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叔那会儿在砖窑厂当小工，天不亮就去点窑，回来时浑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他老婆常说他笑起来像是夜里的鬼，吓得他饭后都不敢照镜子。后来砖窑厂倒闭了，张叔回家种地，日子过得和砖窑里的烟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呛得人直咳嗽。

老支书说，九十年代兰花镇第一次通公路的时候，全镇只有张叔一家没去看热闹。

张叔那会儿在砖窑厂当小工，天不亮就去点窑，回来时浑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他老婆常说他笑起来像是夜里的鬼，吓得他饭后都不敢照镜子。后来砖窑厂倒闭了，张叔回家种地，日子过得和砖窑里的烟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呛得人直咳嗽。

我是在他失去老屋那天认识张叔的。

那天我从县城回来，刚下公交就看到一群人围着张叔家的老屋。镇里要修新路，张叔家的房子刚好挡在路中间。我爹说，那屋子是张叔他爹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五十多年了，墙缝里能挤出一部分家史。

张叔站在院子里，一手拿着烟，一手端着个破碗，碗里泡着半截人参。那人参黄得发白，像老人的指甲。有人说那是他爹临终前给他的，说是当年赶着毛驴进山，救了个采药老人，老人临走塞给他的。“吃了它，有大造化。”张叔他爹临终前把人参掰成两半，一半入了棺，一半留给了儿子。

“张叔，钱到账了吗？听说这次赔偿不少啊。”有人大声问。

张叔没吱声，把碗放在门槛上，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爹留下的几样东西：一本发黄的草药笔记，一块带着锈的铜镜，还有一把不知道开什么锁的钥匙。他把东西一样样放进挎包，动作像是在摆弄易碎的瓷器。

“张叔，听说你这房子赔了二十八万六，这辈子吃喝不愁了！”有人喊道。

张叔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眼睛和他常年劳作的手一样粗糙。

“二十八万六？”他摇摇头，“那是你们不知道这屋子值多少。”

拆迁队的人等得不耐烦了，推土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张叔最后环顾了一圈院子，目光在那棵老梨树上停留了一会儿。那树上挂着一个生锈的秋千，是给他儿子准备的，可惜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走了，他老婆也跟着走了。秋千从来没有人坐过，只是每年随着梨花开了又谢。

“张叔，去哪啊？”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他默默地指了指远处的山，然后弯腰从门槛上拿起那碗人参，一仰头，连汤带渣咽了下去。

张叔走后，兰花镇的变化像是按了快进键。宽阔的柏油路取代了泥巴小道，新修的环城公路横穿镇中心，路边开起了小超市和快餐店。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镇上当了个小公务员，每天骑着电动车在镇上转悠，听村民们反映各种琐事。三年时间，张叔的事情渐渐被人淡忘，只在茶余饭后偶尔提起。有人说他拿着钱去了外地享福，也有人说他在山里盖了新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

直到那天，我在镇政府门口看到一辆很不一样的车。不是什么豪车，而是一辆改装过的皮卡，车厢里堆满了各种草药，车身上喷着”张氏本草”四个大字。

开车的人戴着顶草帽，下车时我差点没认出来——是张叔。

三年没见，他黑瘦了许多，但精神头却好了不少。他脱下草帽时，我看见他的头发白了大半，却梳得一丝不苟。

“张叔！”我喊道，“您这是……”

他咧嘴一笑，还是那副只有牙齿是白的样子，却让人觉得格外亲切。

“来办营业执照，”他说，声音比以前沙哑了一些，“小周，听说你在这工作，正好帮我指指路。”

办完手续，我请他在镇上唯一的小饭馆吃午饭。他点了最便宜的两个菜，一盘炒青菜，一盘土豆丝，还让老板少放油。

“这些年，您去哪了？”我问。

张叔嚼着青菜，细嚼慢咽的样子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是当年他带走的那本。

“进山了，”他说，“按着我爹留下的这本笔记，去找草药。”

饭馆的电视里正播放着县广播电台的新闻，主持人激动地报道着一家名为”张氏本草”的中药企业成功研发了一种治疗风湿的新药，获得了国家专利。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张叔，他低着头，像是没听见。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张叔靠着祖传秘方创业成功，成了当地名人，皆大欢喜。但生活从来不是这样简单的。

张叔的药厂开在了镇外的一块荒地上，那里原本是个垃圾填埋场。镇上人都说他是疯了，花二十多万买下这种地方。但他却说，这里土壤和水质最适合种植药材。

药厂建好的那天，我去参加了剪彩仪式。厂房不大，但很整洁，周围种满了各种草药。最让人吃惊的是，张叔在厂房旁边重建了他的老屋，一模一样的布局，连门前那棵梨树的位置都没变。唯一不同的是，秋千换成了新的，漆成了鲜艳的红色。

“怎么还盖老房子？”我问。

“习惯了，”他说，“再说，有些东西只有在老地方才能做出来。”

张叔的药很快在县里出了名，尤其是那瓶”参灵膏”，据说是用野山参配上十几种珍贵草药熬制而成，能治百病。县医院的老中医都说不清楚这药的成分，只知道效果奇好。

生意好了，张叔却变得越来越怪。他坚持亲自去采药，无论刮风下雨；他拒绝扩大生产规模，每天只产三十瓶药；他给每个病人都开不同的方子，从不重复。最奇怪的是，他把那个红秋千挂在厂房门口，每天傍晚都要去推一推，看着它空荡荡地摇晃。

有一天下着大雨，我去药厂送文件，看见张叔站在厂房外面，浑身湿透，手里捧着一本书，正是那本草药笔记。雨水把墨迹都浸开了，他却小心翼翼地翻着，像是在读天书。

“张叔！快进来啊！”我喊他。

他像没听见一样，翻了几页后，突然跪在了地上，把笔记举过头顶，嘴里念叨着什么。

我跑过去，想把他扶起来，却听见他说：“对不起，爹，我食言了。”

关于张叔的秘密，是在他药厂开业一周年那天被揭开的。

那天，药厂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至少有八十多岁，背有些驼，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衣服。他自称是从深山里出来的采药人，听说有人用他的方子开了药厂，特地来看看。

张叔见了老人，二话不说跪了下来。

“师父，您终于来了。”

老人扶他起来，看了看四周，目光在那个红秋千上停留了很久。

“方子用得不错，”老人说，“但你改了配方。”

张叔低着头：“我放不下我儿子。”

镇上的人这才知道，原来张叔进山后遇到了这位老人，也就是当年救过他父亲的那位采药人。老人见他带着父亲的笔记，便收他为徒，教他辨识草药、配制药方。张叔在山里住了整整两年，学会了几百种草药的用法。

老人临走时传给他一个秘方，说是能治百病的”参灵膏”，但有一个条件：不能用于己身，不能用于亲人。张叔答应了，回来后开了药厂，严格遵守约定。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县医院的电话，说从山西来了一个和他儿子同样病症的孩子，医生束手无策。张叔当晚就改了配方，加入了那半截祖传的人参，亲自熬了一夜，第二天送到医院。孩子喝了药，奇迹般地好了。

从那以后，张叔的药就不一样了。他违背了誓言，却救了许多像他儿子一样的孩子。

“我不怪你，”老人说，“但药方的事，得有个说法。”

张叔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老人：“这是我研制的新配方，请师父过目。”

老人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张写满字的纸，旁边是一个小药瓶。他看了许久，突然笑了：“你小子，比你爹聪明。”

我后来才知道，张叔的儿子并不是死了，而是因为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被送到了北京的医院治疗。他老婆也不是走了，而是一直陪在孩子身边。那二十八万六的拆迁款，大部分都用在了孩子的治疗上。

张叔进山学医，不是为了创业致富，而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参灵膏”的真相是，张叔把老人教的配方和自己研究的方子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药方。他救了很多孩子，却始终没能治好自己的儿子。

厂房门口的红秋千，每天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孩子。

直到有一天，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药厂门口。一个瘦弱的女人搀扶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走了下来。男孩走路有些不稳，但脸色红润，眼睛明亮。

张叔正在厂房里配药，听见外面的动静，抬头看了一眼，药碗砰地掉在了地上。

“囡囡？”他声音颤抖地喊道，“小虎？”

女人扶着男孩慢慢走进来，男孩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

张叔冲过去，一把抱住他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原来孩子的病在北京治好了，女人本想给张叔一个惊喜，没想到一回来就看到了鲁花镇新开的”张氏本草”药厂。打听后才知道，这三年来，张叔一直以为他们不会回来了。

“我们怎么会不回来呢？”女人擦着眼泪说，“这里是家啊。”

药厂后来越做越大，但张叔坚持不上机器，每一味药都要亲手把关。他和老婆、儿子住在重建的老屋里，院子里的梨树每年都结满果子，红秋千终于有了主人。

我有时去他家串门，常看见张叔坐在院子里，翻着那本发黄的笔记，教儿子认识各种草药。男孩学得很快，镇上人都说他比他爸爸还有天分。

至于那位神秘的老人，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一次，张叔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块新的铜镜，背面刻着四个字：“悬壶济世”。

张叔把铜镜挂在了药厂的正门上，每天擦得锃亮。镜子照出的不只是人影，还有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命运面前不低头的故事。

有时候我在想，人生就像那条修过的路，看似笔直，其实转弯处最能看清一个人的本色。张叔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这一次，他带回了足以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本事。

兰花镇的人都说，张叔的故事像是一个传说。但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不是传说，而是那个依然每天清晨四点起床，亲自去后山采药的固执老人，和他门前那个不再空荡的红秋千。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