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讨论“昆仑石刻”真伪或相关问题，离不开对秦人、秦文化、秦国与“天汉”观念在西汉水上游的形成与传播的探讨。“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鲜明特征。笔者试从这一角度探析“昆仑石刻”的真实性。
“天汉”观念折射出的“昆仑石刻”真实性
作者：冯玉雷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
讨论“昆仑石刻”真伪或相关问题，离不开对秦人、秦文化、秦国与“天汉”观念在西汉水上游的形成与传播的探讨。“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既有相同之处，又具有鲜明特征。笔者试从这一角度探析“昆仑石刻”的真实性。
关于“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
昆仑山是华夏民族圣山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宇宙中心，《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各类文献中多有记载，称其为“帝之下都”，常与“西方”“通天”“宇宙中柱”等概念相联系，体现了对天的崇拜。昆仑含义主要与圆形相关（象征天、女性及生育等）。太阳运行于天，也与昆仑建立紧密联系。昆仑文化源于观象授时，《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周髀算经》注释中提到，太阳日行的图像也就构成了昆仑的形状，其本作圆形，而最初的形制规划即是体现二分二至日行轨迹的三天或三圆（冯时）。秦人远祖出于尧时执掌司日之职的羲部族，及以阳鸟为图腾的和部族。语言学研究显示“和”的原始发音与太阳圆形特征相关，《尚书·尧典》记载，尧命和仲“宅西，曰昧谷”，观测日落景象，负责校准秋分时刻。这是秦人首次迁至西汉水上游的“西垂”——其得名由“日西垂”而来，也是文献所见秦人及观天授时与西汉水上游较早的结缘。
和仲“宅西”为何选择西汉水上游？因为这里地处小陇山与西秦岭交汇之地，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交通便利，古汉水及漾水（西和河）、燕子河等支流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先后出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等。周代又有两次秦人西迁活动：一是嬴氏首领中潏西迁“在西戎，保西垂”；二是中潏之子蜚廉在嬴氏故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发动叛乱失败后，被周成王迁至西汉水上游的朱圉山。嬴氏两次迁居到西汉水，应与和仲部族在西汉水上游建立的“根据地”和强大影响力有关。
秦人以西汉水上游为中心，开启了长达三百年的艰苦创业历程。西汉水发源于甘肃天水秦州区南部西秦岭齐寿山（古名嶓冢山），曾是古汉水上游，西汉初年因地震、水系溯源侵蚀等原因，水流在陕西略阳中断，其上游发源于甘肃的部分，向南汇合白水江，成为嘉陵江。汉水为长江最长支流，现代水文认为其三源均位于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嶓冢山，流经沔县（今勉县）称沔水，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
古人将银河称为“汉”，汉水因其夏季流向与银河一致而得名。周秦以后，汉、天汉、云汉等成了银河的代名词。显然，秦人在“天汉”观念的形成与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汉”观念与昆仑崇拜相同之处在于对太阳的崇拜，或者说对天的崇拜，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承载昆仑崇拜的材质变化。邓淑苹、王炜林等认为，华西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进入庙底沟文化之后，发展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类似巫术的“同类感通”思维，并通过精美陶器呈现。在史前文化中，鸟、虎、熊等动物往往承担着沟通天地、神人的职能。高庙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陶器图像中均有“金乌负日”，凌家滩玉器中也有“鸟负日”造型。2001年，甘肃西峪坪遗址出土一件大型的仰韶文化人面纹彩陶罐，庙底沟类型艺术风格浓郁，人面形象几乎占满整个罐体，写实中带有奔放的夸张手法，应为古汉水人普遍崇拜的最高神祇——太阳神。1982年，西和县长道乡宁家庄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权杖头”，上半部饰弧线勾叶纹，下半部以十字形四分区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鸟纹。
甘肃西峪坪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人面纹彩陶罐 作者供图
西汉水上游地区对昆仑（天）崇拜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材质也从陶器变为青铜器、金器等。礼县秦先公墓出土的蟠虺纹青铜车，五面饰蟠虺纹，四角嵌小鸟，盖面设熊形钮与人形钮，侧面附四只仰天虎形饰。这种思维也传播到陇蜀道南边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代太阳四鸟金箔饰，以居于四方的四鸟象征分至四神。这些都是太阳崇拜的体现。
玉石与昆仑
红山文化时期的牛河梁第二地点三重圆坛遗址表明，当时的人们在授时活动中祭祀太阳，也可能在祭祀太阳时观象授时。先民认为高山距天较近，故以高山为祭坛进行庄严仪式，由此，朱圉山、四格子山、圆顶山、西山坪、大堡子山、云华山、横岭山等西汉水上游高山因祭坛性质而被神化为昆仑山，进而受到人们的崇拜和祭祀。《尚书·禹贡》就记载，“禹敷水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时曾历“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
随着齐家文化在陇山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彩陶退场，玉器登场。马衔山、三危山等西部地区的优质玉料被陆续开发出来，齐家文化通过玉琮、玉璧、玉刀、玉环、玉瑗及多璜联璧等玉礼器，体现对昆仑（天）及其他神祇的崇拜与祭祀。
西汉水上游距离马衔山、武山、鸟鼠山并不是很远，出土玉璧、玉琮等齐家文化礼器数量较多，制作精美，个别玉器体量较大。其中，1973年西和县横岭山出土一件玉琮，与常见的四棱角玉琮不同，它是三棱角的。《尔雅·释天》载：“三成为昆仑丘。”这体现了昆仑三天的古老思想。“三棱角玉琮”之“三棱”与宁家庄“彩陶权杖头”中的变体鸟纹一样，都是祭祀昆仑（天）神器的重要文化符号。
齐家文化不仅制作用于祭昆仑（天）的玉礼器，还向石峁、陶寺等黄河中游用玉区输出玉料，因此，对优质玉料产地的掌控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在开发、利用玉料过程中发现了岷山、马衔山、三危山、马鬃山等矿源，并且神化为“帝之下都”昆仑山，让主神西王母主管玉山、生死。
叶舒宪在《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中强调，确认先秦昆仑观唯一可求证的现实性指标只有“物证”：是否出产优质玉石。他指出：“十一年来的玉路考察，被四重证据法所筛选出来的原始昆仑，形成一种五千年来的多米诺式生成脉络——越是年代早的，便越靠近中原：天水武山县鸳鸯山（产玄玉，即墨绿色蛇纹石玉矿），临洮马衔山（产透闪石玉）和祁连山弱水玉矿与敦煌玉矿，肃北马鬃山玉矿。”由于黄河是齐家文化西玉东输的重要通道，“河出昆仑”的神话也产生了。即便汉武帝将于阗南山和葱岭（帕米尔）定为昆仑山后，历代学者仍执着地构想出黄河“重源说”，即昆仑山诸水汇入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后继续潜流地下数百公里，在积石山重新出露。直到康熙年间已经确定黄河源头在巴颜喀拉山，纪昀等人在《河源记略》中仍坚持“河出昆仑”观点。
秦始皇深受“天汉”思想影响，但并不妨碍其对“河出昆仑”的笃信。他认为顺着黄河及其支流找到黄河源头，即可找到产“不死之药”的昆仑山。秦人最熟悉的黄河支流是洮河。《搜神记》《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十二个身长五丈、身着夷狄服装的巨人现身临洮（今岷县），表明洮河是秦人与西部民族往来的重要通道。所以，秦始皇派使者沿洮河或其他黄河支流逆流而上，寻访昆仑、采不死之药，完全有可能。
从书写雕刻角度看“昆仑石刻”
作者：杨曙明
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
近日，有诸多学者撰文，从书法风格、字体写法、石刻刀法等角度论述“昆仑石刻”存在一些疑点，认为其系近代伪作。笔者认为，从书写与雕刻角度来看，“昆仑石刻”不伪。
从书写字体来看，“昆仑石刻”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是典型的秦代文字风格，与石鼓文、泰山刻石、秦诏版、岳麓秦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等秦文字的风格相似，特别是与秦诏版和秦简的字体非常相近。有学者认为“昆仑石刻”字形大小不统一，没有纵横界格，有左右两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况；还有学者认为呈现出“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魏晋新体”特征。这些质疑可能忽视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生产力条件，秦代时能识字写字的人不是很多，能把每个字每次都写得完美无误、完全一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即便在书写已经非常普及的今天，我们自己也很难保证每个字每次都书写相同。更何况是高寒地带的荒野中，在凹凸不平的崖壁上，在物资保障不力的状况下，字体书写不规整，没有纵横界格，布局无章法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琅琊刻石等，都是在加工平整的碑石上书写，有可能就是在作坊内精工慢活加工完成，但“昆仑石刻”在野外崖壁，属于就地取材，急就成书，崖壁石材的空间有限，还要考虑石缝、突起等因素，不能简单地与加工处理过的刻碑类比，更不能用现代书法的章法、气息、字势等标准去衡量。
秦二世诏版
从青铜器的金文来看，商周和秦汉之际，铭文谋篇布局不规整、纵横不打界格也很常见，有时整篇文章中同一个字的写法不同也是常见的。特别是在秦代的诏版、量权等器物上，同一个字在不同器物上的写法不同，略有差异，更是常见。秦代虽然统一了书体，也公布了标准字体，但手工书写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可以和李斯一样书写标准字。秦代的峄山刻石是个特例，是秦小篆的标准字体，如同现代的印刷体。峄山刻石是国家行为，是国家标准，是秦文字刊行公布的范例。而“昆仑石刻”只是个大夫级的使团，团队随行人员中不一定有那么专业的书写人员和石刻工匠。需要强调的是，“昆仑石刻”不同于青铜铭文和石刻碑文是在作坊内完成的，有专业的工具和技术保障，而是在海拔4300米高寒地区的荒野中仓促完成的。撇开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用印刷体与峄山刻石的标准来衡量，显然失之偏颇。
从“皇”的写法来看，有学者认为秦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中，上部的“白”字中间的一横，应与边框不贯通，作悬中一短横；下部的“王”字最后一笔，应该是一平横，而不是向下弯曲的一横。在青铜器的金文中，“皇”字中“白”字中间的一横，既有写作一横的，也有写作一点的，还有写作一竖的。就是写为一横的，也往往长短不一，不尽相同。比如同在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一组三件的“此鼎”和一组七件“此簋”，铭文中的“皇”字上部的“白”中间一横就不尽相同，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皇”字。这还是一套三鼎七簋的青铜器组合，应该出自同一工匠之手。也就是说，即便同一书写者，同时书写的作品也不会完全相同，字体有差异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器盖同铭的青铜器中，也常见字体不一致的现象，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丰兮夷簋铭文中的“皇”字，器身的铭文书写比较规整，但器盖的铭文就较随意。古文字辨识过程中，字体松散的现象很常见，过于工整的反倒不多。青铜器铭文中常见一些古文字书写比较随意，但通过器盖同铭或同一组器物的相互比对，还是很容易隶定的，一般某个笔画是否贯通，不会成为质疑作伪的疑点。如“此簋己”铭文中的“皇”字，已是上下贯通，而不是左右一横或一点；“此鼎乙”铭文中的“皇”字，则已几乎看不出一点或一横。更为重要的是，在秦代文物中高密石权、大騩铜权、二世诏版、龙岗秦简等铭文中“皇”字的白中横笔已出现贯通。关于“皇”字最后一笔的弯曲，里耶秦简《更名方》的“皇”字的最后一横也是向下弯曲，也不应该视作现代伪作的证据。在野外的崖壁上书写与雕刻，比青铜器铸造难度更大，具体某个笔画不应该视作怀疑作伪的证据。
从石刻痕迹来看，“昆仑石刻”的刻字口边缘较光滑，刻痕深浅不一，底部宽平呈现出U形凹槽。与石鼓文、泰山刻石等刻痕相似，与近代石刻的字形底部呈现出V形凹槽的特点完全不同。李跃林对比西安阎良发现的秦铭刻石，认为“昆仑石刻”采用平口刀入石的刻制方法，与阎良秦铭刻石的刻制方法一致。也就是说，昆仑刻石使用的就是秦代的工具和方法（《用刻字法为“昆仑石刻”断代》）。有学者认为“昆仑石刻”整体气息偏弱，细节上用刀不果断，前后不一，冲出时有。同样没有考虑高寒荒野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当时的雕刻工具和工艺较为落后，整个使团的规模和层级不是很高，最高的职级仅为大夫，不可能随行皇家御用的专业石匠，在条件简陋、环境艰苦的情况下，短时间内要完成石刻任务，已属不易。简单地将“昆仑石刻”与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类比是不科学的。
从以往考古经验来看，新的考古发现往往会颠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虽然近年来发掘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但对秦代的文化、科技、交通等，我们还是知之甚少。新的发现会带给我们新的启示，指引我们去研究探索新领域、新知识。而用已知去否定未知，用当代标准衡量古代，是不科学的治学态度。《光明日报》此次开辟整版，设置专栏，将神秘高深的学术争鸣引向大众，给广大读者开启一堂秦史讲堂，普及了象牙塔内的严肃学术讨论。希望这样的讨论越多越好！
战国秦朝之际的“采药”
作者：蒋波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6月8日，仝涛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的文章，瞬间激起千层浪，学者们围绕“昆仑石刻”的争鸣至今没有停息。这个酷热的夏天，青海一如既往凉爽，但昆仑“很热”。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区 李运恒摄/光明图片
各方面的讨论，涉及“昆仑石刻”的真伪、石刻的命名、昆仑的地理方位、“昆仑石刻”的年代等话题。关于“昆仑石刻”的年代，又有秦朝、王莽时期、元明清之际等观点，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公布的“昆仑石刻”地处河源地区，距离秦都咸阳城、西汉长安城以及秦汉在西北所设郡县均有相当路程，秦人能否到达还存疑，王莽时期、元明清时期更稳妥。以上诸说孰是孰非，还难以定论。不过，对于另一个话题即“采药”，在战国秦朝之际则有史可考。
由于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战国秦朝之交我国社会发生了剧变，可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与此同时，社会进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人们希望比之前活得更好更长久。当时盛行的长生、神仙学说就是这个愿望的曲折反映。而且，这并非只是贵族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心声。编号为8-1094的里耶秦简记录了一位基层戍卒，名叫“去死”，“吏以卒戍，士五（伍）涪陵戏里去死，十一月食”（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77页）。“去死”即“不死”。除此之外，里耶秦简中还有“去疾”之类的人名。它们的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期盼远离疾病，长生不死。
“家国信史——长江中游简牍文物展”中展出的里耶秦简。新华社发
实际生活中，人们“长生”追求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医术来抵抗疾病，延年益寿。譬如里耶秦简中有治心痛、心烦、腹痛等疾病的药方，关沮秦简中有治痈肿、瘕病（腹内郁积）等药方。如此多的药方，首先需要药材的支持，因此采药是一个重要环节。生活于战国秦朝之际的隐士安期生，就曾长期采药、买药“海边”（《高士传》卷上）。
与上述务实方式不同，“长生”追求的另一方法是将希望寄付于遥远的奇山异境，寻找长生不死之药。《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当时有人采到了“不死药”，并献给楚王。《史记·封禅书》也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多次派遣使者入东海寻药。这些故事中的“不死药”未必可信，但反映了贵族们强烈的长生愿望。秦始皇更是长生不老的痴迷者，他派人采药的事迹也最为人知，如重金雇佣卢生、徐福“入海”求仙寻药；甚至借出巡的机会，“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
由上可知，贵族们特别是始皇帝采寻不死药，多是东向大海。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方士对东面海市蜃楼、缥缈仙山的夸张宣传，使得人们相信“蓬莱药可得”。那么，战国秦朝之际是否存在西向采药的行为？至少有这样的可能。《山海经》等典籍记载昆仑山很早就有西王母、“不死药”等传说，顾颉刚先生认为它们是昆仑神话的核心主旨，“保持长生不死，更是昆仑上最大的要求，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用了蔬圃的池水和四大川的神泉，制成不死的药剂”。“采集神奇的草木”就是传说中的采药。顾颉刚先生还指出，这个故事早为秦人所知，并在战国时传播至中原、山东地区，成为东海蓬莱不死神话的主要渊源（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以上论断提供了诸多信息。首先，昆仑山、大江大川的神泉，与今天昆仑地区的特征较为吻合，知晓该传说的秦人西向采药不无可能。其次，这些传说对长生不老追求者具有足够诱惑，甚至直到汉代人们认为不死与昆仑密切相连，如郑州南关出土的西汉空心砖上有居于昆仑山的西王母、捣药兔（仙药）、长青树（长生）等图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南关外汉代画像空心砖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再次，不死药传说既然源于昆仑神话，学者提到的里耶秦简中的“琅邪献昆陯（仑）五杏药”，或许是因为当时人们发现西向“采药”山重水阻，极其不易，所以再构了一个东“昆仑”。从此以后，向东寻药者络绎不绝，采药故事形于昆仑而盛于东方。
当然，以上推测基于战国秦朝交通条件、地理认知的基础，西向采药究竟远行到了哪里？能否达到昆仑石刻所在区域？仍需要更多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支持。
来源：掌握滨州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