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龙岗区吉华街道、布吉街道与罗湖区的交界地带，有一座海拔400多米高的山。此山名叫鸡公山，西与塘朗山相接，东与梧桐山相望；著名的广九铁路自北向南从山脚下蜿蜒穿过。

在龙岗区吉华街道、布吉街道与罗湖区的交界地带，有一座海拔400多米高的山。此山名叫鸡公山，西与塘朗山相接，东与梧桐山相望；著名的广九铁路自北向南从山脚下蜿蜒穿过。

80多年来，生活在鸡公山一带的人民群众中，始终流传着一段激荡人心的红色故事：1940年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即后来的“东江纵队”），曾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上下坪会议。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为华南抗日保存了革命火种，被人们称为东江纵队的“遵义会议”。

“上下坪会议在部队受挫重返敌后的重要时刻召开，意义十分重大。”东江纵队领导人曾生在生前的回忆录中，对上下坪会议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东江纵队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鸡公山。

生死关头的“五·八”指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进犯广东。不久，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曾生、王作尧等人先后在惠阳、宝安、东莞等地组建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两支抗日武装（即曾王部队），燃起了东江抗日烽火。

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共200余人，分别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番号。虽是如此，两支部队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部队中原有的共产党组织和编制保持不变，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部队给养均不受国民党限制。

正是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曾王部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至1939年底，两支部队发展到近700人，并在惠阳坪山（今属深圳）和宝安龙华、乌石岩（今深圳龙华、石岩）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根据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掀起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应对国民党方面的反共行动，中共东江军委自1939年12月下旬开始，先后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最终作出了向海陆丰地区转移的方案。

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以“集训”为名，在惠州将曾、王二部包围缴械、一网打尽。阴谋被识破后，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开始向坪山、乌石岩一带聚集。3月1日，梁广、梁鸿均、曾生、王作尧等中共东江军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在坪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正式决定将部队向海陆丰东移。

1940年3月9日晚，曾、王二部分别从坪山、乌石岩向东转移。转移途中，国民党军队疯狂围追堵截，使曾、王二部在军事上完全陷入被动。由于弹药缺乏、给养不继，两支部队从出发时的700多人锐减到100余人，处境极度困难。

正在这生死攸关之际，1940年5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省委，指示部队仍应回到惠阳、东莞、宝安等敌后地区，坚持抗战。这一指示，犹如茫茫黑夜中燃起的一盏明灯，为东江抗日游击队的生存、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指导东江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上下坪会议旧址。

上下坪会议指明方向

1940年8月，广东省委为加强东江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中共前线东江特别委员会（简称前东特委），将原东南特委管辖的惠阳、东莞、宝安等县的党组织，划归前东特委领导，并委派省委委员林平担任前东特委书记，并兼任曾、王两部的政治委员。

1940年9月上旬，曾、王二部幸存的100多人返回宝安，在鸡公山周边的雪竹径、杨美等村隐蔽休整。中旬，林平在鸡公山上的布吉上下坪村（今属龙岗区吉华街道）主持召开了一次攸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干部会议——上下坪会议。

曾生后来在回忆录中阐述了部队选择在上下坪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这里地处日军和顽军之间，因为山穷水恶、一贫如洗，日、顽双方都没有来过，正好作为我们召开干部会议的好地方。”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部队还专门派出了短枪队侦察敌情，并在各条路口放了便衣哨，加强警戒、封锁消息。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上下坪会议正式召开。会上，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部队领导人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五·八”指示精神，全面总结了五个月来东移海陆丰失利的惨痛教训，认为东移海陆丰的决策之所以错误，“是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学习不够、认识不深，和对形势估计错误分不开的”。

“当时，我们白天在上下坪村开会，夜晚在山上露宿。入秋细雨绵绵，同志们有的撑把雨伞，有的向老乡借顶笠帽挡雨，蜷着身子缩成一团，却睡得很香。”曾生曾在回忆录中生动描述当时开会时的种种情形：其时，曾王部队经过东移失利仅剩100多人，却始终保持着革命的锐气和胜利的信心，“天明醒来，邬强同志笑着说：‘看啊，一个个都当团长了。我们有一百个团长，千军万马啦’山头上响起了一阵响亮的笑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上下坪会议无疑是一次拨云见日的会议。它从战略上纠正了东移的错误，使曾王部队提高了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方针的自觉性，为曾王部队后来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曾生所说，“历史已证明，上下坪会议是我们东江纵队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上下坪会议是东江纵队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打开革命新天地

上下坪会议上，经过深入讨论，曾王部队确立了两条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原则：其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其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顽军的进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决不轻言退让，不怕打摩擦仗，要敢于击破顽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会议还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抛弃国民党编制的“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番号，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部队被整编为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曾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任第五大队大队长。中共东江特委、前东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任军事指挥。

会议还决定，第三大队70多人开赴东莞，建立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30多人留在宝安，建立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部队的领导机关则设在东莞，林平、梁鸿钧随第三大队行动。

“为什么要选择大岭山和阳台山为中心来建立抗日根据地呢？”据曾生生前回忆，这是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日、伪、顽军的形势而决定的：当时，大岭山和阳台山地区是日伪军和顽军据点的中间地区，有一系列丘陵山地和丛林，可供小部队利用和回旋；同时，在这些地区内，党组织比较坚强、群众有革命传统，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保证。

正因如此，上下坪会议后不久，第三大队旋即挺进东莞，开创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则留在宝安，开创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自此以后，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并逐渐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先后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万人扫荡”和多次围剿。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名震中外的《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向世界公开宣布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江纵队共拥有战士1.1万余人、民兵1.2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6万多平方公里，下辖人口约有450万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等一道，被朱德同志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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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聂朦

编辑：王安平 刘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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