范文。
11、建食堂抬大樑，天刚见亮就起床
高62级入学后，学校原有的食堂已不能满足全校学生就餐，并且1960年下期还要招收高63级，那食堂更不够用了。于是学校决定在原食堂靠山边的地方再新建一个食堂。当然也是我们高61级挖基脚，夯基础，砌砖就由工人完成。而屋顶上的几根大樑分别还在玉龙寺和潘沟杨祠堂后面的山林中，运大樑的任务，学校就分配给我们高61级1班和2班。
那是1960年6月份，由于天气较热，又等着急用，还要不误课程，决定每天早上早点起床，抬一转回来吃早饭，保证上午上课。因为每根大樑10多米长，重达近千斤，为了便于绑抬架（俗称“大牛儿套小牛儿”）需前后各8人抬，所以每班各选16名高矮差别不大，体力好的同学，由劳动委员带队，第一天早上到玉龙寺后面的山上抬大樑，由于从北门坡上去两公桩后的小路大都是田坎，地坎路，大樑又长，抬后面的看不到前面的路，转弯、下坡都有危险，大家要喊着号子，互相照应，才能保证安全。如：要上坡了，抬前面的就喊：“上陡台！”后面回应：“硬起来！”要下坡了，前面就喊：“下陡崖！”后面回应：“慢慢来！”要转弯了，前面喊：“一二拐！”后面回应：“两边甩！”若是左转弯，前面接着喊：“前摆左！”后面回应：“后摆右！”遇到水坑了，前面喊：“天上明晃晃！”后面回应：“地下水凼凼！”遇到左边是崖坎，前面喊：“左边有虚！”后面回应：“右边有靠！”……尽管这样，在转一个急弯时，由于抬前面的人转的速度快了点，抬后面的人还来不及向另一边拐时，就把抬在后面的杨璋玉同学甩到弯道边的刺笆笼里，大家只得放下抬杠，扶起杨璋玉，幸好未受伤，只遭了几个刺。大家又各就各位，只听一声：“起！”杨璋玉同学忍着刺痛和同学们一起抬着大樑上路了。在平坦的大路上，为了步伐一致省力，前面领队就像上体育课一样喊：“一、二、一”的口令。
群众见了称赞：“这真是一群抬料的内行！”在同学们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按时把大樑抬回了学校。吃了早饭，就到教室上课。隔了两天早上，原班人马又到潘沟杨祠堂后面的山上，用同样的方法把那里的两根大樑抬回了学校。
12、搞监考当辅导，认真负责莫负望
我们高61级是学校里的最高年级，是全校同学的老大哥，所以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多数职务是由我们年级的同学担任：黎万忠担任学生会主席，刘正兴担任学生会体育干事，陈鹤松担任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团委书记是杜崇明老师）……。学校每周的校值日基本上都由我们年级的几个同学轮流担任，每天的早操、学生集会和放学都由校值日负责集合队伍，校值日还要与各班生活委员一起检查各班的清洁卫生。
当时，学校的初中部还有少先队组织，学校团委派我们高61级的杨少金等几位同学去担任初61级的少先队辅导员，每逢少先队活动时，杨少金等几位同学就要戴上红领巾，到初61级去组织少先队员开展活动。
1959年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的考场设在蒲江中学的教学大楼上，学校在我们高61级抽调十多位同学当监考员。考试前一天下午进行考务工作培训后分考室按要求进行考室布置。考试当天，每个考室两个监考员（前、后各一人），考生进场对号入座后，首先宣布考试规则和考场纪律。然后分发试卷（油印的）。上午考语文，试卷上有一个拼音的音节错了，由考务办公室的刘碧老师到各考室写在黑板上纠正。当时农村已经开始过“低标准”了，十二、三岁的小学生本身就没有吃饱，有的还要从霖雨、中兴（现天华）、高桥……步行十多里到蒲江中学来考试，考室内部分考生没有精神，很疲倦，甚至有的考生在开考后不久就趴在桌上睡着了。经请示考务办公室，为了不影响其他考生答题，进行个别提醒，但有个别考生无论怎样提醒还是睡，直到考试结束。下午考算术，考场上打瞌睡的考生比上午还要多。每场考试结束后，我们监考员把试卷按考号顺序清理好，拿到考务办公室按要求装订好后，交给考场主任（老师）监考工作就结束了。
最后，考场主任给我们讲：对考场上发生的事，如试卷上的错误、考生打瞌睡等情况不能外传，注意保密。
13、四同学应号召，读完高二上军校
成都军区成都技校，原来在重庆市。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苏关系开始紧张。为了保密，该军校迁到崇庆县（现崇州市）的王场。为应急形势变化，急需建立一支现代化通讯兵部队，培养一批这样的通讯干部，就在周边各县的在校中学生中招收一批符合条件的学生到该校学习，高中二年级的属大专班、其余的为中专班。我们学校在高61级学生中推荐了几名符合条件的学生去，只体检不考试。于1960年7月，有高61级1班的陶森林，高61级2班的周松明、黎乃均、余国键共四位同学光荣地到这所军事学校学习。
14、迎恩桥去运柴，天黑路险难忘怀
1960年10月底学校伙食团没有柴烧了。西南供销社在擦耳岩上去，紧挨丹棱县石桥子迎恩桥的一个推销店处，收购了一批木柴，学校将这批木柴买下。由于蒲江城到迎恩桥20多里，当时基本上都是田坎路和山崖边的小路，交通不便，更无运输工具，学校就组织学生去运。星期六上午参加温江专区的政治统考，吃了午饭，全校学生（除有病的外）自己准备工具，到迎恩桥去运柴。走到堆放柴的地方，一看那些柴与我们平常用的不一样，每根有一米多长。使用挑的工具，因路窄柴长，横放挑起不好走，竖放挑起要撞到崖，大部分同学都改为背，带队的总务处老师，按学生个子大小，分配给一定数量的柴，有的班是老师把每个同学运的柴用秤称过重量，各人捆绑好后，就沿原路返回。由于当时擦耳崖一带路很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同学们挑着、背着柴走得很慢。我们走到官帽山下时，天已经黑了，又无照明工具，下面全是田坎路，路边又是冬水田，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田里，同学们只能靠互相呼喊着名字，才能辨别方向，就这样摸着黑慢慢地前进。加上肚子早就饿了，那还有多大的力气！部分小同学趁天黑看不见，将柴丢一部分到路边的田里。我们高61级的同学坚持把柴如数运回了学校。食堂的晚饭早已凉冷，但肚子早已饿得呱呱叫了，再冷的饭菜，很快就下了肚。吃完饭又到教室继续上晚自习。随即各班对在路上丢柴的同学进行清理，第二天学校叫这部分学生去收捡晚上丢在路边的柴。
15、挤时间争分秒，千方百计抓统考
大跃进年代，各种检查评比活动经常开展，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以坐火箭（或卫星）、飞机、火车、汽车、鸡公车和“小脚女人”等等级公布在评比台（墙）上。学校工作也不例外，学校内部是以班为单位进行评比，而温江专区则是以学校为单位评比，专区主要是以“统考”的成绩来排学校名次。这样的“统考”自1958年下期开始，一期比一期扎实，次数也一期比一期多。1960年达到高峰，专区统考分半期、期末和平时各学科不定期的抽考。
每次统考前，各学科任课教师认真准备复习要点，编写复习资料和重点题目解答，找人或自己刻写腊纸，我们班由我到油印室去油印这些资料。困难时期，纸张也很缺乏，当时我们用的纸全部是像牛皮纸那样粗糙且又黄又黑的纸。在油印过程中，很容易把腊纸磨穿，写起字来很挂笔。但我还是想法把资料给同学们印好，份量印足。然后分发给大家复习用，而同学们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分秒必争，见缝插针看书、背公式、定理、法则、背俄语单词、演算习题。一日三餐后，顾不得休息，立即到教室复习，或独自在山沟里，操场边等清静的地方看书复习，人人都在为完成下达给自己的指标（分数）而努力！
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晚上到电影院看《青春之歌》的电影。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班主任傅修惠说：“今天晚上学校包电影，明天要统考政治，对看电影一事，我既不反对，也不主张。”我们十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在吃晚饭时就约定要去看电影，对班主任说话的分量一点也没分析。我们看完电影回到教室，晚自习已上一半多了。见班主任傅修惠坐在讲台上，面部表情非常严肃。下晚自习的钟声响过，傅老师叫同学们等一下。接着就讲：“姚光彩，你这个学习委员，把同学们带到电影院复习去了，不像话！暂停你学习委员职务。明天的政治统考，你们这十几个人必须都得95分以上，谁要拉班上的后腿（指拉垮班上的平均分），后果自负！”说完就走了。其他同学也陆续回寝室准备睡觉了，而我们十几位看电影的同学被傅老师简单的两句话吓得不敢走。当时，由于蒲江城关用的是火电，电力不足，各班都准备有煤油灯，既然下晚自习了，教室里的电灯就关了，我们只得点着煤油灯在教室里复习，直到学校的熄灯钟声响过以后，我们才断断续续回到寝室。第二天的政治统考是平时的学科抽考，没有进行排名，我们十几个同学中也有人未得到95分。一个星期后宣布恢复我的学习委员职务。从此，我班同学不管什么时候都很守规矩，一心一意抓学习，千方百计迎统考。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月，学校又包电影，这次是请电影队在学校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全校师生和周围农民坐了一操坝。有过上次教训，我们班一个同学也没去看电影，全部在教室内上自习，哪怕外面的高音喇叭将电影的声音传到了教室，但同学们却若无其事地埋头认真看书或书写作业，教室内全部点的是煤油灯，煤烟熏得人很难受，约半个小时，班主任傅修惠慢悠悠地走进教室，面带喜色，只说：“把窗子打开通下空气吧！”谁知打开窗子后，外面高音喇叭的声音更大，但同学们还是没有被那声音所吸引，直到下晚自习的钟声敲响后，同学们才陆续走出教室。下楼一看，整个学校只有我们高61级2班的教室有灯光，而操场上的电影也接近尾声了。
每次统考结束，等专区公布成绩后，学校都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总结，与上一次统考相比，对成绩上升快的学生（如刘国富等）和下降的学生（如但怀树等）逐一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提出“了解实际、对症下药、梳篦清剿、逐一过关”抓质量的措施。具体作法上还提出以下要求：一、在劳动时间安排上，成绩好的多安排劳动，成绩差的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劳动。我们高61级2班前十名的同学，无论白天挑粪，还是晚上守菜，基本上次次都被安排上，而那些成绩差的就在教室或者在化学实验室看书学习；二、对成绩差的实行两个成绩好的帮一个成绩差的。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件事就由我具体负责安排，把帮助和受帮助人的名单交给班主任傅修惠，由他向全班宣布，并调动坐位，受帮助的人向成绩好的人提出问题，在解答过程中，若语言不温和，态度不“端正”，被告知班主任后，是会受到严厉批评，给予一定的处分的，如高61级2班的一位优生，就因此被安到教室最后坐了单独位子。对班主任傅修惠提出的重点保学习成绩的一位女生，还特别关照，四周坐的都是学习好的同学；三、对各种知识，搞提问上墙，指名限期解答。我们高61级2班教室后面的墙上就开辟了一个问题解答栏；四、提出每次统考成绩与上次相比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名次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硬性指标要求。
1960年下期期末专区统考，我们高61级2班和高62级2班、初60级3班、初61级4班各班总平均分高出专区平均分3—5分，有的学科平均分比专区平均分高10分，这四个班被树立为学校标兵班。
16、迎高考苦又勤，首届高考出了名
1961年上期，是我们高中阶段的最后一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学习生活和劳动，特别是经过近两年的“低标准、瓜菜代”，有的同学休学了，有四位上军校了，有的在寒假中背着学校在公社报名参军了，也有的因病去世了。进校时的100名同学就只剩下76名了。
这学期学校提出“保高三”的计划和措施：减少高61级的劳动时间（半期后不安排劳动），给高考复习提供时间保证；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每顿的蔬菜多点，菜油多放点，用学校饲养的群鸭适当改善学生生活，晚上12点给保高三的教师二两米厚皮菜稀饭的加班饭，使师生有一定精力复习迎考。
半期考试后，学校提出“奋战后半期，全校师生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即三“一”、三“高”），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的号召。
随即学校开始进行高考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学生体检，由于蒲江没有X光机，不能做胸部透视检查。1961年4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全年级76名同学，由总务主任杜崇明带队，除极少数两三人骑自行车外，其余同学，徒步到新津解放军78医院作胸部透视检查。
由于正值“低标准、瓜菜代”时期，同学们的体质普遍下降，走过永兴场，许多同学就只能边走边坐地休息。过了商隆场，部分同学走得更艰难，体力好的同学就扶着他们慢慢前进。蒲江到新津当时有近90里的路程，但我们却走到天黑才到新津中学。新津中学将放归宿假回家同学的床铺留给我们住宿，随即在新津中学伙食团吃晚饭。第二天早饭后到78医院透视检查，同学们第一次看到X光机很新奇，都围拢去看，结果被医生叫了出来。检查完后，几位家在新津的同学（这几个同学读初中时，就分到蒲江中学读书），联系到新津粮站到回龙去运粮的由客车改装的运粮车，把我们拉到回龙，然后走回学校，个个同学都已精疲力竭。
体检后不久，就进行高考报名，当时规定，考生在报名时，就要分类填好个人志愿（即先填志愿，后参加考试），当时高考不是分文、理两科，而是分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医、农、林），三类（文、史、地）。
半期后，结束新课，随即进行毕业考试，约在5月中旬就开始分类复习，每类各在一个教室复习。由于教师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教高中，对组织高考前的复习一无经验，二无资料（当时书店内根本没有现成的高考复习资料），老师们就到处收集各学科的相关资料，或写信向亲戚、朋友、同学索取，熬夜编写各科复习资料，用很粗糙的又黄又黑的纸油印装订发给每个学生复习。当时语文高考，不考语文知识，只考作文。所以语文教研组发动语文教师以不同的题材写范文，贴在教学大楼的走道上，让同学们模仿，为增加作文题材，语文教师舒光远还利用一天时间，带我们到东北六大队（干柏树村）去，一边劳动，一边访贫问苦、请老贫农干部给我们讲过去如何苦，现在又如何为公社作贡献的优秀事迹。回校后就以这些内容为素材，各自拟题写作文，由舒老师进行批改。二类要考生物，生物是高中一年级时学的，所以学校还是安排张天泰老师编写资料，由他辅导二类的同学复习。分类复习时间短（只有一个多月）内容多，学校决定晚上增加一节自习课，星期天不放假。同学们抓紧一切时间，认认真真地复习，晚上哪怕煤油灯的光太暗，也要坚持复习到深夜。
当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7日至9日，我们的考场设在邛崃师范校，到邛崃经西来的路最近，但也有60里，没有车，只能步行。学校决定提前一天到邛崃，吃住安排在邛崃省中校，但要自带被盖、床单。天气热，白天步行怕学生在路上受热中暑，所以学校安排晚上走。7月5日晚上12点钟，同学们身背被盖（由于天热，只带被单）、行李和应考的资料、文具，结队夜行，经高桥、西来姜山沟、青石桥、致和场、文笔山，路上的艰苦一言难尽。走到邛崃南河坎时，天开始亮了，到了邛崃省中校，领队老师已给我们安排好休息地点。同学们到了那里，在空教室里铺好地铺，在伙食团吃了早饭，就在地铺上睡了一上午，杨永昆同学去打水洗脸，因刚步行了60里夜路比较疲劳，地形又不熟悉，不小心滑倒在地，后脑勺摔伤一个小口子在流血，到医院包扎后又忍痛与我们一起睡地铺。下午随邛崃省中校参加高考的学生一起，听邛崃中学老师的考前复习辅导，看了他们贴在墙上的复习题解答。蒲江中学杀了一头猪，将猪肉和几大麻袋南瓜用一辆架架车由学校工人拉到邛崃中学，给我们改善高考期间的生活。睡地铺，晚上蚊子咬，带队老师就安排每室点一卷蚊香。三天高考结束，学校在邛崃南街电影院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就各自回家。
三年寒窗，终于换来丰硕成果，蒲江中学首届高中班高考结果，获温江专区22所完中的第5名，名列六所新办完中第一名。76名学生参加高考，36名上大专院校，另外还有14名被“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学校”录取（其中四川省总校4名，温江分校10名，规定学习时间半年），结果共有50名同学被各级各类学校录取。
我们高61级的同学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为给母校争得荣誉作出了巨大贡献。照理，我们应为此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高兴，但有两个问题令人不解，却给我们留下深深遗憾，使我们终生难忘：一是为什么不公布学生的高考成绩？二是常名列前十名的同学为啥绝大多数没有被录取或被录取到不属于国家计划的在大跃进中地方新办的学校？后来逐渐得知：当时高考录取，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考分数对录取起不到多大作用，而“政审”结论才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虽然党有“家庭出身不由个人选择，重在看个人表现”的政策，但在执行中确是首先用家庭出身来进行选择。“政审”结论分三个等级，出身（家庭成份）好，家庭历史无“问题”的考生就被“优先录取”，成绩虽然很好但出身不好，或虽出身好但家庭成员、亲属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考生，只能“可以考虑录取”或“不予录取”。“优先录取”的考生被各有名大专院校录取满额后，剩下的“可以考虑录取”的考生就由那些不属于国家计划，地方办的没有名气的学校，择其成绩好的进行录取。如：共青团蒲江中学团委的组织委员陈鹤松，学习成绩历来都在前十名，就因其舅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1951年被镇压，而被录取到广汉都江医学专科学校；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又是共青团员，学习成绩也历来都在前十名，家庭贫农成份，就因家父是国民党员，1939年当过东北镇半年副镇长，舅父解放前任甘溪乡乡长，1951年被镇压，而被录取到自己根本没有填过的灌县都江专科学校；柯隆平的学习成绩很好，但也因有所谓家庭历史问题，亦被录取到灌县都江专科学校；常名列前一、二名的陈仲才，就因其父解放前当过保长解放后劳改七年而“不予录取”；刘启才虽成绩好，但也因其父解放前任过保长，家庭成员中有人说“人民公社好是好，就是吃不饱”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而“不予录取”；学校学生会体育干事刘正兴成绩虽好，但也因其父解放前当过保长而“不予录取”等等，这就是高考分数不公布的缘由。
但到大专院校入学后，在大学里可以看到自己高考的成绩，当时高考成绩是以个人各科平均分统计的，各人了解的成绩在互相通报后，才知道我们“可以考虑录取”同学的成绩比那些“优先录取”到“川大”、“四川医学院”……的都要高，就连平常要重点保学习成绩，考试常得2、3分（学苏联的“5分制”），班主任特别关爱的那位女生，也被“四川医学院”录取了，真是不可思议！
温江专区在1958年大跃进中办的“都江专科学校”、“都江医学专科学校”和“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学校温江分校”均在1962年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被撤销，学生回家。
当时，参加研制两弹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向负责两弹研制工程的聶荣臻元帅反映：他们在建国初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巳十年之多，但还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家很有意见。聶总将科学家们的意见向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作了汇报。
1962年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广西南宁召开，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讲：今天我是来给大家“摘帽加冠”的，摘掉你们头上的“资产阶級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以“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冠。这对广大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会后，陈毅等人提出除军事院校招生要搞政审外，其它学校招生一律不搞政审。当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后不但所有学校招生又搞政审了，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仍沒摘掉。当年四川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省招办主任康乃尔由此还是受到了处分。1962年高考不搞政审，解救了不少家庭有“所谓问题”的学生，蒲江中学高62级高考，集体名列温江专区第一名，全省第二名，个人平均成绩90分以上的刘忠远获温江专区第一名。蒲江中学连续两年高考都出了名，这为后来蒲江中学创建省重点中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忆往昔，看今朝。如今高考先公布成绩，还允许查分，然后才填报志愿，按分数高低进行录取，如有大专院校未录满，还要公开征集志愿者进行补录，真正体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真乃：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现代的高中生们，你们的学习生活多么幸福，你们的前途是多么美好，请珍惜吧！
讲述人简介
姚光彩，生于1940年秋，蒲江县狮子树村人，中学高级教师。1961年蒲江中学首届高中生，1962年7月因国家经济困难，都江专科学校停办撤销，他于该校大专肄业回家务农。1964年起为民办教师从事小学、中学教学工作。1980年，以民办教师考试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转为公办教师。1982年起在蒲江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历任高桥中学副教导主任、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蒲江县人民政府督学。1987年被成都市人民政府评为“普及初等教育先进个人”，1992年被四川省教育委员会评为“四川省优秀教研员”，1997年被四川教育学院《教改探索》编辑部聘为“特约研究员”。退休后，在“蒲江县教育局关工委”“蒲江县老科协”发挥余热。现居蒲江县城。编著有《往事难忘》《蒲江县狮子树姚氏族谱》《狮子树村文化寻踪》，主编《狮子树村志》。
来源：升学帮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