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死后的时局：吴三桂成关键人物，南明本可争取半壁江山

摘要：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同时存在三个政权年号：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以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在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标志着延续277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终结。然而，北京的失陷并不代表明朝历史命运的彻底结束。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同时存在三个政权年号：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以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在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标志着延续277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终结。然而，北京的失陷并不代表明朝历史命运的彻底结束。

对于攻入北京、被视作“新天子”的李自成而言，他一度似乎掌握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机遇：

首先，他赢得了大量人心的支持。在北京城内的数千名明朝官员中，选择自杀殉国者不足三十人，其余几乎全部投降。这表明当时许多人对明朝已经失去忠诚，转而投靠李自成。

其次，中原大部分地区已被大顺农民军控制。不仅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受了招降，除了辽东地区仍由满洲人占据外，淮河与秦岭以北的前明军队大多放下武器归顺。

从表面上看，改朝换代已成定局，李自成建立的新政权似乎即将开启一个新时代。

李自成，这位独眼英雄，本有机会成为刘邦或朱元璋那样的开国帝王。然而，历史无情地证明，由于他个人能力的局限性，最终错失了这个由无数偶然因素堆砌而成的历史必然机遇。

李自成及其追随者们缺乏深远而明确的政治眼光。在崇祯帝自杀、明朝象征崩塌之后，他们竟无人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

山海关之外，满洲铁骑已然成为中原汉人政权最强大的威胁。明朝的灭亡，正是源于两线作战所带来的致命消耗。如果新兴的大顺政权能够迅速稳定局势，凝聚民心，将矛头转向关外，凭借新朝锐气与长城天险，完全有可能将清军阻挡于长城之外。

若能把握住运气与决心，李自成就极有可能重现唐太宗李世民击破突厥的历史壮举，改写中国历史的走向。可惜的是，这一切终究只停留在假设之中。

大顺政权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从上到下无人察觉到关外异族政权的潜在威胁。尽管大顺的旗帜在北京城高高飘扬，但他们并未采取任何惠及当地百姓和士绅的减税政策，也未施行唯才是举的人事制度，反而肆意“追赃”，残酷压榨民众以充军饷。这种行为令期待新气象的北京及各地民众深感失望。

令人惋惜的是，大顺政权未能有效团结各方力量，反而将许多士绅与知识分子逼向敌对阵营。他们不懂得构建统一战线，结果适得其反，为对手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令人叹息的是李自成在军事上的严重失误。对于近在咫尺的清军，大顺军似乎毫无警觉。当时，大顺军主力多分散于西北、河南、荆襄、山西、山东等地，而在京东这一战略要地，却几乎没有任何精锐部队驻守。尤其在山海关这样关乎中原王朝命运的关键位置，李自成表现出极大的忽视，仅派遣非嫡系部队驻防，最终酿成大错。

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后，仅派遣原明将唐通带领不足万人前往接管防务，同时命令对清军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吴三桂入京“觐见”。

即便吴三桂未投清，乖乖进京成为软禁之身，唐通也绝非镇守山海关的合适人选。在李自成心中，清朝或许只是多次来信提议共同攻打明朝、瓜分利益的边远蛮族。大顺政权对清朝的认识，不是知之甚少，而是几乎一无所知。历史的走向，终于在紧要关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传统历史叙述中，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广为流传。据一般史书和基于“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描述：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后，吴三桂已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领部队向北京进发，准备“觐见新主”。

然而，途中吴三桂得知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掳走，同时其父吴襄也被拷打勒索钱财。这一系列事件激怒了吴三桂，他随即掉头返回山海关，先击败了原明朝守将唐通，随后联合另一位旧同事高第，公开举起反叛大顺政权的大旗。

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实际上，在崇祯帝去世后的几年里，社会上并未出现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相关传闻。相反，曾参与抗清活动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其著作《幸存录》中明确为吴三桂辩护：

“（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此外，那些在崇祯帝死后仍滞留北京的士大夫们，也从未提及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事。例如，《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作者钱邦芑就提到，吴三桂的父亲曾写信试图劝降自己的儿子，但吴三桂接到信后断然拒绝：

“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

夏允彝与钱邦芑皆亲身经历北京陷落时期的大明遗臣。如果吴三桂真有投降李自成之举，他们必然不会放过这样可以谴责吴三桂的机会，反而会大肆渲染。因此，这一传统说法的真实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最详细记载，来自钱轵所著的《甲申传信录》。此书完成于顺治十年，其中描述如下：

在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朝廷商议撤除宁远镇，并调派吴三桂前往剿灭陕西的寇贼，同时封吴三桂为西平伯，崇祯皇帝亲自手写敕令谕示他。（此时）吴三桂刚刚接到诏书，尚未出发，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攻陷了京师。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各镇将领纷纷投降。由于道路不通，李自成命令手下众将分别写信招降吴三桂，还让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写信劝降，希望他迅速归降。

吴三桂率领部下入关，到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得知父亲被李自成严刑拷打、伤势严重。

吴三桂大怒，于是从沙河驿起兵向东进行大规模劫掠，沿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随后，他在山海关驻扎下来，进一步招募士兵，商议如何收复京师。

值得注意的是，《甲申传信录》中并未明确提到吴三桂是因接到了父亲的书信后才决定前往北京投降的，只是说他“统众入关”，向北京方向行动。此外，书中也没有涉及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情节。

顺治十二年，著名史学家谈迁进京参与编纂《国榷》时，并未采纳吴三桂曾向李自成投降的说法。相反，他如此描述吴三桂：吴三桂写信给其父，“父亲既然无法成为忠臣，那我吴三桂又怎能做孝子？从今日起，我与父亲决裂！”

这番言辞铿锵有力，颇有郑成功斥责其父郑芝龙时的风范。

后来，吴伟业，这位自身也成为降官之人，在创作《圆圆曲》时，虽对吴三桂因女子而“冲冠一怒”予以嘲讽，却也未曾提及吴三桂曾带兵向李自成投降之事。或许有人会认为，诗歌中的叙事自然不必完全遵循事实。

然而，吴伟业所著笔记《绥寇纪略》中，同样没有关于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记载。

因此，当时及稍后时期的严谨史家，例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未采信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说法。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零星提到的吴三桂降闯内容，既无详细情节可循，也只能被视为“小说家之言”。

《明史》在乾隆年间成书，作为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对吴三桂的描述刻意回避了他曾经投降李自成的事实，仅强调其因爱妾陈圆圆被掳而产生的愤恨情绪，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忠于明朝”的形象。

实际上，“吴三桂投降李自成”这一说法的广泛传播，始于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当时，为了凸显吴三桂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通过诏旨对其进行严厉谴责，称其“委身从贼”，将其描绘成一个背信弃义、道德败坏之人。这种叙述更多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非纯粹的历史事实。

清朝官方的目的在于将吴三桂打造成一个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反面典型。然而，如果我们参考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顺治皇帝提交的报告，便可发现吴三桂并未真正投降过李自成。报告中明确记载：

“（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遂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随着“三藩之乱”被平定，吴三桂成为众矢之的，加之其个人品行确有诸多瑕疵，各类笔记小说如《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纷纷渲染他先降李自成、后因陈圆圆之事而复叛的情节。久而久之，这些传闻和文学创作逐渐演变为所谓“信史”。

历史往往遵循“成王败寇”的逻辑，吴三桂的形象也因此在后世被不断固化，最终成为一个典型的反面角色，被视为天生邪恶、不可救药的样板人物。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解读历史时应保持审慎态度，避免被单一叙事所误导。

根据历史记载，吴三桂在接到崇祯帝的勤王诏书后确实迅速做出了反应。他并非故意拖延，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将关外的百姓一同带入关内，以保护他们的安全。这一举措虽然体现了吴三桂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也确实影响了行军速度。

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吴三桂的部队已经接近山海关地区，而非仍在宁远城驻扎。他的军队经过短暂休整后便迅速向西推进，先后到达永平和玉田等地。

此外，关于唐通的问题，历史细节表明，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的过程中并未与吴三桂相遇，这也说明了并不存在唐通代表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的情节。这些史实为理解吴三桂当时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那段复杂的历史增添了更多层次。

在永平、玉田驻扎的十余天里，吴三桂得知明朝崇祯帝已驾崩的消息，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与思索。这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

从情感和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投靠同样是汉人的李自成似乎是一个理想的选择。“父子封侯”的承诺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毕竟，明廷对吴家恩宠有加，其父吴襄、舅父祖大寿以及吴三桂本人均为明朝总兵官。

在此之前，吴三桂一直为明朝浴血奋战。即便在杏山之战惨败后，他率先撤退，崇祯帝也并未治他的罪，反而升任他为提督。

作为回报，当皇太极病逝时，吴三桂多次上疏，建议明朝趁清廷新旧交替之际发动进攻。即使后来清军重兵压境宁远，兵力悬殊的吴三桂依然为明朝拼死守卫，毫无怯战之意。

然而，当明朝的江山已然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权衡利弊。向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投降，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毕竟，李自成与他所辖的辽东军队之间并无深仇大恨。

更何况，吴三桂的父亲及家人被扣押在北京作为人质。此外，他的许多旧同事，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都已经向李自成归顺。这种普遍的趋势，自然对吴三桂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末的乱世之中，吴三桂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对于他来说，投靠大顺新主李自成似乎是当时最现实的出路。这不仅是旁观者的推测，也是吴三桂本人一度考虑过的方向，甚至连李自成本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毕竟，在当时的局势下，吴三桂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他此前一直在辽东与清军血战多年，甚至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了济尔哈朗率领的清军。如此深仇大恨之下，他又怎么可能轻易选择出关投靠清朝呢？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吴三桂虽然表面上与清军势不两立，但敌人未必永远是敌人，盟友也未必永远可靠。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地区的许多高级将领被俘后投降了清朝，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洪承畴和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这两位降将不仅成为了清朝的重要助力，也为清廷招降吴三桂铺平了道路。

皇太极对吴三桂的招降行动可谓精心策划。他不仅亲自写信劝说吴三桂归顺，还让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旧臣联名写信，试图以情感和利益双重手段打动这位年轻的将领。然而，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依然忠心耿耿，并未动摇。遗憾的是，他的忠诚并未得到崇祯帝的信任。

出于猜忌，崇祯帝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调入北京，名义上是升官，实际上却是将其作为“人质”，以确保吴三桂不会背叛。

随着北京的陷落，吴三桂的家人落入李自成之手，这也成为他后来决策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吴三桂的选择注定不会简单，而他的最终决定也将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吴三桂在玉田一带徘徊，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频繁派遣探子打探北京城内的动态。他发现李自成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刘宗敏肆意抢夺其爱妾的行为，令他怒火中烧、心生警惕：即便自己前往北京投靠李自成，也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此时，吴三桂手中尚有一支精锐之师作为资本，他权衡利弊后决定孤注一掷，向清朝求助以实现“复仇”大计，试图借此绝境求生。

于是，吴三桂突然发动反击，击退了为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原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联合，公开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江山。然而，这一“借兵复仇”的初衷最终演变为依附清朝的局面，吴三桂从此沦为清廷的鹰犬。

随着山海关失守，整个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自成亲率大军征讨吴三桂，在山海关遭遇惨败，可谓“兵败如山倒”。他带领残部退回北京后，迅速抛弃京城，携带大量金银财宝逃回陕西。而吴三桂则充当向导，引领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毫不停歇，彻底切断了李自成重整旗鼓的可能性。

五月初二这天，消息传来，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重创敌军，并成功夺回崇祯太子。得知这一喜讯，北京的士绅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出城迎接，摆开皇帝仪仗，准备迎回太子，重建大明江山。

然而，尘土飞扬过后，当队伍渐渐接近，映入众人眼帘的并非明朝太子，而是一支风尘仆仆的清军，为首的正是多尔衮，他骑着高头大马，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

这一幕让迎接的人群瞬间呆若木鸡。但好在迎接队伍中为首的几位前明官员反应迅速，随机应变，将错就错，直接把多尔衮迎进了武英殿。

就这样，北京城又迎来了一位“新主”。

进城之后，多尔衮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以“为明复仇”为口号，为崇祯帝举行了隆重的发丧仪式，同时招揽了前明大臣如陈名夏、冯铨等人，为己所用，大力笼络汉族士人。他还承诺将农民军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原主人，以此争取更多支持。

不久之后，多尔衮提出要求北京的士民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之后必须剃发，这一举措引发了极大的不满。在京的汉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剃发令。

鉴于当时清朝政权立足未稳，多尔衮选择暂时压制怒火，一个多月后发布命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允许汉官穿着明朝样式的冠服，以尽快恢复办公，为新建立的清朝政权效力。然而，多尔衮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这也为后来“留发不留头”的严厉政策埋下了隐患。剃发作为一项带有强烈民族歧视色彩的措施，最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乡绅和士兵相继起事，誓言要消灭“流贼”，复兴明朝。一时间，数十个州县同时响应，甚至推举了一位与明朝皇室关系极为疏远的“济王”（实际上只是一个“奉国中尉”）作为象征性的领袖。

与此同时，之前投降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突然宣布归降清朝，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诚。由此看来，“大顺”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句话用来形容李自成的兴衰历程，再贴切不过了。

崇祯帝虽已离世，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仍由明朝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自明成祖起，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南京保存了一整套完整的中央机构。

在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转期间，南京各衙门仅作为象征性的备用部门存在，但实际上它们是实体机构。南京不仅拥有完整的六部，还设有都察院等一应俱全的组织架构。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起初打出“为崇祯报仇”的旗号，然而随后推行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这促使大量前明士大夫向南方逃亡，寻求精神上的故国寄托。

改朝换代、江山易主，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通常可以用“天命”来解释这一过程。然而，满人骑马而来，要求剃发易服，其装束与习俗令中原汉人难以接受，加之各地战乱频仍，使人们不禁发出“亡天下”的悲叹。

崇祯帝去世后不久，多尔衮的真实面目迅速暴露。他下令北京北城居民迁出，将房屋交给八旗兵使用。同时，满洲贵族在京城周边疯狂圈地，强迫农民为奴，并实施严酷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进行残酷剥削，这引发了大量反抗活动。

在这种背景下，清廷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从而给了南明政权建立的机会。从地理位置上看，清军当时主要活动于北方，与大顺军展开激烈战斗。

而从时间线来看，自1644年农历五月初起，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无暇顾及江南局势，全力投入到消灭李自成残部的战争中。

当时，大顺军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有数十万兵力，清军疲于奔命，完全没有余力南下越过淮河进攻江南。而南京的明朝官员行动迅速，在短短十几天内便建立了新的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民心等方面都展现出极为有利的形势。

自明末以来，北方饱受内忧外患之苦，战乱频仍，而江南地区却相对安定。这里农业、商业与手工业迅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支撑明朝的重要财赋来源，也是大明帝国最为关键的经济支柱。

单从税收来看，江南地区的贡献几乎占全国税收的一半，可谓富庶之地，财源滚滚。

明朝在江南地区确实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左良玉部是其中主力。

具体来说，明朝在南方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左良玉驻守武汉地区，麾下有八十万大军；江北四镇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等将领也各自掌握着数万到数十万不等的精锐部队。

此外，郑芝龙在东南沿海掌握着强大的水师力量，沐英后人在云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军事基础。这些军事力量分布在不同区域，为南明政权延续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南京，从地理位置来看，自古便是战略要地，有“虎踞龙蟠”之美誉，加上长江天险的庇护，文物众多，田野丰饶，其军事地理优势极为突出。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奠定江山，更让南京成为一座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城市。

南京北倚长江天险，而长江向东延伸至江阴、南通一带，处处皆是天然障碍。尤其是南通以南的入海口处，江面宽达三十多里，令人有“插翅难飞”之叹。再向北看，淮河本身便是一道坚固的天然防线。若南明政权具备远见卓识，凭借淮河防线逐步北进，或许可以逐步收复失地。如此一来，从荆州到汴梁，一路势如破竹，或许能够彻底扫平北方。

从人才资源来看，南京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江南地区一直是东林党、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核心根据地，人才济济。

再加上从北方南迁的文人学者，以及驻扎在江南各地、处于观望状态的武将群体，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南明政权的实力都不可小觑。