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侵华战争，是这个民族无法绕开的深重伤口，而这些照片，正揭开了伤口的血与骨。

第一次翻开这些侵华日军罪行的老照片，震撼直击内心。

不是摆拍，不是演练，是真实发生的屠杀，被镜头定格在那一刻。

第一次看到，沉默；第二次，愤怒；第三次，无法原谅。

这些照片，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记录。它们是证据，是控诉。

侵华战争，是这个民族无法绕开的深重伤口，而这些照片，正揭开了伤口的血与骨。

历史不能被篡改，耻辱不能被掩盖。我们必须记得，必须讲出来。

南京大屠杀

1937年冬，南京陷落。随后六周，日军在这座六朝古都发动了持续的大规模屠杀与暴行，史称“南京大屠杀”。

据战后各方埋尸记录：慈善机构埋尸18.5万人，日军自行处理的尸体15万人，伪政权与个人掩埋约4万人。三组数据汇总——死者不低于37万。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人命，一段断裂的家庭记忆。

曾经繁盛的南京，霎时间变成血海人间。街道堆满尸首，江边漂浮残骸，枪声和惨叫成了每天的背景音。平民、妇孺、儿童，通通不放过。

大屠杀期间，日军共出动11支主力部队，包含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第十六师团、第六师团等主力。

主将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中岛今朝吾等人，无一不沾满鲜血。

令人愤怒的是，这些刽子手大多未受到应有的清算。

一些人活到了老年，一些人甚至被供奉进靖国神社，成了“英灵”。

更可耻的是，二战结束后，日本当局在面对大量文献、尸体、证言、影像与法庭记录时，依旧拒不认罪。

他们篡改教材，销毁证据，抹去真相，甚至试图用金钱收买证人——为的就是让世界忘记那段“他们觉得碍眼”的历史。

而现实是：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未在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认知与重视。

对比之下，犹太人大屠杀在全球的传播和教育已成体系，而南京的血证，却常常被国际媒体刻意忽视。

这并不是哪国的“内部事务”，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大人道主义惨案之一，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黑暗章节。

目击者的证词、外国传教士的照片、东京审判与南京军事法庭的宣判，以及城内人口骤减的统计数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真相——这场屠杀确实发生，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

否认历史，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只有真正面对，才有资格谈“和解”。这段历史，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的记忆。

惨绝人寰的暴行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是可以写满整部人类耻辱史的罪行。

毫无节制的屠杀，冷血残忍的虐待，目的明确，手段精准，程序严密，不是战斗行为，而是彻底的人性沦丧。

南京沦陷后，朝香宫鸠彦下令“全部处决中国战俘”。

起初，他们尝试将战俘分为小组，逐个枪决。

但很快发现“成本太高、效率太低”，于是便把成百上千人集中起来，押往城郊、江边等空旷地，用机枪一次性扫射。

之后，还有补刀。躯体未死者，被刺刀反复捅刺。

杀完之后，大批尸体或被草草填埋，或被焚烧，或干脆抛入长江。

当作垃圾处理。没有任何敬畏，也不再掩饰。

对平民的屠杀，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城内外，无一处净地。老弱妇孺成了活靶子。只要“看着像当过兵”，就可以当场处决。

孩子不放过，孕妇也不放过。强奸、刺杀、焚尸、群杀，在街头，在屋内，在教堂和医院，毫无底线。

连随军的日本记者都被震惊。

今井正冈、小俣行男、河野公辉、佐佐木元政等人留下的目击记录，揭开了这场屠戮的真实面目。

小俣行男写道：第一排战俘被砍头，第二排的人被命令搬运尸体，然后同样被斩首。屠杀持续一天，才杀两千人。第二天，嫌太慢，便启用机关枪，批量清理。

对于南京的大多数人而言，直接枪决，反而算是幸运。

因为更多人，在死前还要承受折磨：战俘被活埋至腰部，然后放出军犬撕咬踩踏；有人被坦克碾压至骨肉模糊；有人被捆绑后，用刺刀在身上反复穿刺，直至死亡；甚至有人被驱赶到房顶，点燃房屋，看他们在烈焰中痛苦挣扎；还有人被迫跳入结冰水塘，在寒冷中一点点僵死。

在南京大屠杀的系统性暴行中，集体屠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执行过程。

日军从不缺“准备”：选择地形封闭的场地，提前设下伏兵，机枪、刺刀早已部署完毕，四周封锁严密。

然后，把成千上万的中国战俘和平民驱赶进去，等待一声令下，枪声齐发，血流成河。

可即便如此，中国人并未坐以待毙。

多数人双手被缚，有的几天未进一口粮，身形瘦弱，衣衫褴褛。

但当死亡迫近，他们选择反抗。不是因为看到了胜算，而是因为尊严不容践踏。

哪怕赤手空拳，哪怕下一秒就倒下，他们也要站着死。

下关江边的乌龙山，就是一处被鲜血染红的现场。

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在此屠杀约两万人，妄图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他们派出两个小队机枪兵，认为对手早已失去反抗能力。

饥饿、困顿、惊恐，看上去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可他们没想到，枪响之后，难民突然怒吼。

于是，潮水般的人群高声呐喊，毫不迟疑地冲向机枪阵地。

这种毫无退路的突袭，一度击垮了日军的火力阵地。

日军的汽车队慌了，立刻抛出汽油桶，在坡地上浇洒燃料，一把火点燃，阻断了反抗者的路径。

烈焰封锁了前路，枪声封锁了后路，那些冲到一半的人，在火与弹之间被吞没，无一生还。

类似的场景并非孤例。1937年12月17日，草鞋峡江边，日军又一次展开集体屠杀。

中国战俘和平民，早已知晓此行不归。

但在日军机枪开始扫射之际，他们依然大声高呼“夺枪！夺枪！”

数万人赤手空拳冲上去，试图撕开一个出口。

他们没有武器，也没有盔甲。他们只有愤怒与尊严。最终，他们全部倒下，却没有一个人转身逃跑。

这些反抗者，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为他们立碑。

但他们曾用最后的行动，在无数死亡的背后，留下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不屈。

必须牢记，不能遗忘

在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中，女性无疑是遭受伤害最深的群体。

她们不仅承受着性暴力的重创，更在极端压迫中展现出惊人的抗争意志。

她们不是旁观者，也不是牺牲品的代名词，而是以血肉之躯正面迎战暴行的见证者、抵抗者与拯救者。

日军入城后，一位19岁的南京女子李秀英，成为抗争的象征。

她生于1919年2月24日，大屠杀爆发时已有七个月身孕。

她与父亲李松山，以及一群难民，一同避难于设在国际安全区的五台山小学地下室。

当日军冲入学校将她与十多名女性强行带走时，李秀英并未屈服。

在敌人准备施暴的那一刻，她奋起反抗。

自幼习武的她奋力出手，将日军打得节节败退，一度让几个士兵痛呼失控。

但反抗的代价是血的代偿。

恼羞成怒的日军刺了她整整39刀，留她一口气。

她倒在血泊中，被父亲紧急送往鼓楼医院，虽命悬一线，却最终活了下来。

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位奋起抗争的女性。

在南京，一些民众甚至冒死反杀施暴的日军。

据日军第十军第114师团士兵田所耕造回忆，一名新潟籍的士兵擅自闯入市区强奸妇女，迟迟未归。

部队派人寻找，抓来一批中国男性，试图逼问真相。

为震慑他人，他们当场处决一人。最终在一处储存苹果的防空洞中找到了那名士兵——他已死在果堆之间，被中国人用三齿镐刺穿后背。

当时，他正对一名女性施暴。

勇气从不止于反抗，也体现在保护他人。

1937年12月底，日军在南京实施“良民登记”，实为诱捕换上便衣、准备隐匿身份的中国官兵。

他们以“亲人认领”为手段，要求所有青壮年必须由家庭成员当众指认，否则一律逮捕乃至处决。

面对这种近乎无法逃脱的筛查机制，许多南京妇女挺身而出。

她们明知认错一人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却依然冒着生命危险，走进队列，将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认作“丈夫”“弟弟”或“儿子”，把他们一一带出虎口。

她们用沉着的眼神掩盖内心恐惧，用一声“这是我家人”拯救了一条条命。

1937年12月29日，南京城已陷入沉寂的废墟，街头是焦土，屋内是哭声。

而在这片绝望中，仍有人选择站出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所里，负责人程瑞芳亲眼见证了这样一幕——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在日军“良民登记”的刺刀之下，主动认领了三名素不相识的年轻男子。

她明知自己可能会因此被枪杀，却没有犹豫。

她不认识他们，她只是要救他们。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坚定。

这份勇敢，并非个例。在中华门外的板桥铁道附近，一名妇女，曾失去了整个家庭。日军屠杀让她无家可归，也让她彻底绝望。

她将炸药捆在身上，在一列满载日军的军用列车疾驰而来时纵身扑上。轰鸣过后，列车出轨，几百名日军死伤。

还有一位小学女教师，屡次遭日军入室侮辱。

她没有崩溃，也没有逃跑。她选择复仇。

她悄悄弄来一把枪，藏在床底。当日军再一次闯入她家时，她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5人。

之后，她饮弹自尽，不愿再让敌人玷污。

这些故事里，没有虚构的英雄，只有血肉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在灾难中给出了人性的最清晰回应。

他们或救人于危难，或与敌人同归于尽，或为尊严自裁。他们不必高呼口号，也无需动员令，因为他们早已用行动作出选择：绝不低头，绝不屈服。

这就是南京人的骨气，也是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最深沉的力量源泉。

战争的胜利，从不是靠幸运赢得的，而是靠千千万万普通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依旧选择站立——哪怕下一刻就会倒下。

今天，我们距离那场浩劫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

但记忆不能因此褪色。我们没有资格遗忘那些在废墟中燃烧的意志，没有理由抹去那些用生命书写的选择。

他们不该沉默在书页中。

他们的故事，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更是文明世界必须铭记的证据。

牢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永不重演。

参考资料：

南京大屠杀——不容忘却的历史

刘亚妮 高 晶

南京大屠杀中坚贞不屈的中国妇女经姗姗经盛鸿

来源：孔甲丙丙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